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本书是关于邓小平在1978年重要历史关头力挽狂澜，改变中国命运走向的全景记录。深具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不仅仅是一次会议，围绕着它，前前后后发生了许多事情，虽不是刀光剑影，却也是跌宕起伏，悬疑丛生。从1978年到2008年，改革开放整30年，我们编辑此文，以纪念它。
大字标语
世上的路，笔直朝天的毕竟不多，总有起伏，总有曲折。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路是曲折艰难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路也是波浪起伏的。
令人震惊的是，就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结束，《公报》刚刚见报，在山西省西角的运城地区，马上刷出了这样的大字标语：
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贯彻十一大路线!
为什么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发表之际，强调“贯彻十一大路线”呢?
这是因为大字标语的作者，敏锐地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中看出，政治路线发生明显的变化，不同于华国锋在中共“十一大”所作的政治报告。
他们鼓吹要“贯彻十一大路线”，不言而喻，这表明他们反对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所确定的政治路线。
他们还刷出了这样的大字标语：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坚决镇压反革命!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大字报的作者们，显然是“两个凡是”派，显然是华国锋的忠实拥戴者。
最为令人惊讶的是，大字标语的落款不是某某“战斗队”，竟然是“地委秘书处”!
这表明，这是一个地委反对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中共山西的两个县委书记，甚至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逆风千里，一场浩劫!”
不光是偏远的山西运城出现反对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大字标语，而且首都北京也不平静。
在北京西单民主墙上，出现署名“工向东”的大字报，激烈地攻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大字报声称：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践踏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蚕食了毛主席的革命事业。
大字报以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彭德怀翻案，是“右派翻天”，“否定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
北京街头还出现署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会”的传单。那传单的标题十分刺目： 《批判胡耀邦的修正主义路线》!
《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编辑部还同时收到一份长达一万六千字的传单，猛烈地攻击邓小平。传单的署名为“反对机会主义者全国联盟十九人委员会”。
……
这些大字标语、大字报、传单，表明了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出现了一股反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逆流。
反对者们制造流言，声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犯了“右倾修正主义错误”，是中国历史的“大倒退”。
“非毛化”和“非斯大林化”的不同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反对者，不仅在国内有，而且在国外也有。
海外报刊上出现了一个新名词，曰“非毛化”。“非毛化”的含义明明白白，即“非毛泽东化”。他们宣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非毛化”会议。
其实，这“非毛化”一词，是套用“非斯大林化”一词。
“非斯大林化”一词，始见于1956年。在这年2月14日至24日，苏共在莫斯科召开了“二十大”，苏共第一书记赫鲁晓夫作了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在苏联掀起了反斯大林的浪潮。这样，海外报刊称赫鲁晓夫在苏联推行“非斯大林化”。
海外报刊把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比作苏共“二十大”；把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对于“两个凡是”的批判，视为“非毛泽东化”，亦即“非毛化”。
其实，在“非毛化”一词出现之前，在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中，在中国国内就已经有了类似的新名词，那就是汪东兴所说的“砍旗”。
所谓“砍旗”，也就是“砍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砍旗”，其实就是“非毛化”的同义语。
实际上，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跟苏共“二十大”截然不同。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所作的秘密报告，主题是全盘否定斯大林。但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并没有全盘否定毛泽东，实行“非毛化”。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充分肯定毛泽东，肯定毛泽东思想，只是指出对毛泽东不能搞“两个凡是”，要摈弃毛泽东的晚年“左”的错误。
关于这一点，后来在1980年8月，邓小平回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的提问时，谈得非常明白：
我们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主席。
邓小平还指出：
我们要对毛主席一生的功过作客观的评价。我们将肯定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我们要实事求是地讲毛主席后期的错误。我们还要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毛主席一生中正确的部分。
