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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3月19日起，希腊公用事业部门和企业员工举行24小时大罢工，抗议政府养老金改革计划。机场等公共服务业罢工使人们日常生活受到干扰，部分地区几近瘫痪。
此次罢工的组织者称，参加罢工的人数多达300万，这是去年12月以来希腊发生的第三次全国性罢工。
而希腊这三次大罢工的“导火索”只有一个：政府的养老金改革计划。
依据计划，希腊政府有意改变过去高福利、高支出的养老金政策，将133个养老金项目按新分类办法重新编排，最后压缩成13个大类，以减少支出成本。此外，新计划还将提高妇女退休和领取养老金的法定年龄。
近年来，罢工如传染病般在欧洲发达国家蔓延，而其背后透出的正是对于高福利的困惑。
希腊捅了高福利娄子
自2007年起，希腊政府多次强调，实施改革是挽救现行养老金制度的唯一办法，否则这一高支出的保障制度可能在15年内因不堪赤字重负而崩溃。据经济学家估计，如果希腊现有养老金制度维持不变，它的资金缺口将在十年内累积至4000亿欧元，相当于希腊国民生产总值的2倍。
不过，大多数民众并不认同政府的改革主张。他们认为，新措施将损害自身利益，降低普通员工的福利水平。最新民调显示，71%的希腊人反对这一改革计划，同时，76%的希腊人相信政府在养老金政策方面误导民众。
同时，由于希腊人口老化，劳动力越来越紧张，所以希腊有关方面将女性的退休年龄从过去的55岁提高到了60岁，男性没有变动仍然维持60岁的退休年龄（之前已经提高过）。这样的决定引起一些公众的不满，并引发了一些部门工作人员要求增加工资，增加退休福利的要求。另外，希腊退休福利根据不同的工作性质，不同职位、级别相差很大。政府部门、媒体工作者待遇较高，退休金每月3000多欧元，这样的高待遇在希腊可以衣食无忧。而一些环保工人等工种的退休职工每月只有600~700欧元的工资。巨大的差异，让希腊民众感觉到不公平。
为表达不满，希腊一些工会团体自去年12月起，已组织了3次覆盖全国的大罢工，得到广泛响应。“工人们全面参与了罢工”，罢工领导人帕斯皮罗斯说，“政府不能无视民众的愤怒”。罢工游行队伍齐声高喊“改革议案是谎言”，有人举着“反对养老金改革”和“不要夺走我们的活命钱” 等标语。
欧洲高福利之惑
欧洲福利制度起源于欧洲的宗教慈善传统以及行会、工会制度。19世纪下半期，德国宰相俾斯麦制定了旨在降低工人斗争意志和阻碍工人运动的最早的现代社会福利制度。
20世纪50至60年代，在经历了二战的巨大创痛之后，西欧、北欧的一些发达国家纷纷建立起以高福利为特色的社会保障制度，包括儿童津贴、病假补助、医疗保障、住房补贴、失业救济、养老保险等各项内容，涵盖社会生活各个方面，被称为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体系。
但2000年以来，欧元区年均经济增长率只有1%，失业率居高不下（最高达到8.6%），欧洲国家原先引以为豪的高福利制度已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负。
首先，老年化给欧洲福利制度带来了冲击。欧洲的老年人口到2025年将达到40%，2050年将达到50%。庞大的老年人口给支付养老金的政府和社会造成了巨大的负担，同时使欧洲整体竞争力下降。
其次，企业为提高生产效率，改善服务，会不断进行技术革新。其结果之一就是就业机会减少，更多的低技能雇员失去工作，这也就意味着政府的失业救济负担将加重。过高的福利负担又使得政府在财政预算当中不得不减少对教育、科研的投入，陷入恶性循环。1970年德国对教育和基础建设的投入比例还占16%，而如今联邦、州和市镇三级的投资却仅为6.2%。
第三，优厚的社会福利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瑞典号称世界福利国家的典范，拥有最为各国人所羡慕的社会保障体系。而这一福利制度在相当程度上是“劫富济贫”。瑞典北欧斯安银行的经济总监克拉斯·埃克隆德曾不无抱怨地说，瑞典的税收高到了令人“恐怖”的程度。他每个月的收入有近60%都要用于交税，这几乎使他丧失了“多赚些钱的积极性”。长此以往的结果就是，像他这样的高收入人群会因为高税收而变得不思进取。反之，那些低收入者或是失业者则可以依靠政府的福利衣食无忧，成为“懒人”并失去工作的愿望，最终导致了国家的低效率。
在英国，“懒人”增多让英国社会有了不少新麻烦。为支付救济金，政府需要靠征税等手段来筹措更多的基金。如今英国的最高收入所得税已经高至45%，高收入人群开始心理不平衡。英国各个行业会经常举行罢工游行，而不论哪个行业都会在口号中加上一句：“不要拿我们的血汗钱去养懒汉！”
