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清明小长假，三星堆狠狠刷了一波存在感。为了一睹文物“芳容”，等待入馆的游客在三星堆博物馆园区排起条条长队。据不完全统计，短短3天，三星堆博物馆入园人次超过4.5万。
线下观展火爆，线上更是开启“霸屏”模式。随着新一轮考古发掘进展不断公布，三星堆话题热度持续走高，成为考古界“顶流”。
“要发掘好、保护好、研究好三星堆遗址这笔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4月19日，李克强总理在四川广汉三星堆考古发掘现场考察时指出，考证文化根脉的目的是鼎新，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考古工作者要通过考古使积淀深厚的优秀文化不断发扬光大。
发掘模式“高大上”
三星堆遺址位于四川省广汉市三星堆镇，南距成都约40公里。三星堆得名于清代嘉庆年间，由于遗址范围内马牧河南岸台地上分布着三个起伏相连的黄土堆，故名三星堆。
三星堆遗址分布广泛，面积达12平方公里，这里曾出土过2.62米高的青铜大立人、1.38米宽的青铜面具，还有3.95米高的青铜神树等，它们都是独一无二的旷世珍品。
埋藏三星堆地下数千年的文物得以“重见天日”，至今不过百年。1929年，当地农民燕道诚父子偶然间发现一坑玉石器，从此拉开了三星堆遗址探秘的序幕。
直到1963年，由冯汉骥教授领队，四川省博物馆、四川大学历史系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发掘月亮湾等地，才发现了三星堆遗址和文化的基本面貌。“三星堆一带遗址如此密集，很可能就是古代蜀国的一个中心都邑”，冯汉骥敏锐地意识到。
1986年7月至9月，1、2号祭祀坑相继被发现，这是三星堆遗址半个多世纪以来最重大的考古发现。当时对两个祭祀坑的发掘源于农民烧砖取土，事出偶然，属于抢救性质，因此没能对祭祀区进行全面了解。
2019年11月至2010年5月，在1、2号祭祀坑附近，考古人员又发现了6座祭祀坑。新近出土的500余件文物就来自于其中3座。
与35年前对1、2号祭祀坑的抢救性发掘不同，本次对6个祭祀坑的发掘要比先前从容得多。
3月20日，“考古中国”重大项目进展工作会在成都召开。会上，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雷雨介绍，此次对祭祀区的发掘，本着课题预设、保护同步、多学科融合、多团队合作的原则，在发掘现场建起了临时的考古大棚和考古发掘舱，还搭建了保护平台，文物保护、信息提取系统和运载系统。
“与北京大学、四川大学、上海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中国丝绸博物馆等33家高校文博单位、考古研究院（所）展开合作，对数字化测绘、环境考古、动物考古、植物考古、冶金考古、玉料来源、稳定同位素分析、现代仪器分析等领域的相关课题进行研究。”雷雨说，此次三星堆考古发掘凝聚多机构多学科力量，充分展现了我国新时期考古理念和考古技术的新进步。
在考古工地现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实验室考古专家、中国考古学会文化遗产保护专业委员会秘书长李存信不无震撼。“考古发掘舱，是一个十数平方米的玻璃房子。房子整体由钢架和玻璃构成，室内有独立的空调系统，保障内部相对稳定的温度和湿度。”李存信说，这对于脆弱质的文物，如象牙和可能出现的丝纺织物、漆木器等的现场提取和应急保护，具有关键作用。
考古发掘舱内，身着连体防护服的年轻人紧张忙碌着。这是一次精细化的精准发掘，发掘组、记录组、摄影组、摄像组、测绘组、采样组、文保组等密切配合，有效保证各项工作顺利推进。
眼前的一幕幕，让有着40多年考古工作经验的李存信感到新鲜又陌生，他说这是当前国内最“高大上”的考古发掘模式。
