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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西厢记》中的红娘与《伪君子》中的桃丽娜有着相同的身份地位和相似的性格特征，集耿介与善良于一体，荟智慧与勇敢于一身；她们在戏剧情节的发展中，都为自己的主人最终获得爱情的幸福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两部戏剧作品具有上述共性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相同的社会基础，作者相似的生活经历，对普遍人性的追求。红娘和桃丽娜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差异，这些差别的产生和社会环境、文学思潮的不同有关。
关键词： 红娘 桃丽娜 比较研究
一、东西方文学经典的共性：《西厢记》中红娘与《伪君子》中桃丽娜的相似之处
元代戏曲家王实甫在被誉为“天下夺魁”的《西厢记》中，刻画了红娘这一集耿介与善良于一体、荟智慧与勇敢于一身的女仆形象，千百年来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无独有偶，在王实甫创作《西厢记》三百多年后，法国喜剧大师莫里哀在他的经典之作《伪君子》中塑造的女仆桃丽娜一角，不但与红娘有着相同的身份地位和相似的性格特征，而且在戏剧情节的发展中也起到了与红娘异曲同工的作用。
红娘和桃丽娜都是封建家庭中供人使唤的女仆，身份卑微，地位低下。她们身上体现出下层劳动人民的智慧。红娘与桃丽娜聪明伶俐，具有敏锐的观察力，能够洞察人心。《西厢记》中，张生因为赴约时被崔莺莺数落而气得病重，不明白崔莺莺其实爱着自己。红娘却看出崔莺莺对张生心口不一，“怒时节把一个书生来跌窨”（《西厢记》第三本第四折，下同），“欢时节”又让自己“去望他一遭”，“将一个侍妾来逼临”。《伪君子》中，奥尔恭和他的母亲都被达丢夫的伪善言行所欺骗，桃丽娜则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一举一动，全是做给人看的。”（《伪君子》第一幕第一场）红娘和桃丽娜的智慧还表现为随机应变、能言善辩。老妇人得知了崔莺莺与张生的私情，拷问红娘，红娘利用老夫人重视家族名声的心理，提醒老夫人，如果对张生失信，“一来辱没相国家谱”（《西厢记》第四本第二折，下同），二来“使至官司，夫人亦得治家不严之罪”，巧妙地化解了一场危机。伪君子达丢夫让桃丽娜用手绢盖上胸脯，桃丽娜立即反唇相讥：“原来您这样经不起诱惑，肉身子对您起这么大的作用？”（《伪君子》第三幕第二场），机智地讽刺了达丢夫的虚伪。
红娘与桃丽娜勇敢泼辣，敢于反抗自己的主人。“拷红”的故事集中表现了红娘勇敢的一面，面对老夫人的诘问，红娘冒着“今日个嫩皮肤倒将粗棍抽”（《西厢记》第四本第二折，下同）的危险，直言不讳地指出：“非是张生、小姐、红娘之罪，乃夫人之过也。”与之类似，当听到奥尔恭要将女儿嫁给达丢夫时，桃丽娜说：“把她这样一个女孩子，送给他那样一个男人，您难过不难过？”（《伪君子》第二幕第二场）即使主人奥尔恭想要打她耳光，桃丽娜也无所畏惧。除了主人之外，她们在其他地位高于自己的人面前也勇气十足。当郑恒以崔相国生前曾为自己和崔莺莺定婚为由前来求亲时，红娘责问郑恒：“当日孙飞虎将半万贼兵来时，哥哥你在那里？若不是那生呵，那里得俺一家儿来？今日太平无事，却来争亲，倘被贼人掳去呵，哥哥如何去争？”（《西厢记》第五本第三折）法院官吏雷信义要求奥尔恭从家里搬走，桃丽娜毫不掩饰心中的愤怒，直接批评“这位雷信义先生，看起来很不守信义！”（《伪君子》第五幕第四场）
红娘与桃丽娜的反抗精神体现出她们性格中耿介的一面，与此同时，她们性格中善良的一面表现在对爱情面临挫折的年轻人的同情中。在张生救了崔莺莺一家后，红娘被张生对崔莺莺真挚的感情所打动，张生病重，红娘对崔莺莺说：“不是你，一世也救他不得。”（《西厢记》第三本第四折）奥尔恭要把女儿玛丽亚娜嫁给达丢夫，桃丽娜在向奥尔恭的内兄克莱昂特求助时说：“求您啦，先生，跟我们一道儿帮她动动脑筋吧；她快难过死了。”（《伪君子》第四幕第二场）从红娘和桃丽娜的上述行为和话语中，读者可以体会到她们对恋爱中年轻人获得幸福的关心。
