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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载国人的人均阅读量每年仅0.7本,大大低于邻邦(据说韩国是七本,日本更高达四十本),原因很多,但公共图书馆匮乏、服务不便肯定是一个。专业化管理、馆藏丰富、资金充足的公共图书馆真是太少了。所以我每次到纽约,都要看一看那儿的公共图书馆;我以为那遍布全市各个街区的图书馆系统,是可以当做我们的理想,即缓慢成长的中国公民社会的理想的。纽约之为文化艺术的世界大都市,纽约市民的综合素质之高,都体现在这一理想每天的实现之中了。
纽约公共图书馆创建于一八九五年,主馆坐落在曼哈顿第五大道/四十二街。主楼的设计糅合了文艺复兴和十九世纪法国学院派建筑风格,外观庄严宏伟,正门宽阔的台阶两旁,各立一尊田纳西粉红大理石雄狮,出自雕塑家爱德华·波特之手。南边那头狮子习称“耐心”,北边的叫“坚毅”,象征求知者的品格,也是这座知识殿堂实施的民主与公平原则的见证。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今天,图书馆拥有二百七十六万读者证持有人;每年接待读者四千一百多万人次,包括两千五百多万互联网借阅人次。馆藏文献五千一百万件,并以每周万件的速度增长。它的四个研究型图书馆和八十六个社区分馆,每年举办二万八千个展览、讲座和学习班活动,图书馆员回答六十一万二千个咨询问题。如此庞大的机构,一切服务免费且有条不紊,百年如一日,是如何做起来的呢?答案是:纽约公共图书馆阿斯特—列诺克斯—提尔顿基金会,一个非盈利组织。这或许有点儿出人意料,因为公共图书馆大多是公办的,资金主要靠政府拨款。为什么纽约公共图书馆一反常例,取非盈利组织的营运模式呢?
非盈利组织是民间社团的一种;民间社团,则可说是美国民主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基本单元。这一点,一百六十年前,法国政治家与史家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 1805—1859)就有细致的观察:“无论什么地方,新事物一起头,在法国你就看到政府出面,在英国则是有地位的人,而在美国,你肯定会见到民间社团。”(《论美国的民主》,卷二章二节五)在美国,非盈利组织因为享有税务上的优惠,便为许多文化教育、宗教和慈善机构,乃至工商与专业咨询团体所采用。纽约公共图书馆就是在非盈利组织的框架下,吸引利用私人捐赠,有效管理图书馆这一公共事业,为公众免费提供知识信息和服务。它的成长史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中叶。
让我从那两头守门石狮的名字说起。“耐心”“坚毅”是俗称,它俩的大名叫阿斯特和列诺克斯,纪念的是图书馆的两位创始人。那时候,纽约向公众开放的图书馆很少。其中一座是巨贾阿斯特(John Astor, 1763—1848)所建,他是德国移民,以皮毛、地产和鸦片起家,图书馆是他送给市民的礼物,也是他仅有的一项大额慈善捐款。阿斯特家族是社会名流,逸闻“八卦”很多,包括与纽约公共图书馆的纠葛,这是后话。另一座是以善本珍本书闻名的列诺克斯图书馆,列氏(James Lenox, 1800—1880)是富家子弟,在哥伦比亚和普林斯顿大学受的教育,酷爱藏书。他收的珍本善本包括古代抄本、地图、绘画、雕刻和美洲文物。流入美国的第一部“古登堡《圣经》”就是他一八四七年的收获。列诺克斯图书馆建于一八七○年,免费让学者和爱书人使用,但须预约,凭票入内。这开放时间的限制,或许出于他藏书家的审慎,却上了《生活》周刊的漫画,画的是一位头戴礼帽、手里攥着纸和雨伞的白胡子老先生,如约来到图书馆,只见门牌上赫然写着:
