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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莫言的《红高粱》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最具现代主义特点的“现代派”小说，但对其主要人物形象的评论众说不一，许多评论家认为他们是抗日的英雄，文章就其人物的行为主观性，还原人物将觉醒而未觉醒的非英雄的本真形象。
【关键词】莫言 《红高粱》 人物形象 分析
【中图分类号】I24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1-1270（2014）03-0004-02
自《红高粱》问世之日起，各路评论家各抒己见，众说纷纭。大多数人认为：在战争中，“我爷爷”打日本、杀鬼子，之前有在“去年摸了三个日本岗哨，得了三只大盖子枪”[1]。所以说“我爷爷”是抗日英雄，是中国的大英雄。“我奶奶”因为想出挡退日本汽车兵的计谋，最后在战争中牺牲，所以说我奶奶是抗日的先锋，是民族的英雄。还有罗汉大爷他曾经独闯日本军营，用铁楸铲驴腿，最后被日本人残忍剥皮杀害。由此可以说他们都是抗日英雄。小说塑造了“我爷爷”、“我奶奶”及罗汉大爷这样一群高密东北乡的“英雄”形象。以致于读者都把他们放在“抗日英雄”的神坛之上。
然而，莫言的初衷在此吗？不是。也许，他的初衷是酝酿一坛将醇而未醇的“红高粱”，文中的主人公就是血红的“红高粱”，他们在生存意识和精神思想上，将觉醒而未觉醒。笔者希望还原他们性格刚烈、内心充满热情、大爱的大众形象，尤其是“我奶奶”这个形象，把这些神坛上的“英雄”人物拉下神坛，让他们回到那盛他们的将醇而未醇的“红高粱”酒坛。
按照当代小说 “三突出”原则：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而英雄人物则需：肩扛正义，英勇无畏的正气；理性处理事情智气；救百姓于水火，解黎民于倒悬，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的志气；抛弃个人的私欲，大公无私的大气。
让我们走进“红高粱”，品味的他们的生活与爱情婚姻观，观照他们真实的形象：
我奶奶“身高一米六零，体重六十公斤，上穿碎花洋布褂子，下穿绿色缎裤，脚脖子上扎着深红色的绸带子”[2]。十六岁的奶奶已经落得丰满秀丽，“走起路来双臂挥舞，身腰扭动，好似风中招贴的杨柳”，“鲜嫩茂盛，水分充足”[3]。如此标致的人儿，不仅被财主单廷秀看中选作儿媳，连抬花轿的男子也舞步亡魂落魄。也只有我爷爷那样具有高粱般鲜明的性格才能与之比翼齐飞。
我奶奶待字闺中之时，便对未来的丈夫有了描绘：“与戏台上人物同等模样，峨冠博带，儒雅风流”[4]，是个“识文解字，眉清目秀，知冷知热的好女婿”[5]，奶奶“渴望着淌在一个伟岸的男子怀抱里缓解焦虑消除孤寂。”[6]当她听到女伴传说自己的未婚女婿单家公子是个麻风病患者，她的心凉了，向父母倾诉心中的忧虑，听轿夫们说道单家院子里的烂肉臭味和成群结队的苍蝇，奶奶委屈的哭了，在唢呐悲惋的曲调里，“她听到了死的声音，看到了死神的高粱般深红的嘴唇和玉米般金黄的笑脸”[7]，在她的怀里揣着一把捍卫自己初始恋爱愿望的剪刀，可以说是为自己准备的，也有可能是为麻风病单家公子准备的。
