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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人与书的相遇”，文字背后是一群理想主义出版人的内心坚持
第一次见刘瑞林是在今日美术馆的沙龙里。沙龙的主题已经记不清了，仿佛有关影像的历史。参加沙龙的几个人倒是大有来头，一是陈丹青，一是章诒和，再一个就是刘瑞林。
刘瑞林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副总编辑，这些年一批好书的幕后策划者。我只知道这么多。甚至此前，我一直以为她是个男人。
有限的了解一半来自无知，而更多的出于习惯。很少有人在读书的时候，会主动翻看这本书的责任编辑或者策划。对于每一位寻常的读者，与一本好书相遇，产生共鸣，能够忍不住去追问是哪家出版社的，已经很不易了。
从那时候，我开始试着寻找刘瑞林这个人，但除了知道她编了哪些书，我对这个人的其他，还是来自于想象，我想象这个人，应该是个白发苍苍的老前辈。
以至于那个下午，她一直就站在我身边，我还四处逡巡，思索着怎么去提问这个好心的老年人。
她竟然如此年轻，而且一张口就知道是个随和且不善于辞令的人。
这差不多是她和她那个团队给我自始至终的最深印象—— 一群撇开书，沉闷得令人紧张的人。
书缘
围绕着刘瑞林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往往存在着几个误会。
一是以为这些人偏居广西，还能把握时局，坚持出版一大批好书；二是以为这个团队肯定都是一帮上了年纪的人。
结果，许多业内人士慕名去了桂林，却发现，原来广西师大出版社的人文社科书都是在北京策划的。
那就是“北京贝贝特”——出版社在北京的分支机构。而更进一步，才知道，原来这不是一群头发花白戴花镜的老同志，而是一群小年轻。
小年轻们的带头者刘瑞林，用谢泳的话来说，竟然是出版界少有的美女。而且年纪轻轻，就有一大批顶尖学者紧密团结在她的周围。
陈丹青就不止一次地说过，自己的所有书，都归刘瑞林出版。人缘好成这样，令其他出版社同仁艳羡到嫉妒。
倒不是刘瑞林真的有多漂亮，而且她给我的第一印象，也只是有点沉闷。这份沉闷一直持续到她带我去她的办公室。走进她的地盘，立时觉得一切气氛都对了。
刘瑞林很喜欢带人到她的办公室坐坐。那是一栋四层小楼，位于和平里的化工大院。把出版社安在居民小区，恬静中多少透着些无奈。这让人迅速联想到香港的二楼书店，很生活，但之于书的处境却有些不妙。
房子是租来的，但刘瑞林依然把它装修得精致。坐在自己的办公室，刘比在外面显得放松许多。她是个对环境要求挺高的人，“陈丹青到我们的编辑室，就像到他自己的工作室一样。”
小楼里，最为醒目的就是一句话，“为了人与书的相遇”。这是同事们想出来能代表出版社的唯一话语，似乎有种励志的意味。
这句话曾经一度被当当网“借用”在他们的网站上，后来愣是在贝贝特人的抗议下，悄悄拿下。
这帮较真的人，有时让人难以理解，比如和他们聊天，问你的第一句话几乎都是，平时读什么书？要是知道你读书不多，对话一般不超过三句半。
这也许就是做书的人讲究的书缘。所有话题从书开始，书里面海阔天空，撇开书沉闷得发慌。
人缘
有人把广西师大出版社和另一家专做畅销书的出版社同时归为市场化出版社，这让刘瑞林有些较真。
“我们什么时候也变成市场化了？”在刘和她的年轻同事们心里，对自我的定位，应是离市场远点的，就像他们刻意把办公室建在居民区一样，让读书与生活并行。
