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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说，作品和人一样，都有其自己的命运。《红高粱后传》的策划在当时各种机缘下不能说不好，天时地利人和，样样占尽，最后却不了了之，的确，最好的解释应该就是它自身的命运使然。
不久前，我搬家整理书柜，翻到了一本《美国酒王传奇》，这是新华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世界大企业家传记”丛书里的一部，说的是两个出生在上世纪初的美国意大利裔兄弟，如何白手起家，把一个不起眼的小酒作坊，发展成为首屈一指的葡萄酒业帝国的故事。
1999年前后，我和到检察日报社不久的莫言打算就着《红高粱》的话题，拍一部类似后续故事的电视剧。这本书就是当时我们搜集的参考资料之一。
我翻开书页，里面有很多文句被红笔勾画了，空白处还有一行铅笔字：“三杯红酒穿喉过，一条妙计上心头。”像是一句歌词，带着明显的莫言风格。由于这次搬家的目的是出国，我几乎全部的藏书都捐给了一家青年读书机构，这一本还是留下了，以资纪念。
发起这部暂名为“红高粱后传”的电视剧的动议时，我与莫言刚刚完成了一次比较顺利的合作，即《红树林》。
可以说这部电视剧得以完成，莫言的贡献始终是决定性因素。不仅剧本，拍摄资金也是冲他而来的。他把自己作品即将到期的出版版权，承诺转给南方一家出版社，并答应把剧本再改写成小说一并交由他们出版，这样获得了这家出版社对电视剧的投资，同时也有了长篇小说《红树林》这样一部比较特殊的莫言作品。
值得一提，莫言在这部戏里只拿了很少的稿酬，当时他把它当作对检察日报社接收他转业的一种回报了。
此前，我本企图直接拍《红高粱家族》电视剧版，但当时其版权已经被西部某个影视公司买去了，所以才有了把《红高粱》当年的故事延续到现在拍个《红高粱后传》的构思。这个想法得到了莫言少年时代的伙伴张先生的支持。张先生是莫言在棉花加工厂工作时的工友，那会儿已在高密经营一家很大的药业公司。他的企业为《红高粱后传》的创作提供资金，这样就有了我们接下来的胶东采风之行。
莫言说，作品和人一样，都有其自己的命运。《红高粱后传》的策划在当时各种机缘下不能说不好，天时地利人和，样样占尽，最后却不了了之，的确，最好的解释应该就是它自身的命运使然。合作虽没下文，但对那次胶东之行的许多细节，却记忆犹新。胶东是莫言成长的地方，置身实景，让我得以亲身感受他经历中的某些片段和印迹。
那天，下了飞机，在青岛机场通往高密的路上，天下起雨。这场雨也阻隔了我同高密东北乡的缘分。在高密市区的宾馆住下后，莫言回村省亲，他说雨中村庄道路泥泞，建议我留在宾馆。
第二天，天气放晴，我出门在高密街道溜达，在不远的一家新华书店购得一本《红高粱家族》。回到房间，莫言已经从东北乡回来。他给我带来了一盒好像是叫“蜜枣”的点心，里面有馅，外面裹着很厚的焦糖粉，放进口里奇甜无比，焦糖粉末瞬间弥覆了口腔和喉头。莫言一旁似有期待地看我坐在房间中央一个方凳上嚼咽，问我味道如何，我一边应对口中还没润湿的粉末，一边接连点头。随后他自己做着注解：其实就是甜，可小时候能吃到这个就像过年……显然，当时我们对这同一种食物的感受还无法完全同步。
类似一幕发生在几天后烟台一座曾经的军营里。那是莫言刚参军时住过的营房，在村庄的边上，一个浅浅的院子和一排简单的平房。当时，这里除了名义上还是一处军产以外，里面已经不住一兵一卒，应该是被一些外来打工者占据着。听莫言介绍，小说《苍蝇、门牙》那些故事的场景就发生在这里。
穿过院子，莫言径直走向右边排头的一个房间，推门便进。里面一个坐在灶台前忙活的中年妇人，一脸惊恐：“你们找谁？”莫言回答：“我22年前住在这里。”这句回答可能没让她满意，因为我记得她始终表情冷淡，但也再没说话。莫言却真的有些激动，他向我们指点着曾经哪里是床，哪里是桌，哪里还有些什么摆设。他指着一面墙，说为考军校曾在墙上写满数学公式。他甚至还凑过去拿手摸索着，试图找到当年的字迹，但重新粉刷过可能不止一次的墙上，已经找不到半点痕迹。