同时，欧盟东扩又增加了福利支出。近几年来，欧盟一体化进程加速发展，成员国由10国发展为25国。新成员的加入，给欧盟带来新的投资机遇并提供了大量富有活力的劳动力。与此同时，欧盟老成员国也付出了一定代价，由于新成员国均为低收入国家，虽然缩减与老成员国间的经济差距主要是新成员国的任务，但欧盟仍需为新入盟国家的发展提供大量的经费，这对受困于高失业率、高赤字的老成员国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从2004年至2006年，欧盟已拨出了约230亿欧元作为支持新成员国经济发展的团结基金，这直接减弱了欧盟各国的福利支付能力。
改革如履薄冰
近年来，大多数欧洲国家都患上了“福利病”——政府为维持高福利政策不堪重负，难以把更多的资金用于经济增长方面，因而使得欧洲与美国、亚洲相比，经济活力明显不足。
现在，欧洲政府及经济界的精英已经把矛头直指现行的福利制度，呼吁尽快进行变革。而很多老百姓也意识到，若是继续在福利的温床上睡下去，欧洲很快会被美国以及快速发展的亚洲远远甩在后面。欧洲人明白，拒绝改革无异于自杀。迄今为止，欧洲模式能走到今天，就因为一直在不断调整。
这也是为什么近来欧洲“右派”政党频频在选举中获得支持的原因。欧洲国家的高福利不堪重负，许多问题都到了急需通过大刀阔斧的改革加以解决的时候了，不过每有改革措施出台，就引来工潮滚滚，示威不断，最后以政治人物下台、改革措施胎死腹中告终。事实上，虽然很多欧洲国家目前已由“右派”执政，但正像一些大选中所表现出来的那样，“极右”的主张是不会获得多数人支持的。换句话说，“右派”只是在沿着中线稍微靠“右侧”通行而已，并没有谁真正敢把福利“蛋糕”的味道给改变了。
以法国为例，拉法兰总理推出退休金改革后曾引发交通、教育、邮政、医疗等行业的大罢工。其后任德维尔潘总理为解决高失业率问题推出的“首次雇用合同”改革方案也引发全国性工潮、学潮。
法国经济在过去20多年里经历了严重的衰退，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世界的第7位跌落到第17位，经济增长率在欧洲主要国家中排名最低，失业率长期居高不下。
与法国困境形成对照的是英国。布莱尔1997年就在英国开始了福利制度的改革，“不承担责任就没有权利”是布莱尔推行第三条道路的座右铭。他削减福利开支，用投资政策代替福利政策，通过在经济、教育、培训等领域的政府投资和个人投资，建立起一种个人负有相应责任和风险的积极福利政策。这些年来，英国成为欧洲最成功的一大经济体，保持了年均3%左右的增长速度，失业率仅为4%左右。
欧洲高福利政策的核心是医疗保障和养老保障，只要这两项核心不改，福利“蛋糕”的味道就不会有什么改变。从目前欧洲各国的实践来看，也确实没有哪个国家的政府敢在这两项福利政策上“动刀子”。以瑞典为例，该国的“右派”虽然主张改革福利制度，但他们在竞选时就曾承诺，改革不意味着“大手术”，只是改变对经济有消极影响的部分。而在他们上台执政以后，除了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所得税外，的确也只改了失业保险计划的一部分，以鼓励更多的失业者寻找新的就业机会。在医疗保障和养老保障方面，他们不仅没有降低福利水准，还通过一些措施，使这些方面有所加强。
事情总是一分为二的。欧洲也有经济学家认为，欧洲经济缺乏活力并不能归罪于现有的福利制度，而恰恰相反，正是因为欧洲各国的福利政策，使欧洲自二战后的60多年保持了社会的稳定，从而保证了经济的持续发展。举例说，瑞典的高税收、高福利的政策执行了很多年，但事实是瑞典到今天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同时也是欧盟内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当然，瑞典确实有一部分患上了“福利病”的人，但更多的人则是在高福利的保障下可以大胆地进行科研创新，甚至是风险投资，因为即使到最后落得血本无归，这些人也不会因此就沦落到无法维持生计的地步。
总之，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的深入发展，欧洲福利国家要继续保持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平衡必然面临巨大挑战，要么放弃旨在提高竞争力的改革，要么干脆对高福利开刀。在经历了种种危机之后，大多数欧洲国家开始认识到，惟有改变现行高福利模式，才能免于从经济停滞状态继续滑落，陷入更严重的困境。
