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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勤英口述 余玮整理
光阴流逝，如白驹过隙。匆匆间，敬爱的朱老总离开我们已经30个年头了。在我的一生中，非常幸运的是能在朱老总身边工作了6年多，能够目睹他老人家的风采，聆听他老人家对我的教导，至今他的音容笑貌如同昨日，他的亲切教诲依然在耳。朱老总既是领导者，又是普通人，他德高望重、平易近人，对同志关怀体贴，是一可亲可敬的长者。当年在他身边工作的日子我难以忘怀，这种心情是决非文字所能表达的。
做梦也没有想到能到朱老总身边工作
我是1960年到北京医院保健办公室工作的，同年被调到中南海保健组，并被委派到朱德委员长身边作保健护士。听到这个消息时，我既高兴又紧张。高兴的是，能在全国人民敬仰和爱戴的伟人身边工作；紧张的是，以前只从报纸和电影上见过国家领导人的样子，做梦也没有想到能到他们身边工作。我的心里一直忐忑不安，不知见了面应当说些什么。
当时朱老总住在中南海西楼大院的一栋4层小楼里。我第一次见到他时，是在他的书房里，房间不大，陈设也非常简单，里面有一张大办公桌，桌面摆放着一些书籍、文件和文具等。桌边有一张靠背椅，边上还放着两张沙发。朱老总身穿一套深灰色的咔叽布中山装，面带微笑，十分和蔼地看着我。我感到就像见到了一位慈祥的老爷爷，悬着的心一下子就放了下来。他说话的声音不大，但非常亲切。他问我叫什么名字、多大了、家乡在哪里，我——作了回答。
40多年过去了，当时的情景仍历历在目。在朱老总身边工作的几年中，我深深感到他是一位性格温和、严于律己、待人宽厚的老人。他对我们工作人员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从不发脾气，从不提出自己的要求，从不干涉我们的工作。因此，在他身边工作感到心情格外舒畅。
我到朱老总身边工作时，他已经70多岁了，但仍为党和国家辛勤地工作着。为了掌握各省市区和基层的实际情况，他经常离京到外地视察。朱老总十分注重调查研究，据不完全统计，从1952年到1966年的15年问，朱老总先后深入到27个省市区视察。1961年毛泽东主席在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提出：全党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希望1961年能成为“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年”。会后不久，朱老总就赶往上海、广东、福建、四川、河南等9个省市进行了历时4个多月的调查研究。此后一直到“文革”前的几年里，他每年都要用几个月的时间去外地，到工厂和农村去走一走、看一看。
视察工作紧张而辛苦，乘火车、坐汽车，经常一两天就换一个地方，有时为了赶时间，吃住都在火车上。每到一地，为了能够掌握足够的第一手材料，他总要开会、听汇报、找人谈话和到基层参观，深入细致地了解情况。尽管年事已高，但他总是精神抖擞地工作着。每次调查研究后，朱老总都要写成详细的报告，实事求是地向党中央和毛主席汇报，以利于党中央能制定出正确的方针政策。
生活简朴的朱老总在自家院子里开地种菜
朱老总的生活十分简朴，我在他老人家身边工作时，正值我国遭遇三年自然灾害，粮食匮乏，油、肉、蛋、菜等供应严重不足。作为国家领导人，朱老总没有向国家伸手要补助，而是与全国人民一起共度难关。他和夫人康克清以及身边的工作人员，利用休息时间采摘野菜，并在自家院子里开出一块地来，种植萝卜、土豆、红薯、冬瓜、苦瓜等各类蔬菜。尽管年事已高，又日理万机，但他仍坚持抽暇亲自锄草、浇水、施肥。
