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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中国在2017年又一次绽放了她的光芒。11月8日，当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故宫向现任美国总统特朗普讲述着中国不曾间断的辉煌历史时，中国人民无不充满着自信与自豪之感。正是在这种正能量渲染的大环境下，中国史学界的同人在过去的一年紧跟时代步伐，其学术研究呈现硕果累累之势。鉴于此，本文以出版研究成果与相关的学术讨论为基础，拟就2017年中国史研究的动态从几方面进行梳理与分析，以供读者速览。
古“丝路”研究如火如荼
自2013年9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演讲时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后，中国政府在各方面逐步推动着“一带一路”的建设。而在中国史领域，至2017年相关学者们的视线聚焦于此，对其研究可谓达到小高潮，做出了学术界应有的历史使命的担当。在丝绸之路经济带所圈定的区域中，中国的西北部即陕西、甘肃、新疆为学者关注的重点，研究范围包含考古、民族、文献、地理、文化等各方面。在过去几年的积累下，2017年举办的有关中国历史上丝绸之路的学术会议不下十几场，有研讨会、座谈会、工作坊等各种形式。
陕西西安于2月、10月分别举办了“长安与丝路学术论坛”和“长安记忆，丝路互通———第二届西安丝绸之路历史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主题皆围绕着丝绸之路的历史文化、考古与艺术、出土文献以及秦汉隋唐时期对外文化交流等方面。这两次会议可以说是丝路与长安研究走向深入、学术讨论国际化的阶段成果性会议。浙江大学亦举办了两场有关丝绸之路的会议，特别是2017年10月22日由中国古代史研究所主办的“丝绸之路上的民族、文物与历史”工作坊，以民族、文物为研究主题，会议主要突出了丝绸之路上的民族问题，如大月氏、鄯善人、于阗人、粟特胡人、回鹘人、蒙古人及西域胡人、高昌汉人等，研究材料有悬泉汉简、？卢文简牍、敦煌文献、吐鲁番文献、文物、遗址等多种。此外还有在旅顺召开的“丝绸之路与新疆出土文献”国际学术研讨会和在榆林召开的“一带一路”文献与历史学术研讨会等。可以发现，与会学者们以不断发掘的文献材料与文物遗迹为基础，着力于开展古丝路文明等方面的研究。
此外，敦煌研究院日前设立了丝路研究的专门部门“丝绸之路与敦煌研究中心”，主要开展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的比较研究、系统整理工作，另外也研究敦煌石窟中与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相关的图像资料、组织撰写丝绸之路研究的学术著作、翻译介绍国外丝绸之路研究的最新成果等，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深化研究璀璨多元的丝路文明以及历史上不同国家、不同民族间友好交往做出应尽的贡献。此外，由中国人民大学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联合推出的有关古丝绸之路的周期综合性研究刊物《丝绸之路研究》也正式发布，此刊物旨在挖掘古代丝绸之路历史文化，探求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内在动力，成为研究丝绸之路历史与文化的学术平台。为了扩大其国际影响，《丝绸之路研究》英文版也在筹划中。
除国内学者外，国外学者亦对此表现了浓厚的兴趣，如德国莱比锡撒克逊科学院发起了一项新的长期研究项目，即有关丝绸之路北道龟兹的佛教壁画的内容，德国柏林自由大学科洛茨曼教授赴国内宣讲有关从帕米尔通路到“新丝绸之路”的研究话题。从出版成果来看，漓江出版社推出的“丝路译丛”最具代表性。继2016年12月《丝路译丛第一辑·玄奘之旅》出版之后，“丝路译丛”于2017年陆续推出了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科学院院士瑞德维拉扎《张骞探险的佛国：贵霜大夏考古》，美国纽约大学乐仲迪《从波斯波利斯到长安西市：粟特与北朝艺术》等书。这套译丛是基于过去20年间联合国考古队在中亚五国和印度北部“玄奘之路”上发现的考古文物，以及近年丝绸之路国际会议上各国学者对其研究取得学术突破后的成果展现。这套书很好地显示了欧亚大陆文明碰撞与交融的历史画面，对于丝绸之路的历史和文明的研究具有里程碑式的学术价值。
“公理性”议题呈现破茧之势