本图书馆开放时间:隔周星期一上午9:58—10:00
两三座免费开放的图书馆,远不能满足市民的需求。纽约州州长提尔顿(Samuel J. Tilden, 1814—1886)早想改变这一状况,建一座大型公共图书馆,让所有人都有机会接触知识,享受平等的服务。州长是老牌政治家,一八七六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那一次全国投票本是他领先,可惜在选举团票数上输给了对手,颇似二○○○年的布什—戈尔之争。但他以国家利益为重,呼吁支持者冷静,接受大选失败。不久他因病退休,逝世后,墓碑上一行大字:“我依然信赖着人民。”还留下四百万美元成立基金,用来盖公共图书馆馈赠市民,表达他对民主政治的坚定信念。
不幸,这位律师出身的政治家立遗嘱时,没有把亲属对财富的欲望考虑进去,遗产就引发了争讼。好在他唯一的外甥女愿意成全舅舅的遗愿,基金才得以保住二百四十万美元。之后,为解决资金分散和不足的问题,遗嘱执行人毕格楼先生提议,基金与阿斯特图书馆和列诺克斯图书馆合并,成立纽约公共图书馆阿斯特—列诺克斯—提尔顿基金会,共建并管理公共图书馆系统。三家一拍即合,经过磋商,一八九五年基金会成立,纽约公共图书馆诞生了。一九○二年,又从钢铁大王兼慈善家卡内基那儿获得五百二十万美元的捐赠,在纽约各区兴建六十五个分馆(详见拙文《民主摇篮,非免费公共图书馆莫属》)。作为捐款条件,卡内基要求市府批出地皮并承担分馆的营运费用,由此开始了慈善捐赠与政府联手合作,以非盈利组织形式发展大型公共图书馆的尝试。非盈利组织架构符合图书馆为社区服务的方针,使得图书馆能够自主管理运作,不受政府人事制度和官僚主义的约束,还可利用多样化的募捐,有效争取社会各界的支持。纽约公共图书馆百年来长足的发展和今天的崇高地位,当可证明这一架构的可行性及成功之处。
但随之而来的是筹款压力。根据图书馆二○○七年的预算和资金来源报告,预算为三亿一千一百万美元,政府拨款和捐赠及其他各占50%。换句话说,图书馆当年必须从个人、企业和营运(包括投资)收入中筹措一亿六千万美元,才可避免赤字;压力之大不言而喻。为此,图书馆的筹款计划全方位出击,从抽奖活动、捐款午餐、盛装晚宴,到寻找有希望的捐赠人,长期“追求”培养感情,务必击败一切募捐竞争对手,最终获得捐赠。例如,上文说到的创始人之一阿斯特的后人,便是重点争取对象。一九一二年四月,雅各·阿斯特四世与怀孕的第二任妻子乘“泰坦尼克号”返美,不幸船触冰山,他送妻子与全船妇孺登上救生艇,自己与“泰坦尼克号”一同沉没。当时,长子文森特刚满二十岁,在哈佛读本科,继承了约二亿美元的遗产,遂退学掌管家族实业,时人称作“世上最富的男孩”。文森特一九五九年过世,将全部财产留给第三任妻子波露克。波氏热心公益,赞助过许多文化艺术机构,特别看重纽约公共图书馆。前年,波氏以一○五岁高龄去世,留下一大笔遗产给纽约公共图书馆。但她八十多岁的儿子(与前夫所生)不肯放手,企图独吞遗产。此前,她的孙子将父亲送上了法庭,告他虐待祖母。基辛格博士领头支持孙子,知名人士纷纷表态,成为轰动一时的官司。图书馆当然也得捍卫自身和公众的权益,立即请了律师。这场遗产大战,结果如何尚未分晓。
遗嘱捐赠是纽约公共图书馆的重要资金来源,而遗产官司时有发生。因此,图书馆专门聘任了擅长遗产法的律师,指导捐赠人立遗嘱,明确意愿,避免纠纷,并且随时准备维护权益,确保遗嘱人的意愿得到执行。此外,图书馆还于一九九一年成立了毕格楼协会(Bigelow Society),凡把纽约公共图书馆列入遗产规划的慷慨人士,都自动成为该荣誉组织的成员。图书馆经常邀他们参加各种活动,并在年度报告里列出他们的名字,既是宣传表彰,也是法律意义上的捐赠人意愿的公示。