俗话说人勤地不懒，这块菜地年年长势良好，收获颇丰。记得有一年地里竟结了一个32．5公斤重的大冬瓜，摘下后被送到农业展览馆参加展览。当时记者写的新闻报道还被收进了中学课本。朱老总把收获的蔬菜先送一部分给食堂，剩下的一时吃不完，就放到菜窖里贮存起来慢慢吃。康大姐还亲自动手腌制泡菜，经常把豇豆、心里美萝卜等用来做泡菜，还耐心地教我腌制泡菜的步骤和方法。我那时第一次听说“四川泡菜”，感到很新奇，很认真地向康大姐学习泡菜的做法，当时的情景至今难以忘记。
在中南海，朱老总的家算得上是一个大家庭。他家的孩子很多，大的十几岁，小的只有五六岁。其中除了首长的孙子朱援朝、朱和平和外孙刘建、刘康、刘进等，其余的都是从四川老家来的侄子、侄女、侄孙子、侄孙女，如朱传书、朱俊书、朱玉珍、朱和、朱春元、朱小兰等。当时他们都在读小学或中学，平时在学校寄宿，星期天和节假日才回到中南海。吃饭时，一家人围坐在两张大圆桌旁，熙熙攘攘，好不热闹。朱老总之所以把这些孩子从四川老家接到北京读书，把他们培养成材，主要是为了报答家乡的亲人们在艰苦的战争年代对他、对革命事业的支持和帮助，以及为之所作的牺牲。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国家领导人的粮食和副食品供应也相应减少。朱老总一大家子人，生活相对要困难一些。他们没有向国家伸手，而是靠自己省吃俭用、靠自己劳动来度过难关。粮食吃超了，硬是设法下月再补回来。他们家规定孩子们都要到工作人员的食堂就餐，朱老总说：“国家正处在困难时期，孩子们不能脱离群众。”他对孩子们的要求很严格，不能搞特殊化，孩子们外出都是坐公共汽车，就连康大姐上街买东西也坐公交车。首长的专车只能在外出开会或接见外宾时使用，从不让家人用。
朱老总平时吃饭很简单，主食和肉食吃得较少，主要吃蔬菜，他喜欢吃苦瓜和空心菜。衣着也很随便，除了出席正式场合时穿得好一些，平时在家总是穿旧的布衣裤，里面的衬衣补了又补。我在他身边工作的几年里，从未见他做过一件新衣服，以致临终时竟找不出一件像样的内衣穿，最后不得不临时去红都服装店现做一套内衣，外面仍然穿着他多年穿过的旧外套。我们这些在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每谈及此事，都眼含热泪。
戎马一生的朱老总，当年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了让劳苦大众能过上好日子，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吃尽了苦头，但他从不居功自傲。新中国诞生后，物质条件好转了，但他一心只想着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安康，自己过着俭朴的生活。临终还把多年的积蓄托康大姐交给组织，作为自己最后的一次党费，没有给儿女留下分文。“从俭入奢易，从奢入俭难；勤俭建国家，永久是真言。”这是朱老总曾写过的《勤俭》一诗，他也是这样要求自己和身边的人。
诗书、散步与兰花朱老总一样都不能少
尽管朱老总工作繁忙，但他十分注意劳逸结合，平时生活很有规律。每天早上按时起床，做一套自编的体操，活动全身，早晚坚持散步，从不间断。他说，古人说过“安步当车”，散步走得太慢就和坐车差不多了，活动量不够，散步太快了也不 好—一不快不慢，一边走一边还可以思考问题。