自21世纪开始，唐宋史学术界普遍用这样一种理论前提进行研究，即日本学者内藤湖南提出的“唐宋变革论”，也称为“宋代近世说”。可以说，唐宋变革论实质上是对中国历史分期的解释，以世界史的角度探求唐宋社会变革。这种研究范式影响了中国整个唐宋史学界并且一直拥有独占鳌头的研究地位。很多学者视其为“公理”，以至衍生出批量的变革说。然而，2017年10月21日，在上海师范大学举办的“新视角·新方法·新观点———宋史学术前沿论坛”中，以首都师范大学李华瑞为代表的学者提出了新的看法，他认为“继续炒冷饭、吃别人剩下的旧馍，无助于推动研究的进步”，他从学术史、政治、性别、多民族国家、国际宋史研究等方面进行分析得出，“唐宋史研究应当翻过这一页”，彻底走出来，他认为这一“公理”只是立足于“中国本土”，历史研究的空间逐步缩小，他提倡应回归“大宋史”的研究理念。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姜锡东尤其赞同这种观点，他认为学术研究就是要有针锋相对的气势，这样才有利于打开思路，进一步推进学术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包伟民在会上就“大宋史”和“宋史还能谈什么”等前沿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提倡“大宋史”研究，“并不是要求每位学者都要同時做宋史、西夏史、辽金史，而是指在从事某个领域、某方面的研究时，要有一种全局的眼光，要注意各王朝之间的竞争与互动”，“在更大的格局和视野下讨论问题”。可见，唐宋史学界研究热点趋向宏观理论范式的思考，对国外“公理式”论断提出了挑战，有破茧式推进之势。
与此情况类似，在清史学界，“新清史”的研究范式也一度占据了清史研究者们研究方向的“半壁江山”，较有代表性的是2016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孤军：满人一家三代与清帝国的终结》一书。但与“唐宋变革论”一说不同的是，“新清史”并没有成为清史研究领域所谓的“公理”，但是不能否定，这一观点已深度影响到了清史研究者们研究的视角与方法。无论是已发表的学术论文或者是出版的书籍，无不带有“新清史”的影子。就运用史料方面，注重满文的阅读与应用是其中一个特点，近些年各档案馆致力于满文史料的整理与出版，如辽宁省档案馆《黑图档》从康熙朝至咸丰朝满汉文档案已陆续出版，其中涉及整个东北及部分内蒙古王公管辖的地区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资料；另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部、黑龙江省档案馆等联合编纂的《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上下）》也于2017年全部出版，时间段从光绪元年至二十六年，也包括有关清代东北地区政治、经济、外交、民族等方面的资料，其中包括满文原档32件，计3.7万余字。当然清史学界一直尝试打破美国“新清史”思想的禁锢。2016年10月，一场国际高端对话在北京师范大学举办，美国“新清史”学派代表欧立德与复旦大学葛兆光就“历史中国的内与外”展开了激烈的交锋，会议上，葛兆光提出应该“从周边看中国”，而谈论“周边”，就是要关注以往被忽略的边缘，即不断变化和移动的边疆。2017年葛兆光在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历史中国的内与外》，详细地阐释了他提出的这一观点。其实在边疆的研究话题中，有关“内亚”议题为近几年的研究热点，单2017年一年所出成果就已颇丰。如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乌云毕力格的《五色四藩：多语文本中的内亚民族史地研究》，书中主要包括了蒙、满、藏等内亚各民族关系和蒙古人文地理研究等内容；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拉铁摩尔与边疆中国》，涵盖了唐晓峰、姚大力、罗威廉等学者的思想精华，对于拉铁摩尔及其中国边疆理论、内亚史研究视角的进一步研究有很大的推动作用，还有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钟焓所著的《重释内亚史》，对具体的内亚史学者及其研究方法进行解读，这本书可以看作是学术界内亚史的总结性作品。 研究性史料出版热度不减