在戏剧情节的发展中，红娘与桃丽娜都为自己的主人最终获得爱情的幸福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张生说要在崔莺莺面前悬梁自尽的时候，红娘劝他休慌，她知道张生善于弹琴而崔莺莺喜欢听琴，于是安排张生在崔莺莺去花园烧香时弹琴，从而为张生获得崔莺莺好感创造了条件，使崔莺莺加深了对张生的了解和爱恋。后来，红娘不断为崔、张二人牵线搭桥，传递信物。被老夫人知道后，更是她据理力争，说服了老夫人，两人因此未被拆散。张生考取功名后，郑恒赶来争婚，说张生做了卫尚书家的女婿，红娘一面坚持“我道张生不是这般人，只换小姐出来自问他”（《西厢记》第五本第四折，下同）；一面答应张生“你若端的不曾做女婿呵，我去夫人跟前一力保你”。如果没有红娘，崔、張二人的爱情很难获得圆满，她在崔、张爱情中发挥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因此，红娘在后世成为“月下老人“的代名词。《伪君子》中，桃丽娜的年轻女主人玛丽亚娜与瓦莱尔之间的爱情在奥尔恭将女儿许配给达丢夫的情况下同样产生了危机。为此，桃丽娜与主人奥尔恭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执。争执未果，为了激发软弱无能的玛丽亚娜的反抗精神，桃丽娜故意正话反说，说嫁给达丢夫“福气不小”（《伪君子》第二幕第三场，下同），又说：“和这种丈夫过一辈子，你要太满意啦。”瓦莱尔听说玛丽亚娜要嫁给达丢夫，来找玛丽亚娜，两人互相赌气，桃丽娜在他们即将分手的时候揪住了两个人，并说：“她除去想嫁你以外，没有别的心思，我是见证。他只爱你一个人，唯一的愿望就是当你的丈夫，我拿我的性命作担保。”（《伪君子》第二幕第四场）如果没有桃丽娜的劝说，玛丽亚娜和瓦莱尔就要劳燕分飞了，因此尽管桃丽娜没有能够说服奥尔恭，她在玛丽亚娜和瓦莱尔的爱情中依然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二、共同的渊源：产生上述相似点的原因
王实甫的《西厢记》与莫里哀的《伪君子》一个创作于十三、十四世纪之交，一个创作于十七世纪中期；一个创作于东亚的元朝，一个创作于西欧的波旁王朝。这两部文学经典的产生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有着很大的距离，其中的红娘和桃丽娜两个人物在身份、性格和情节上却存在着诸多相似之处，读者在阅读《西厢记》的时候，很容易联想到她们之间的相似点。笔者认为，产生上述共性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 首先因为这两部戏剧作品具有相同的社会基础，中国的元朝和法国的波旁王朝都处于封建社会这一历史发展阶段。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阶级矛盾尖锐，像红娘、桃丽娜这样的下层劳动人民面对统治阶级的层层压迫，逐渐萌生反抗意识。在真实的生活中，她们中的很多人畏惧压迫者的权威，隐忍求生，不敢将对压迫者的不满表现出来。而文学家在创作文学作品时，顾虑相对较少，有时直接将下层人民对阶级压迫的不满表现在文学作品中并加以理想化。红娘和桃丽娜大胆泼辣地反抗主人就是这种叛逆精神的体现。作为仆人，她们经常受到主人的刁难，为了少受责备，就要学会揣测主人的心思，因此，她们在艰难的处境中逐渐培养了洞察人心、随机应变的品质。此外，下层劳动人民由于自身生活的不幸，推己及人，容易对挫折中的人产生同情，这就可以解释红娘和桃丽娜为什么都积极为年轻人的爱情尽心尽力。