“单家公子在炕下方凳上蜷曲，面孔痉挛”，“扁扁的长头。下眼睑烂得通红”，长着鸡爪状的手，这与“高粱深处，那个伟岸坚硬的男子，顿喉高歌”[8]的我爷爷一比较，让我奶奶在三天中参透了人生禅机，“三天新生活”如同一场大梦惊破。按东北乡的习俗，新婚三天的奶奶回门，她对曾祖父诉苦，表示决不再回那大户人家，没有得到回应，被一只有力的胳膊挟着，走向高粱深处，明知被“土匪”挟去，奶奶没有惊慌，可能宁愿这样，也不愿回到那麻风病相公身旁。在高粱地里，奶奶看见那半裸的胸膛，看见那黝黑的皮肤流淌的强劲彪悍的血液，“心头撞鹿，潜藏了十六年的情欲，迸然炸裂，”于是“两颗蔑视人间法则的不羁心灵”[9]紧贴在一起，在高粱地里，奶奶拥有了情人，拥有了儿子，拥有了财富，拥有了红高粱般殷实的生活。
莫言企图通过男女主人公性的觉醒来表现这群被红高粱浸染，带着血气的生命对于传统礼教的背离，展现出最生动可爱的一面，因为“‘只有性的觉醒，只有生命原始欲望的爆炸，只有充满自然力的东方酒神精神的重新燃烧’，呼唤‘野性’，象征或代表了‘旗帜和火炬’，这种人类种姓退化、生命萎顿，血液凝滞的一种，才能起死回生”。[10]在小说中，我奶奶在余占鳌杀死了自己的公公和丈夫单家父子之后，没有良心的不安，可以说她对此应是期待的，杀夫仇人做了她的床上客，占了夫家的财产，传统的道德论理，心里的畏惧，不安，在爷爷奶奶身上毫无体现，至此两个人更是肆无忌惮在那一片红高粱地里热烈地相爱着。
从“我奶奶”作为一个女性的内心情感世界而言，她也拥有女人渴望爱与被爱的心意，不自觉的反抗父母的包办婚姻，但最终听从父母的安排，但她也有颗蔑视人间礼教法则的不羁心灵，与自己的杀夫仇人相爱并生活展现出她将觉醒而未觉醒的形象。
我那婀娜多姿的奶奶倒在高粱地里死去，是具有偶然性的，——“我父亲”听从“我爷爷”的吩咐，回家让“我奶奶”给部队送饭，在送饭途中遇敌，遭枪杀。她未怀有革命的主观动机，不是参与到实实在在的抗日战争当中而壮烈牺牲的。
“我爷爷”集善恶美丑于一生：
他在礼教纲伦上，一方面遵循着，另一方面却反抗着——他杀死了与母亲通奸的和尚，她希望自己的母亲守礼而不违背纲常，他截断了母亲的性爱之源，在他的思想意识上，有遵
循伦理的烙印；但他又杀死了单家父子，霸占了单家家产和新娘（尽管新娘从内心来说是心甘情愿的），他反抗着礼教纲常。他在遵循与反抗礼教纲伦的时候，带着对生命的漠视和对法律的践踏。
他肩扛正义，却拒绝国民党的拉拢，不能理性看待抗日，救百姓于水火，解黎民于倒悬，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他却敢为人之所不敢为，敢当人之所不敢当，拉起酒坊伙计豁出命的伏击日本人，他的动机不是站在民族大义上抗日，更多的是出于捍卫家园，保护财产和对生命的生存需求。他实为一枭雄。
与 “我奶奶”关系暧昧的罗汉大爷能算作抗日英雄吗？
罗汉大爷因铲死骡子，被日本人剥皮处死，他的死，不免让人觉得生命毁灭时的残酷，不寒而栗。或许有人认为罗汉大爷以铲死日本军营的牲畜是对日本压迫的反抗，其实不然——从日本军营出逃是因为神秘人逃跑杀死了卫兵给恰巧醒来的他提供了机会，逃出去过后因为听见东家两头骡子的嘶鸣，又折返回营地，然而骡子没有认出他来，还飞起双蹄踢伤自己，彻底被激怒的罗汉大爷拿起了铁锹向骡子砍去。也就是说明罗汉大爷并没有蓄意反抗，他的死与日本人有关，但绝非和反抗日本人有关。
小说塑造了这样几个在生存意识和精神思想上，将觉醒而未觉醒人物形象，也让读者迷醉在那坛将醇而未醇的“红高粱”中。