近些年国家大力扶持古籍的整理出版，中国史方面的相关研究者致力于各时段的资料整理。特别是《海外中文古籍总目》出版项目，即散失于海外的古籍整理出版，是国家关注的重要方面之一。此项目由中华书局主持，“致力于联合海外各大图书馆，搜寻、发现、整理、出版流散在世界各地的中文古籍”。至2017年，《海外中文古籍总目》首批成果出版，在大西洋西岸的加拿大，来自五家海外图书馆的三部目录《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图书馆中文古籍目录》《美国杜克大学图书馆中文古籍目录、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中文古籍目录、美国湾庄艾龙图书馆中文古籍目录》《新西兰奥克兰大学中文古籍目录》，在东亚图书馆年会上发布。另外一些已发现的海外珍品正陆续在国内出版，如国家图书馆出版社连续出版了世界各大学所藏的《永乐大典》，2017年又出版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藏《永乐大典》（全二册）和德国柏林民族学博物馆藏《永乐大典》（全四册）；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大木文库藏明清稀见史料汇刊》（全六册）亦是珍品，这套史料属大木文库所藏汉籍，而共收入7种图书，分别是《仪真县鱼鳞册》《吴江县鱼鳞册》《总官内务府掌仪司所属盐山县南皮县沧州鱼鳞地册》等。这些海外的珍本的发掘与出版，无不标志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四射与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逐步提升。
虽然古籍所涉的时间范围为清代截止，但近些年在时间的考量上有下延的趋势。就2017年所出版的近现代研究性史料来看，民国时期文献资料数量不少。如《民国时期社会调查资料三编》（全三十册）、《民国时期禁烟禁毒资料汇编》（全五十册）、《民国赈灾史料三编》（全三十六册）、《民国时期高等教育史料三编》（全三十册）等。此外还有套续编，分别是《民国时期新闻史料续编》（全三十二册）、《民国时期地方概况资料续编》（全三十册）、《民国时期经济统计资料续编》（全三十册）、《民国时期国情统计资料续编》（全三十六册）、《民国华侨史料续编》（全二十册）、《民国时期浙江省地方议会史料续编》（全二十八册）等。《民国文献资料丛编》自2010年始就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陆续出版，至2017年又继续出版了上述文献，这些资料汇编为研究民国时期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学者们提供了更为翔实的史料。
当然，涉及中国近现代时期的资料出版，还有两大类值得关注，一种是有关稀见的史料，一种有关抗战题材的资料。
凤凰出版社策划的一套丛书系列即《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选取的对象是晚清与民国时期各类人士的日记、书信、笔记、诗话、序跋等，他们通过以小见大的手段试图为世人呈现中国近现代大变革时代的历史细节。到2017年6月，已推出第四辑12种共17册书，分别是《江瀚日记》《英轺日记两种》《胡嗣瑗日记》《王振声日记》《黄秉义日记》（全五册）、《粟奉之日记》《王承传日记》《唐日记》《王锺霖日记（外一种）》《翁同騄家书诠释》《甲午日本汉诗选录》（全二册）、《达亭老人遗稿》。而第五辑15种将于2018年上半年出版。
2017年出版的抗战题材的资料呈现了接力状态，既有大型文献，同时亦有小型史料，内容上既有宏观上的整体性特点，亦有微觀下代表事件与人物的个性化特征。如人民日报社出版了《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外交密档》共10卷。本套书主要辑录了民国政府与英、美、法、德等国家官方交往的文件，特别还有大量翻译的各国尚未公开的外交文件及档案。这些材料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近代中国在政治、文化、经济、外交等方面逐渐融入国际社会的历程，对研究中国近代外交史很有价值。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了《翁文灏与抗战档案史料汇编》，分上下编，此书收录了翁文灏与抗战有关的档案史料，包括战前政治经济与外交、战时工矿建设、贸易与财政金融、政治、行政、科技与教育等，是研究战时翁文灏及资源委员会的重要史料。有关同时期国外人士的抗战资料亦弥足珍贵，如《中流砥柱———卡尔逊抗战史料》即为典型。卡尔逊是抗战初期深入中国敌后战场考察的美国军事观察家，他在延安、晋察冀、晋冀豫等北方抗日根据地搜集了很多珍贵的抗战史料。这批史料原保存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总计100种。运用他者的视角更能客观地展现中国人民艰辛抗战与伟大胜利的意义。
结语
