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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
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
汉下白登道，胡窥青海湾。
由来征战地，不见有人还。
戍客望边色，思归多苦颜。
高楼当此夜，叹息未应闲。
——李白《关山月》
李白的诗以整体的气韵高昂见长，不争一字之奇。看这首乐府诗《关山月》的前四句，就能感受到一股凌跨百代的气势，更为可贵的是，这种气势又能以从容的意态出之，不咄咄逼人。在李白的笔下，这一类的诗句可谓不胜枚举。可以这样说，就“韵格高”这一点来说，古今诗人罕能与李白并肩。
胡应麟说，柳宗元的“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骨力豪上、句格天成，但与王维的辋川诸作比起来，便觉得太“闹”了；若李白的“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则是“浑雄之中，多少闲雅”。
这个评价很见识力。王维的《辋川集》里，有我们耳熟能详的《鹿柴》：“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对比之下，柳宗元的《江雪》确实不如它安静。值得一说的是，这不意味着《江雪》不如《鹿柴》，王维的一些诗，其弊处恰恰就在于太安静，缺乏摇动人心的力量。
李白的《关山月》，将征人的情绪、古今的变幻，熔铸在广阔的天地里。与《鹿柴》相比，《关山月》有人趣，更能打动人心。与《江雪》相比，两诗同样韵格极高，但《关山月》用笔自在，而《江雪》不免显得吃力了些。
历来李杜并称，这是就他们身后的诗名而言的。杜甫在世的时候很寂寞，远远不如王维、王昌龄、李白等人的诗名大，然而论及对后世诗人的影响，杜甫远远超过了他们。在宋代，以黄庭坚为核心人物的江西诗派笼罩诗坛，宋末诗人方回是这一诗派的殿军，他提出了“一祖三宗”的说法，一祖为杜甫，三宗为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这个说法有商榷空间，比如把陈与义放进来是否恰当，历来颇受争议，但方回把杜甫安放在这三个人前头的举动，则折射出了宋代江西诗派共同的尊杜心理。
与杜甫相比，李白在宋代不免显得寂寥。在北宋的名家中，欧阳修不喜欢杜诗，但他更多地以文章见重于宋代，至于在诗方面的影响力，则不如他的门生王安石和苏轼。王安石推尊杜甫，不喜欢李白，《苕溪渔隐丛话》钞录了王安石这样评价李白的话语，“（李）白识见污下，十首九说妇人与酒，然其才豪俊，亦可取也。”
这段话很严厉，可谓颇具王安石特色。说李白“识见污下”，显然是苛刻了。性情是诗的根本，在这一点上，适宜与杜甫分别而论的，其实是王维，不是李白，因为李白与杜甫在这个根本点上没有异致，两人都独具深情。
不过，王安石说李白的作品“十首九说妇人与酒”，这个表述可能夸张了些，但不得不说是指出了李白诗集里的一个弊病：内容重复。如果我们只是在选本里读李白的诗，不会有这种感觉，然而若是翻看李白的诗集就很容易发现，李白不仅频繁说酒与妇人，就连一个功名富贵不长在的意思，也在不同的诗中多次表达。
变化太少，是李白诗集的一个瑕疵。这个情形，或许对于李白来说也是正常的，因为韵格高的诗，往往顾不上做太多细密功夫。话说回来，就作品而言，李杜难分优劣，也不必分优劣。后世诗家主张学杜甫的多、学李白的少，不是因为杜甫的诗比李白好，而是因为杜诗风格多元，内容包罗万有，能为后学提供更多可行的途经；至于李白，其人天分太高，其诗特征太明显，如果没有他那种天分而强学其诗，则容易举鼎绝膑，不自觉其面红耳赤了。
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
汉下白登道，胡窥青海湾。
由来征战地，不见有人还。
戍客望边色，思归多苦颜。
高楼当此夜，叹息未应闲。
——李白《关山月》
李白的诗以整体的气韵高昂见长，不争一字之奇。看这首乐府诗《关山月》的前四句，就能感受到一股凌跨百代的气势，更为可贵的是，这种气势又能以从容的意态出之，不咄咄逼人。在李白的笔下，这一类的诗句可谓不胜枚举。可以这样说，就“韵格高”这一点来说，古今诗人罕能与李白并肩。
胡应麟说，柳宗元的“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骨力豪上、句格天成，但与王维的辋川诸作比起来，便觉得太“闹”了；若李白的“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则是“浑雄之中，多少闲雅”。
这个评价很见识力。王维的《辋川集》里，有我们耳熟能详的《鹿柴》：“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对比之下，柳宗元的《江雪》确实不如它安静。值得一说的是，这不意味着《江雪》不如《鹿柴》，王维的一些诗，其弊处恰恰就在于太安静，缺乏摇动人心的力量。
李白的《关山月》，将征人的情绪、古今的变幻，熔铸在广阔的天地里。与《鹿柴》相比，《关山月》有人趣，更能打动人心。与《江雪》相比，两诗同样韵格极高，但《关山月》用笔自在，而《江雪》不免显得吃力了些。
历来李杜并称，这是就他们身后的诗名而言的。杜甫在世的时候很寂寞，远远不如王维、王昌龄、李白等人的诗名大，然而论及对后世诗人的影响，杜甫远远超过了他们。在宋代，以黄庭坚为核心人物的江西诗派笼罩诗坛，宋末诗人方回是这一诗派的殿军，他提出了“一祖三宗”的说法，一祖为杜甫，三宗为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这个说法有商榷空间，比如把陈与义放进来是否恰当，历来颇受争议，但方回把杜甫安放在这三个人前头的举动，则折射出了宋代江西诗派共同的尊杜心理。
与杜甫相比，李白在宋代不免显得寂寥。在北宋的名家中，欧阳修不喜欢杜诗，但他更多地以文章见重于宋代，至于在诗方面的影响力，则不如他的门生王安石和苏轼。王安石推尊杜甫，不喜欢李白，《苕溪渔隐丛话》钞录了王安石这样评价李白的话语，“（李）白识见污下，十首九说妇人与酒，然其才豪俊，亦可取也。”
这段话很严厉，可谓颇具王安石特色。说李白“识见污下”，显然是苛刻了。性情是诗的根本，在这一点上，适宜与杜甫分别而论的，其实是王维，不是李白，因为李白与杜甫在这个根本点上没有异致，两人都独具深情。
不过，王安石说李白的作品“十首九说妇人与酒”，这个表述可能夸张了些，但不得不说是指出了李白诗集里的一个弊病：内容重复。如果我们只是在选本里读李白的诗，不会有这种感觉，然而若是翻看李白的诗集就很容易发现，李白不仅频繁说酒与妇人，就连一个功名富贵不长在的意思，也在不同的诗中多次表达。
变化太少，是李白诗集的一个瑕疵。这个情形，或许对于李白来说也是正常的，因为韵格高的诗，往往顾不上做太多细密功夫。话说回来，就作品而言，李杜难分优劣，也不必分优劣。后世诗家主张学杜甫的多、学李白的少，不是因为杜甫的诗比李白好，而是因为杜诗风格多元，内容包罗万有，能为后学提供更多可行的途经；至于李白，其人天分太高，其诗特征太明显，如果没有他那种天分而强学其诗，则容易举鼎绝膑，不自觉其面红耳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