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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欢读书，尽管我不是一个标准的读书人。
1976年，13岁初中毕业的我因为“推荐上高中”失败而回到贫穷的山村当了石匠。在那样极其失落的日子里，我就在心中暗暗发誓：如果有一天能回到学校读书，我一定要好好地读。
在当石匠的两年时间里，我基本上是天天带着旧书废报到工地上去，中午师傅们吃饭休息时，我就一边守着工地一边读书看报，聊以打发身的酸痛心的寂寞。然而旧书废报也是极其难找的，稍微好找一点的地方就是大队部的面坊，面坊里面常常收购当时的一些报纸，我一有空就跑到那儿去，间或也能从中找到一点文革前的课本和学生做过的笔记以及所谓的禁书，这些对于我来说都是至宝。1977年恢复了中考、高考，看到山后一个初中生考上了中专，我就再也坐不住了。在1978年寒冬岁末，实在受不了读书诱惑的我走进了老家大队学校，开始了我五个月的初中补习生活。为了摆脱当时的饥饿、贫穷，早晨我一大早，侍候好家里的大牯牛后，就提着几根红苕跑到学校读书；晚上，在破败的茅屋里，在昏暗的煤油灯下看书作题，经常熬到深夜，呵欠不断，两眼发红。那时，老师的教参、同学的资料，不仅是我常常借回家的课外读物，也是让我忘记饥肠辘辘的精神食粮。
1979年9月考进资中师范后，我课余时间跑得最勤的是学校的阅览室。一本书在阅览室看不完，就用借书证借回寝室，中午和晚上躺在集体宿舍的床上慢慢享受。一般一借就是两三本，一个星期再还再借一次。周末最多的时候就是一早到离学校不远的文庙阅览室或者城中鼓楼坝的县图书馆找杂志和中外小说看。中国的四大名著和《荷马史诗》、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司汤达的《红与黑》、雨果的《悲惨世界》和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以及刘心武的《班主任》、陆新华的《伤痕》等，都是这样读完的。那时外出读书，我还随身带有一个笔记本，看到精彩的地方就随时摘抄，那几本发黄的摘抄本到现在我还作为珍宝一样收藏着。当年读书，没有工作、生活的压力和较强的功利色彩，于是常常能在书中体味着文字的妙趣，品藻着文字的风景，感受着文字的灵性，真是如饮佳酿。
在师范学习的三年，我开始买书读。那时，国家给每人每月提供14元5角的生活费，但不发给本人，只吃桌席。学校考虑到我家比较困难，又发给我每月最高3元的助学金。于是每个月底，我就常常饿着肚子，揣着这3元的助学金去逛新华书店，在书店打折的旧书柜里找自己中意的书籍。但很多时候都是挑选了一大叠的书却因钱不够而不得不忍痛割爱。师范毕业的时候，我购买和收藏的各种书籍就装了几大纸箱。
1982年9月中师毕业后，我和几个同学分配到了交通比较方便的宋家小学，但出人意料的是我和尚泽军又被学校安排到宋家中峰寺村小。那是一个刚从庙子里面迁出来的只有四个班的学校。白天我俩上课、做饭，晚上冷清的日子就很难打发了。在弹腻了那台破风琴、吼破了嗓子之后，我想到了读书，让书来陪伴自己。当时，各地的电视大学、自学考试和大学函授刚办不久，但没有一定工作年限的人是无以为缘的，特别是要组织同意。没有办法，我只好到书店胡乱地买些自修大学的辅导资料、各种文学作品和理论书籍来读，来充实自己。那时，我每月33元5角的工资，几乎要花费一半去买书来读。值得欣慰的是，现在我能背诵的很多诗词歌赋，都是在那段时间枯燥的晚上反复吟诵而烙在心中的。
1984年4月，听说内江教育学院招收中文专科函授生时，我就决心要去参加考试。但当时教师参加大学函授和现在完全不一样，需要学校同意推荐才能报考。我和尚泽军一道先跑到公民区教育办公室找领导咨询，主任说去找校长，我跑到完校，校长说：“你还年轻，以后再去考再去读，让完校教初中的老师先去。”我见游说一通没有效果，就跟校长放下狠话：“你同意我去考我就去考，不同意我去考我也要去考，我想读书又不犯法，我去读书又不影响工作。”结果最后还是同意我们和完校教初中的几个教师一起去报名备考。通过一个多月的复习准备，我和公民区30多个语文教师一起参加了内江教育学院的函授招生考试，最后公民区考上了包括我在内3个老师，资中考上了47个教师。