中国的历史文化经过了几千年的不断积累与传承，正是这种积淀造就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而对于中国史的研究正是这种文化自信的载体与源泉。在新时代的学术环境下，随着中国—世界联系日益增强与互联网+等科技手段的不断应用，有关全球史视野下的研究力量和史学相关数据库规模日益崛起，相信在新的研究视角与方法崭露头角之时，中国史的相关研究定会绽放其更加辉煌的光芒，担负起新时代的史学使命，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递八方。
古“丝路”研究如火如荼
自2013年9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演讲时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后，中国政府在各方面逐步推动着“一带一路”的建设。而在中国史领域，至2017年相关学者们的视线聚焦于此，对其研究可谓达到小高潮，做出了学术界应有的历史使命的担当。在丝绸之路经济带所圈定的区域中，中国的西北部即陕西、甘肃、新疆为学者关注的重点，研究范围包含考古、民族、文献、地理、文化等各方面。在过去几年的积累下，2017年举办的有关中国历史上丝绸之路的学术会议不下十几场，有研讨会、座谈会、工作坊等各种形式。
陕西西安于2月、10月分别举办了“长安与丝路学术论坛”和“长安记忆，丝路互通———第二届西安丝绸之路历史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主题皆围绕着丝绸之路的历史文化、考古与艺术、出土文献以及秦汉隋唐时期对外文化交流等方面。这两次会议可以说是丝路与长安研究走向深入、学术讨论国际化的阶段成果性会议。浙江大学亦举办了两场有关丝绸之路的会议，特别是2017年10月22日由中国古代史研究所主办的“丝绸之路上的民族、文物与历史”工作坊，以民族、文物为研究主题，会议主要突出了丝绸之路上的民族问题，如大月氏、鄯善人、于阗人、粟特胡人、回鹘人、蒙古人及西域胡人、高昌汉人等，研究材料有悬泉汉简、？卢文简牍、敦煌文献、吐鲁番文献、文物、遗址等多种。此外还有在旅顺召开的“丝绸之路与新疆出土文献”国际学术研讨会和在榆林召开的“一带一路”文献与历史学术研讨会等。可以发现，与会学者们以不断发掘的文献材料与文物遗迹为基础，着力于开展古丝路文明等方面的研究。
此外，敦煌研究院日前设立了丝路研究的专门部门“丝绸之路与敦煌研究中心”，主要开展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的比较研究、系统整理工作，另外也研究敦煌石窟中与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相关的图像资料、组织撰写丝绸之路研究的学术著作、翻译介绍国外丝绸之路研究的最新成果等，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深化研究璀璨多元的丝路文明以及历史上不同国家、不同民族间友好交往做出应尽的贡献。此外，由中国人民大学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联合推出的有关古丝绸之路的周期综合性研究刊物《丝绸之路研究》也正式发布，此刊物旨在挖掘古代丝绸之路历史文化，探求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内在动力，成为研究丝绸之路历史与文化的学术平台。为了扩大其国际影响，《丝绸之路研究》英文版也在筹划中。
除国内学者外，国外学者亦对此表现了浓厚的兴趣，如德国莱比锡撒克逊科学院发起了一项新的长期研究项目，即有关丝绸之路北道龟兹的佛教壁画的内容，德国柏林自由大学科洛茨曼教授赴国内宣讲有关从帕米尔通路到“新丝绸之路”的研究话题。从出版成果来看，漓江出版社推出的“丝路译丛”最具代表性。继2016年12月《丝路译丛第一辑·玄奘之旅》出版之后，“丝路译丛”于2017年陆续推出了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科学院院士瑞德维拉扎《张骞探险的佛国：贵霜大夏考古》，美国纽约大学乐仲迪《从波斯波利斯到长安西市：粟特与北朝艺术》等书。这套译丛是基于过去20年间联合国考古队在中亚五国和印度北部“玄奘之路”上发现的考古文物，以及近年丝绸之路国际会议上各国学者对其研究取得学术突破后的成果展现。这套书很好地显示了欧亚大陆文明碰撞与交融的历史画面，对于丝绸之路的历史和文明的研究具有里程碑式的学术价值。
“公理性”议题呈现破茧之势