莫言的写作应该就是从这里开始的。许多像他一样的作家，文学起点是在军营，离开农村，没有了繁重的体力劳动，没有了食不果腹的生存压力，文学之树得以生长。
当天晚上，张先生在高密宾馆设宴接风，前来参加的一水都是莫言的同学。我们知道莫言只念到小学毕业，所以在座的同学都应该是他十几岁前的朋友。
来宾中唯一的女性恰好就是高密宾馆的经理。莫言向我介绍说，同学的时候，他是从来不敢抬头正眼看过她的。不仅仅因为她长相漂亮，还因为她的父亲。当年，在高密东北乡驻扎着一个解放军的农场，那名女生的父亲就是这个农场的领导，一身军装，肩上斜挎着一支手枪，在田头逡巡，好像随时有权拔枪要了你的性命。
离开高密以后，我们在烟台游历多日，走访了张裕葡萄酒厂，参观了他们的百年酒窖和万亩葡萄园。之后，我们还登了烟台山，参观了古炮台，拜访了那个叫南山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我们还去了发现甲骨文的晚清学者王懿荣的旧居，那天阳光很好，我们站在他们家谱的展板前，对这个清代一门出过六位进士的家族啧啧赞叹。
回到城里，我们路遇一座洋楼，曾经是一个高官或者外交官的官邸，而且据称还是某个著名的历史事件的发生地。现在的楼主把我们带到地下室，让我们见识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建成的亚洲第一条保龄球道。那时的保龄球和现在的完全不同，球体要小一些，球面也没有指孔，球道不长，码好球，我投了两个没中，莫言竟然一下投中了。
回忆到这里，已经不像是一次工作采风，倒更像一趟普通的旅游了。没错，拉拉杂杂的琐忆中，因有莫言而显得不同。
朋友的价值也许就在这里，他的存在，可以让你的某段记忆变得珍贵而清晰。至于那次没能完成的合作，现在想来未必不是件值得庆幸的事情。因为信仰，酒现在已经成了我的一种禁戒，如果当初真的要把酒的话题拍成一部电视剧，传播给亿万观众，那会是一桩不小的罪过呢。
不久前，我搬家整理书柜，翻到了一本《美国酒王传奇》，这是新华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世界大企业家传记”丛书里的一部，说的是两个出生在上世纪初的美国意大利裔兄弟，如何白手起家，把一个不起眼的小酒作坊，发展成为首屈一指的葡萄酒业帝国的故事。
1999年前后，我和到检察日报社不久的莫言打算就着《红高粱》的话题，拍一部类似后续故事的电视剧。这本书就是当时我们搜集的参考资料之一。
我翻开书页，里面有很多文句被红笔勾画了，空白处还有一行铅笔字：“三杯红酒穿喉过，一条妙计上心头。”像是一句歌词，带着明显的莫言风格。由于这次搬家的目的是出国，我几乎全部的藏书都捐给了一家青年读书机构，这一本还是留下了，以资纪念。
发起这部暂名为“红高粱后传”的电视剧的动议时，我与莫言刚刚完成了一次比较顺利的合作，即《红树林》。
可以说这部电视剧得以完成，莫言的贡献始终是决定性因素。不仅剧本，拍摄资金也是冲他而来的。他把自己作品即将到期的出版版权，承诺转给南方一家出版社，并答应把剧本再改写成小说一并交由他们出版，这样获得了这家出版社对电视剧的投资，同时也有了长篇小说《红树林》这样一部比较特殊的莫言作品。
值得一提，莫言在这部戏里只拿了很少的稿酬，当时他把它当作对检察日报社接收他转业的一种回报了。
此前，我本企图直接拍《红高粱家族》电视剧版，但当时其版权已经被西部某个影视公司买去了，所以才有了把《红高粱》当年的故事延续到现在拍个《红高粱后传》的构思。这个想法得到了莫言少年时代的伙伴张先生的支持。张先生是莫言在棉花加工厂工作时的工友，那会儿已在高密经营一家很大的药业公司。他的企业为《红高粱后传》的创作提供资金，这样就有了我们接下来的胶东采风之行。