1984年6月到1987年6月，我一边教书，一边参加内江教育学院中文系的专科函授学习。在这三年的函授学习中，我读书是相当成痴的。老师要教授的新课程，我一般去面授之前就在家先看了一遍；面授的时候，老师的讲解我都会认真的做好笔记并抽空整理；老师布置的作业我都要查阅有关资料认真的完成；老师上课提到的名家名著我都要设法购买或借阅。在面授时，我决不放过任何一次向老师讨教的机会，把在家看书不太懂的地方和在单位写的东西请老师指点，因此，我也深得我的很多的老师偏爱和提携。好几位老师不仅是我的良师，还成了我的益友。毕业后到现在，都还不时邀请我参加他们的书稿撰写和学术团体活动。
在专科函授学习的三年中，很多时候是在原内江市的各个县区的教师进修学校进行面授。各县区的景点不仅留下了我们的足迹，更留下了我们“书生意气，挥斥方遒”的豪气。早饭前，晚饭后，沱江边、西林寺、重龙山、三岔湖都有我们三三两两的身影和探讨问题的争论声。现在我还常常怀念那种“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的岁月。
1988年上半年，我的良师益友、县教师进修学校的王瑞鸿老师推荐我去参加四川师范大学中文系函授考试。于是，我邀约了汤洪高、董志才、杨绍明三个都特别喜欢读书的好友前往成都应考，结果都以高分被四川师范大学中文系函授录取。但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四川师范大学中文系那个时候不在内江招生，我们外地去读书的学员一年必须缴纳400元的学费，加上每年的4月和10月都要在成都学习一个月的开销，一年我们至少要支出800元，这对当时每月只有70元工资的我们来说，是一笔天大的数字。然而我们想到一般教师要考一个专科函授都不容易，而我们居然考到成都来了，于是，我们几个同学咬紧牙关，相互鼓励，几乎都想尽了办法，什么戒烟、什么争上初中毕业班、什么争取补课等等，但最后还是不得不经常跟学校和同事借钱到成都读书。在川师函授学习的两年日子里，我们知道这样出门系统学习提高的机会不多了，因此，我和我的三位好友一样，都成了读书狂、买书狂和写作狂，都有很多特别优秀的地方，以至于班上很多正规专科毕业考进来的师弟师妹都对我们刮目相看，最后还有几位家住成都市区的师弟师妹成了我们的小跟班和零食的提供者。
在读书的岁月里，还有一件让我永远不可能忘记的事情。那是1990年5月我们在成都学习快一个月的最后一天，上午参加完本科最后一门课程的考试，中午喝了成都的同学为我们准备的告别酒，下午几个同学又一道直奔省新华书店，各自购买了以后工作和研究需 要的很多书籍。一个师妹回家拿来了一个装过大彩电的包装箱，并帮我们把这些书籍全部集中装在包装箱里，外面用胶布封好后，就送我们到火车北站附近的汽车客运中心。那时成渝高速公路尚未修好，最晚能回资中的客车是五点半从成都发车到自贡的客车，到我家所在的地方要开六个多小时。告别为我们送行的师弟、师妹，买好回家的车票后，我们又在候车室买了晚上用来充饥的面包饮料，给老婆小孩买了一些小礼物，不觉已经囊中空空，但我们想反正就要回家了，也没有什么地方要花钱了。
等我们把装满书的大纸箱抬上车后，没有想到的事情发生了，客车售票员要我们补一张货票。我们连忙给售票员解释，我们是资中到川师学习的教师，大纸箱里装的不是电视机(我们当年也买不起大彩电)，而是我们几个人买的书。售票员眼睛一鼓：买的书也要补票!于是，我们只好各自翻着各自的口袋，但是，4个人最后也只凑到了6元多钱，就是凑不够一张10元的货票啊!我和我的同学好话说尽，售票员就是不松口，驾驶员也一直不开车。10分钟、20分钟、30分钟，僵持还在进行，我们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其他的乘客也由怀疑我们故意捣乱到埋怨售票员的不近情理。就在我等恨不得找一条地缝转进去的时候，一个中年男子站了起来：“开车啊!这几个老师的货票我来补!出门在外，有哪个保证不遇到一点困难呢?”在回家旅途的摆谈中，我们才知道为我们解难的人是资中凉水乡办预制场的李天成。车到资中鱼溪天马山的时候，已近晚上10点钟了。在乘客们下车吃饭时，我们四个人本想用面包和饮料将就一下，可李天成又热情地邀请我们四个书生到鲢鱼馆饱餐了一顿。几年前我再次专门打听李老先生时，恰好遇见了他的儿子李杰，才知道老爷子得癌症去世很多年了。真是人生无常和遗憾啊!
