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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上海著名的主持人，曹可凡可谓是家喻户晓。因此采访那天，当他一到达约定的咖啡馆，立刻就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他本人比電视屏幕上看起来清瘦了一些，似乎自从为了电影《金陵十三钗》减肥成功之后，他就一直保持着这样的体形。
整个采访过程十分顺利，可能是由于身为主持人的关系，他对于每一个问题都能轻易且快速地抓住要点，并给出超乎我们预料之外的答案。睿智与随和，是在与他的交谈中，留给我们最深刻的印象。
获奖是美丽意外演电影是全新挑战
近期，曹可凡凭借在电影《上海王》中的“师爷”一角，荣获第十二届中美电影节“最佳男配角”奖。作为第二次参演电影就能取得如此傲人的成绩，曹可凡连连表示这对于他来说就是一个美丽的意外。“正如我在获奖感言中所说的那样，这是一种鼓励和肯定，让我有了继续做演员的动力。”
提起自己与电影的渊源，曹可凡说应该是源于年少时的梦想，从小在他的内心深处，就有着扮演各种人物的憧憬。“我也曾想过去从事演员这一行，但觉得自己的形象好像不太符合。”他调侃地说道：“但当时我的声音条件不错，自己会经常模仿很多人，像邱岳峰、毕克等杰出的配音演员都让我很钦佩。”他也曾向上海电影译制片厂毛遂自荐过，但当时由于正处于高中阶段，为了不影响学业，他的这个梦想也就作罢了。
而在成为主持人之后，他逐渐建立起了自己的人脉关系，也因此与电影界有了更多的联系。一次偶然的机会，曹可凡进入了《金陵十三钗》剧组。但原本在外界看来理应非常顺利的事情，他却告诉我们其实在最初，张艺谋并不认同由他来出演“孟先生”一角，因为觉得启用主持人来演戏容易让观众出戏，但该片的出品人张伟平却认为这个角色非曹可凡莫属。为此，曹可凡还特地飞往北京与“两张”见面，一边吃火锅，一边大聊民国上海文化。大概1个小时之后，导演才轻轻说了句“让服装来给你量衣服尺寸吧”，这才让曹可凡悬着的心安定下来。
当然，为了这部电影，曹可凡也付出了很多的努力和心血。首先就是被导演“勒令”减肥，早在开拍前期，他就制定了面包、麦片、白煮鱼、青菜、胡萝卜、黄瓜、番茄之类的食谱，忙碌的时候，则经常用蔬菜色拉当晚饭。而在拍摄期间，他还被张艺谋抓着一起吃素……就这样经过一阵头晕眼花的日子之后，才顺利减去三十斤，达到了导演的要求。
但和身体上所受的“折磨”相比，曹可凡坦言心理压力才是最大的。因为这部电影的团队，从导演张艺谋，到主演克里斯蒂安·贝尔，都是大咖级的人物，如何在与他们的合作中找到适合自己的表演方式，对于首次“触电”的他来说，实属不易。但他也同时表示，在拍摄期间，就像是上了一次表演大师班，这种密集式的训练让他在之后的表演中越来越得心应手。
因此当他在2014年接拍《上海王》的时候，就觉得轻松多了，不仅因为有了前一部的经验，更重要的是团队中许多都是他熟悉的人，彼此的默契程度让演戏变得更加轻松。在采访中曹可凡也坦言：“《上海王》是我和胡雪桦导演10年前的约定，谢谢他对我的信任。雪桦导演往往给演员很大的创作空间，不强求演员创造角色，而是去自我寻找，找到角色和自己的融合点。这种表演对我很是受用。”
表演是一种心灵探索好的团队能让你更强大
曹可凡在《金陵十三钗》中所饰演的孟先生是上世纪30年代的南京底层小吏，又带有上海老克勒气质。“这是我第一次完整地塑造一个角色，我不是职业演员，没有受过专业训练，所以其实并不知道表演究竟是什么。”他这样说道，“张艺谋在给我说戏的时候，也并没有和我说要去设计特定的动作或表情，而仅仅只告诉我要牢牢记住一个字：‘苦’，因为这是整个人物的精髓和心理脉络。”因此，曹可凡称他也只是按照自己对人物的理解，在不同的场景下将人物该有的情感表达出来而已。
“我记得姜文曾经说过‘表演就是人对生活的感知’。我自己在体验过之后，也感觉这其实是一个探索人类心灵的过程，要将自己真正代入剧中人的心态，你才会发现很多下意识的行为都会变得非常自然的”，他如是说道。