自21世纪开始，唐宋史学术界普遍用这样一种理论前提进行研究，即日本学者内藤湖南提出的“唐宋变革论”，也称为“宋代近世说”。可以说，唐宋变革论实质上是对中国历史分期的解释，以世界史的角度探求唐宋社会变革。这种研究范式影响了中国整个唐宋史学界并且一直拥有独占鳌头的研究地位。很多学者视其为“公理”，以至衍生出批量的变革说。然而，2017年10月21日，在上海师范大学举办的“新视角·新方法·新观点———宋史学术前沿论坛”中，以首都师范大学李华瑞为代表的学者提出了新的看法，他认为“继续炒冷饭、吃别人剩下的旧馍，无助于推动研究的进步”，他从学术史、政治、性别、多民族国家、国际宋史研究等方面进行分析得出，“唐宋史研究应当翻过这一页”，彻底走出来，他认为这一“公理”只是立足于“中国本土”，历史研究的空间逐步缩小，他提倡应回归“大宋史”的研究理念。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姜锡东尤其赞同这种观点，他认为学术研究就是要有针锋相对的气势，这样才有利于打开思路，进一步推进学术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包伟民在会上就“大宋史”和“宋史还能谈什么”等前沿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提倡“大宋史”研究，“并不是要求每位学者都要同時做宋史、西夏史、辽金史，而是指在从事某个领域、某方面的研究时，要有一种全局的眼光，要注意各王朝之间的竞争与互动”，“在更大的格局和视野下讨论问题”。可见，唐宋史学界研究热点趋向宏观理论范式的思考，对国外“公理式”论断提出了挑战，有破茧式推进之势。
与此情况类似，在清史学界，“新清史”的研究范式也一度占据了清史研究者们研究方向的“半壁江山”，较有代表性的是2016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孤军：满人一家三代与清帝国的终结》一书。但与“唐宋变革论”一说不同的是，“新清史”并没有成为清史研究领域所谓的“公理”，但是不能否定，这一观点已深度影响到了清史研究者们研究的视角与方法。无论是已发表的学术论文或者是出版的书籍，无不带有“新清史”的影子。就运用史料方面，注重满文的阅读与应用是其中一个特点，近些年各档案馆致力于满文史料的整理与出版，如辽宁省档案馆《黑图档》从康熙朝至咸丰朝满汉文档案已陆续出版，其中涉及整个东北及部分内蒙古王公管辖的地区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资料；另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部、黑龙江省档案馆等联合编纂的《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上下）》也于2017年全部出版，时间段从光绪元年至二十六年，也包括有关清代东北地区政治、经济、外交、民族等方面的资料，其中包括满文原档32件，计3.7万余字。当然清史学界一直尝试打破美国“新清史”思想的禁锢。2016年10月，一场国际高端对话在北京师范大学举办，美国“新清史”学派代表欧立德与复旦大学葛兆光就“历史中国的内与外”展开了激烈的交锋，会议上，葛兆光提出应该“从周边看中国”，而谈论“周边”，就是要关注以往被忽略的边缘，即不断变化和移动的边疆。2017年葛兆光在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历史中国的内与外》，详细地阐释了他提出的这一观点。其实在边疆的研究话题中，有关“内亚”议题为近几年的研究热点，单2017年一年所出成果就已颇丰。如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乌云毕力格的《五色四藩：多语文本中的内亚民族史地研究》，书中主要包括了蒙、满、藏等内亚各民族关系和蒙古人文地理研究等内容；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拉铁摩尔与边疆中国》，涵盖了唐晓峰、姚大力、罗威廉等学者的思想精华，对于拉铁摩尔及其中国边疆理论、内亚史研究视角的进一步研究有很大的推动作用，还有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钟焓所著的《重释内亚史》，对具体的内亚史学者及其研究方法进行解读，这本书可以看作是学术界内亚史的总结性作品。 研究性史料出版热度不减
近些年国家大力扶持古籍的整理出版，中国史方面的相关研究者致力于各时段的资料整理。特别是《海外中文古籍总目》出版项目，即散失于海外的古籍整理出版，是国家关注的重要方面之一。此项目由中华书局主持，“致力于联合海外各大图书馆，搜寻、发现、整理、出版流散在世界各地的中文古籍”。至2017年，《海外中文古籍总目》首批成果出版，在大西洋西岸的加拿大，来自五家海外图书馆的三部目录《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图书馆中文古籍目录》《美国杜克大学图书馆中文古籍目录、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中文古籍目录、美国湾庄艾龙图书馆中文古籍目录》《新西兰奥克兰大学中文古籍目录》，在东亚图书馆年会上发布。