回首人生的每一阶段，是读书改变了我的人生，是读书让我没有迷失自己，是读书排遣了我的困惑寂寞。那先哲的要言妙道、文学家的千古绝唱、思想家的精辟见解，常常在孤独的夜晚，让我感动不已，心驰神往!历史的风烟、人间的冷暖、世事的变迁，不时袭上心头，让我忘忧，让我充实，让我陶醉，真可谓：“读书之乐乐如何，绿满窗前才不除；读书之乐乐无穷，瑶琴一曲来薰风；读书之乐乐陶陶，起弄明月霜天高；读书之乐何处寻，数点梅花天地心。”现在，我已经人到中年，尽管应酬和繁杂工作很多，但我仍喜欢从纷乱中逃离，从红尘中隐逸。喜欢在“人散后，一钩残月天如洗”的静夜，沏一杯清茶，点一盏心灯，伴一窗幽竹，持卷低吟。在书香的氤氲中，享受心灵的静谧和诗意的栖居。
过去读书，改变了我的命运，滋养了我的底气。现在读书，能让我闲看潮起潮落，云卷云舒，能让我不管是艳阳高照，还是凄风苦雨，都能从容应对。“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眼前直下三千字，胸次全无一点尘。”就让书香、书魂、书韵，继续给我带来更多的收获吧。
1976年，13岁初中毕业的我因为“推荐上高中”失败而回到贫穷的山村当了石匠。在那样极其失落的日子里，我就在心中暗暗发誓：如果有一天能回到学校读书，我一定要好好地读。
在当石匠的两年时间里，我基本上是天天带着旧书废报到工地上去，中午师傅们吃饭休息时，我就一边守着工地一边读书看报，聊以打发身的酸痛心的寂寞。然而旧书废报也是极其难找的，稍微好找一点的地方就是大队部的面坊，面坊里面常常收购当时的一些报纸，我一有空就跑到那儿去，间或也能从中找到一点文革前的课本和学生做过的笔记以及所谓的禁书，这些对于我来说都是至宝。1977年恢复了中考、高考，看到山后一个初中生考上了中专，我就再也坐不住了。在1978年寒冬岁末，实在受不了读书诱惑的我走进了老家大队学校，开始了我五个月的初中补习生活。为了摆脱当时的饥饿、贫穷，早晨我一大早，侍候好家里的大牯牛后，就提着几根红苕跑到学校读书；晚上，在破败的茅屋里，在昏暗的煤油灯下看书作题，经常熬到深夜，呵欠不断，两眼发红。那时，老师的教参、同学的资料，不仅是我常常借回家的课外读物，也是让我忘记饥肠辘辘的精神食粮。
1979年9月考进资中师范后，我课余时间跑得最勤的是学校的阅览室。一本书在阅览室看不完，就用借书证借回寝室，中午和晚上躺在集体宿舍的床上慢慢享受。一般一借就是两三本，一个星期再还再借一次。周末最多的时候就是一早到离学校不远的文庙阅览室或者城中鼓楼坝的县图书馆找杂志和中外小说看。中国的四大名著和《荷马史诗》、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司汤达的《红与黑》、雨果的《悲惨世界》和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以及刘心武的《班主任》、陆新华的《伤痕》等，都是这样读完的。那时外出读书，我还随身带有一个笔记本，看到精彩的地方就随时摘抄，那几本发黄的摘抄本到现在我还作为珍宝一样收藏着。当年读书，没有工作、生活的压力和较强的功利色彩，于是常常能在书中体味着文字的妙趣，品藻着文字的风景，感受着文字的灵性，真是如饮佳酿。
在师范学习的三年，我开始买书读。那时，国家给每人每月提供14元5角的生活费，但不发给本人，只吃桌席。学校考虑到我家比较困难，又发给我每月最高3元的助学金。于是每个月底，我就常常饿着肚子，揣着这3元的助学金去逛新华书店，在书店打折的旧书柜里找自己中意的书籍。但很多时候都是挑选了一大叠的书却因钱不够而不得不忍痛割爱。师范毕业的时候，我购买和收藏的各种书籍就装了几大纸箱。