对于曹可凡来说，《金陵十三钗》带给他的意义不仅仅是电影处女作，更重要的是能和一群“大师级”的人物合作，他们对表演的热爱和心得都令他受益匪浅。“整个拍摄过程其实算是挺顺利的，但有一场戏特别困难。”曹可凡回忆道，那是描述“孟先生给克里斯蒂安·贝尔送修车工具”的场景，首先这些工具就是沉重而繁琐的，再加上为了更好地表现“孟先生”的慈父形象，贝尔提出为曹可凡增加戏份。“我不仅要记住递给他工具时的顺序，还要精准且快速地用英语讲一长串台词，以此表达出为救女儿的复杂情绪。而且在剧本中，导演还要求演员要表现出隐忍的悲伤，那种眼泪在眼眶中打转的样子。”曹可凡坦言作为非职业演员，是最害怕哭戏的，而且还是这种高难度类型，因此当时他的压力可想而知。
而导演似乎比他还要紧张，为了这场戏，张艺谋先是亲自带领曹可凡排练了两个多小时，再将主角贝尔请来，又练了一个半小时，才开始进入正式拍摄。曹可凡说，当他在讲完最后一句英语台词后，突然鼻子一酸，眼眶自然就有些湿润了。虽然自己感觉还算顺畅，但并不知道是否达到导演的要求。“这条拍完之后，导演走出来问我和贝尔的感觉，再接着询问负责摄影、灯光、音响的工作人员，在确定都没有问题之后，他宣布收工了。曹可凡略带兴奋地说道：“按他的话说，因为我是新人，所以第一条显得尤为珍贵，再拍的话我就找不到那种情绪了，而那场戏也让我体会到了表演的快感。”
在曹可凡看来，贝尔是一个极其友好的人，在表演方面，这位优秀的演员也给他提供了很多建议。在拍摄“孟先生遭击毙”的戏时，贝尔特地前来提醒曹可凡，拍摄这种类型的戏时，务必每一条都要亲自检查枪膛，以免发生意外。他也告诉曹可凡，不少演员拍临死的镜头时往往做出多种复杂、痛苦的表情。其实脑门中枪立刻毙命，不可能再挤眉弄眼。“但你也不能直挺挺地就倒下去，要在若有若无之间，这其中要有层次的，其中的奥秘只能你自己体会。”这给曹可凡带来了很多思考，他笑称那场戏是NG最多的，因为导演要求他不断地变换各种死法，直到第七条才最终通过。但在不断摸索的过程中，他也体会到了做演员的不易和乐趣。 不安分的人生 不断归零的体验
1963年，曹可凡出生在上海一个非常富裕的家庭，祖父是当时很有实力的资本家，父亲毕业于圣约翰大学，从事研究工作，母亲则是一名护士。因为是长房长孙，他在三岁之前一直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在那个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曹可凡可以跟着父亲学习古典音乐，他说自己的很多爱好都深受父亲的影响。
在他最新出版的自传《人生AB面》中，他总结了自己的前半生：基本上是一帆风顺，但也有波折。高中时曹可凡就显露出了数学不好的缺点，加之从小喜欢文学、艺术，遂就起了学习文科的念头。但从事化学方面工作的父亲本着“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观点，强烈坚持他继续学习理科。成绩不好加上体检出了波折，曹可凡的第一次高考以名落孙山收场。在父亲的坚持下，他选择复读了一年，第二年终于考进上海第二医科大学。
学医是为了遵从父母的期盼，但在曹可凡的内心深处，对于艺术的喜爱始终不安分地跳动着。大学五年级时，他代表“二医大”参加了一次大型的朗诵比赛，获得了第二名的好成绩；而学校众多的文艺、主持活动也让他觉得自己长久以来的兴趣爱好终于有了用武之地。到了后来，凡是学校的大型活动一定是交给他来主持，可以说是当仁不让的“首席主持”。
1987年，还在二医大读书的曹可凡参加了上海电视台举办的《我们大学生》节目的主持竞选，并顺利胜出，成为了大学生主持人。随后的一段时间内，他一面进行着研究生学习，一面以编外人员的身份接手一个又一个电视主持与晚会主持任务。研究生毕业之后，曹可凡担心繁重的医院工作无法令他继续兼职从事喜爱的主持事业，因此还曾“曲线救国”，留校做过一段时间的教师。
从1988年到1993年，曹可凡以这种编外身份陆续主持了好多档栏目。从《我们大学生》起步，借助《诗与画》逐渐入门，在开拓了文艺晚会主持这一全新领域之后，又参与主持了《大世界》《大舞台》 等在上海具有很高收视率的文艺类节目。
1993年，曹可凡正式接到东方电视台的邀请，但他坦言自己当时也曾有过犹豫，虽然喜爱主持，但同样也舍不得在医学方面付出的多年努力。幸好他当时的导师二医大校长—— 王一飞给了他莫大的支持，王教授对他说：“如果你去做主持人，我相信你能取得比在医学界可能获得的更大的成就。”就是这句话，让曹可凡终于下定决心放弃医学道路，开启了自己的主持生涯。