其次，这两部作品的作者具有相似的生活经历。现存有关王实甫生平的可靠资料很少，根据他《商调·集贤宾》套曲中“想着那红尘黄阁昔年羞”句推测，他曾经有过做官的经历。元朝统治者实行民族压迫政策，将全国人民划分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四等，汉人和南人的地位极其低下。王实甫作为汉人和南人中的一员，自然也受到歧视。再加上元朝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不高，使得王实甫有更多的机会接触社会下层人民，在和他们的交往中成为一个熟悉下层人民生活的书会才人。莫里哀生活在17世纪的法国，虽然他曾得到国王路易十四的重视，但是也经常受到封建贵族和教会势力的攻击。他曾长期在外省漂泊演出，和王实甫一样，和下层人民都有密切接触，因此熟悉了他们的生活和性格。这也是王实甫和莫里哀创造出具有共性的女仆形象的原因之一。
第三，《西厢记》和《伪君子》中的女仆形象寄托着作家对普遍人性的追求。不同国家民族的人性具有共同之处，即对自由的追求和对幸福生活的渴望。在王实甫和莫里哀生活的时代，封建家长制使得恋爱不自由、婚姻不自主，摧残了无数青年男女的幸福生活。《西厢记》中的老夫人和《伪君子》中的奥尔恭就是推行封建家长制和包办婚姻的代表人物。红娘和桃丽娜为年轻人争取爱情的幸福发挥了重要作用，寄托了人民追求恋爱自由的理想。作者笔下反映的是普遍人性，因此虽然《西厢记》和《伪君子》产生于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区，红娘和桃丽娜却具有许多相似之处。
三、同中之异：红娘与桃丽娜的差异及原因
红娘和桃丽娜这两个女仆虽然有着诸多相似，但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按照英国小说家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中的分类，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分为扁平人物和圆形人物。红娘属于圆形人物，桃丽娜则属于扁平人物。《西厢记》中，红娘对崔、张爱情的态度是随着戏剧情节的发展而逐步变化的，一开始，红娘对张生并无好感。张生见到红娘，向她介绍自己，红娘不等他说完，就说：“谁问你来？”（《西厢记》第一本第二折，下同）张生问红娘崔莺莺是否经常出来，红娘又用“男女授受不亲”的理论对其进行了说教，并斥责张生：“今后得问的问，不得问的休乱说！”后来，红娘认识到“我想咱们一家，若非张生，怎存俺一家儿姓名也”（《西厢记》第三本第一折），又被张生对崔莺莺的真情所打动，才转而支持崔、张的恋情。与红娘态度的变化相比，桃丽娜对玛丽亚娜与瓦莱尔的支持则是一以贯之的。红娘和桃丽娜在对主人的反抗方式上也有差异。虽然红娘也当面顶撞老夫人，但她是从老夫人重视家声的心理出发，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以理服人，没有和老夫人发生激烈的冲突。桃丽娜在主人面前更为大胆，在反对奥尔恭把女儿许配给达丢夫时，言辞激烈，她说：“老爷？一副懂事的模样，脸当中还长着这把大胡子，您会那样胡途，”（《伪君子》第二幕第二场）桃丽娜说这话时的口气俨然是在教训老爷，这种态度和勇气是红娘不具备的。
文学作品不能脱离社会现实，红娘和桃丽娜因为生活时代的相似而具有诸多共性，同样，社会环境的不同之处也使二者之间有细微的差别。王实甫生活的元朝，统治者提倡“存天理，灭人欲”的程朱理学，并将其定为官学。封建礼教在人们的思想中根深蒂固，从红娘初次回答张生问题时和应对老夫人诘问时的话语来看，她也深受封建礼教的影响。十七世纪的法国虽然也处在波旁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下，但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新兴资产阶级的力量逐渐壮大，越来越多的人萌生了反抗意识，因此桃丽娜与红娘相比要显得更加勇敢。
红娘和桃丽娜的差别还和不同的文学思潮有关。十七世纪的法国盛行古典主义思潮，戏剧创作遵循“三一律”，全部剧情只有一条线索，时间不超过一昼夜，所有情节在同一地点发生。在这种创作标准的束缚下，剧作家塑造出的多為扁平人物，《伪君子》中桃丽娜的性格自始至终都没有发生变化。王实甫不受古典主义文学思潮的影响，他笔下的红娘形象就显得更加丰满，富于变化。
参考文献：
[1]王实甫.西厢记[M].太原：三晋出版社，2008.
