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嫦娥奔月、天宫遨游、蛟龙入海……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科技创新成果丰硕，一项项重大科技成就背后，与党和政府对科技创新的高度重视密不可分。而《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以下简称《规划纲要》），这份凝聚了众多科技工作者智慧心血、激发了无数一线科研人员创新活力潜力的文件，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科技创新发表振奋人心、催人奋进的重要讲话，激发了更多科技工作者的创新创造热情，为新时代科技事业发展指明方向。
然而，在本世纪初制定《规划纲要》时，在自主创新、企业是技术创新主体、创新体系建设等重大观念上，还存在明显分歧，争论之激烈，超出想象。有业内权威专家表示，如果没有《规划纲要》对一系列重要问题形成正确共识，我国的自主创新之路，可能更为艰难、坎坷。
缘起
卖1台计算机只赚1捆大葱钱、出口1亿双鞋才换回1架空客、代工售价约每只41美元的美国罗技鼠标只分得3美元……
“这就是21世纪初的中国制造业。”时任科技部部长、国家科技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的徐冠华回忆说，“当时，我们依靠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处于产业链低端，只能赚一点辛苦钱，利润几乎微薄到只能维持简单再生产，‘增产不增收’‘勤劳不富裕’，财富积累步履维艰。”
原因何在？缺乏核心技术！
熟悉情况的专家向记者描述当时的情景，依然愤愤不平。那时，我国生产的许多产品都要向外国企业缴纳昂贵的专利费——手机专利费占售价的20%;计算机专利费占售价的30%;数控机床专利费占售价的20%至40%。
不仅高技术产业需要缴纳高昂的专利费，传统产业也一样难逃此命运。举个例子，德国大众汽车在中国的产量仅占其总产量的14%，而大众在中国获得的利润却占其利润总额的80%！如此高的利润占比，“贡献”最多的是向中国企业收取的名目繁多的专利使用费、技术转让费。
事实上，当初中方也曾希望通过合作、代工和出让市场等方式获得技术的进步，然而却事与愿违。
对此，一些有识之士敏锐地认识到，缺乏核心技术，将永远受制于人。一方面，大到飞机、汽车、制造装备，小到服装、日化用品，我国的这些产业将永远处于国际产业链的中低端;另一方面，我国会丧失许多新型资源的拥有权。
不仅如此，进入新世纪初的中国还暴露出更多隐忧——
首先，我国人均能源、水资源等重要资源占有量严重不足，生态环境脆弱，面临着日益严峻和紧迫的重大瓶颈约束。
其次，我国拥有十几亿人口，面临着就业、医疗、卫生、人口老龄化、大城市病等诸多问题，解决难度和规模都是世界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如果不掌握核心技术，很有可能丧失维护国防安全和经济安全的战略主动权。
所有这一切，都是刚刚跨过新世纪门槛的中国面临的挑战和机遇——不仅要解决优化经济结构、合理利用资源、保护生态环境、协调地区发展、提高人口素质等问题，还要积极迎接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主动适应国际竞争新变化。2002年11月8日，党的十六大召开。会议提出要“制定科学和技术的长远发展规划”。
激辩
在《规划纲要》战略研讨期间，来自科技界、教育界、经济界和政府部门的相关人士充分发表意见，观点交锋异常激烈。
观点交锋主要集中在哪几个方面？接受采访的多位亲历者，向记者讲述了如下重点——
一、要不要自主创新？
当年，对于要不要自主创新这个问题，有人认为是必须的，有人认为表述欠妥，甚至还有反对的声音。
2003年6月23日，北京京西宾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战略研究论坛上，有人提出，在全球化背景下，我国完全可以充分利用劳动力的低成本比较优势，以及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通过跨国公司的对华直接投资，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弥补“比较劣势”，实现产业向中国转移。未来15年，中國经济社会发展，不一定要有自己的科技创新，比较优势仍然可以使中国经济快速增长30年。
观点一经抛出，就引起了会场的阵阵骚动，讨论声此起彼伏。
时任科技部办公厅副主任兼调研室主任的梅永红，对围绕自主创新发生的激烈争辩也是印象深刻。他说，争论主要集中在是继续“以市场换技术”还是“自主创新”上，在规划制定之初一年多的时间里，相当一部分人支持买技术、换技术的观点。
客观地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技术引进的策略，使我国许多领域的产品结构和技术水平发生了变化，促进了国际产业产能向中国转移，使我国成为“世界车间”，这为一些人所赞同的技术引进策略提供了样本支持。因此，有人担心，提倡自主创新，容易让人误解为就是自己搞创新、关门搞创新，将会封闭发展，应该用跨国企业搞的“开放/开源创新”来替代自主创新方针。
