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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韩江商路网络是以韩江水道为主要通道，以韩江流域及周边地区山海交换和对外贸易为主要内容的交通贸易网络，在明清时期进入兴盛阶段，其兴盛是优越的地理位置、成熟的农业手工业、悠久的商贸传统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关键词：明清韩江商路网络潮州
韩江发源于闽粤赣边区，自北往南流经粤东地区，在古潮州府注入南海，全长约470公里，是广东省内仅次于珠江的第二大河。自古至今韩江即为一条即为重要的“黄金水道”，韩江商路网络是以韩江水道为主要通道，以韩江流域及周边地区山海交换和对外贸易为主要内容的交通贸易网络，自唐代以来逐渐形成并发展起来，到明清时期，从而逐渐构建起来以粤东为重点，拓展到粤、闽、赣三省的重要经济带。明清时期的潮州府“屹然为岭南一都会”、“鱼盐耕凿之饶，人物科名之秀，甲于他郡”;乾隆时“粤东城之大者，除省会外，潮郡为大”，“远乡之民，有所贸迁”，“商贾辐揍”，“五方云集”，商品經济空前活跃，潮州成为了区域贸易中心城市。
明清时期潮州韩江商路网络的兴盛，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笔者拟从其优越的地理位置、成熟的农业手工业、悠久的商贸传统等几方面进行探究。
一、优越的地理位置
在明代，共存在两条经过潮州的由陆路、水道和共同构建起的繁忙的商路。其中一条商路由西向东，自广州府起始，穿潮州府境至闽省漳州府;另一条自北往南，从江西赣州经福建汀州终止于潮州。在这两条商路上，韩江聚以粤、闽两地江河溪流而成，乃是粤、闽、赣三省的“黄金水道”。社会经济的发展，与路途交通息息相关。借助于此条“黄金水道”，粤、闽、赣三省形成了更加紧密的联系，而在其中韩江此一水道发挥出了自身重要的作用，并逐步构建起粤、闽、赣三省经济区域。同时又与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两大经济区域联结成一个覆盖中国东南沿海的庞大的商品经济网络。
清世宗时蓝鼎元主笔编撰《潮州府志》时曾言：“潮州，地处粤东形胜之地也。左倚闽省、右附广府，控粤东全境，乃系闽粤之重地，凭海而制陆。但凡春秋之季，有海风强劲，此时正是出海良机，自闽地而至宁波府、松江府，再远航而去，至鲁省、关外，耗时事余日，半月。冬季时，此时北风最强，可泛舟往南航行，可耗时三日游历宝安、雷州、琼海等地。外航可至安南、缅甸，另可至东海诸岛;对于倭国所在，当可“首尾皆制”也。海境广大，无有边际。”“潮州虽为海疆，其海航却可通达四方。清代中期，海运贸易达到全盛，饶宗颐《潮州志？实业志》记载：“拓林、黄岗、南澳、樟林、东里、达派、海门、神泉等处皆为出洋之口，巨舶往来海上，运载土货至广州及闽浙，或远达南洋日本，转往外货输入。”可见，潮州具备无可比拟的水上交通优势，为明清时期潮州韩江商路网络的兴盛奠定了基础。
二、成熟的农业手工业
明朝前期，韩江三角洲“平原沃野，高下别壤，宜稻宜黍”，居民多从事粮食生产，不但“潮之容飨，半取资于兹土”，即如“嘉应、镇平不下三十万户，一岁所收，仅备三月，必仰给于潮州……”，随着明初大量的堤防水利工程的修建，潮州的耕地和粮食生产都有一定的增加，“洪武二十四年，潮州府亩均税粮斗，在华南诸府县中最高。缴纳税粮较多的潮州，成为产粮较多的地方”。
明季清代，潮州主产水稻，另广植番薯，这一农作物的引进和广泛种植，使得许多旱地和山地得到了利用，扩大了种植粮食的耕地面积。除了粮食，韩江流域当时还广泛种植经济作物，如甘蔗、潮州柑、茶叶、烟草、落花生、蓝靛等。
经济作物的广泛种植，带动了加工业的兴起。以甘蔗为例，其广泛种植带动了蔗糖制造业的兴旺。乾隆十三年，潮阳县令李文藻在《劝农诗》中写道：“岁岁相因是蔗田，灵山脚下赤寮边。到冬装向苏州卖，定有冰糖一百船。”潮州的蔗糖除销往北方各省外，还大量销往东西洋，为清代潮州最重要的出口产品之一。“最白者，以日暴之，细若粉雪，售于东西二洋，曰洋糖。”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韩江流域的民众依据当地航运的便利条件，打造出资源型的产业发展链条，通过长期的发展，逐渐构建起形成手工业经济区域，从而成为了一个物资生产、物资集散的重要区域，手工业的发展为商业的繁荣提供了保障。明清时期潮州的外销商品种类繁多，除了蔗糖外，还有丝绸、瓷器、铁器等大宗货物及其他日常用品。