刘瑞林上次去台湾，在诚品书店兴奋地待了一夜，搜寻到无数好书。她把一本介绍波普之父的《安迪·沃霍尔的哲学》带到内地，不仅引发了国内的文化热潮，国外出版界对此都刮目相看。
但偶尔，他们也会在私底下苦恼，一些历史书的市场压力很大。
做书的人，生活却很简单。刘瑞林跟大家一样每天地铁上下班，单位实行企业化管理，打卡，朝九晚五。中午在附近小餐馆有顿工作餐，简单的四菜一汤。席间无话，迅速地低头扒饭，然后继续返回工作岗位。
这些年轻人平时沉闷得有些发涩，眼神纯净，衣着朴素，编辑们大多不修边幅到头发翘起老高，却浑然不觉。
北京贝贝特的特约作者谢泳对他们的评价是：这是一群有活力，行动力很快，踏实干事的团队。
刘瑞林则在这些评价后又加了一句，“都是一群爱书如命的人”。刘是1980年代的大学生，学哲学出身。她上学时特别喜欢看西方哲学，借光了学校能看到的所有哲学书。依然不满足，把书目抄下来，然后一本本想办法借。
之所以进这个行业，也是因为喜欢跟做书的人打交道。刘瑞林对书有种天然的敬畏感。年轻的编辑兴趣广泛，既想出艺术类书又想出哲学类书，刘瑞林就说，“你一辈子能把一类书做好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如果感觉随便做做就能出一本书，那种感觉就太不对了。”
贝贝特能持续出好书，除了整个团队肯为理想而奔波，也跟刘瑞林的管理方式有关。
她很少挖角一些成熟的出版人，因为很难改掉出版环境中的一些“陋习”，她宁肯招一些刚从学校出来的学生从头教起。
这些学生大多是学文史哲的，离开学校就进了这里，所以一直没断了读书。
喜欢读书，也能进入到书中的世界，而且人品都不赖——刘说她对人品很挑的，因为只有这样，大家共事才简单，专注于做事。
刘在公司的考评中并没有把待遇与销售量等经济指标挂钩，她觉得这很重要。她给同事制定的奖金是内部购书券，转了一圈还是回到了书。
首先是一群爱书的人，然后就会想要做爱看的书，日积月累，就出了这么些好书。
环境
在如今的出版环境里，出一两本好书不难，但长年持续出好书，就变成了出版人的一种内心坚持。
刘瑞林大学毕业去了山东画报出版社。她在这里策划出版了老照片系列，一直受到市场追捧。37岁做到副总编辑，而这家出版社体制内的制约，却让她最终选择了北京贝贝特。
这是国内出版界的普遍处境，要么是受体制约束的老单位，思路受限。要么是脱离了体制的文化公司，却没有出版权，行动受限。
刘瑞林看中北京贝贝特的原因是，既有体制内的稳定性，又有体制外的灵活性。
那是五年前，体制内出版社的沉闷让刘迫切地希望出来透口气，于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社长肖启明，把她请了来。让她作为广西师大出版社的副社长和副总编辑，对书籍有着直接的终审权。北京贝贝特作为广西师大出版社的权责机构，与总社本质上也只是办公地点不同而已。
广西师大出版社的快速崛起，恰好处在中国出版业的大发展中。在它们前20年的发展中，还带着明显的高校出版社痕迹：以高校职工为主，校长兼任社长。出书的方向也以做教辅和学术著作为主。
1998年，社里一批专业人士成了主力，社长肖启明和总编何林夏，分别出自中文系和历史系，这两个人铁了心要大力出版学术书。并且比全国出版社提前一年，开始了自己的十一五规划——核心就是发展出版市场化。
此前，出版社基本走以书养书的路，要么靠做教辅书来养，要么靠评奖。要想持续出一些好书，这并不是个长久良性的办法，必须要让书能够自我生存。于是他们决定走出桂林，到北京建立分支机构，成为打开局面的必然趋势。
2000年，广西师大出版社在北京成立了全资或控股的出版顾问有限公司，取名贝贝特，意为“to be better”。