另外一些已发现的海外珍品正陆续在国内出版，如国家图书馆出版社连续出版了世界各大学所藏的《永乐大典》，2017年又出版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藏《永乐大典》（全二册）和德国柏林民族学博物馆藏《永乐大典》（全四册）；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大木文库藏明清稀见史料汇刊》（全六册）亦是珍品，这套史料属大木文库所藏汉籍，而共收入7种图书，分别是《仪真县鱼鳞册》《吴江县鱼鳞册》《总官内务府掌仪司所属盐山县南皮县沧州鱼鳞地册》等。这些海外的珍本的发掘与出版，无不标志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四射与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逐步提升。
虽然古籍所涉的时间范围为清代截止，但近些年在时间的考量上有下延的趋势。就2017年所出版的近现代研究性史料来看，民国时期文献资料数量不少。如《民国时期社会调查资料三编》（全三十册）、《民国时期禁烟禁毒资料汇编》（全五十册）、《民国赈灾史料三编》（全三十六册）、《民国时期高等教育史料三编》（全三十册）等。此外还有套续编，分别是《民国时期新闻史料续编》（全三十二册）、《民国时期地方概况资料续编》（全三十册）、《民国时期经济统计资料续编》（全三十册）、《民国时期国情统计资料续编》（全三十六册）、《民国华侨史料续编》（全二十册）、《民国时期浙江省地方议会史料续编》（全二十八册）等。《民国文献资料丛编》自2010年始就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陆续出版，至2017年又继续出版了上述文献，这些资料汇编为研究民国时期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学者们提供了更为翔实的史料。
当然，涉及中国近现代时期的资料出版，还有两大类值得关注，一种是有关稀见的史料，一种有关抗战题材的资料。
凤凰出版社策划的一套丛书系列即《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选取的对象是晚清与民国时期各类人士的日记、书信、笔记、诗话、序跋等，他们通过以小见大的手段试图为世人呈现中国近现代大变革时代的历史细节。到2017年6月，已推出第四辑12种共17册书，分别是《江瀚日记》《英轺日记两种》《胡嗣瑗日记》《王振声日记》《黄秉义日记》（全五册）、《粟奉之日记》《王承传日记》《唐日记》《王锺霖日记（外一种）》《翁同騄家书诠释》《甲午日本汉诗选录》（全二册）、《达亭老人遗稿》。而第五辑15种将于2018年上半年出版。
2017年出版的抗战题材的资料呈现了接力状态，既有大型文献，同时亦有小型史料，内容上既有宏观上的整体性特点，亦有微觀下代表事件与人物的个性化特征。如人民日报社出版了《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外交密档》共10卷。本套书主要辑录了民国政府与英、美、法、德等国家官方交往的文件，特别还有大量翻译的各国尚未公开的外交文件及档案。这些材料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近代中国在政治、文化、经济、外交等方面逐渐融入国际社会的历程，对研究中国近代外交史很有价值。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了《翁文灏与抗战档案史料汇编》，分上下编，此书收录了翁文灏与抗战有关的档案史料，包括战前政治经济与外交、战时工矿建设、贸易与财政金融、政治、行政、科技与教育等，是研究战时翁文灏及资源委员会的重要史料。有关同时期国外人士的抗战资料亦弥足珍贵，如《中流砥柱———卡尔逊抗战史料》即为典型。卡尔逊是抗战初期深入中国敌后战场考察的美国军事观察家，他在延安、晋察冀、晋冀豫等北方抗日根据地搜集了很多珍贵的抗战史料。这批史料原保存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总计100种。运用他者的视角更能客观地展现中国人民艰辛抗战与伟大胜利的意义。
结语
中国的历史文化经过了几千年的不断积累与传承，正是这种积淀造就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而对于中国史的研究正是这种文化自信的载体与源泉。在新时代的学术环境下，随着中国—世界联系日益增强与互联网+等科技手段的不断应用，有关全球史视野下的研究力量和史学相关数据库规模日益崛起，相信在新的研究视角与方法崭露头角之时，中国史的相关研究定会绽放其更加辉煌的光芒，担负起新时代的史学使命，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递八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