朱老总活了90岁，到老时腰身不萎、肩背不驼，他如此高寿，与诸多因素有关。究其原因，除了医务人员的精心照顾外，也与他良好的个人修养和生活习惯有很大的关系，特别是他几十年如一日地从事体育运动。
朱老总喜欢爬山，无特殊情况每周日上午都要去爬香山，这是他多年养成的习惯。他曾向我们传授爬山的经验，即：“上山软脚杆，下山闪脚杆。”这样爬山就会感到轻松多了。他喜爱祖国的大好河山，每次到外地视察工作时，也是有山必爬，足迹几乎遍及祖国的大江南北。
朱老总爱好书法。对于书法，他的理解是：一是艺术爱好，二是休息脑子，三是活动筋骨和手腕。他对我们讲，生命在于运动，长期参加力所能及的体力劳动，既锻炼了身体，又养成了吃苦耐劳的良好品质。写字就是一种辅助性的体力活动，长期坚持下去，对延年益寿有好处。
朱老总练字爱用白麻头纸，后来因为这种纸不好买，改用黄裱纸。练字时，将大张黄裱纸裁成6开，然后按格来书写(纸下垫有画好的方格)。他曾经一度感到右臂酸痛麻木，大家劝他好好治疗休息，可是他仍旧坚持练写大字。经过一段悬肘运腕的习书活动，不久便治愈了右臂的酸麻症，而且日后再也没有发作。
他练字的时间多在午饭和晚饭前后，或者是在阅读书籍、文件后休息之时，每次练字在20分钟以内。练习书法时，行笔较慢，一笔不苟，神情专注。他认为缓笔定形势，忙则失规矩。
每到外地视察工作，朱老总都要携带文房四宝。他特制有一个扁木箱，将笔墨纸砚及墨盒、墨水分放在大小长方不同的格子内，并以小木楔固定，字帖和纸张等放在上边。外出时，无论乘车乘船，打开木箱，随时可以写字。
上世纪60年代，他写得最多的是毛主席诗词。老人家还送给我几幅他写的大字。1965年12月20日，他专门为我写了一幅字：“共产党员郭勤英，维护病人很认真。工作五年如一日，业余努力学毛经。”我拿到这幅字时，心情十分激动，这不仅是朱老总对我工作的肯定，更是对我的激励与鞭策。
老人家平时对我的学习和工作非常关心，在他老人家的带动和帮助下，我学习了不少马列著作和毛泽东著作。他写给我的条幅，我一直珍藏着，永作纪念。
朱老总一生中先后创作过700多首诗词作品，其中许多是脍炙人口的名篇。他的作品展示了他各个时期经历的风风雨雨。
朱老总经常触景生情，即兴赋诗。有时也颇伤心神，需经历一番阵痛方能写出。辗转反侧的构思，一字一句的琢磨，常常影响到他的休息和睡眠。他要求我们工作人员也来写，说：“写诗就是把自己看到的东西用诗的形式说出来、记下来。只有多写才能会写，才能写好。”
读书是朱老总的又一嗜好。不论是在北京还是到外地视察，工作之余他总是要看看书，并教导我们要多看书。上世纪60年代中期，毛主席曾倡导中央领导同志要读32本马列主义书籍。那时我正好在朱老总身边工作，他让我陪他一起把32本书通读了两三遍，有的重要章节还反复读了好几遍。他让我把一些重点摘录下来，我一共摘录了11本笔记本(23开本、每本120页)。他把我摘录下来的内容又逐字逐句地读了好几遍，并用红笔加以圈点。这些笔记本我至今仍保留着。
另外，我们还一起通读了两遍《毛泽东选集》14卷。在读的过程中，朱老总给我讲解了文章的背景及主要精神。对文章中的生字、生词他都耐心地教我。老人家在读书过程中表现出的那种执著的精神、认真的态度，使我十分感动，也使我终身受益。
“文革”开始时，我对运动很不理解，不知道为什么一些老领导、老干部和老专家一下子都成了走资派、叛徒、特务、黑帮分子。他们中不少人被批斗、被打倒、被关押起来，有的甚至被活活打死。那时我弟弟从外地来信，说他也受到了冲击——因为他爱学习、喜欢钻研技术，有人就批判他走“白专”道路。有一天，我向朱老总谈了弟弟的情况，说不知该怎么办。朱老总说：“要实事求是，有什么说什么，没有的不能乱说。”首长的话虽不多，却给我指明了方向，讲明了做人的道理。事实上，朱老总就是实事求是的楷模。“文革”期间，他讲求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反对浮夸风、反对大跃进，他走访老百姓，了解民生疾苦，并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的措施(由于某些领导的错误没有很好地执行)。就是开展批评，他也从不说过头话，而是摆事实、讲道理，让人心服口服。