[2]莫里哀.莫里哀喜剧第二集[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
[3]游国恩，王起，萧涤非，等.中国文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4]郁贤皓，钟振振，张采民，等.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第五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5]朱维之，赵澧.外国文学简编欧美部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
关键词： 红娘 桃丽娜 比较研究
一、东西方文学经典的共性：《西厢记》中红娘与《伪君子》中桃丽娜的相似之处
元代戏曲家王实甫在被誉为“天下夺魁”的《西厢记》中，刻画了红娘这一集耿介与善良于一体、荟智慧与勇敢于一身的女仆形象，千百年来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无独有偶，在王实甫创作《西厢记》三百多年后，法国喜剧大师莫里哀在他的经典之作《伪君子》中塑造的女仆桃丽娜一角，不但与红娘有着相同的身份地位和相似的性格特征，而且在戏剧情节的发展中也起到了与红娘异曲同工的作用。
红娘和桃丽娜都是封建家庭中供人使唤的女仆，身份卑微，地位低下。她们身上体现出下层劳动人民的智慧。红娘与桃丽娜聪明伶俐，具有敏锐的观察力，能够洞察人心。《西厢记》中，张生因为赴约时被崔莺莺数落而气得病重，不明白崔莺莺其实爱着自己。红娘却看出崔莺莺对张生心口不一，“怒时节把一个书生来跌窨”（《西厢记》第三本第四折，下同），“欢时节”又让自己“去望他一遭”，“将一个侍妾来逼临”。《伪君子》中，奥尔恭和他的母亲都被达丢夫的伪善言行所欺骗，桃丽娜则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一举一动，全是做给人看的。”（《伪君子》第一幕第一场）红娘和桃丽娜的智慧还表现为随机应变、能言善辩。老妇人得知了崔莺莺与张生的私情，拷问红娘，红娘利用老夫人重视家族名声的心理，提醒老夫人，如果对张生失信，“一来辱没相国家谱”（《西厢记》第四本第二折，下同），二来“使至官司，夫人亦得治家不严之罪”，巧妙地化解了一场危机。伪君子达丢夫让桃丽娜用手绢盖上胸脯，桃丽娜立即反唇相讥：“原来您这样经不起诱惑，肉身子对您起这么大的作用？”（《伪君子》第三幕第二场），机智地讽刺了达丢夫的虚伪。
红娘与桃丽娜勇敢泼辣，敢于反抗自己的主人。“拷红”的故事集中表现了红娘勇敢的一面，面对老夫人的诘问，红娘冒着“今日个嫩皮肤倒将粗棍抽”（《西厢记》第四本第二折，下同）的危险，直言不讳地指出：“非是张生、小姐、红娘之罪，乃夫人之过也。”与之类似，当听到奥尔恭要将女儿嫁给达丢夫时，桃丽娜说：“把她这样一个女孩子，送给他那样一个男人，您难过不难过？”（《伪君子》第二幕第二场）即使主人奥尔恭想要打她耳光，桃丽娜也无所畏惧。除了主人之外，她们在其他地位高于自己的人面前也勇气十足。当郑恒以崔相国生前曾为自己和崔莺莺定婚为由前来求亲时，红娘责问郑恒：“当日孙飞虎将半万贼兵来时，哥哥你在那里？若不是那生呵，那里得俺一家儿来？今日太平无事，却来争亲，倘被贼人掳去呵，哥哥如何去争？”（《西厢记》第五本第三折）法院官吏雷信义要求奥尔恭从家里搬走，桃丽娜毫不掩饰心中的愤怒，直接批评“这位雷信义先生，看起来很不守信义！”（《伪君子》第五幕第四场）
红娘与桃丽娜的反抗精神体现出她们性格中耿介的一面，与此同时，她们性格中善良的一面表现在对爱情面临挫折的年轻人的同情中。在张生救了崔莺莺一家后，红娘被张生对崔莺莺真挚的感情所打动，张生病重，红娘对崔莺莺说：“不是你，一世也救他不得。”（《西厢记》第三本第四折）奥尔恭要把女儿玛丽亚娜嫁给达丢夫，桃丽娜在向奥尔恭的内兄克莱昂特求助时说：“求您啦，先生，跟我们一道儿帮她动动脑筋吧；她快难过死了。”（《伪君子》第四幕第二场）从红娘和桃丽娜的上述行为和话语中，读者可以体会到她们对恋爱中年轻人获得幸福的关心。
