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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贾植芳相识,是1936年在日本留学的时候,当时他在北京读书,因参加“一二九”运动被捕,取保获释后,为避难到日本留学。我和他、李春潮、覃子豪都住在小石川白山宿舍,朝夕相处。大家都是参加东京文学社会活动的分子,有共同的爱好,因此相聚在一起,上下古今,无所不谈。他学社会学,喜欢创作,我学农业经济,喜作社会田野作业。后来他成作家,我成为民间文学的教师,都与此不无关系。
壹
后来搬出白山宿舍,我们都住在早稻田附近,也时相过从。有一天晚上,细雨迷蒙,街头凄寂,我忽然看见贾植芳一个人踽踽独行在雨中,于是走上前去拍拍他的肩膀,他才清醒过来。我不放心,扶着他,送他回到宿舍。翌日,我去看他,才弄清了原因。贾植芳虽然个子矮小,但骨格峥嵘,他是北方人,性格坚强,为人热情豪爽,朋友有困难,他能倾囊相助。最近因家款未到,他的存款被朋友借光,连饭钱都没有了,只好饿着肚子在街头闲逛,以抗饥肠。于是我和李春潮凑了二十元给他送去,暂度难关。
贰
贾植芳的最大嗜好就是烟酒和读书、买书、藏书。每逢星期天我们都相约到神田逛书店,选购新旧社会科学和文学书籍。当时苏联正在大搞农业集体化的农庄,宣传社会主义的胜利。我们都是向往社会主义的青年,不甘落于人后,大买这方面的书籍。当时肖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已出版,轰动一时,已有日译本。除了新书,我们对于旧俄的文学也很感兴趣。贾植芳最爱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陀氏的《穷人》《死屋手记》,都是他推荐给我读的。而我也向他推荐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复活》。陀氏是描写斯拉夫民族神秘的灵魂最深刻的一人;托氏则是反对战争和祈求和平的伟大的人道主义作家。对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阿尔志跋绥夫、安特列夫、蒲宁等作家,贾植芳也很感兴趣,说他们就艺术水平而论都是大师。蒲宁描写俄国没落和衰败的《乡村》,也是他介绍给我读的。对于弱小民族国家的文学作品他也感兴趣。从此我们就遍读世界文学名著。这为他后来研究比较文学打好了基础,也为我研究民间文学得到启发和指引了方向。
叁
正当我们在努力研究世界文学的时候,中国文坛发生了两个口号的争论。一方是鲁迅,另一方是周扬等。任白戈就在东京拉郭沫若写文章反驳鲁迅,他们想借此掀起一个批判鲁迅的高潮。我记得郭沫若的文章写好,为赶时间,他们到处找人抄写。由于留日同学,大都崇敬鲁迅先生,反应冷淡。跟着鲁迅逝世,大家沉浸在一片悲痛声中,忙于筹备开追悼会。李春潮、贾植芳都是积极分子,他们先去和任白戈商议,他却借口惧怕日本警察干涉,主张缓开。李春潮极力反对,主动去找郭沫若出面筹划,得各方面的支持,终于成功。在青年会开会那天,真不巧,大风大雨,人山人海,大家都在悲悼气氛中,甚至有挥泪饮泣者。主持人原定郭沫若,因他迟迟未到,临时推举一人主持开会,先由来宾佐藤春夫讲话,讲话内容我记不得了。后来郭沫若到来,并随身带来一副挽联:“方悬四月,叠坠双星(指高尔基、鲁迅),东亚西欧同殒泪;钦诵二心,憾无一面,南天北地遍招魂。”并登台讲话,大声高呼:“前无鲁迅,将来会有无数的鲁迅。”郭氏这个评价,颇含深意。会后,东京又是一阵学习鲁迅的热潮。日本改造社准备出版《鲁迅全集》,做了大型广告:“鲁迅,东方文化的巨星,要了解东方文化,必须读鲁迅。”就在这个时候,贾植芳、李春潮、覃子豪、李华飞和我,为了继承五四传统,发扬革命文学的精神,筹建了“文海社”,并积极筹备出版《文海》。第二步就是集资组织出版社。《文海》在上海出版了第一期,跟着抗战爆发。留日同学纷纷回国参加抗战。“文海社”无形解散,一切计划和理想都成为泡影。
