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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北京市地方税务局在京举办了一个主题为“诚信创造税收”的论坛。这次论坛，因其主题的新颖，在与会者中引起了积极反响。
日常生活中，在许多地方，可以经常看到的相关表述是，经济决定税收。其意思是说，经济是税收的源泉，经济创造了税收。把诚信与经济相并列，进而提出诚信创造税收，无非是想表达这样一个意思：除了经济之外，纳税人的诚信也是税收的一个重要源泉。经济与诚信共同创造了税收。
对于不少人来说，这的确是一个颇为新颖的说法。
暂先放下理论上是否成立的问题不论，今年上半年中国税收收入增长的情势，倒是支持了上述的说法。
先看全国的情况。今年1—6月份，全国税收收入的增速30.5%，而同期GDP的增速是10.4%。如果说只有经济创造税收，那么，GDP增速与税收增速之间的差额达20.1%。这个差额，是什么因素创造的？即便考虑到物价上涨因素，把同期的CPI（7.9%）叠加到10.4%之上，从而得到以现价计算的GDP增速18.3%。这时，GDP与税收增速之间的差额仍有12.2%，相当于税收增速的近一半。这个差额的来源，又可用什么因素去说明？
再看北京市的情况。今年上半年，北京市地方税收收入的增长速度为31%。同期北京市GDP的增速为11%。两个增速之差为20%。同样，将同期的北京市CPI（6.1%）叠加至11%之上，从而以现价计算的GDP增速17.1%与北京市地方税收收入增速31%相遇，那么，两个增速之差13.9%的来源又是什么？倘若将来自北京市的国、地两家税收收入加总求和，那么，今年上半年北京市税收收入的增速则为36.8%。按照同样的计算方法，GDP增速与税收增速之间的差额将扩大为19.7%。对于这个更大些的差额，我们又能用什么因素加以解释？
无论全国，还是北京，或是其他别的什么省市，两个增速之间差额的来源，显然只能从非经济因素中寻找。对于造成税收收入持续高速增长的非经济因素，迄今为止，我们所能听到的一种来自官方层面的归结，是税收征管力度加强的结果。其意思是说，这些年来，税务机关在加强税收征管、提升征税效率方面进步很大，从而获得了高额的回报——支撑了税收收入得以持续高速的增长。但是，深入探究一步，便可看到，税收征管加强所收获的税收增长，应归功于征纳双方的共同努力。试想，没有纳税人一方纳税意识的提高和诚信纳税的行动，税务机关的本事再强，装备再好，努力程度再高，甚至把九牛二虎的力量都用尽了，恐怕也不可能取得有今天这样的成就。所以，征管因素对于税收增长的贡献，也是应当“一分为二”的：一部分来自于税务机关的努力，另一部分则来自于纳税人的诚信。或者说，中国的GDP增速和税收增速之所以会有如此大的差额，其中的一个重要来源，是纳税人的诚信。如同经济增长、征管加强和税收之间的关系，纳税人的诚信也能够创造税收。
其实，不仅仅是今年上半年，从1994年以后，中国的税收，一直都在呈持续高速增长的态势，一直都在以远高于GDP增速的速率增长。即便在当前国际国内的宏观经济形势发生较大变化的背景之下，今年上半年的经济增长已经有所回落，税收的增长依然保持强劲的势头。本来应高度相关的经济与税收之间的关系发生了脱节，而且，脱节的情势越来越浓重，看起来，不仅可以认定纳税人的诚信能够创造税收，纳税人诚信水平的提升，也是支撑中国税收维系长达15年持续高速增长态势的一个重要因素。
将视野拓展开来，环顾一下我们的左邻右舍以及更远一些的国度，在他们那里，是否也存在着类似当前中国这样的情势？是否也能发现类如当前中国纳税人诚信水平这样的魔力？是否也可找到非经济因素与税收增长之间的如此之高的关联度？
只要稍加搜索，从可拿到的各国经济增长和税收增长的相关数据的比较中，便可发现，在今天的世界上，我国可能是一个仅有的例外。比较普遍的情形是，在保持税收增长略高于（而非远高于）GDP增长的轨道上，税收增速与GDP增速高度相关。
进一步的观察，还可发现，在当前的我国，之所以呈现出GDP增速和税收增速之间的如此大的差距，以至于让包括纳税人的诚信水平在内的各种非经济因素成为决定税收增速大小及其与GDP增速差额大小的主要力量，其深刻的原因无非在于，由现行税制决定的“法定税负”和由税务机关征管水平与纳税人诚信水平共同决定的“实征税负”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距离。