“东方解冻发新芽，芳蕊迎春见物华。浅坛梳妆原国色，清芳谁得胜兰花。”朱老总的这首诗表达了他对兰花情有独钟。解放之初，朱老总就开始养兰，他一生写下有关兰的诗词近40首。他曾对工作人员讲：“养兰入门易，精通难。须观天时、测气候，勤于护侍，做到栽培有法。”并常说：“看上20分钟兰花，比休息两个钟头都好。”
当时，北京中山公园种有兰花，老人家经常去观赏并指导，每次花展他都不会放过。1964年秋季，朱老总决定把自己珍藏的大部分江浙名种兰花都送给中山公园，为公园兰花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有一个鲜为人知的“花为媒”的故事：上世纪60年代初期，中日两国建交之前，日本的知名人士松村谦三先生来我国进行友好访问，他与朱老总对兰花有着共同的爱好。访问期间，松村谦三曾来北京中山公园观赏兰花，并向朱老总点名要了如意素、寅谷素、寰球荷鼎和绿漪等4个兰花名种，朱老总都一一答应了。不久，松村谦三先生又回赠了几株日本杂交兰。就这样，他们以花为媒促进了两国人民间的友谊。
今年正值朱老总逝世30周年，又是他老人家诞辰120周年，难免激起我的怀念之情。一连串的回忆和印象，在我的脑海中萦绕着。这些回忆是细碎的，但却是珍贵的；这些印象是恬淡的，但却是深刻的。兰香飘逸在四周，我沉浸在深深的思念中，敬爱的朱老总那魁梧伟岸的身材、饱经沧桑的面容，又浮现在我的脑海中，他那温和慈祥的教导回响在我心底……
光阴流逝，如白驹过隙。匆匆间，敬爱的朱老总离开我们已经30个年头了。在我的一生中，非常幸运的是能在朱老总身边工作了6年多，能够目睹他老人家的风采，聆听他老人家对我的教导，至今他的音容笑貌如同昨日，他的亲切教诲依然在耳。朱老总既是领导者，又是普通人，他德高望重、平易近人，对同志关怀体贴，是一可亲可敬的长者。当年在他身边工作的日子我难以忘怀，这种心情是决非文字所能表达的。
做梦也没有想到能到朱老总身边工作
我是1960年到北京医院保健办公室工作的，同年被调到中南海保健组，并被委派到朱德委员长身边作保健护士。听到这个消息时，我既高兴又紧张。高兴的是，能在全国人民敬仰和爱戴的伟人身边工作；紧张的是，以前只从报纸和电影上见过国家领导人的样子，做梦也没有想到能到他们身边工作。我的心里一直忐忑不安，不知见了面应当说些什么。
当时朱老总住在中南海西楼大院的一栋4层小楼里。我第一次见到他时，是在他的书房里，房间不大，陈设也非常简单，里面有一张大办公桌，桌面摆放着一些书籍、文件和文具等。桌边有一张靠背椅，边上还放着两张沙发。朱老总身穿一套深灰色的咔叽布中山装，面带微笑，十分和蔼地看着我。我感到就像见到了一位慈祥的老爷爷，悬着的心一下子就放了下来。他说话的声音不大，但非常亲切。他问我叫什么名字、多大了、家乡在哪里，我——作了回答。
40多年过去了，当时的情景仍历历在目。在朱老总身边工作的几年中，我深深感到他是一位性格温和、严于律己、待人宽厚的老人。他对我们工作人员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从不发脾气，从不提出自己的要求，从不干涉我们的工作。因此，在他身边工作感到心情格外舒畅。