在戏剧情节的发展中，红娘与桃丽娜都为自己的主人最终获得爱情的幸福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张生说要在崔莺莺面前悬梁自尽的时候，红娘劝他休慌，她知道张生善于弹琴而崔莺莺喜欢听琴，于是安排张生在崔莺莺去花园烧香时弹琴，从而为张生获得崔莺莺好感创造了条件，使崔莺莺加深了对张生的了解和爱恋。后来，红娘不断为崔、张二人牵线搭桥，传递信物。被老夫人知道后，更是她据理力争，说服了老夫人，两人因此未被拆散。张生考取功名后，郑恒赶来争婚，说张生做了卫尚书家的女婿，红娘一面坚持“我道张生不是这般人，只换小姐出来自问他”（《西厢记》第五本第四折，下同）；一面答应张生“你若端的不曾做女婿呵，我去夫人跟前一力保你”。如果没有红娘，崔、張二人的爱情很难获得圆满，她在崔、张爱情中发挥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因此，红娘在后世成为“月下老人“的代名词。《伪君子》中，桃丽娜的年轻女主人玛丽亚娜与瓦莱尔之间的爱情在奥尔恭将女儿许配给达丢夫的情况下同样产生了危机。为此，桃丽娜与主人奥尔恭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执。争执未果，为了激发软弱无能的玛丽亚娜的反抗精神，桃丽娜故意正话反说，说嫁给达丢夫“福气不小”（《伪君子》第二幕第三场，下同），又说：“和这种丈夫过一辈子，你要太满意啦。”瓦莱尔听说玛丽亚娜要嫁给达丢夫，来找玛丽亚娜，两人互相赌气，桃丽娜在他们即将分手的时候揪住了两个人，并说：“她除去想嫁你以外，没有别的心思，我是见证。他只爱你一个人，唯一的愿望就是当你的丈夫，我拿我的性命作担保。”（《伪君子》第二幕第四场）如果没有桃丽娜的劝说，玛丽亚娜和瓦莱尔就要劳燕分飞了，因此尽管桃丽娜没有能够说服奥尔恭，她在玛丽亚娜和瓦莱尔的爱情中依然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二、共同的渊源：产生上述相似点的原因
王实甫的《西厢记》与莫里哀的《伪君子》一个创作于十三、十四世纪之交，一个创作于十七世纪中期；一个创作于东亚的元朝，一个创作于西欧的波旁王朝。这两部文学经典的产生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有着很大的距离，其中的红娘和桃丽娜两个人物在身份、性格和情节上却存在着诸多相似之处，读者在阅读《西厢记》的时候，很容易联想到她们之间的相似点。笔者认为，产生上述共性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 首先因为这两部戏剧作品具有相同的社会基础，中国的元朝和法国的波旁王朝都处于封建社会这一历史发展阶段。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阶级矛盾尖锐，像红娘、桃丽娜这样的下层劳动人民面对统治阶级的层层压迫，逐渐萌生反抗意识。在真实的生活中，她们中的很多人畏惧压迫者的权威，隐忍求生，不敢将对压迫者的不满表现出来。而文学家在创作文学作品时，顾虑相对较少，有时直接将下层人民对阶级压迫的不满表现在文学作品中并加以理想化。红娘和桃丽娜大胆泼辣地反抗主人就是这种叛逆精神的体现。作为仆人，她们经常受到主人的刁难，为了少受责备，就要学会揣测主人的心思，因此，她们在艰难的处境中逐渐培养了洞察人心、随机应变的品质。此外，下层劳动人民由于自身生活的不幸，推己及人，容易对挫折中的人产生同情，这就可以解释红娘和桃丽娜为什么都积极为年轻人的爱情尽心尽力。
其次，这两部作品的作者具有相似的生活经历。现存有关王实甫生平的可靠资料很少，根据他《商调·集贤宾》套曲中“想着那红尘黄阁昔年羞”句推测，他曾经有过做官的经历。元朝统治者实行民族压迫政策，将全国人民划分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四等，汉人和南人的地位极其低下。王实甫作为汉人和南人中的一员，自然也受到歧视。再加上元朝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不高，使得王实甫有更多的机会接触社会下层人民，在和他们的交往中成为一个熟悉下层人民生活的书会才人。莫里哀生活在17世纪的法国，虽然他曾得到国王路易十四的重视，但是也经常受到封建贵族和教会势力的攻击。他曾长期在外省漂泊演出，和王实甫一样，和下层人民都有密切接触，因此熟悉了他们的生活和性格。这也是王实甫和莫里哀创造出具有共性的女仆形象的原因之一。