实际上，当时一些专家主张的自主创新，是指在开放条件下的自主创新，包含了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这三个方面指向不同又紧密联系，可以包容各类创新主体的策略需要。这一点是单纯企业层面的“开放/开源创新”所涵盖不了的。 专家认为，完全依靠引进技术和境外直接投资对提升我国科技竞争力的作用非常微弱。许多企业的技术引进属于成套设备引进，并未开展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再创新，深陷“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的泥潭难以自拔。特别是我国的能源、电力、采矿、钢铁、纺织、化工等制造企业，在经历了几轮技术引进后，自身没有形成技术开发能力，导致我国经济建设和高技术产业所需的许多关键装备受制于人，如数控机床、光纤制造设备、集成电路等。市场换技术，最终换来的是“路径依赖”。显然，引进技术并不等于引进了技术创新能力。
二、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吗？
在《规划纲要》的战略研讨期间，专家提出“企业是技术创新主体”的观点时，反对的声音也很强烈。
反对者旗帜鲜明地亮出观点：我国企业不是技术创新的主体，主要体现在企业不具有研发能力。在大中型企业中，只有25%的企业拥有研发机构，研发经费占销售收入的比例不到1%;75%的企业没有专职人员从事研发活动，35%的企业没有研发活动。因此，技术创新还是要依靠科研机构和大学。
为什么要让企业成为技术创新主体？多年的经验证明，科研机构的研究开发活动，存在着单纯的技术导向倾向，注重技术参数、指标的先进性，但对市场需求和规律缺乏把握，其成果往往不具有市场竞争力。实际上，技术创新活动本质上是一个经济过程，它是技术、管理、金融、市场等各方面创新的有机结合。说白了，技术创新就是将技术和创意转化为产品和服务，进而产生市场价值的过程。
近百年世界产业发展的历史表明，企业竞争力已成为国家竞争力最重要的体现。任何一个强大的国家都有若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企业，而这些企业的竞争力很大程度来自重大的技术发明。电话出自贝尔，规模化汽车制造出自福特，飞机出自波音和空客，计算机领域的革命性技术分别出自IBM、英特尔和微软等。资料显示，在发达国家，90%的跨国公司把技术创新作为企业战略的主体内容，80%建立了研发中心，大多数科技型企业至少把销售额的5%投入研究开发当中。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探索科技与经济结合的实践也证明，建设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完全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和科技自身发展规律。当年我国第三代移动通信CDMA的研发就很典型。那些年，国家已向相关研究院所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研发CDMA，但却一直没有成功。最后，是大唐、华为、中兴等企业联合国外一些企业开发出来的。
近百年世界产业发展的历史表明，企业竞争力已成为国家竞争力最重要的体现。任何一个强大的国家都有若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企业，而这些企业的竞争力很大程度来自重大的技术发明。
在这个问题上达成的广泛共识，是多年改革实践的经验总结，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对经济与科技关系问题认识的一个重大飞跃。
三、要不要搞科技规划？
“针对《规划纲要》制定，反对的理由主要是两点：一是科学探索是无法预知的，不可能规划;二是我国已实行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应该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科技如何发展？市场会根据需要作出选择，无需规划。”时任科技部调研室副主任的胥和平回忆说。
赞同者则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不意味着不能有国家意志和国家发展战略;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也不是被动地接受国际分工，而应主动地调整战略，实现产业升级，增强国家竞争实力。
张劲夫、朱光亚、李光斗等科技界前辈虽然年事已高，但仍关注《规划纲要》的制定。他们用自己参与和实施的《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以下简称“十二年规划”）说明科技规划的重要性。当年的“十二年规划”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为“两弹一星”的成功、国防实力的提高和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