这在当时还是颇为大胆的一件事，因为国家明文禁止异地建社。但民营书店和民营文化公司却已经开始遍地开花。在肖启明的坚持下，北京贝贝特成立了。
设立之初，就确定了北京贝贝特要走学术人文图书的路子。为了在短期之内向业内推出自己，采取了版本升级的方式。把过去已经出版过的一些学术人文图书，没有再版，却仍然有市场空间的，拿来以改换形式的方式重新推出。
这套名为雅典娜译丛的书，在那两年竟一口气做了400本。第三年，接着又推出了200本翻译版本的学术人文图书。一下子市场上铺天盖地。
在这样的重磅推介下，确实引起了经销商和媒体的关注，市场占有率和形象也出来了。但也有风险，因为出版量过大，造成了一定量的库存，且书目质量有些良莠不齐。
而其实这3年都是靠总社做教辅的书来支持北京新社的发展。
刘瑞林到任时，正值北京贝贝特比较混乱的时期，之前的发展路线似乎难以为继。但该向哪里去又方向不明。
刘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将学术人文图书的发展方向改为人文社科图书。
“我特别讲究书的可读和好看，所以看我们书的多是些非专业人士。其实出高端经典书不难，而把好书做到市场叫好，是比较难的。什么是最好的书？除了内容好，精神灵魂有很鲜明的追求，形式上也有非常高的要求。而且好书都会曲高合寡，高端的学术书给文化人，畅销书给大众，除此以外最好的书如何做到通俗化，这是大家最关注我们的一点。”
于是，刘瑞林会推崇出一些海外学者的著作，如许倬云、唐德刚。同时也会做一些回忆性质的历史书，如他们的新书，一个驻中国15年的外国记者的《民国采访战》。严肃，人文，但又不失趣味。
在她看来，过度跟风诠释对于出版社是一种赔本的买卖。一个总是试图找着赚钱的出版社，不是一个有文化品位和人文情怀的出版社。
温故
两年前，刘瑞林开始压缩出版量，此前每年大约有200本的书籍出自这个不到40个人的团队。几乎每隔两天，北京贝贝特要出版一本新书。
而与此相反的是，从2004年刘瑞林开始策划出版温故系列丛刊。这本介于杂志和书籍之间的小书，是刘瑞林想了很多年的东西。
早在山东画报出版社操作《老照片》的时候，刘就感觉到市面上缺乏一部从个体角度对以往生存状态追怀的书。《老照片》属于个体对于影像的追记，而关于文字，始终相当缺乏。以至于很多时候，人们拿着当年的照片，却怎么也找不到历史上的参照点，要么是误差，要么就从来都是盲点。
这用黄仁宇的话说就是大历史下个人叙事的缺失。刘瑞林也是最早看明白这些的人，她试图希翼通过《温故》来与时间和固有的意识形态消磨。
这显然是个吃力而不讨巧的路子，《温故》遵循着一套中正平和的叙事方式，还原每一个人经历的历史。然而即便如此，依旧让一些人不满。
《温故》进行到第七期，其中一篇何方关于当年外交部的人和事，依旧引起了不小的风波，致使这本刘寄予厚望的刊物，差点夭折。
之后，《温故》的风格更加舒缓平和，起先他们打算温20年前的故，因为太近了只怕还没有故的感觉。1949年以后的故事比较多，也容易产生共鸣，但却因为人事健在，有些话题不好说，得罪人。
于是，刘瑞林和她的团队不得不又把温故的时间再靠前，放到民国，这些内容现代人还是很爱看，但却让刘和她的编辑们又陷入到了另一个怪圈，那就是与时间对抗的消磨之中，民国旧事，如今多是物是人非。
对于这些被遮蔽的历史，《温故》怎么样用一种生动可信的形式，而不是以干巴巴的道理或数字讲出来，这个比较重要。
用刘瑞林的话说，她们的难处是坚持偶然为之温故容易，而坚持许久的温故精神却难。
在他们看来，《温故》并不是一本愤青读物。现任社长何林夏说，这里有的只是一群愤叟。《温故》执行主编冯克利说，我们的力量是温润的，这样才能持久。