我到朱老总身边工作时，他已经70多岁了，但仍为党和国家辛勤地工作着。为了掌握各省市区和基层的实际情况，他经常离京到外地视察。朱老总十分注重调查研究，据不完全统计，从1952年到1966年的15年问，朱老总先后深入到27个省市区视察。1961年毛泽东主席在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提出：全党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希望1961年能成为“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年”。会后不久，朱老总就赶往上海、广东、福建、四川、河南等9个省市进行了历时4个多月的调查研究。此后一直到“文革”前的几年里，他每年都要用几个月的时间去外地，到工厂和农村去走一走、看一看。
视察工作紧张而辛苦，乘火车、坐汽车，经常一两天就换一个地方，有时为了赶时间，吃住都在火车上。每到一地，为了能够掌握足够的第一手材料，他总要开会、听汇报、找人谈话和到基层参观，深入细致地了解情况。尽管年事已高，但他总是精神抖擞地工作着。每次调查研究后，朱老总都要写成详细的报告，实事求是地向党中央和毛主席汇报，以利于党中央能制定出正确的方针政策。
生活简朴的朱老总在自家院子里开地种菜
朱老总的生活十分简朴，我在他老人家身边工作时，正值我国遭遇三年自然灾害，粮食匮乏，油、肉、蛋、菜等供应严重不足。作为国家领导人，朱老总没有向国家伸手要补助，而是与全国人民一起共度难关。他和夫人康克清以及身边的工作人员，利用休息时间采摘野菜，并在自家院子里开出一块地来，种植萝卜、土豆、红薯、冬瓜、苦瓜等各类蔬菜。尽管年事已高，又日理万机，但他仍坚持抽暇亲自锄草、浇水、施肥。
俗话说人勤地不懒，这块菜地年年长势良好，收获颇丰。记得有一年地里竟结了一个32．5公斤重的大冬瓜，摘下后被送到农业展览馆参加展览。当时记者写的新闻报道还被收进了中学课本。朱老总把收获的蔬菜先送一部分给食堂，剩下的一时吃不完，就放到菜窖里贮存起来慢慢吃。康大姐还亲自动手腌制泡菜，经常把豇豆、心里美萝卜等用来做泡菜，还耐心地教我腌制泡菜的步骤和方法。我那时第一次听说“四川泡菜”，感到很新奇，很认真地向康大姐学习泡菜的做法，当时的情景至今难以忘记。
在中南海，朱老总的家算得上是一个大家庭。他家的孩子很多，大的十几岁，小的只有五六岁。其中除了首长的孙子朱援朝、朱和平和外孙刘建、刘康、刘进等，其余的都是从四川老家来的侄子、侄女、侄孙子、侄孙女，如朱传书、朱俊书、朱玉珍、朱和、朱春元、朱小兰等。当时他们都在读小学或中学，平时在学校寄宿，星期天和节假日才回到中南海。吃饭时，一家人围坐在两张大圆桌旁，熙熙攘攘，好不热闹。朱老总之所以把这些孩子从四川老家接到北京读书，把他们培养成材，主要是为了报答家乡的亲人们在艰苦的战争年代对他、对革命事业的支持和帮助，以及为之所作的牺牲。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国家领导人的粮食和副食品供应也相应减少。朱老总一大家子人，生活相对要困难一些。他们没有向国家伸手，而是靠自己省吃俭用、靠自己劳动来度过难关。粮食吃超了，硬是设法下月再补回来。他们家规定孩子们都要到工作人员的食堂就餐，朱老总说：“国家正处在困难时期，孩子们不能脱离群众。”他对孩子们的要求很严格，不能搞特殊化，孩子们外出都是坐公共汽车，就连康大姐上街买东西也坐公交车。首长的专车只能在外出开会或接见外宾时使用，从不让家人用。