肆
抗战八年,各奔东西,音信断绝,生死不知。抗战胜利后我到上海,听说贾植芳来过上海,没有碰见。解放后,他重来上海,我们才分别多年后重逢,喜出望外。这时他在震旦大学任教,并担任中文系主任。经他介绍,我也转业到震旦教民间文学。院系调整后,他到复旦,我分配到华东师大。后来胡风案发,他被捕,我因和他的关系,被审查半年多,但因我和胡风无关系,幸免于难。从此我们又分别二十多年,一直到他平反昭雪,我们才重新往来。经过大难以后,贾植芳的豪爽慷慨性格未变,但阅历多了,对人情物理,知人论世,更加深刻,爱憎分明。在这段时间的接触中,他给我印象较深的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他对文化界人物的评价:对于贤者赞扬,对于弱者同情,对于坏人则无情地加以鞭挞和揭露。如他对于郑超麟,他不避嫌疑,登门拜访,尊之为长者、优秀的翻译家,除了《诸神复活》已再版外,他认为郑译的纪德的《刚果旅行》、意大利反法西斯的名著《意大利的脉搏》都可以重印。对于诗人公木在天津文联当领导的时候,反胡风时,刘白羽要他划定青年作家林希为胡风分子,他断然拒绝,被调职,后来成了右派。贾植芳很赞赏他的正直不阿的精神。对于新文史专家王瑶,对现代文学事业的敬业不苟,一直抱病参加各种学术会议,客死上海,特加表扬。对于老戏剧家余上沅解放时放弃英国的优厚待遇毅然回国,从事新中国的教育,勤恳负责,抱病以终,衷心敬仰。对于弱者的同情:如对于右派分子陈仁炳,他不仅和他交往,并为他写回忆文章,介绍他的身世和他家庭的悲惨遭遇,为历史提供了可靠的资料。战国策派的林同济,《名利场》译者杨必,都是很有学识和才华的人,委曲一生,未能发挥其才能,杨必竟被迫害自杀,对他们,贾植芳不胜惋惜。公子哥儿文学家邵洵美,对在牢房里的贾植芳说了两件受屈的往事:一是萧伯纳访上海时,因萧素食,由邵洵美出资在功德林设宴招待,事后报导连他的名字都没有;一是鲁迅说他的文章,都是请人代写的,邵洵美说,他的文章虽然写得不好,但却是自己写,他请求贾植芳出狱后写文章为他申辩。贾植芳践约,为他写了回忆文章。对于比较文学专家范希衡,在其长期不堪其苦的境遇中从事翻译工作和他长期被埋没的比较文学成果,他重新把他挖掘出来加以介绍,真是用心良苦。但是对于文坛败类、文痞张春桥,他则毫不留情。张春桥在上海杂志公司做助理编辑时,张静庐叫他标点古典小说《豆棚闲话》,标点了十几页,都是破句,可见狗头军师,原是一个不学无术的骗子,老板只好请他另谋高就。而姚文元横空出世,是投机写了反胡风的文章,被张春桥看重而成为棍子,他的父亲姚蓬子也是一个无耻的叛徒。对此贾植芳都毫不留情地揭露了他们的老底。
另一方面使我敬佩的,是贾植芳培养了一大批现代文学、比较文学、通俗文学的人才。他曾对我说过,作为一个教师的任务,就是要为国家培育人才。如果我教的学生不如我,是一种耻辱,超过我,才是一种光荣。现举一例,在他家中,我常见一个他的学生施昌东,据我了解,他不仅在学术上对他进行帮助,对于他的疾病也非常关怀,对于他的家庭也无微不至地加以照顾,施昌东能取得学术上的成就,是离不开贾植芳的帮助的。但是他对于学生的培养,并非徒劳,也得到了回报,这就是他晚年丧妻后,他的学生都非常关心他的生活。尤其是他九十华诞时,学生集资大规模的开庆祝会,高朋满座,笑语生花。并出版《贾植芳文集》。贾植芳,虽坎坷一生,但有一个幸福的晚年。
伍