然而,在争取和管理慈善捐赠的技术问题背后,始终有一个更大、更基本的关注,就是在接受捐赠的同时,图书馆如何代表公众利益,本着民主公平的原则,坚持服务市民的目标。在私有制社会,富人的慈善归根结蒂,源于财富与经济权力的高度集中。因而捐赠人和受赠方不平等的地位同潜在的利益冲突,是消除不了的。图书馆接受捐赠,便担负了一种道德责任:缓解或调和图书馆所代表的公共权益与捐赠人的“自利”倾向之间的冲突。
纽约公共图书馆创建于一八九五年,主馆坐落在曼哈顿第五大道/四十二街。主楼的设计糅合了文艺复兴和十九世纪法国学院派建筑风格,外观庄严宏伟,正门宽阔的台阶两旁,各立一尊田纳西粉红大理石雄狮,出自雕塑家爱德华·波特之手。南边那头狮子习称“耐心”,北边的叫“坚毅”,象征求知者的品格,也是这座知识殿堂实施的民主与公平原则的见证。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今天,图书馆拥有二百七十六万读者证持有人;每年接待读者四千一百多万人次,包括两千五百多万互联网借阅人次。馆藏文献五千一百万件,并以每周万件的速度增长。它的四个研究型图书馆和八十六个社区分馆,每年举办二万八千个展览、讲座和学习班活动,图书馆员回答六十一万二千个咨询问题。如此庞大的机构,一切服务免费且有条不紊,百年如一日,是如何做起来的呢?答案是:纽约公共图书馆阿斯特—列诺克斯—提尔顿基金会,一个非盈利组织。这或许有点儿出人意料,因为公共图书馆大多是公办的,资金主要靠政府拨款。为什么纽约公共图书馆一反常例,取非盈利组织的营运模式呢?
非盈利组织是民间社团的一种;民间社团,则可说是美国民主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基本单元。这一点,一百六十年前,法国政治家与史家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 1805—1859)就有细致的观察:“无论什么地方,新事物一起头,在法国你就看到政府出面,在英国则是有地位的人,而在美国,你肯定会见到民间社团。”(《论美国的民主》,卷二章二节五)在美国,非盈利组织因为享有税务上的优惠,便为许多文化教育、宗教和慈善机构,乃至工商与专业咨询团体所采用。纽约公共图书馆就是在非盈利组织的框架下,吸引利用私人捐赠,有效管理图书馆这一公共事业,为公众免费提供知识信息和服务。它的成长史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中叶。
让我从那两头守门石狮的名字说起。“耐心”“坚毅”是俗称,它俩的大名叫阿斯特和列诺克斯,纪念的是图书馆的两位创始人。那时候,纽约向公众开放的图书馆很少。其中一座是巨贾阿斯特(John Astor, 1763—1848)所建,他是德国移民,以皮毛、地产和鸦片起家,图书馆是他送给市民的礼物,也是他仅有的一项大额慈善捐款。阿斯特家族是社会名流,逸闻“八卦”很多,包括与纽约公共图书馆的纠葛,这是后话。另一座是以善本珍本书闻名的列诺克斯图书馆,列氏(James Lenox, 1800—1880)是富家子弟,在哥伦比亚和普林斯顿大学受的教育,酷爱藏书。他收的珍本善本包括古代抄本、地图、绘画、雕刻和美洲文物。流入美国的第一部“古登堡《圣经》”就是他一八四七年的收获。列诺克斯图书馆建于一八七○年,免费让学者和爱书人使用,但须预约,凭票入内。这开放时间的限制,或许出于他藏书家的审慎,却上了《生活》周刊的漫画,画的是一位头戴礼帽、手里攥着纸和雨伞的白胡子老先生,如约来到图书馆,只见门牌上赫然写着:
本图书馆开放时间:隔周星期一上午9:58—10:00