“论全球考古发掘的装备，中国是最先进的。不但技术设备先进，人员素质也处于领先地位。”据李存信介绍，本次考古发掘工作交由4个发掘团队完成，即“一院三大”，“一院”是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大”即四川大学、上海大学和北京大学。每个发掘团队负责一个考古舱，其中3、4、8号祭祀坑对应单独的考古发掘舱，5、6、7号祭祀坑共用一个考古发掘舱。
李存信说，参与考古发掘的三所大学学生很多都处于硕士、博士研究生阶段，方舱考古无疑是他们人生中非常宝贵的实习经历。
祭祀坑里“宝贝”多
从2019年下半年考古工作人员在三星堆祭祀区打探沟开始，作为实验室考古和文物保护专家，李存信受邀前往三星堆考古工地七八次。这使他有幸见证了祭祀坑从发现到发掘的整个过程。
“被盗和未被盗的区别是有没有盗洞。这里没有盗洞，没有任何人为扰动的迹象。”据李存信介绍，6个祭祀坑发现时处于非常原始的状态，坑内遗存保存得非常完整。
3月中下旬，李存信在三星堆工地现场待了一周多。当时，3、4、5号祭祀坑已经发掘到器物层，已出土金面具残片、鸟型金饰片、精美牙雕残件等重要文物500余件。其余3个祭祀坑尚处于填土清理阶段。
按常规，6个祭祀坑可以在很短时间内完成考古发掘程序，但三星堆的情况有所不同。据李存信介绍，目前仅仅在表层，就已发现很多不同材质的遗存，包括青铜器、金器、象牙、玉石器、贝蚌，甚至丝纺织物残留等。“这几个坑埋藏深度不一，它们的遗存堆积状况、叠压情况可能很丰富，下边可能还有若干遗存。” 3号祭祀坑出土的遗存材质多为青铜器、玉石器、象牙等，遗存数量较多、叠压情况复杂。李存信认为，如何保证上层遗存以及信息的完整度，使用什么材料、采取什么技术手段提取，其过程和方法必须与遗存保存状况相适宜。
4号祭祀坑第一层出土遗存中，材质多为十分脆弱的牙质物、玉石器等，其中象牙数量更多，达百枚左右，叠压情况较3号祭祀坑更为复杂。因此，与3号祭祀坑情况类似，李存信认为需要对文物保护方法进行全方位思考。
5号祭祀坑是8个祭祀坑中规模最小的，长宽都不足2米。但就是这样一个面积不足4平方米的祭祀坑中，出土遗存状况却十分复杂。近日风靡全网的金面具残片就出自此坑。除此之外，上层遗物中还有金质饰片、玉石饰片、贝蚌饰片等，10厘米左右的下层遗物出土状况如何暂不得而知。
李存信告诉记者，金面具残片出土前位于5号祭祀坑表面的中间区域，被人为揉搓蜷成一团，目前大家看到的是经过清理后展开的样子。金面具残片重量为280多克，李存信推测整个面具重量应该在500克左右。
“需要说明的是，祭祀坑里出土遗存应该都不是完整的器物，无论祭祀先人还是祭天祭地，都需要把日常生活中使用的器物给打碎，使其不具备完整性。”李存信说，祭祀坑里基本上見不到完整的器物，包括金面具。
过往的经验告诉李存信，5号祭祀坑里或许藏有特殊的秘密。他猜想，祭祀的人们也许是要纪念一位族群的首领或者一位巫师，他脸上佩戴着金面具，可他身上穿的又是什么呢？会不会是一件大袍子？那这件大袍子上面会不会缀饰一些金质饰片、玉石饰片、贝蚌饰片等装饰物呢？这些装饰物也许连缀在前胸、后背或衣袖……
在李存信看来，以上都是有可能的，完全可以大胆设想、小心求证。因此，在考古发掘中，他认为保留5号祭祀坑遗存原有的组合关系十分必要。如果只是把七零八碎的东西提取出来，零散地往展柜里一摆，毫无价值。反之，根据组合关系，哪怕大体上可以形成相应图案或者一个图形，对于还原实物也很有意义。“说不定，还能帮助提供三星堆考古研究中一些尚不清楚的祭祀行为等遗物信息。”
6号祭祀坑很特别，坑内横亘着一个大型箱体。这个箱体长约1.7米，宽约0.5米，高约0.45米。李存信介绍，箱体的边缘区域，黑灰色的木头已经朽坏，完全土化。不过对于箱内到底装了什么，大家充满期待。
在三星堆文化时期，高等级的贵族墓葬已经出现，但该区域属于祭祀区，因此李存信排除了该箱体是棺的可能。至于箱内究竟为何物，在进一步清理之前，没有确切答案。李存信期待能从箱体里出土大量“宝贝”。
无论箱体内部有没有遗存，箱体本身也是一件有价值的文物。目前，李存信已建议有关方面在发掘时注意对箱体本身的保护。他希望在遗存清理完毕后，有机会用自己擅长的实验室考古方法对箱体进行修护。
由于被6号祭祀坑打破，7号祭祀坑的发掘工作将会在6号祭祀坑清理完成之后进行。
8号祭祀坑是8个祭祀坑中面积最大的，接近20平方米，近期尚处于填土清理阶段。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