最后我想谈一下,他对胡风和自己的评价。有一次我们闲谈时,他说,解放后,周扬他们发动批判胡风思想的早期,他曾劝过胡风,他们有权力,斗不过他们,不要纠缠,算了,胡风不听他的话。“三十万言书”,他也未参加议义,以致后来酿成弥天大祸,引火烧身,是始料所不及,因此,他坦率地说,他和胡风,都不懂政治,毕竟是书生。这就是他的自我觉醒,自我批评,也是自我解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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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搬出白山宿舍,我们都住在早稻田附近,也时相过从。有一天晚上,细雨迷蒙,街头凄寂,我忽然看见贾植芳一个人踽踽独行在雨中,于是走上前去拍拍他的肩膀,他才清醒过来。我不放心,扶着他,送他回到宿舍。翌日,我去看他,才弄清了原因。贾植芳虽然个子矮小,但骨格峥嵘,他是北方人,性格坚强,为人热情豪爽,朋友有困难,他能倾囊相助。最近因家款未到,他的存款被朋友借光,连饭钱都没有了,只好饿着肚子在街头闲逛,以抗饥肠。于是我和李春潮凑了二十元给他送去,暂度难关。
贰
贾植芳的最大嗜好就是烟酒和读书、买书、藏书。每逢星期天我们都相约到神田逛书店,选购新旧社会科学和文学书籍。当时苏联正在大搞农业集体化的农庄,宣传社会主义的胜利。我们都是向往社会主义的青年,不甘落于人后,大买这方面的书籍。当时肖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已出版,轰动一时,已有日译本。除了新书,我们对于旧俄的文学也很感兴趣。贾植芳最爱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陀氏的《穷人》《死屋手记》,都是他推荐给我读的。而我也向他推荐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复活》。陀氏是描写斯拉夫民族神秘的灵魂最深刻的一人;托氏则是反对战争和祈求和平的伟大的人道主义作家。对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阿尔志跋绥夫、安特列夫、蒲宁等作家,贾植芳也很感兴趣,说他们就艺术水平而论都是大师。蒲宁描写俄国没落和衰败的《乡村》,也是他介绍给我读的。对于弱小民族国家的文学作品他也感兴趣。从此我们就遍读世界文学名著。这为他后来研究比较文学打好了基础,也为我研究民间文学得到启发和指引了方向。
叁
正当我们在努力研究世界文学的时候,中国文坛发生了两个口号的争论。一方是鲁迅,另一方是周扬等。任白戈就在东京拉郭沫若写文章反驳鲁迅,他们想借此掀起一个批判鲁迅的高潮。我记得郭沫若的文章写好,为赶时间,他们到处找人抄写。由于留日同学,大都崇敬鲁迅先生,反应冷淡。跟着鲁迅逝世,大家沉浸在一片悲痛声中,忙于筹备开追悼会。李春潮、贾植芳都是积极分子,他们先去和任白戈商议,他却借口惧怕日本警察干涉,主张缓开。李春潮极力反对,主动去找郭沫若出面筹划,得各方面的支持,终于成功。在青年会开会那天,真不巧,大风大雨,人山人海,大家都在悲悼气氛中,甚至有挥泪饮泣者。主持人原定郭沫若,因他迟迟未到,临时推举一人主持开会,先由来宾佐藤春夫讲话,讲话内容我记不得了。后来郭沫若到来,并随身带来一副挽联:“方悬四月,叠坠双星(指高尔基、鲁迅),东亚西欧同殒泪;钦诵二心,憾无一面,南天北地遍招魂。”并登台讲话,大声高呼:“前无鲁迅,将来会有无数的鲁迅。”郭氏这个评价,颇含深意。会后,东京又是一阵学习鲁迅的热潮。日本改造社准备出版《鲁迅全集》,做了大型广告:“鲁迅,东方文化的巨星,要了解东方文化,必须读鲁迅。”就在这个时候,贾植芳、李春潮、覃子豪、李华飞和我,为了继承五四传统,发扬革命文学的精神,筹建了“文海社”,并积极筹备出版《文海》。第二步就是集资组织出版社。《文海》在上海出版了第一期,跟着抗战爆发。留日同学纷纷回国参加抗战。“文海社”无形解散,一切计划和理想都成为泡影。
肆