所以，建议全面启动谋划多年的以增值税转型为核心的新一轮税制改革，把过高的“法定税负”降下来，从而让中国税收回归与宏观经济环境相契合的正常增长轨道，的的确确是当务之急。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日常生活中，在许多地方，可以经常看到的相关表述是，经济决定税收。其意思是说，经济是税收的源泉，经济创造了税收。把诚信与经济相并列，进而提出诚信创造税收，无非是想表达这样一个意思：除了经济之外，纳税人的诚信也是税收的一个重要源泉。经济与诚信共同创造了税收。
对于不少人来说，这的确是一个颇为新颖的说法。
暂先放下理论上是否成立的问题不论，今年上半年中国税收收入增长的情势，倒是支持了上述的说法。
先看全国的情况。今年1—6月份，全国税收收入的增速30.5%，而同期GDP的增速是10.4%。如果说只有经济创造税收，那么，GDP增速与税收增速之间的差额达20.1%。这个差额，是什么因素创造的？即便考虑到物价上涨因素，把同期的CPI（7.9%）叠加到10.4%之上，从而得到以现价计算的GDP增速18.3%。这时，GDP与税收增速之间的差额仍有12.2%，相当于税收增速的近一半。这个差额的来源，又可用什么因素去说明？
再看北京市的情况。今年上半年，北京市地方税收收入的增长速度为31%。同期北京市GDP的增速为11%。两个增速之差为20%。同样，将同期的北京市CPI（6.1%）叠加至11%之上，从而以现价计算的GDP增速17.1%与北京市地方税收收入增速31%相遇，那么，两个增速之差13.9%的来源又是什么？倘若将来自北京市的国、地两家税收收入加总求和，那么，今年上半年北京市税收收入的增速则为36.8%。按照同样的计算方法，GDP增速与税收增速之间的差额将扩大为19.7%。对于这个更大些的差额，我们又能用什么因素加以解释？
无论全国，还是北京，或是其他别的什么省市，两个增速之间差额的来源，显然只能从非经济因素中寻找。对于造成税收收入持续高速增长的非经济因素，迄今为止，我们所能听到的一种来自官方层面的归结，是税收征管力度加强的结果。其意思是说，这些年来，税务机关在加强税收征管、提升征税效率方面进步很大，从而获得了高额的回报——支撑了税收收入得以持续高速的增长。但是，深入探究一步，便可看到，税收征管加强所收获的税收增长，应归功于征纳双方的共同努力。试想，没有纳税人一方纳税意识的提高和诚信纳税的行动，税务机关的本事再强，装备再好，努力程度再高，甚至把九牛二虎的力量都用尽了，恐怕也不可能取得有今天这样的成就。所以，征管因素对于税收增长的贡献，也是应当“一分为二”的：一部分来自于税务机关的努力，另一部分则来自于纳税人的诚信。或者说，中国的GDP增速和税收增速之所以会有如此大的差额，其中的一个重要来源，是纳税人的诚信。如同经济增长、征管加强和税收之间的关系，纳税人的诚信也能够创造税收。
其实，不仅仅是今年上半年，从1994年以后，中国的税收，一直都在呈持续高速增长的态势，一直都在以远高于GDP增速的速率增长。即便在当前国际国内的宏观经济形势发生较大变化的背景之下，今年上半年的经济增长已经有所回落，税收的增长依然保持强劲的势头。本来应高度相关的经济与税收之间的关系发生了脱节，而且，脱节的情势越来越浓重，看起来，不仅可以认定纳税人的诚信能够创造税收，纳税人诚信水平的提升，也是支撑中国税收维系长达15年持续高速增长态势的一个重要因素。
将视野拓展开来，环顾一下我们的左邻右舍以及更远一些的国度，在他们那里，是否也存在着类似当前中国这样的情势？是否也能发现类如当前中国纳税人诚信水平这样的魔力？是否也可找到非经济因素与税收增长之间的如此之高的关联度？
只要稍加搜索，从可拿到的各国经济增长和税收增长的相关数据的比较中，便可发现，在今天的世界上，我国可能是一个仅有的例外。比较普遍的情形是，在保持税收增长略高于（而非远高于）GDP增长的轨道上，税收增速与GDP增速高度相关。
进一步的观察，还可发现，在当前的我国，之所以呈现出GDP增速和税收增速之间的如此大的差距，以至于让包括纳税人的诚信水平在内的各种非经济因素成为决定税收增速大小及其与GDP增速差额大小的主要力量，其深刻的原因无非在于，由现行税制决定的“法定税负”和由税务机关征管水平与纳税人诚信水平共同决定的“实征税负”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距离。
所以，建议全面启动谋划多年的以增值税转型为核心的新一轮税制改革，把过高的“法定税负”降下来，从而让中国税收回归与宏观经济环境相契合的正常增长轨道，的的确确是当务之急。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