这或许能给这群人做个最好的注解。
第一次见刘瑞林是在今日美术馆的沙龙里。沙龙的主题已经记不清了，仿佛有关影像的历史。参加沙龙的几个人倒是大有来头，一是陈丹青，一是章诒和，再一个就是刘瑞林。
刘瑞林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副总编辑，这些年一批好书的幕后策划者。我只知道这么多。甚至此前，我一直以为她是个男人。
有限的了解一半来自无知，而更多的出于习惯。很少有人在读书的时候，会主动翻看这本书的责任编辑或者策划。对于每一位寻常的读者，与一本好书相遇，产生共鸣，能够忍不住去追问是哪家出版社的，已经很不易了。
从那时候，我开始试着寻找刘瑞林这个人，但除了知道她编了哪些书，我对这个人的其他，还是来自于想象，我想象这个人，应该是个白发苍苍的老前辈。
以至于那个下午，她一直就站在我身边，我还四处逡巡，思索着怎么去提问这个好心的老年人。
她竟然如此年轻，而且一张口就知道是个随和且不善于辞令的人。
这差不多是她和她那个团队给我自始至终的最深印象—— 一群撇开书，沉闷得令人紧张的人。
书缘
围绕着刘瑞林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往往存在着几个误会。
一是以为这些人偏居广西，还能把握时局，坚持出版一大批好书；二是以为这个团队肯定都是一帮上了年纪的人。
结果，许多业内人士慕名去了桂林，却发现，原来广西师大出版社的人文社科书都是在北京策划的。
那就是“北京贝贝特”——出版社在北京的分支机构。而更进一步，才知道，原来这不是一群头发花白戴花镜的老同志，而是一群小年轻。
小年轻们的带头者刘瑞林，用谢泳的话来说，竟然是出版界少有的美女。而且年纪轻轻，就有一大批顶尖学者紧密团结在她的周围。
陈丹青就不止一次地说过，自己的所有书，都归刘瑞林出版。人缘好成这样，令其他出版社同仁艳羡到嫉妒。
倒不是刘瑞林真的有多漂亮，而且她给我的第一印象，也只是有点沉闷。这份沉闷一直持续到她带我去她的办公室。走进她的地盘，立时觉得一切气氛都对了。
刘瑞林很喜欢带人到她的办公室坐坐。那是一栋四层小楼，位于和平里的化工大院。把出版社安在居民小区，恬静中多少透着些无奈。这让人迅速联想到香港的二楼书店，很生活，但之于书的处境却有些不妙。
房子是租来的，但刘瑞林依然把它装修得精致。坐在自己的办公室，刘比在外面显得放松许多。她是个对环境要求挺高的人，“陈丹青到我们的编辑室，就像到他自己的工作室一样。”
小楼里，最为醒目的就是一句话，“为了人与书的相遇”。这是同事们想出来能代表出版社的唯一话语，似乎有种励志的意味。
这句话曾经一度被当当网“借用”在他们的网站上，后来愣是在贝贝特人的抗议下，悄悄拿下。
这帮较真的人，有时让人难以理解，比如和他们聊天，问你的第一句话几乎都是，平时读什么书？要是知道你读书不多，对话一般不超过三句半。
这也许就是做书的人讲究的书缘。所有话题从书开始，书里面海阔天空，撇开书沉闷得发慌。
人缘
有人把广西师大出版社和另一家专做畅销书的出版社同时归为市场化出版社，这让刘瑞林有些较真。
“我们什么时候也变成市场化了？”在刘和她的年轻同事们心里，对自我的定位，应是离市场远点的，就像他们刻意把办公室建在居民区一样，让读书与生活并行。
刘瑞林上次去台湾，在诚品书店兴奋地待了一夜，搜寻到无数好书。她把一本介绍波普之父的《安迪·沃霍尔的哲学》带到内地，不仅引发了国内的文化热潮，国外出版界对此都刮目相看。
但偶尔，他们也会在私底下苦恼，一些历史书的市场压力很大。