1982年9月中师毕业后，我和几个同学分配到了交通比较方便的宋家小学，但出人意料的是我和尚泽军又被学校安排到宋家中峰寺村小。那是一个刚从庙子里面迁出来的只有四个班的学校。白天我俩上课、做饭，晚上冷清的日子就很难打发了。在弹腻了那台破风琴、吼破了嗓子之后，我想到了读书，让书来陪伴自己。当时，各地的电视大学、自学考试和大学函授刚办不久，但没有一定工作年限的人是无以为缘的，特别是要组织同意。没有办法，我只好到书店胡乱地买些自修大学的辅导资料、各种文学作品和理论书籍来读，来充实自己。那时，我每月33元5角的工资，几乎要花费一半去买书来读。值得欣慰的是，现在我能背诵的很多诗词歌赋，都是在那段时间枯燥的晚上反复吟诵而烙在心中的。
1984年4月，听说内江教育学院招收中文专科函授生时，我就决心要去参加考试。但当时教师参加大学函授和现在完全不一样，需要学校同意推荐才能报考。我和尚泽军一道先跑到公民区教育办公室找领导咨询，主任说去找校长，我跑到完校，校长说：“你还年轻，以后再去考再去读，让完校教初中的老师先去。”我见游说一通没有效果，就跟校长放下狠话：“你同意我去考我就去考，不同意我去考我也要去考，我想读书又不犯法，我去读书又不影响工作。”结果最后还是同意我们和完校教初中的几个教师一起去报名备考。通过一个多月的复习准备，我和公民区30多个语文教师一起参加了内江教育学院的函授招生考试，最后公民区考上了包括我在内3个老师，资中考上了47个教师。
1984年6月到1987年6月，我一边教书，一边参加内江教育学院中文系的专科函授学习。在这三年的函授学习中，我读书是相当成痴的。老师要教授的新课程，我一般去面授之前就在家先看了一遍；面授的时候，老师的讲解我都会认真的做好笔记并抽空整理；老师布置的作业我都要查阅有关资料认真的完成；老师上课提到的名家名著我都要设法购买或借阅。在面授时，我决不放过任何一次向老师讨教的机会，把在家看书不太懂的地方和在单位写的东西请老师指点，因此，我也深得我的很多的老师偏爱和提携。好几位老师不仅是我的良师，还成了我的益友。毕业后到现在，都还不时邀请我参加他们的书稿撰写和学术团体活动。
在专科函授学习的三年中，很多时候是在原内江市的各个县区的教师进修学校进行面授。各县区的景点不仅留下了我们的足迹，更留下了我们“书生意气，挥斥方遒”的豪气。早饭前，晚饭后，沱江边、西林寺、重龙山、三岔湖都有我们三三两两的身影和探讨问题的争论声。现在我还常常怀念那种“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的岁月。
1988年上半年，我的良师益友、县教师进修学校的王瑞鸿老师推荐我去参加四川师范大学中文系函授考试。于是，我邀约了汤洪高、董志才、杨绍明三个都特别喜欢读书的好友前往成都应考，结果都以高分被四川师范大学中文系函授录取。但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四川师范大学中文系那个时候不在内江招生，我们外地去读书的学员一年必须缴纳400元的学费，加上每年的4月和10月都要在成都学习一个月的开销，一年我们至少要支出800元，这对当时每月只有70元工资的我们来说，是一笔天大的数字。然而我们想到一般教师要考一个专科函授都不容易，而我们居然考到成都来了，于是，我们几个同学咬紧牙关，相互鼓励，几乎都想尽了办法，什么戒烟、什么争上初中毕业班、什么争取补课等等，但最后还是不得不经常跟学校和同事借钱到成都读书。在川师函授学习的两年日子里，我们知道这样出门系统学习提高的机会不多了，因此，我和我的三位好友一样，都成了读书狂、买书狂和写作狂，都有很多特别优秀的地方，以至于班上很多正规专科毕业考进来的师弟师妹都对我们刮目相看，最后还有几位家住成都市区的师弟师妹成了我们的小跟班和零食的提供者。