第三，《西厢记》和《伪君子》中的女仆形象寄托着作家对普遍人性的追求。不同国家民族的人性具有共同之处，即对自由的追求和对幸福生活的渴望。在王实甫和莫里哀生活的时代，封建家长制使得恋爱不自由、婚姻不自主，摧残了无数青年男女的幸福生活。《西厢记》中的老夫人和《伪君子》中的奥尔恭就是推行封建家长制和包办婚姻的代表人物。红娘和桃丽娜为年轻人争取爱情的幸福发挥了重要作用，寄托了人民追求恋爱自由的理想。作者笔下反映的是普遍人性，因此虽然《西厢记》和《伪君子》产生于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区，红娘和桃丽娜却具有许多相似之处。
三、同中之异：红娘与桃丽娜的差异及原因
红娘和桃丽娜这两个女仆虽然有着诸多相似，但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按照英国小说家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中的分类，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分为扁平人物和圆形人物。红娘属于圆形人物，桃丽娜则属于扁平人物。《西厢记》中，红娘对崔、张爱情的态度是随着戏剧情节的发展而逐步变化的，一开始，红娘对张生并无好感。张生见到红娘，向她介绍自己，红娘不等他说完，就说：“谁问你来？”（《西厢记》第一本第二折，下同）张生问红娘崔莺莺是否经常出来，红娘又用“男女授受不亲”的理论对其进行了说教，并斥责张生：“今后得问的问，不得问的休乱说！”后来，红娘认识到“我想咱们一家，若非张生，怎存俺一家儿姓名也”（《西厢记》第三本第一折），又被张生对崔莺莺的真情所打动，才转而支持崔、张的恋情。与红娘态度的变化相比，桃丽娜对玛丽亚娜与瓦莱尔的支持则是一以贯之的。红娘和桃丽娜在对主人的反抗方式上也有差异。虽然红娘也当面顶撞老夫人，但她是从老夫人重视家声的心理出发，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以理服人，没有和老夫人发生激烈的冲突。桃丽娜在主人面前更为大胆，在反对奥尔恭把女儿许配给达丢夫时，言辞激烈，她说：“老爷？一副懂事的模样，脸当中还长着这把大胡子，您会那样胡途，”（《伪君子》第二幕第二场）桃丽娜说这话时的口气俨然是在教训老爷，这种态度和勇气是红娘不具备的。
文学作品不能脱离社会现实，红娘和桃丽娜因为生活时代的相似而具有诸多共性，同样，社会环境的不同之处也使二者之间有细微的差别。王实甫生活的元朝，统治者提倡“存天理，灭人欲”的程朱理学，并将其定为官学。封建礼教在人们的思想中根深蒂固，从红娘初次回答张生问题时和应对老夫人诘问时的话语来看，她也深受封建礼教的影响。十七世纪的法国虽然也处在波旁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下，但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新兴资产阶级的力量逐渐壮大，越来越多的人萌生了反抗意识，因此桃丽娜与红娘相比要显得更加勇敢。
红娘和桃丽娜的差别还和不同的文学思潮有关。十七世纪的法国盛行古典主义思潮，戏剧创作遵循“三一律”，全部剧情只有一条线索，时间不超过一昼夜，所有情节在同一地点发生。在这种创作标准的束缚下，剧作家塑造出的多為扁平人物，《伪君子》中桃丽娜的性格自始至终都没有发生变化。王实甫不受古典主义文学思潮的影响，他笔下的红娘形象就显得更加丰满，富于变化。
参考文献：
[1]王实甫.西厢记[M].太原：三晋出版社，2008.
[2]莫里哀.莫里哀喜剧第二集[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
[3]游国恩，王起，萧涤非，等.中国文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4]郁贤皓，钟振振，张采民，等.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第五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5]朱维之，赵澧.外国文学简编欧美部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