莫言说，作品和人一样，都有其自己的命运。《红高粱后传》的策划在当时各种机缘下不能说不好，天时地利人和，样样占尽，最后却不了了之，的确，最好的解释应该就是它自身的命运使然。合作虽没下文，但对那次胶东之行的许多细节，却记忆犹新。胶东是莫言成长的地方，置身实景，让我得以亲身感受他经历中的某些片段和印迹。
那天，下了飞机，在青岛机场通往高密的路上，天下起雨。这场雨也阻隔了我同高密东北乡的缘分。在高密市区的宾馆住下后，莫言回村省亲，他说雨中村庄道路泥泞，建议我留在宾馆。
第二天，天气放晴，我出门在高密街道溜达，在不远的一家新华书店购得一本《红高粱家族》。回到房间，莫言已经从东北乡回来。他给我带来了一盒好像是叫“蜜枣”的点心，里面有馅，外面裹着很厚的焦糖粉，放进口里奇甜无比，焦糖粉末瞬间弥覆了口腔和喉头。莫言一旁似有期待地看我坐在房间中央一个方凳上嚼咽，问我味道如何，我一边应对口中还没润湿的粉末，一边接连点头。随后他自己做着注解：其实就是甜，可小时候能吃到这个就像过年……显然，当时我们对这同一种食物的感受还无法完全同步。
类似一幕发生在几天后烟台一座曾经的军营里。那是莫言刚参军时住过的营房，在村庄的边上，一个浅浅的院子和一排简单的平房。当时，这里除了名义上还是一处军产以外，里面已经不住一兵一卒，应该是被一些外来打工者占据着。听莫言介绍，小说《苍蝇、门牙》那些故事的场景就发生在这里。
穿过院子，莫言径直走向右边排头的一个房间，推门便进。里面一个坐在灶台前忙活的中年妇人，一脸惊恐：“你们找谁？”莫言回答：“我22年前住在这里。”这句回答可能没让她满意，因为我记得她始终表情冷淡，但也再没说话。莫言却真的有些激动，他向我们指点着曾经哪里是床，哪里是桌，哪里还有些什么摆设。他指着一面墙，说为考军校曾在墙上写满数学公式。他甚至还凑过去拿手摸索着，试图找到当年的字迹，但重新粉刷过可能不止一次的墙上，已经找不到半点痕迹。
莫言的写作应该就是从这里开始的。许多像他一样的作家，文学起点是在军营，离开农村，没有了繁重的体力劳动，没有了食不果腹的生存压力，文学之树得以生长。
当天晚上，张先生在高密宾馆设宴接风，前来参加的一水都是莫言的同学。我们知道莫言只念到小学毕业，所以在座的同学都应该是他十几岁前的朋友。
来宾中唯一的女性恰好就是高密宾馆的经理。莫言向我介绍说，同学的时候，他是从来不敢抬头正眼看过她的。不仅仅因为她长相漂亮，还因为她的父亲。当年，在高密东北乡驻扎着一个解放军的农场，那名女生的父亲就是这个农场的领导，一身军装，肩上斜挎着一支手枪，在田头逡巡，好像随时有权拔枪要了你的性命。
离开高密以后，我们在烟台游历多日，走访了张裕葡萄酒厂，参观了他们的百年酒窖和万亩葡萄园。之后，我们还登了烟台山，参观了古炮台，拜访了那个叫南山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我们还去了发现甲骨文的晚清学者王懿荣的旧居，那天阳光很好，我们站在他们家谱的展板前，对这个清代一门出过六位进士的家族啧啧赞叹。
回到城里，我们路遇一座洋楼，曾经是一个高官或者外交官的官邸，而且据称还是某个著名的历史事件的发生地。现在的楼主把我们带到地下室，让我们见识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建成的亚洲第一条保龄球道。那时的保龄球和现在的完全不同，球体要小一些，球面也没有指孔，球道不长，码好球，我投了两个没中，莫言竟然一下投中了。
回忆到这里，已经不像是一次工作采风，倒更像一趟普通的旅游了。没错，拉拉杂杂的琐忆中，因有莫言而显得不同。
朋友的价值也许就在这里，他的存在，可以让你的某段记忆变得珍贵而清晰。至于那次没能完成的合作，现在想来未必不是件值得庆幸的事情。因为信仰，酒现在已经成了我的一种禁戒，如果当初真的要把酒的话题拍成一部电视剧，传播给亿万观众，那会是一桩不小的罪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