做书的人，生活却很简单。刘瑞林跟大家一样每天地铁上下班，单位实行企业化管理，打卡，朝九晚五。中午在附近小餐馆有顿工作餐，简单的四菜一汤。席间无话，迅速地低头扒饭，然后继续返回工作岗位。
这些年轻人平时沉闷得有些发涩，眼神纯净，衣着朴素，编辑们大多不修边幅到头发翘起老高，却浑然不觉。
北京贝贝特的特约作者谢泳对他们的评价是：这是一群有活力，行动力很快，踏实干事的团队。
刘瑞林则在这些评价后又加了一句，“都是一群爱书如命的人”。刘是1980年代的大学生，学哲学出身。她上学时特别喜欢看西方哲学，借光了学校能看到的所有哲学书。依然不满足，把书目抄下来，然后一本本想办法借。
之所以进这个行业，也是因为喜欢跟做书的人打交道。刘瑞林对书有种天然的敬畏感。年轻的编辑兴趣广泛，既想出艺术类书又想出哲学类书，刘瑞林就说，“你一辈子能把一类书做好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如果感觉随便做做就能出一本书，那种感觉就太不对了。”
贝贝特能持续出好书，除了整个团队肯为理想而奔波，也跟刘瑞林的管理方式有关。
她很少挖角一些成熟的出版人，因为很难改掉出版环境中的一些“陋习”，她宁肯招一些刚从学校出来的学生从头教起。
这些学生大多是学文史哲的，离开学校就进了这里，所以一直没断了读书。
喜欢读书，也能进入到书中的世界，而且人品都不赖——刘说她对人品很挑的，因为只有这样，大家共事才简单，专注于做事。
刘在公司的考评中并没有把待遇与销售量等经济指标挂钩，她觉得这很重要。她给同事制定的奖金是内部购书券，转了一圈还是回到了书。
首先是一群爱书的人，然后就会想要做爱看的书，日积月累，就出了这么些好书。
环境
在如今的出版环境里，出一两本好书不难，但长年持续出好书，就变成了出版人的一种内心坚持。
刘瑞林大学毕业去了山东画报出版社。她在这里策划出版了老照片系列，一直受到市场追捧。37岁做到副总编辑，而这家出版社体制内的制约，却让她最终选择了北京贝贝特。
这是国内出版界的普遍处境，要么是受体制约束的老单位，思路受限。要么是脱离了体制的文化公司，却没有出版权，行动受限。
刘瑞林看中北京贝贝特的原因是，既有体制内的稳定性，又有体制外的灵活性。
那是五年前，体制内出版社的沉闷让刘迫切地希望出来透口气，于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社长肖启明，把她请了来。让她作为广西师大出版社的副社长和副总编辑，对书籍有着直接的终审权。北京贝贝特作为广西师大出版社的权责机构，与总社本质上也只是办公地点不同而已。
广西师大出版社的快速崛起，恰好处在中国出版业的大发展中。在它们前20年的发展中，还带着明显的高校出版社痕迹：以高校职工为主，校长兼任社长。出书的方向也以做教辅和学术著作为主。
1998年，社里一批专业人士成了主力，社长肖启明和总编何林夏，分别出自中文系和历史系，这两个人铁了心要大力出版学术书。并且比全国出版社提前一年，开始了自己的十一五规划——核心就是发展出版市场化。
此前，出版社基本走以书养书的路，要么靠做教辅书来养，要么靠评奖。要想持续出一些好书，这并不是个长久良性的办法，必须要让书能够自我生存。于是他们决定走出桂林，到北京建立分支机构，成为打开局面的必然趋势。
2000年，广西师大出版社在北京成立了全资或控股的出版顾问有限公司，取名贝贝特，意为“to be better”。
这在当时还是颇为大胆的一件事，因为国家明文禁止异地建社。但民营书店和民营文化公司却已经开始遍地开花。在肖启明的坚持下，北京贝贝特成立了。