明清时期潮州农业手工业的成熟，成为潮州韩江商路网络的兴盛的根本保障。
三、悠久的商贸传统
潮州自古以来就是海上贸易的活跃之地，有着悠久的商贸传统的潮州人民，素有“东方犹太人”之称。在明清两朝的“海禁”、“闭关锁国”政策下，潮州的海商集团形成了一种亦盗亦商的海上贸易形式。“谓闽粤滨海诸郡人驾双桅，挟私货，百十为群，往来东西洋……” 明朝政府允许海外诸番通贡期间，潮州海商即冒充贡使，或以通事身份，诱番船以入贡为名前来通商。宣德元年（1426年）通事刘秀勾引倭舟入泊于湾港，威召各村各里之保长，赴舟领货，名曰“放苏”，邻村皆靡然从之。悠久的商贸传统充斥在潮州人的血液里，使得他们在“海禁”政策下，仍以新的独特的形式继续维持海上贸易，政府也难以禁绝。明成化十四年（1478年），广东左布政使彭韶疏奏有云：“南澳港泊界在闽广之交，私番船只，寒来暑往，官军虽捕，未尝断绝。若再公行互市，后愈难禁。” 海禁开放后，韩江流域的贸易再次兴盛起来。
悠久的商贸传统，使“海禁”、“闭关锁国”政策下，潮州海上贸易得以继续维持。
区域商路网络的兴盛是特殊的地理条件、成熟的产业结构以及商贸传统共同造就的结果，明清时期的潮州韩江商路网络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通过对其兴盛原因的探究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区域经济的发展脉络，掌握其发展规律。
参考文献
[1]黄挺：《中国与重洋：潮汕简史》，三联书店，2017年。
[2]饶宗颐：《潮州志》.潮州修志馆（汕头），1949年。
[3]黄挺：《明清时期的韩江流域经济区》[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2期。
[4]洪松森：《潮汕古代经济史略》[J].《韩山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
[5]冷东：《明清潮州海商与区域社会》，《东北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
[6]刘强：《明清潮州对外贸易研究》，暨南大学，2005年。
*课题名称：潮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
关键词：明清韩江商路网络潮州
韩江发源于闽粤赣边区，自北往南流经粤东地区，在古潮州府注入南海，全长约470公里，是广东省内仅次于珠江的第二大河。自古至今韩江即为一条即为重要的“黄金水道”，韩江商路网络是以韩江水道为主要通道，以韩江流域及周边地区山海交换和对外贸易为主要内容的交通贸易网络，自唐代以来逐渐形成并发展起来，到明清时期，从而逐渐构建起来以粤东为重点，拓展到粤、闽、赣三省的重要经济带。明清时期的潮州府“屹然为岭南一都会”、“鱼盐耕凿之饶，人物科名之秀，甲于他郡”;乾隆时“粤东城之大者，除省会外，潮郡为大”，“远乡之民，有所贸迁”，“商贾辐揍”，“五方云集”，商品經济空前活跃，潮州成为了区域贸易中心城市。
明清时期潮州韩江商路网络的兴盛，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笔者拟从其优越的地理位置、成熟的农业手工业、悠久的商贸传统等几方面进行探究。
一、优越的地理位置
在明代，共存在两条经过潮州的由陆路、水道和共同构建起的繁忙的商路。其中一条商路由西向东，自广州府起始，穿潮州府境至闽省漳州府;另一条自北往南，从江西赣州经福建汀州终止于潮州。在这两条商路上，韩江聚以粤、闽两地江河溪流而成，乃是粤、闽、赣三省的“黄金水道”。社会经济的发展，与路途交通息息相关。借助于此条“黄金水道”，粤、闽、赣三省形成了更加紧密的联系，而在其中韩江此一水道发挥出了自身重要的作用，并逐步构建起粤、闽、赣三省经济区域。同时又与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两大经济区域联结成一个覆盖中国东南沿海的庞大的商品经济网络。