朱老总平时吃饭很简单，主食和肉食吃得较少，主要吃蔬菜，他喜欢吃苦瓜和空心菜。衣着也很随便，除了出席正式场合时穿得好一些，平时在家总是穿旧的布衣裤，里面的衬衣补了又补。我在他身边工作的几年里，从未见他做过一件新衣服，以致临终时竟找不出一件像样的内衣穿，最后不得不临时去红都服装店现做一套内衣，外面仍然穿着他多年穿过的旧外套。我们这些在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每谈及此事，都眼含热泪。
戎马一生的朱老总，当年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了让劳苦大众能过上好日子，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吃尽了苦头，但他从不居功自傲。新中国诞生后，物质条件好转了，但他一心只想着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安康，自己过着俭朴的生活。临终还把多年的积蓄托康大姐交给组织，作为自己最后的一次党费，没有给儿女留下分文。“从俭入奢易，从奢入俭难；勤俭建国家，永久是真言。”这是朱老总曾写过的《勤俭》一诗，他也是这样要求自己和身边的人。
诗书、散步与兰花朱老总一样都不能少
尽管朱老总工作繁忙，但他十分注意劳逸结合，平时生活很有规律。每天早上按时起床，做一套自编的体操，活动全身，早晚坚持散步，从不间断。他说，古人说过“安步当车”，散步走得太慢就和坐车差不多了，活动量不够，散步太快了也不 好—一不快不慢，一边走一边还可以思考问题。
朱老总活了90岁，到老时腰身不萎、肩背不驼，他如此高寿，与诸多因素有关。究其原因，除了医务人员的精心照顾外，也与他良好的个人修养和生活习惯有很大的关系，特别是他几十年如一日地从事体育运动。
朱老总喜欢爬山，无特殊情况每周日上午都要去爬香山，这是他多年养成的习惯。他曾向我们传授爬山的经验，即：“上山软脚杆，下山闪脚杆。”这样爬山就会感到轻松多了。他喜爱祖国的大好河山，每次到外地视察工作时，也是有山必爬，足迹几乎遍及祖国的大江南北。
朱老总爱好书法。对于书法，他的理解是：一是艺术爱好，二是休息脑子，三是活动筋骨和手腕。他对我们讲，生命在于运动，长期参加力所能及的体力劳动，既锻炼了身体，又养成了吃苦耐劳的良好品质。写字就是一种辅助性的体力活动，长期坚持下去，对延年益寿有好处。
朱老总练字爱用白麻头纸，后来因为这种纸不好买，改用黄裱纸。练字时，将大张黄裱纸裁成6开，然后按格来书写(纸下垫有画好的方格)。他曾经一度感到右臂酸痛麻木，大家劝他好好治疗休息，可是他仍旧坚持练写大字。经过一段悬肘运腕的习书活动，不久便治愈了右臂的酸麻症，而且日后再也没有发作。
他练字的时间多在午饭和晚饭前后，或者是在阅读书籍、文件后休息之时，每次练字在20分钟以内。练习书法时，行笔较慢，一笔不苟，神情专注。他认为缓笔定形势，忙则失规矩。
每到外地视察工作，朱老总都要携带文房四宝。他特制有一个扁木箱，将笔墨纸砚及墨盒、墨水分放在大小长方不同的格子内，并以小木楔固定，字帖和纸张等放在上边。外出时，无论乘车乘船，打开木箱，随时可以写字。
上世纪60年代，他写得最多的是毛主席诗词。老人家还送给我几幅他写的大字。1965年12月20日，他专门为我写了一幅字：“共产党员郭勤英，维护病人很认真。工作五年如一日，业余努力学毛经。”我拿到这幅字时，心情十分激动，这不仅是朱老总对我工作的肯定，更是对我的激励与鞭策。
老人家平时对我的学习和工作非常关心，在他老人家的带动和帮助下，我学习了不少马列著作和毛泽东著作。他写给我的条幅，我一直珍藏着，永作纪念。
朱老总一生中先后创作过700多首诗词作品，其中许多是脍炙人口的名篇。他的作品展示了他各个时期经历的风风雨雨。