设立之初，就确定了北京贝贝特要走学术人文图书的路子。为了在短期之内向业内推出自己，采取了版本升级的方式。把过去已经出版过的一些学术人文图书，没有再版，却仍然有市场空间的，拿来以改换形式的方式重新推出。
这套名为雅典娜译丛的书，在那两年竟一口气做了400本。第三年，接着又推出了200本翻译版本的学术人文图书。一下子市场上铺天盖地。
在这样的重磅推介下，确实引起了经销商和媒体的关注，市场占有率和形象也出来了。但也有风险，因为出版量过大，造成了一定量的库存，且书目质量有些良莠不齐。
而其实这3年都是靠总社做教辅的书来支持北京新社的发展。
刘瑞林到任时，正值北京贝贝特比较混乱的时期，之前的发展路线似乎难以为继。但该向哪里去又方向不明。
刘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将学术人文图书的发展方向改为人文社科图书。
“我特别讲究书的可读和好看，所以看我们书的多是些非专业人士。其实出高端经典书不难，而把好书做到市场叫好，是比较难的。什么是最好的书？除了内容好，精神灵魂有很鲜明的追求，形式上也有非常高的要求。而且好书都会曲高合寡，高端的学术书给文化人，畅销书给大众，除此以外最好的书如何做到通俗化，这是大家最关注我们的一点。”
于是，刘瑞林会推崇出一些海外学者的著作，如许倬云、唐德刚。同时也会做一些回忆性质的历史书，如他们的新书，一个驻中国15年的外国记者的《民国采访战》。严肃，人文，但又不失趣味。
在她看来，过度跟风诠释对于出版社是一种赔本的买卖。一个总是试图找着赚钱的出版社，不是一个有文化品位和人文情怀的出版社。
温故
两年前，刘瑞林开始压缩出版量，此前每年大约有200本的书籍出自这个不到40个人的团队。几乎每隔两天，北京贝贝特要出版一本新书。
而与此相反的是，从2004年刘瑞林开始策划出版温故系列丛刊。这本介于杂志和书籍之间的小书，是刘瑞林想了很多年的东西。
早在山东画报出版社操作《老照片》的时候，刘就感觉到市面上缺乏一部从个体角度对以往生存状态追怀的书。《老照片》属于个体对于影像的追记，而关于文字，始终相当缺乏。以至于很多时候，人们拿着当年的照片，却怎么也找不到历史上的参照点，要么是误差，要么就从来都是盲点。
这用黄仁宇的话说就是大历史下个人叙事的缺失。刘瑞林也是最早看明白这些的人，她试图希翼通过《温故》来与时间和固有的意识形态消磨。
这显然是个吃力而不讨巧的路子，《温故》遵循着一套中正平和的叙事方式，还原每一个人经历的历史。然而即便如此，依旧让一些人不满。
《温故》进行到第七期，其中一篇何方关于当年外交部的人和事，依旧引起了不小的风波，致使这本刘寄予厚望的刊物，差点夭折。
之后，《温故》的风格更加舒缓平和，起先他们打算温20年前的故，因为太近了只怕还没有故的感觉。1949年以后的故事比较多，也容易产生共鸣，但却因为人事健在，有些话题不好说，得罪人。
于是，刘瑞林和她的团队不得不又把温故的时间再靠前，放到民国，这些内容现代人还是很爱看，但却让刘和她的编辑们又陷入到了另一个怪圈，那就是与时间对抗的消磨之中，民国旧事，如今多是物是人非。
对于这些被遮蔽的历史，《温故》怎么样用一种生动可信的形式，而不是以干巴巴的道理或数字讲出来，这个比较重要。
用刘瑞林的话说，她们的难处是坚持偶然为之温故容易，而坚持许久的温故精神却难。
在他们看来，《温故》并不是一本愤青读物。现任社长何林夏说，这里有的只是一群愤叟。《温故》执行主编冯克利说，我们的力量是温润的，这样才能持久。
这或许能给这群人做个最好的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