在读书的岁月里，还有一件让我永远不可能忘记的事情。那是1990年5月我们在成都学习快一个月的最后一天，上午参加完本科最后一门课程的考试，中午喝了成都的同学为我们准备的告别酒，下午几个同学又一道直奔省新华书店，各自购买了以后工作和研究需 要的很多书籍。一个师妹回家拿来了一个装过大彩电的包装箱，并帮我们把这些书籍全部集中装在包装箱里，外面用胶布封好后，就送我们到火车北站附近的汽车客运中心。那时成渝高速公路尚未修好，最晚能回资中的客车是五点半从成都发车到自贡的客车，到我家所在的地方要开六个多小时。告别为我们送行的师弟、师妹，买好回家的车票后，我们又在候车室买了晚上用来充饥的面包饮料，给老婆小孩买了一些小礼物，不觉已经囊中空空，但我们想反正就要回家了，也没有什么地方要花钱了。
等我们把装满书的大纸箱抬上车后，没有想到的事情发生了，客车售票员要我们补一张货票。我们连忙给售票员解释，我们是资中到川师学习的教师，大纸箱里装的不是电视机(我们当年也买不起大彩电)，而是我们几个人买的书。售票员眼睛一鼓：买的书也要补票!于是，我们只好各自翻着各自的口袋，但是，4个人最后也只凑到了6元多钱，就是凑不够一张10元的货票啊!我和我的同学好话说尽，售票员就是不松口，驾驶员也一直不开车。10分钟、20分钟、30分钟，僵持还在进行，我们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其他的乘客也由怀疑我们故意捣乱到埋怨售票员的不近情理。就在我等恨不得找一条地缝转进去的时候，一个中年男子站了起来：“开车啊!这几个老师的货票我来补!出门在外，有哪个保证不遇到一点困难呢?”在回家旅途的摆谈中，我们才知道为我们解难的人是资中凉水乡办预制场的李天成。车到资中鱼溪天马山的时候，已近晚上10点钟了。在乘客们下车吃饭时，我们四个人本想用面包和饮料将就一下，可李天成又热情地邀请我们四个书生到鲢鱼馆饱餐了一顿。几年前我再次专门打听李老先生时，恰好遇见了他的儿子李杰，才知道老爷子得癌症去世很多年了。真是人生无常和遗憾啊!
回首人生的每一阶段，是读书改变了我的人生，是读书让我没有迷失自己，是读书排遣了我的困惑寂寞。那先哲的要言妙道、文学家的千古绝唱、思想家的精辟见解，常常在孤独的夜晚，让我感动不已，心驰神往!历史的风烟、人间的冷暖、世事的变迁，不时袭上心头，让我忘忧，让我充实，让我陶醉，真可谓：“读书之乐乐如何，绿满窗前才不除；读书之乐乐无穷，瑶琴一曲来薰风；读书之乐乐陶陶，起弄明月霜天高；读书之乐何处寻，数点梅花天地心。”现在，我已经人到中年，尽管应酬和繁杂工作很多，但我仍喜欢从纷乱中逃离，从红尘中隐逸。喜欢在“人散后，一钩残月天如洗”的静夜，沏一杯清茶，点一盏心灯，伴一窗幽竹，持卷低吟。在书香的氤氲中，享受心灵的静谧和诗意的栖居。
过去读书，改变了我的命运，滋养了我的底气。现在读书，能让我闲看潮起潮落，云卷云舒，能让我不管是艳阳高照，还是凄风苦雨，都能从容应对。“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眼前直下三千字，胸次全无一点尘。”就让书香、书魂、书韵，继续给我带来更多的收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