在采访中，曹可凡坦言明年就是自己投身电视界的第30个年头了。“人生的每个阶段都会有不同感兴趣的事，对我来说，第一阶段是学医，第二阶段是做主持人，现在我可能就会对电影产生好奇。”他这样说道。
在当我们问到是否会因这两次的拍摄对表演上瘾，从而在今后出演更多的电影时，曹可凡坦言自己是一个喜欢不断挑战的人。“我愿意去接触全新的领域，每隔一段时间我就希望能将自己调整到归零的状态，重新出发，这样的人生才会变得更加有趣。”
我无法否认坐在眼前的曹可凡，尽管人到中年，却依旧充满着无穷的活力，对每一个未曾涉及的领域都始终保持着好奇。每一段经历似乎也都给他带来了巨大的精神财富，让他能在岁月的流逝中不断沉淀自己的内心，最终才成为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样子。
写本家族史 看时代兴衰
除了主持，演戏之外，近几年曹可凡还开始写书。在每年一本《可凡倾听》的基础上，2015年，他还推出了亲笔撰写的新书《蠡园惊梦》，将自己家族120年五代人的生活变迁第一次在世人面前完整呈现。可能在这本书之前，大家还并不清楚他的家族如此不凡，甚至于对他自己来说，也是通过这本书才了解到很多过去历史的细枝末节。
“人到了一定的年纪，总会开始思考起自己的根源，‘你是谁？从哪里来？会往哪里去？’这大概是每个人都会面临的哲学问题吧。”曹可凡说道，“我算是幸运的，因为我们家族比较特殊，祖辈们在民国时期都在社会中起到了一定影响，所以很多历史在档案馆、图书馆都有迹可循。”
其实在他小时候，就曾听长辈们说过家族很多的故事，但大都是零碎的片段，加上真实性也有待考证。因此当他下定决心要写一本家族史时，遇到的最大的困难并不是写作本身，而是搜集资料，并确认它的真实性。由于没有任何经验，曹可凡特地找来了研究家族史的专家宋路霞帮忙，并耗费了大量时间奔走于图书馆、博物馆及档案馆，在浩如烟海的材料中，寻找家族成员的丝缕线索。虽然付出了大量的心力，但好在整个过程都非常顺利，他笑称，也许是自己做这件事的决心感动了上苍，才会让很多资料都能不费吹灰之力地辗转到达自己手中。
“无锡的‘蠡园’是我们家族的私家花园，之前有记载说蒋宋曾三次入住那里，但我之前并未听说蒋宋与我们家族有什么直接的联系，所以就去调查。”在搜寻资料的过程中，曹可凡查到蒋宋只有在1948年的5月曾经在蠡园住过一晚。“我先是查到那天的中央日报有记载蒋介石、宋美龄住在无锡，又在无锡当地的小报中找到了他们当天入住的细节，包括房间如何布置，宋美龄的穿着等都记录得十分详尽。”但为了做到万无一失，他还通过朋友的帮助，在斯坦福大学查到了蒋介石的日记，上面清晰地记载着那天他与夫人先是去宜兴祭祖，再到无锡入住蠡园，并称在那里睡得很安稳……
至此，通过一系列的证据，曹可凡才最终确定了这段历史的真实性。而在继续深入的挖掘中，他也发现当时家族已经将蠡园借给了市政府所用，因此蒋宋才会入住于此。“这打破了我们家族很多人的美好愿望，因为他们大多曾认为我们家族和蒋、宋有一些什么关系。”曹可凡哈哈笑道，“但我觉得这整个过程很有趣，就像是在迷宫里穿梭一样，你不知道下一秒会有什么。可能一無所获，也可能有很多东西等待着被挖掘。渐渐地，你就会发现很多碎片被慢慢拼凑在一起，之前搞不懂的历史，过去的痕迹就这样清晰地呈现在你的面前。”
虽然有宋路霞的帮助，但《蠡园惊梦》还是历时了四年才最终完成。曹可凡笑称自己写书的速度很慢，一篇两三千字的文章，往往要花费很长时间来构思，修改。“因为我希望写出来的东西不丢人，人们对于文章的标准都是一样的，不会因为你是非职业写手，就对你有所宽容，所以我一直都是以专业的标准来要求自己的。”曹可凡这样说道。
尤其是对于撰写家族史来说，他希望能够做到百分之百的真实和用心，因为这不仅是作为一本面向社会的传记类书籍，更重要的是他希望能够将自己家族的家训家风传承下去。“修家族史，就像是一个自省的过程，你会从中发现祖辈们的勤奋聪慧、以礼待人，这些都是家族的法宝，也给作为后人的我们带来很大的启发。”曹可凡告诉我们，“同时，我也希望这本书可以让人们通过一个家族的兴衰，来看待整个社会的发展，感知历史的变迁，这才是最有意义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