两三座免费开放的图书馆,远不能满足市民的需求。纽约州州长提尔顿(Samuel J. Tilden, 1814—1886)早想改变这一状况,建一座大型公共图书馆,让所有人都有机会接触知识,享受平等的服务。州长是老牌政治家,一八七六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那一次全国投票本是他领先,可惜在选举团票数上输给了对手,颇似二○○○年的布什—戈尔之争。但他以国家利益为重,呼吁支持者冷静,接受大选失败。不久他因病退休,逝世后,墓碑上一行大字:“我依然信赖着人民。”还留下四百万美元成立基金,用来盖公共图书馆馈赠市民,表达他对民主政治的坚定信念。
不幸,这位律师出身的政治家立遗嘱时,没有把亲属对财富的欲望考虑进去,遗产就引发了争讼。好在他唯一的外甥女愿意成全舅舅的遗愿,基金才得以保住二百四十万美元。之后,为解决资金分散和不足的问题,遗嘱执行人毕格楼先生提议,基金与阿斯特图书馆和列诺克斯图书馆合并,成立纽约公共图书馆阿斯特—列诺克斯—提尔顿基金会,共建并管理公共图书馆系统。三家一拍即合,经过磋商,一八九五年基金会成立,纽约公共图书馆诞生了。一九○二年,又从钢铁大王兼慈善家卡内基那儿获得五百二十万美元的捐赠,在纽约各区兴建六十五个分馆(详见拙文《民主摇篮,非免费公共图书馆莫属》)。作为捐款条件,卡内基要求市府批出地皮并承担分馆的营运费用,由此开始了慈善捐赠与政府联手合作,以非盈利组织形式发展大型公共图书馆的尝试。非盈利组织架构符合图书馆为社区服务的方针,使得图书馆能够自主管理运作,不受政府人事制度和官僚主义的约束,还可利用多样化的募捐,有效争取社会各界的支持。纽约公共图书馆百年来长足的发展和今天的崇高地位,当可证明这一架构的可行性及成功之处。
但随之而来的是筹款压力。根据图书馆二○○七年的预算和资金来源报告,预算为三亿一千一百万美元,政府拨款和捐赠及其他各占50%。换句话说,图书馆当年必须从个人、企业和营运(包括投资)收入中筹措一亿六千万美元,才可避免赤字;压力之大不言而喻。为此,图书馆的筹款计划全方位出击,从抽奖活动、捐款午餐、盛装晚宴,到寻找有希望的捐赠人,长期“追求”培养感情,务必击败一切募捐竞争对手,最终获得捐赠。例如,上文说到的创始人之一阿斯特的后人,便是重点争取对象。一九一二年四月,雅各·阿斯特四世与怀孕的第二任妻子乘“泰坦尼克号”返美,不幸船触冰山,他送妻子与全船妇孺登上救生艇,自己与“泰坦尼克号”一同沉没。当时,长子文森特刚满二十岁,在哈佛读本科,继承了约二亿美元的遗产,遂退学掌管家族实业,时人称作“世上最富的男孩”。文森特一九五九年过世,将全部财产留给第三任妻子波露克。波氏热心公益,赞助过许多文化艺术机构,特别看重纽约公共图书馆。前年,波氏以一○五岁高龄去世,留下一大笔遗产给纽约公共图书馆。但她八十多岁的儿子(与前夫所生)不肯放手,企图独吞遗产。此前,她的孙子将父亲送上了法庭,告他虐待祖母。基辛格博士领头支持孙子,知名人士纷纷表态,成为轰动一时的官司。图书馆当然也得捍卫自身和公众的权益,立即请了律师。这场遗产大战,结果如何尚未分晓。
遗嘱捐赠是纽约公共图书馆的重要资金来源,而遗产官司时有发生。因此,图书馆专门聘任了擅长遗产法的律师,指导捐赠人立遗嘱,明确意愿,避免纠纷,并且随时准备维护权益,确保遗嘱人的意愿得到执行。此外,图书馆还于一九九一年成立了毕格楼协会(Bigelow Society),凡把纽约公共图书馆列入遗产规划的慷慨人士,都自动成为该荣誉组织的成员。图书馆经常邀他们参加各种活动,并在年度报告里列出他们的名字,既是宣传表彰,也是法律意义上的捐赠人意愿的公示。
然而,在争取和管理慈善捐赠的技术问题背后,始终有一个更大、更基本的关注,就是在接受捐赠的同时,图书馆如何代表公众利益,本着民主公平的原则,坚持服务市民的目标。在私有制社会,富人的慈善归根结蒂,源于财富与经济权力的高度集中。因而捐赠人和受赠方不平等的地位同潜在的利益冲突,是消除不了的。图书馆接受捐赠,便担负了一种道德责任:缓解或调和图书馆所代表的公共权益与捐赠人的“自利”倾向之间的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