朱老总经常触景生情，即兴赋诗。有时也颇伤心神，需经历一番阵痛方能写出。辗转反侧的构思，一字一句的琢磨，常常影响到他的休息和睡眠。他要求我们工作人员也来写，说：“写诗就是把自己看到的东西用诗的形式说出来、记下来。只有多写才能会写，才能写好。”
读书是朱老总的又一嗜好。不论是在北京还是到外地视察，工作之余他总是要看看书，并教导我们要多看书。上世纪60年代中期，毛主席曾倡导中央领导同志要读32本马列主义书籍。那时我正好在朱老总身边工作，他让我陪他一起把32本书通读了两三遍，有的重要章节还反复读了好几遍。他让我把一些重点摘录下来，我一共摘录了11本笔记本(23开本、每本120页)。他把我摘录下来的内容又逐字逐句地读了好几遍，并用红笔加以圈点。这些笔记本我至今仍保留着。
另外，我们还一起通读了两遍《毛泽东选集》14卷。在读的过程中，朱老总给我讲解了文章的背景及主要精神。对文章中的生字、生词他都耐心地教我。老人家在读书过程中表现出的那种执著的精神、认真的态度，使我十分感动，也使我终身受益。
“文革”开始时，我对运动很不理解，不知道为什么一些老领导、老干部和老专家一下子都成了走资派、叛徒、特务、黑帮分子。他们中不少人被批斗、被打倒、被关押起来，有的甚至被活活打死。那时我弟弟从外地来信，说他也受到了冲击——因为他爱学习、喜欢钻研技术，有人就批判他走“白专”道路。有一天，我向朱老总谈了弟弟的情况，说不知该怎么办。朱老总说：“要实事求是，有什么说什么，没有的不能乱说。”首长的话虽不多，却给我指明了方向，讲明了做人的道理。事实上，朱老总就是实事求是的楷模。“文革”期间，他讲求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反对浮夸风、反对大跃进，他走访老百姓，了解民生疾苦，并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的措施(由于某些领导的错误没有很好地执行)。就是开展批评，他也从不说过头话，而是摆事实、讲道理，让人心服口服。
“东方解冻发新芽，芳蕊迎春见物华。浅坛梳妆原国色，清芳谁得胜兰花。”朱老总的这首诗表达了他对兰花情有独钟。解放之初，朱老总就开始养兰，他一生写下有关兰的诗词近40首。他曾对工作人员讲：“养兰入门易，精通难。须观天时、测气候，勤于护侍，做到栽培有法。”并常说：“看上20分钟兰花，比休息两个钟头都好。”
当时，北京中山公园种有兰花，老人家经常去观赏并指导，每次花展他都不会放过。1964年秋季，朱老总决定把自己珍藏的大部分江浙名种兰花都送给中山公园，为公园兰花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有一个鲜为人知的“花为媒”的故事：上世纪60年代初期，中日两国建交之前，日本的知名人士松村谦三先生来我国进行友好访问，他与朱老总对兰花有着共同的爱好。访问期间，松村谦三曾来北京中山公园观赏兰花，并向朱老总点名要了如意素、寅谷素、寰球荷鼎和绿漪等4个兰花名种，朱老总都一一答应了。不久，松村谦三先生又回赠了几株日本杂交兰。就这样，他们以花为媒促进了两国人民间的友谊。
今年正值朱老总逝世30周年，又是他老人家诞辰120周年，难免激起我的怀念之情。一连串的回忆和印象，在我的脑海中萦绕着。这些回忆是细碎的，但却是珍贵的；这些印象是恬淡的，但却是深刻的。兰香飘逸在四周，我沉浸在深深的思念中，敬爱的朱老总那魁梧伟岸的身材、饱经沧桑的面容，又浮现在我的脑海中，他那温和慈祥的教导回响在我心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