抗战八年,各奔东西,音信断绝,生死不知。抗战胜利后我到上海,听说贾植芳来过上海,没有碰见。解放后,他重来上海,我们才分别多年后重逢,喜出望外。这时他在震旦大学任教,并担任中文系主任。经他介绍,我也转业到震旦教民间文学。院系调整后,他到复旦,我分配到华东师大。后来胡风案发,他被捕,我因和他的关系,被审查半年多,但因我和胡风无关系,幸免于难。从此我们又分别二十多年,一直到他平反昭雪,我们才重新往来。经过大难以后,贾植芳的豪爽慷慨性格未变,但阅历多了,对人情物理,知人论世,更加深刻,爱憎分明。在这段时间的接触中,他给我印象较深的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他对文化界人物的评价:对于贤者赞扬,对于弱者同情,对于坏人则无情地加以鞭挞和揭露。如他对于郑超麟,他不避嫌疑,登门拜访,尊之为长者、优秀的翻译家,除了《诸神复活》已再版外,他认为郑译的纪德的《刚果旅行》、意大利反法西斯的名著《意大利的脉搏》都可以重印。对于诗人公木在天津文联当领导的时候,反胡风时,刘白羽要他划定青年作家林希为胡风分子,他断然拒绝,被调职,后来成了右派。贾植芳很赞赏他的正直不阿的精神。对于新文史专家王瑶,对现代文学事业的敬业不苟,一直抱病参加各种学术会议,客死上海,特加表扬。对于老戏剧家余上沅解放时放弃英国的优厚待遇毅然回国,从事新中国的教育,勤恳负责,抱病以终,衷心敬仰。对于弱者的同情:如对于右派分子陈仁炳,他不仅和他交往,并为他写回忆文章,介绍他的身世和他家庭的悲惨遭遇,为历史提供了可靠的资料。战国策派的林同济,《名利场》译者杨必,都是很有学识和才华的人,委曲一生,未能发挥其才能,杨必竟被迫害自杀,对他们,贾植芳不胜惋惜。公子哥儿文学家邵洵美,对在牢房里的贾植芳说了两件受屈的往事:一是萧伯纳访上海时,因萧素食,由邵洵美出资在功德林设宴招待,事后报导连他的名字都没有;一是鲁迅说他的文章,都是请人代写的,邵洵美说,他的文章虽然写得不好,但却是自己写,他请求贾植芳出狱后写文章为他申辩。贾植芳践约,为他写了回忆文章。对于比较文学专家范希衡,在其长期不堪其苦的境遇中从事翻译工作和他长期被埋没的比较文学成果,他重新把他挖掘出来加以介绍,真是用心良苦。但是对于文坛败类、文痞张春桥,他则毫不留情。张春桥在上海杂志公司做助理编辑时,张静庐叫他标点古典小说《豆棚闲话》,标点了十几页,都是破句,可见狗头军师,原是一个不学无术的骗子,老板只好请他另谋高就。而姚文元横空出世,是投机写了反胡风的文章,被张春桥看重而成为棍子,他的父亲姚蓬子也是一个无耻的叛徒。对此贾植芳都毫不留情地揭露了他们的老底。
另一方面使我敬佩的,是贾植芳培养了一大批现代文学、比较文学、通俗文学的人才。他曾对我说过,作为一个教师的任务,就是要为国家培育人才。如果我教的学生不如我,是一种耻辱,超过我,才是一种光荣。现举一例,在他家中,我常见一个他的学生施昌东,据我了解,他不仅在学术上对他进行帮助,对于他的疾病也非常关怀,对于他的家庭也无微不至地加以照顾,施昌东能取得学术上的成就,是离不开贾植芳的帮助的。但是他对于学生的培养,并非徒劳,也得到了回报,这就是他晚年丧妻后,他的学生都非常关心他的生活。尤其是他九十华诞时,学生集资大规模的开庆祝会,高朋满座,笑语生花。并出版《贾植芳文集》。贾植芳,虽坎坷一生,但有一个幸福的晚年。
伍
最后我想谈一下,他对胡风和自己的评价。有一次我们闲谈时,他说,解放后,周扬他们发动批判胡风思想的早期,他曾劝过胡风,他们有权力,斗不过他们,不要纠缠,算了,胡风不听他的话。“三十万言书”,他也未参加议义,以致后来酿成弥天大祸,引火烧身,是始料所不及,因此,他坦率地说,他和胡风,都不懂政治,毕竟是书生。这就是他的自我觉醒,自我批评,也是自我解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