但改革的阻力也是空前巨大的，除非他们现在就开始采取一些不太受欢迎的措施，否则明天就要面对更不得人心的结果。
此次罢工的组织者称，参加罢工的人数多达300万，这是去年12月以来希腊发生的第三次全国性罢工。
而希腊这三次大罢工的“导火索”只有一个：政府的养老金改革计划。
依据计划，希腊政府有意改变过去高福利、高支出的养老金政策，将133个养老金项目按新分类办法重新编排，最后压缩成13个大类，以减少支出成本。此外，新计划还将提高妇女退休和领取养老金的法定年龄。
近年来，罢工如传染病般在欧洲发达国家蔓延，而其背后透出的正是对于高福利的困惑。
希腊捅了高福利娄子
自2007年起，希腊政府多次强调，实施改革是挽救现行养老金制度的唯一办法，否则这一高支出的保障制度可能在15年内因不堪赤字重负而崩溃。据经济学家估计，如果希腊现有养老金制度维持不变，它的资金缺口将在十年内累积至4000亿欧元，相当于希腊国民生产总值的2倍。
不过，大多数民众并不认同政府的改革主张。他们认为，新措施将损害自身利益，降低普通员工的福利水平。最新民调显示，71%的希腊人反对这一改革计划，同时，76%的希腊人相信政府在养老金政策方面误导民众。
同时，由于希腊人口老化，劳动力越来越紧张，所以希腊有关方面将女性的退休年龄从过去的55岁提高到了60岁，男性没有变动仍然维持60岁的退休年龄（之前已经提高过）。这样的决定引起一些公众的不满，并引发了一些部门工作人员要求增加工资，增加退休福利的要求。另外，希腊退休福利根据不同的工作性质，不同职位、级别相差很大。政府部门、媒体工作者待遇较高，退休金每月3000多欧元，这样的高待遇在希腊可以衣食无忧。而一些环保工人等工种的退休职工每月只有600~700欧元的工资。巨大的差异，让希腊民众感觉到不公平。
为表达不满，希腊一些工会团体自去年12月起，已组织了3次覆盖全国的大罢工，得到广泛响应。“工人们全面参与了罢工”，罢工领导人帕斯皮罗斯说，“政府不能无视民众的愤怒”。罢工游行队伍齐声高喊“改革议案是谎言”，有人举着“反对养老金改革”和“不要夺走我们的活命钱” 等标语。
欧洲高福利之惑
欧洲福利制度起源于欧洲的宗教慈善传统以及行会、工会制度。19世纪下半期，德国宰相俾斯麦制定了旨在降低工人斗争意志和阻碍工人运动的最早的现代社会福利制度。
20世纪50至60年代，在经历了二战的巨大创痛之后，西欧、北欧的一些发达国家纷纷建立起以高福利为特色的社会保障制度，包括儿童津贴、病假补助、医疗保障、住房补贴、失业救济、养老保险等各项内容，涵盖社会生活各个方面，被称为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体系。
但2000年以来，欧元区年均经济增长率只有1%，失业率居高不下（最高达到8.6%），欧洲国家原先引以为豪的高福利制度已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负。
首先，老年化给欧洲福利制度带来了冲击。欧洲的老年人口到2025年将达到40%，2050年将达到50%。庞大的老年人口给支付养老金的政府和社会造成了巨大的负担，同时使欧洲整体竞争力下降。
其次，企业为提高生产效率，改善服务，会不断进行技术革新。其结果之一就是就业机会减少，更多的低技能雇员失去工作，这也就意味着政府的失业救济负担将加重。过高的福利负担又使得政府在财政预算当中不得不减少对教育、科研的投入，陷入恶性循环。1970年德国对教育和基础建设的投入比例还占16%，而如今联邦、州和市镇三级的投资却仅为6.2%。
第三，优厚的社会福利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瑞典号称世界福利国家的典范，拥有最为各国人所羡慕的社会保障体系。而这一福利制度在相当程度上是“劫富济贫”。瑞典北欧斯安银行的经济总监克拉斯·埃克隆德曾不无抱怨地说，瑞典的税收高到了令人“恐怖”的程度。他每个月的收入有近60%都要用于交税，这几乎使他丧失了“多赚些钱的积极性”。长此以往的结果就是，像他这样的高收入人群会因为高税收而变得不思进取。反之，那些低收入者或是失业者则可以依靠政府的福利衣食无忧，成为“懒人”并失去工作的愿望，最终导致了国家的低效率。
在英国，“懒人”增多让英国社会有了不少新麻烦。为支付救济金，政府需要靠征税等手段来筹措更多的基金。如今英国的最高收入所得税已经高至45%，高收入人群开始心理不平衡。英国各个行业会经常举行罢工游行，而不论哪个行业都会在口号中加上一句：“不要拿我们的血汗钱去养懒汉！”