所以，邓小平也就回击了所谓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苏共“二十大”在中国重演的海外谬论。
赫鲁晓夫所实行的是全盘否定斯大林。
邓小平截然不同。邓小平把毛泽东一生分为正确的和后期的错误两部分。邓小平不仅指出毛泽东正确的部分是第一位的，而且把“毛泽东思想”定义为“毛主席一生中的正确部分”。这样，邓小平就充分肯定了毛泽东的功绩，肯定了毛泽东思想。
所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批判“两个凡是”，不是“非毛化”，而只是否定了毛泽东的“后期错误”。
“补课”
虽然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对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大讨论，给了高度评价和充分肯定，但是这一大讨论并没有因此画上句号。
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两个凡是”派并没有善罢甘休，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仍在继续中。
在1979年7月29日，邓小平接见海军党委常委扩大会议代表时，便针对当时的情况，指出“这个争论还没有完”，要“考虑补课”。
在这次讲话中，邓小平便提到了反对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还大有人在”。邓小平说：
我们要注意，现在反对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的，还大有人在。他们基本上是林彪、“四人帮”那样一种思想体系，认为中央现在搞的是倒退，是右倾机会主义。他们打着拥护毛泽东同志的旗帜，搞“两个凡是”，实际上是换个面貌来坚持林彪、“四人帮”那一套。
邓小平重新回顾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邓小平说：
就全国范围来说，就大的方面来说，通过实践是检验真理惟一标准和“两个凡是”的争论，已经比较明确地解决了我们的思想路线问题，重新恢复和发展了毛泽东同志倡导的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这是很重要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光明日报》登了一篇文章，一下子引起那么大的反应，说是“砍旗”，这倒进一步引起我的兴趣和注意。最早是林彪搞乱了我们党的思想路线，他搞了那个语录本，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搞得支离破碎，而不是让人们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来思考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我是不赞成“两个凡是”的。“两个凡是”不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因此，我提出要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以后又解释什么是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对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论点，开始的时候反对的人不少，但全国绝大多数干部群众还是逐步接受了的。
邓小平又一次高度评价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大讨论：
不要小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争论。这场争论的意义太大了，它的实质就在于是不是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在邓小平的提议下，在1979年下半年，又进行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大讨论的“补课”。
大字标语
世上的路，笔直朝天的毕竟不多，总有起伏，总有曲折。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路是曲折艰难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路也是波浪起伏的。
令人震惊的是，就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结束，《公报》刚刚见报，在山西省西角的运城地区，马上刷出了这样的大字标语：
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贯彻十一大路线!
为什么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发表之际，强调“贯彻十一大路线”呢?
这是因为大字标语的作者，敏锐地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中看出，政治路线发生明显的变化，不同于华国锋在中共“十一大”所作的政治报告。
他们鼓吹要“贯彻十一大路线”，不言而喻，这表明他们反对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所确定的政治路线。
他们还刷出了这样的大字标语：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坚决镇压反革命!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大字报的作者们，显然是“两个凡是”派，显然是华国锋的忠实拥戴者。
最为令人惊讶的是，大字标语的落款不是某某“战斗队”，竟然是“地委秘书处”!
这表明，这是一个地委反对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中共山西的两个县委书记，甚至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逆风千里，一场浩劫!”
不光是偏远的山西运城出现反对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大字标语，而且首都北京也不平静。
在北京西单民主墙上，出现署名“工向东”的大字报，激烈地攻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大字报声称：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践踏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蚕食了毛主席的革命事业。
大字报以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彭德怀翻案，是“右派翻天”，“否定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
北京街头还出现署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会”的传单。那传单的标题十分刺目： 《批判胡耀邦的修正主义路线》!