【参考文献】
[1][2][3][4][7][8][9]莫言.红高粱.广州花城出版社，2011。
[10]蒋 泥.大师莫言.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2。
【关键词】莫言 《红高粱》 人物形象 分析
【中图分类号】I24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1-1270（2014）03-0004-02
自《红高粱》问世之日起，各路评论家各抒己见，众说纷纭。大多数人认为：在战争中，“我爷爷”打日本、杀鬼子，之前有在“去年摸了三个日本岗哨，得了三只大盖子枪”[1]。所以说“我爷爷”是抗日英雄，是中国的大英雄。“我奶奶”因为想出挡退日本汽车兵的计谋，最后在战争中牺牲，所以说我奶奶是抗日的先锋，是民族的英雄。还有罗汉大爷他曾经独闯日本军营，用铁楸铲驴腿，最后被日本人残忍剥皮杀害。由此可以说他们都是抗日英雄。小说塑造了“我爷爷”、“我奶奶”及罗汉大爷这样一群高密东北乡的“英雄”形象。以致于读者都把他们放在“抗日英雄”的神坛之上。
然而，莫言的初衷在此吗？不是。也许，他的初衷是酝酿一坛将醇而未醇的“红高粱”，文中的主人公就是血红的“红高粱”，他们在生存意识和精神思想上，将觉醒而未觉醒。笔者希望还原他们性格刚烈、内心充满热情、大爱的大众形象，尤其是“我奶奶”这个形象，把这些神坛上的“英雄”人物拉下神坛，让他们回到那盛他们的将醇而未醇的“红高粱”酒坛。
按照当代小说 “三突出”原则：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而英雄人物则需：肩扛正义，英勇无畏的正气；理性处理事情智气；救百姓于水火，解黎民于倒悬，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的志气；抛弃个人的私欲，大公无私的大气。
让我们走进“红高粱”，品味的他们的生活与爱情婚姻观，观照他们真实的形象：
我奶奶“身高一米六零，体重六十公斤，上穿碎花洋布褂子，下穿绿色缎裤，脚脖子上扎着深红色的绸带子”[2]。十六岁的奶奶已经落得丰满秀丽，“走起路来双臂挥舞，身腰扭动，好似风中招贴的杨柳”，“鲜嫩茂盛，水分充足”[3]。如此标致的人儿，不仅被财主单廷秀看中选作儿媳，连抬花轿的男子也舞步亡魂落魄。也只有我爷爷那样具有高粱般鲜明的性格才能与之比翼齐飞。
我奶奶待字闺中之时，便对未来的丈夫有了描绘：“与戏台上人物同等模样，峨冠博带，儒雅风流”[4]，是个“识文解字，眉清目秀，知冷知热的好女婿”[5]，奶奶“渴望着淌在一个伟岸的男子怀抱里缓解焦虑消除孤寂。”[6]当她听到女伴传说自己的未婚女婿单家公子是个麻风病患者，她的心凉了，向父母倾诉心中的忧虑，听轿夫们说道单家院子里的烂肉臭味和成群结队的苍蝇，奶奶委屈的哭了，在唢呐悲惋的曲调里，“她听到了死的声音，看到了死神的高粱般深红的嘴唇和玉米般金黄的笑脸”[7]，在她的怀里揣着一把捍卫自己初始恋爱愿望的剪刀，可以说是为自己准备的，也有可能是为麻风病单家公子准备的。