通过数代考古人不懈努力，三星堆遗址的面貌已初步显现。据雷雨介绍，三星堆遗址由大型城圈、公共墓地、居住址等一系列不同材质、不同等级的出土文物构成。
“根据目前的发现与研究成果，三星堆文化从距今四千年延续至距今两千年，即夏商时期。向南深入青衣江大渡河流域、雅安石棉等地，向东至长江涪陵一带。”雷雨说，三星堆文化的代表性遗址包括广汉三星堆遗址、青白江遗址、青白江三星遗址、盐亭张家坝遗址、涪陵镇安遗址等。
在雷雨看来，三星堆遗址的发现和研究，不仅完善了成都平原新石器时代晚期至西周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发展序列，而且进一步认识了新石器时代晚期偏早阶段成都平原与川西北高原的考古学文化联系。
“三星堆遗址以青铜圆雕像、金面具、金杖等为典型器物。铜台、铜铃等出土器物，体现了三星堆文化在相当大的范围内与其他地区，尤其是与中原地区和长江流域的夏商文化进行了交流与互动。”雷雨说，“我们发现三星堆与金沙、二里头、安阳殷墟、三星堆宝山都有相关联系。”
李存信介绍，从时间上看，三星堆文化和二里头文化、殷墟文化、盘龙城文化在商晚期存在叠压共存期。虽然地域上三星堆与三者相去甚远，但文化上却有相似性。
与殷墟文化对照，本次三星堆3号祭祀坑出土的青铜方尊和殷墟二三四期出土的青铜器相似度颇高，“包括器物身上的纹饰、图线都很类似，饕餮纹、夔纹、回纹、云纹等，非常相似”。李存信认为，二者间肯定有过文化交流。他提到，部分学者认为三星堆晚期文化就是从中原流传过去的。
三星堆出土的文物中，除了青铜器、金面具等，还有玉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著名古玉专家卢兆荫表示，从形制上看，三星堆出土的玉琮和良渚文化的玉琮基本一致，有学者认为玉琮应该是从良渚文化传到三星堆的。当然，三星堆玉琮的一些纹饰还是具有本地特点。“玉琮可能是从良渚文化来的，在本地又进行了一些加工。”在卢兆荫看来，古蜀国和良渚文化间可能曾有过文化交流。
“从目前看，三星堆遗址从新石器时代延续到商周时期，算是在四川地区延续时间最长、文化内涵最丰富的古代遗址。”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说，过去30年来，从宝墩、三星堆，到金沙、十二桥遗址的发现与发掘，大家对成都平原的历史更加了解。
“通过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单位的研究来看，从宝墩文化开始一直到十二桥文化时期，不管分四期还是六期，三星堆遗址在这个地区具有文化标杆的性质。”宋新潮说，“这既是四川地区文化传统的体现，又表现了其与中原地区以及长江中游地区文化的关系，是解读成都平原以及川渝地区文化的钥匙。”
今年3月，国家文物局确定将“川渝地区巴蜀文明化进程研究”作为“考古中国”的重大项目。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陈卫东认为，“考古中国”重大项目之所以把巴蜀文明单独提出来，不仅仅是因为这两个地区地缘上非常接近，更在于从历史文献来看，川渝地区处于巴蜀文明之中，而巴蜀文明又是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地域文明，也是见证中华文明从多元走向一体的典型案例。
从时间范围来看，巴蜀文明主要涉及新石器时代晚期到西汉中期，就是巴蜀文明从起源发展到融入中华文明过程当中。从空间范围来看，除了成都平原、川东地区和峡江地区，以及四川盆地的川西山地和川北地区，巴蜀文明还涉及陕西南部、湖北西部、贵州西部、云南北部、甘肃南部等。
“古蜀文明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与中原文明始终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说。学界普遍认为，此次对三星堆遗址的发掘，最大的价值就是证实了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