《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编辑部还同时收到一份长达一万六千字的传单，猛烈地攻击邓小平。传单的署名为“反对机会主义者全国联盟十九人委员会”。
……
这些大字标语、大字报、传单，表明了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出现了一股反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逆流。
反对者们制造流言，声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犯了“右倾修正主义错误”，是中国历史的“大倒退”。
“非毛化”和“非斯大林化”的不同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反对者，不仅在国内有，而且在国外也有。
海外报刊上出现了一个新名词，曰“非毛化”。“非毛化”的含义明明白白，即“非毛泽东化”。他们宣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非毛化”会议。
其实，这“非毛化”一词，是套用“非斯大林化”一词。
“非斯大林化”一词，始见于1956年。在这年2月14日至24日，苏共在莫斯科召开了“二十大”，苏共第一书记赫鲁晓夫作了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在苏联掀起了反斯大林的浪潮。这样，海外报刊称赫鲁晓夫在苏联推行“非斯大林化”。
海外报刊把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比作苏共“二十大”；把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对于“两个凡是”的批判，视为“非毛泽东化”，亦即“非毛化”。
其实，在“非毛化”一词出现之前，在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中，在中国国内就已经有了类似的新名词，那就是汪东兴所说的“砍旗”。
所谓“砍旗”，也就是“砍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砍旗”，其实就是“非毛化”的同义语。
实际上，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跟苏共“二十大”截然不同。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所作的秘密报告，主题是全盘否定斯大林。但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并没有全盘否定毛泽东，实行“非毛化”。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充分肯定毛泽东，肯定毛泽东思想，只是指出对毛泽东不能搞“两个凡是”，要摈弃毛泽东的晚年“左”的错误。
关于这一点，后来在1980年8月，邓小平回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的提问时，谈得非常明白：
我们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主席。
邓小平还指出：
我们要对毛主席一生的功过作客观的评价。我们将肯定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我们要实事求是地讲毛主席后期的错误。我们还要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毛主席一生中正确的部分。
所以，邓小平也就回击了所谓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苏共“二十大”在中国重演的海外谬论。
赫鲁晓夫所实行的是全盘否定斯大林。
邓小平截然不同。邓小平把毛泽东一生分为正确的和后期的错误两部分。邓小平不仅指出毛泽东正确的部分是第一位的，而且把“毛泽东思想”定义为“毛主席一生中的正确部分”。这样，邓小平就充分肯定了毛泽东的功绩，肯定了毛泽东思想。
所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批判“两个凡是”，不是“非毛化”，而只是否定了毛泽东的“后期错误”。
“补课”
虽然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对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大讨论，给了高度评价和充分肯定，但是这一大讨论并没有因此画上句号。
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两个凡是”派并没有善罢甘休，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仍在继续中。
在1979年7月29日，邓小平接见海军党委常委扩大会议代表时，便针对当时的情况，指出“这个争论还没有完”，要“考虑补课”。
在这次讲话中，邓小平便提到了反对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还大有人在”。邓小平说：
我们要注意，现在反对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的，还大有人在。他们基本上是林彪、“四人帮”那样一种思想体系，认为中央现在搞的是倒退，是右倾机会主义。他们打着拥护毛泽东同志的旗帜，搞“两个凡是”，实际上是换个面貌来坚持林彪、“四人帮”那一套。
邓小平重新回顾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邓小平说：
就全国范围来说，就大的方面来说，通过实践是检验真理惟一标准和“两个凡是”的争论，已经比较明确地解决了我们的思想路线问题，重新恢复和发展了毛泽东同志倡导的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这是很重要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光明日报》登了一篇文章，一下子引起那么大的反应，说是“砍旗”，这倒进一步引起我的兴趣和注意。最早是林彪搞乱了我们党的思想路线，他搞了那个语录本，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搞得支离破碎，而不是让人们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来思考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我是不赞成“两个凡是”的。“两个凡是”不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因此，我提出要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以后又解释什么是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对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论点，开始的时候反对的人不少，但全国绝大多数干部群众还是逐步接受了的。
邓小平又一次高度评价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大讨论：
不要小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争论。这场争论的意义太大了，它的实质就在于是不是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在邓小平的提议下，在1979年下半年，又进行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大讨论的“补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