清世宗时蓝鼎元主笔编撰《潮州府志》时曾言：“潮州，地处粤东形胜之地也。左倚闽省、右附广府，控粤东全境，乃系闽粤之重地，凭海而制陆。但凡春秋之季，有海风强劲，此时正是出海良机，自闽地而至宁波府、松江府，再远航而去，至鲁省、关外，耗时事余日，半月。冬季时，此时北风最强，可泛舟往南航行，可耗时三日游历宝安、雷州、琼海等地。外航可至安南、缅甸，另可至东海诸岛;对于倭国所在，当可“首尾皆制”也。海境广大，无有边际。”“潮州虽为海疆，其海航却可通达四方。清代中期，海运贸易达到全盛，饶宗颐《潮州志？实业志》记载：“拓林、黄岗、南澳、樟林、东里、达派、海门、神泉等处皆为出洋之口，巨舶往来海上，运载土货至广州及闽浙，或远达南洋日本，转往外货输入。”可见，潮州具备无可比拟的水上交通优势，为明清时期潮州韩江商路网络的兴盛奠定了基础。
二、成熟的农业手工业
明朝前期，韩江三角洲“平原沃野，高下别壤，宜稻宜黍”，居民多从事粮食生产，不但“潮之容飨，半取资于兹土”，即如“嘉应、镇平不下三十万户，一岁所收，仅备三月，必仰给于潮州……”，随着明初大量的堤防水利工程的修建，潮州的耕地和粮食生产都有一定的增加，“洪武二十四年，潮州府亩均税粮斗，在华南诸府县中最高。缴纳税粮较多的潮州，成为产粮较多的地方”。
明季清代，潮州主产水稻，另广植番薯，这一农作物的引进和广泛种植，使得许多旱地和山地得到了利用，扩大了种植粮食的耕地面积。除了粮食，韩江流域当时还广泛种植经济作物，如甘蔗、潮州柑、茶叶、烟草、落花生、蓝靛等。
经济作物的广泛种植，带动了加工业的兴起。以甘蔗为例，其广泛种植带动了蔗糖制造业的兴旺。乾隆十三年，潮阳县令李文藻在《劝农诗》中写道：“岁岁相因是蔗田，灵山脚下赤寮边。到冬装向苏州卖，定有冰糖一百船。”潮州的蔗糖除销往北方各省外，还大量销往东西洋，为清代潮州最重要的出口产品之一。“最白者，以日暴之，细若粉雪，售于东西二洋，曰洋糖。”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韩江流域的民众依据当地航运的便利条件，打造出资源型的产业发展链条，通过长期的发展，逐渐构建起形成手工业经济区域，从而成为了一个物资生产、物资集散的重要区域，手工业的发展为商业的繁荣提供了保障。明清时期潮州的外销商品种类繁多，除了蔗糖外，还有丝绸、瓷器、铁器等大宗货物及其他日常用品。
明清时期潮州农业手工业的成熟，成为潮州韩江商路网络的兴盛的根本保障。
三、悠久的商贸传统
潮州自古以来就是海上贸易的活跃之地，有着悠久的商贸传统的潮州人民，素有“东方犹太人”之称。在明清两朝的“海禁”、“闭关锁国”政策下，潮州的海商集团形成了一种亦盗亦商的海上贸易形式。“谓闽粤滨海诸郡人驾双桅，挟私货，百十为群，往来东西洋……” 明朝政府允许海外诸番通贡期间，潮州海商即冒充贡使，或以通事身份，诱番船以入贡为名前来通商。宣德元年（1426年）通事刘秀勾引倭舟入泊于湾港，威召各村各里之保长，赴舟领货，名曰“放苏”，邻村皆靡然从之。悠久的商贸传统充斥在潮州人的血液里，使得他们在“海禁”政策下，仍以新的独特的形式继续维持海上贸易，政府也难以禁绝。明成化十四年（1478年），广东左布政使彭韶疏奏有云：“南澳港泊界在闽广之交，私番船只，寒来暑往，官军虽捕，未尝断绝。若再公行互市，后愈难禁。” 海禁开放后，韩江流域的贸易再次兴盛起来。
悠久的商贸传统，使“海禁”、“闭关锁国”政策下，潮州海上贸易得以继续维持。
区域商路网络的兴盛是特殊的地理条件、成熟的产业结构以及商贸传统共同造就的结果，明清时期的潮州韩江商路网络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通过对其兴盛原因的探究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区域经济的发展脉络，掌握其发展规律。
参考文献
[1]黄挺：《中国与重洋：潮汕简史》，三联书店，2017年。
[2]饶宗颐：《潮州志》.潮州修志馆（汕头），1949年。
[3]黄挺：《明清时期的韩江流域经济区》[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2期。
[4]洪松森：《潮汕古代经济史略》[J].《韩山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
[5]冷东：《明清潮州海商与区域社会》，《东北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
[6]刘强：《明清潮州对外贸易研究》，暨南大学，2005年。
*课题名称：潮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