同时，欧盟东扩又增加了福利支出。近几年来，欧盟一体化进程加速发展，成员国由10国发展为25国。新成员的加入，给欧盟带来新的投资机遇并提供了大量富有活力的劳动力。与此同时，欧盟老成员国也付出了一定代价，由于新成员国均为低收入国家，虽然缩减与老成员国间的经济差距主要是新成员国的任务，但欧盟仍需为新入盟国家的发展提供大量的经费，这对受困于高失业率、高赤字的老成员国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从2004年至2006年，欧盟已拨出了约230亿欧元作为支持新成员国经济发展的团结基金，这直接减弱了欧盟各国的福利支付能力。
改革如履薄冰
近年来，大多数欧洲国家都患上了“福利病”——政府为维持高福利政策不堪重负，难以把更多的资金用于经济增长方面，因而使得欧洲与美国、亚洲相比，经济活力明显不足。
现在，欧洲政府及经济界的精英已经把矛头直指现行的福利制度，呼吁尽快进行变革。而很多老百姓也意识到，若是继续在福利的温床上睡下去，欧洲很快会被美国以及快速发展的亚洲远远甩在后面。欧洲人明白，拒绝改革无异于自杀。迄今为止，欧洲模式能走到今天，就因为一直在不断调整。
这也是为什么近来欧洲“右派”政党频频在选举中获得支持的原因。欧洲国家的高福利不堪重负，许多问题都到了急需通过大刀阔斧的改革加以解决的时候了，不过每有改革措施出台，就引来工潮滚滚，示威不断，最后以政治人物下台、改革措施胎死腹中告终。事实上，虽然很多欧洲国家目前已由“右派”执政，但正像一些大选中所表现出来的那样，“极右”的主张是不会获得多数人支持的。换句话说，“右派”只是在沿着中线稍微靠“右侧”通行而已，并没有谁真正敢把福利“蛋糕”的味道给改变了。
以法国为例，拉法兰总理推出退休金改革后曾引发交通、教育、邮政、医疗等行业的大罢工。其后任德维尔潘总理为解决高失业率问题推出的“首次雇用合同”改革方案也引发全国性工潮、学潮。
法国经济在过去20多年里经历了严重的衰退，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世界的第7位跌落到第17位，经济增长率在欧洲主要国家中排名最低，失业率长期居高不下。
与法国困境形成对照的是英国。布莱尔1997年就在英国开始了福利制度的改革，“不承担责任就没有权利”是布莱尔推行第三条道路的座右铭。他削减福利开支，用投资政策代替福利政策，通过在经济、教育、培训等领域的政府投资和个人投资，建立起一种个人负有相应责任和风险的积极福利政策。这些年来，英国成为欧洲最成功的一大经济体，保持了年均3%左右的增长速度，失业率仅为4%左右。
欧洲高福利政策的核心是医疗保障和养老保障，只要这两项核心不改，福利“蛋糕”的味道就不会有什么改变。从目前欧洲各国的实践来看，也确实没有哪个国家的政府敢在这两项福利政策上“动刀子”。以瑞典为例，该国的“右派”虽然主张改革福利制度，但他们在竞选时就曾承诺，改革不意味着“大手术”，只是改变对经济有消极影响的部分。而在他们上台执政以后，除了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所得税外，的确也只改了失业保险计划的一部分，以鼓励更多的失业者寻找新的就业机会。在医疗保障和养老保障方面，他们不仅没有降低福利水准，还通过一些措施，使这些方面有所加强。
事情总是一分为二的。欧洲也有经济学家认为，欧洲经济缺乏活力并不能归罪于现有的福利制度，而恰恰相反，正是因为欧洲各国的福利政策，使欧洲自二战后的60多年保持了社会的稳定，从而保证了经济的持续发展。举例说，瑞典的高税收、高福利的政策执行了很多年，但事实是瑞典到今天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同时也是欧盟内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当然，瑞典确实有一部分患上了“福利病”的人，但更多的人则是在高福利的保障下可以大胆地进行科研创新，甚至是风险投资，因为即使到最后落得血本无归，这些人也不会因此就沦落到无法维持生计的地步。
总之，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的深入发展，欧洲福利国家要继续保持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平衡必然面临巨大挑战，要么放弃旨在提高竞争力的改革，要么干脆对高福利开刀。在经历了种种危机之后，大多数欧洲国家开始认识到，惟有改变现行高福利模式，才能免于从经济停滞状态继续滑落，陷入更严重的困境。
但改革的阻力也是空前巨大的，除非他们现在就开始采取一些不太受欢迎的措施，否则明天就要面对更不得人心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