胥和平介绍说，即使是实行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国家也不是没有科技规划。各国尽管在历史文化、發展水平、社会制度等方面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差异，但大多会以各种形式制定科技发展战略规划。上个世纪，美国的阿波罗登月计划、曼哈顿计划、人类基因组计划、星球大战计划、信息高速公路计划、国家纳米技术计划和氢能研发计划，都极大地增强了美国的科技、军事实力，并对经济发展产生巨大影响。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副所长刘琦岩表示，国内外的实践证明，一份好的规划能够明确问题和挑战，引导共识和预期，识别发展机遇，优化资源配置，是政府为市场、企业、科研机构提供的最好服务之一。对于具有不确定性的科技创新来说，规划显得尤其重要。政府的责任就是要对那些影响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领域进行重点支持，使其成为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产业。
出台
2003年3月22日，新一届国务院组成后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决定着手研究制定《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期限定为2006年至2020年。
随后，国务院成立由23个部门组成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领导小组，时任总理温家宝任组长，时任国务委员陈至立任副组长，时任中科院院长路甬祥、工程院院长徐匡迪、科技部部长徐冠华等24位部级以上领导任领导小组成员。由周光召、宋健、朱光亚为召集人，王选等18名科学家组成专家顾问组。
令人始料不及的是，正值筹备工作关键时期，“非典”疫情突然暴发，筹备组的临时办公地——北京西三环的专家公寓，一座15层的大楼最后只剩下15位筹备组核心成员。
战胜“非典”疫情后，《规划纲要》编制加速进行。但如何研究和制定？刘琦岩回忆说，当时仍有一些争议。同时，科技前瞻研究，国外发展信息，国内调研情况，各种建议与不同看法，部门、行业、地方意见等海量信息推送至规划办公室。如何让各方意见能够围绕主线、服务大局、聚焦重点？规划办公室在时间已很紧张的情况下及时作了一个非常关键性的重大决策：战略研究先行。 2003年11月底，近500位专家收到了《关于集中进行规划战略研究的通知》，要求他们于12月10日集结到国家会计学院，集中开展《规划纲要》的战略研究。有专家戏称：这是他们人生中难得的一次“双规”——规定时间地点、完成规定任务。
接下来的40天里，无论是高级领导、著名科学家、院士、教授，还是普通工作人员，每人均住9平方米一间的学生宿舍，一律吃学生食堂，一律考勤打卡。
在这里，这些科技界、经济界和管理界的精英们要在此前2000余名专家工作的基础上，围绕20个专题，以问题为导向，把战略研究做深、做实、做细。这20个专题是：科技发展总体战略，科技投入及其管理模式，战略高新技术产业化，基础科学，制造业发展，能源、资源与海洋发展，现代服务业发展，公共安全，生态建设、环境保护与循环经济，城市发展与城镇化，农业，交通，人口与健康，科技体制改革与国家创新体系，科技条件平台与基础设施建设，科技发展法制和政策，科技人才队伍建设，区域科技发展，创新文化与科学普及。
原中科院副院长胡启恒院士担任组长牵头的“现代服务业发展科技问题的研究”专题，是一个跨部门、跨领域的全新研究课题。胡启恒一直关注以信息技术作为重要支撑的现代服务业，牵头这一专题后，自然是全身心地投入。
功夫不负有心人。胡启恒领衔的“现代服务业发展科技问题的研究”专题研究报告，提炼出影响现代服务业信息化发展的重大科技问题，筛选出重大关键技术和重大工程项目，并提出加速服务业信息化的重大措施，得到了一致好评。
与室外的寒冷形成鲜明对比的是，40天的研究热火朝天。专家们无论职务高低、年龄大小，探讨问题经常是唇枪舌剑，针锋相对。历时一年多的战略研究最终画上圆满句号，成果丰硕——初步理清了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防建设等领域中急需依靠科技解决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进一步认清了我国科技发展的现状和差距，对世界科技发展趋势进行了分析和预测，并在此基础上初步提出了未来我国科技发展的指导方针、总体发展战略、战略目标、重点任务和重大措施，以及各相关领域的科技发展战略、战略目标和重点任务等。
“這20本120万字的战略研究报告直到现在还是我们的科技重大议题‘百宝箱’。”一位从事科技宏观管理工作的公务员告诉记者。
现在回想起来，这一次空前规模的科技改革与发展的战略研究，是对战略思想、战略谋划能力的历练。虽然花了较长时间、下了很大功夫，但是非常值得。在交换意见中，对一些全局性、长远性、前瞻性的重大问题形成了突破性认识和高度共识，为拟定规划指导思想和战略方针做好了必要的准备，也为《规划纲要》框架设计、任务凝练、政策梳理、草案编制等后期工作奠定了扎实基础。
经过1000多个日日夜夜，无数次易稿，3000多位专家终于向党和人民交出了满意的答卷。对于那些深度参与《规划纲要》编制的人来说，还收获了“人生中最有意义的一段时光”。
2006年2月9日，国务院发布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这份中国科技发展新蓝图，明确提出了“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新时期科技工作指导方针，对我国未来15年科学和技术发展作出了全面规划与部署。
◎ 来源|经济日报（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