“单家公子在炕下方凳上蜷曲，面孔痉挛”，“扁扁的长头。下眼睑烂得通红”，长着鸡爪状的手，这与“高粱深处，那个伟岸坚硬的男子，顿喉高歌”[8]的我爷爷一比较，让我奶奶在三天中参透了人生禅机，“三天新生活”如同一场大梦惊破。按东北乡的习俗，新婚三天的奶奶回门，她对曾祖父诉苦，表示决不再回那大户人家，没有得到回应，被一只有力的胳膊挟着，走向高粱深处，明知被“土匪”挟去，奶奶没有惊慌，可能宁愿这样，也不愿回到那麻风病相公身旁。在高粱地里，奶奶看见那半裸的胸膛，看见那黝黑的皮肤流淌的强劲彪悍的血液，“心头撞鹿，潜藏了十六年的情欲，迸然炸裂，”于是“两颗蔑视人间法则的不羁心灵”[9]紧贴在一起，在高粱地里，奶奶拥有了情人，拥有了儿子，拥有了财富，拥有了红高粱般殷实的生活。
莫言企图通过男女主人公性的觉醒来表现这群被红高粱浸染，带着血气的生命对于传统礼教的背离，展现出最生动可爱的一面，因为“‘只有性的觉醒，只有生命原始欲望的爆炸，只有充满自然力的东方酒神精神的重新燃烧’，呼唤‘野性’，象征或代表了‘旗帜和火炬’，这种人类种姓退化、生命萎顿，血液凝滞的一种，才能起死回生”。[10]在小说中，我奶奶在余占鳌杀死了自己的公公和丈夫单家父子之后，没有良心的不安，可以说她对此应是期待的，杀夫仇人做了她的床上客，占了夫家的财产，传统的道德论理，心里的畏惧，不安，在爷爷奶奶身上毫无体现，至此两个人更是肆无忌惮在那一片红高粱地里热烈地相爱着。
从“我奶奶”作为一个女性的内心情感世界而言，她也拥有女人渴望爱与被爱的心意，不自觉的反抗父母的包办婚姻，但最终听从父母的安排，但她也有颗蔑视人间礼教法则的不羁心灵，与自己的杀夫仇人相爱并生活展现出她将觉醒而未觉醒的形象。
我那婀娜多姿的奶奶倒在高粱地里死去，是具有偶然性的，——“我父亲”听从“我爷爷”的吩咐，回家让“我奶奶”给部队送饭，在送饭途中遇敌，遭枪杀。她未怀有革命的主观动机，不是参与到实实在在的抗日战争当中而壮烈牺牲的。
“我爷爷”集善恶美丑于一生：
他在礼教纲伦上，一方面遵循着，另一方面却反抗着——他杀死了与母亲通奸的和尚，她希望自己的母亲守礼而不违背纲常，他截断了母亲的性爱之源，在他的思想意识上，有遵
循伦理的烙印；但他又杀死了单家父子，霸占了单家家产和新娘（尽管新娘从内心来说是心甘情愿的），他反抗着礼教纲常。他在遵循与反抗礼教纲伦的时候，带着对生命的漠视和对法律的践踏。
他肩扛正义，却拒绝国民党的拉拢，不能理性看待抗日，救百姓于水火，解黎民于倒悬，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他却敢为人之所不敢为，敢当人之所不敢当，拉起酒坊伙计豁出命的伏击日本人，他的动机不是站在民族大义上抗日，更多的是出于捍卫家园，保护财产和对生命的生存需求。他实为一枭雄。
与 “我奶奶”关系暧昧的罗汉大爷能算作抗日英雄吗？
罗汉大爷因铲死骡子，被日本人剥皮处死，他的死，不免让人觉得生命毁灭时的残酷，不寒而栗。或许有人认为罗汉大爷以铲死日本军营的牲畜是对日本压迫的反抗，其实不然——从日本军营出逃是因为神秘人逃跑杀死了卫兵给恰巧醒来的他提供了机会，逃出去过后因为听见东家两头骡子的嘶鸣，又折返回营地，然而骡子没有认出他来，还飞起双蹄踢伤自己，彻底被激怒的罗汉大爷拿起了铁锹向骡子砍去。也就是说明罗汉大爷并没有蓄意反抗，他的死与日本人有关，但绝非和反抗日本人有关。
小说塑造了这样几个在生存意识和精神思想上，将觉醒而未觉醒人物形象，也让读者迷醉在那坛将醇而未醇的“红高粱”中。
【参考文献】
[1][2][3][4][7][8][9]莫言.红高粱.广州花城出版社，2011。
[10]蒋 泥.大师莫言.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