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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若干年，真实物价处于5%左右的温和通胀将是中国经济的大概率事件，要从根本上化解通胀压力，必须改革收入分配体制，缩小分配差距，完善物价上涨过程中的民生保障体系，加大公共服务的力度
2011年已经进入扫尾阶段。回顾全年经济形势，一个突出特点是物价和通胀处于高位运行。年初确立的全年物价控制目标是4%，但从一开始，这一目标就被突破。到了5月，达到5.9%，6月破6%，达到6.4%，7月创下年内新高，达到6.5%，此后几月逐月回落，8月为6.2%，9月为6.1%，10月重回5%的范畴，降至5.5%，如果不出意外，随着翘尾因素的进一步走低，余下的后两月物价会继续回落，在5%上下徘徊。由此来看，全年物价呈现一个前高后低的走势， CPI估计在5.4%左右。从通胀的衡量标准来看，这属于温和通胀的范围。
尽管5.4%左右的通胀率比起其他一些国家百分之十几的水平不算高，也远低于改革以来的历次通胀水平，但其实一点都不让人轻松。因为这个通胀率是略去了其他一些重要因素，只具有统计意义，而恰恰是那些被略去的因素，对相关群体影响重大。这些因素包括：
首先，8月以后的物价走低是拜翘尾因素所“赐”，而翘尾因素影响的是统计数据，并不是真实的物价，换言之，即使物价水平没变，随着翘尾因素的上升或下降，CPI也会跟着上升或下降。这也就是CPI逐月回落而人们并未感到物价下降多少的原因之一。
其次，我们的CPI是不计算房价在内的，虽然CPI的权重在2月调整后加重了居住类——表现为房租——的占比，但未把房价囊括进CPI内总是个遗憾。众所周知，今年的房价涨幅要远超CPI，因此，若把房价也统计在通胀率中，以房价所占权重，真实的物价水平恐怕在现有基础上还会有一个大的提高。
第三，还应看到，这一轮物价上涨与过去几次背景有明显不同。2000年之前的历次通胀，虽然创下了改革之最，但那时的城市居民还普遍享有计划体制福利，类似住房、教育、医疗等公共产品大部分还都由国家提供，尽管福利水平普遍不高，但失业现象也不太严重，且收入增速相对较快。另外，当时的物价起点较低，整体处于一个低水平。但今天这些条件几乎都不存在。工资虽然相对那时有较大增长，但同时物价也在相应增长甚至更快增长；更重要的是过去由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现在几乎都需要人们去市场上购买，尤其是住房，花去了广大中低收入家庭的大半积蓄，这必然要挤占其他支出。所有这些因素，使人们在面对高涨的物价时，不得不精打细算。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今年的通胀呈现出明显的结构性特征，也即食品类、医疗保健类和居住类的价格上涨显著超过其他消费品价格，特别是食品类价格持续快速上涨。以猪肉、蔬菜和粮食为代表的食品类价格，从去年下半年以来，其涨幅都超过了一半至一倍以上。在CPI中，食品的权重最大，影响物价涨幅至少2个百分点。什么人受食品价格影响最大？无疑是中低收入家庭尤其是低收入者，而这部分人主要是城市贫民和农民，从绝对数来说，这是个庞大群体，应该有五六亿人。
这也就是国家为什么要把抗通胀作为今年宏观调控最重要任务的理由。
那么，既然通胀问题不能掉以轻心，要解决通胀问题就必须搞清楚它的成因。从经济学来看，通胀不论具体成因如何，总表现为一个货币问题，是流通中的货币量发行过多所致。从这一角度而言，本轮通胀是在前期反危机的情况下，实行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结果。而且，由于实体经济缺乏投资热点，巨大的增量资金纷纷涌向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原材料市场等，导致资产价格轮番上涨。也就是说，在积极财政政策和宽松货币政策的条件下，虽然经济增长得到了保证，但也诱发了严重通胀。
除货币因素外，这几年工资成本不断上升、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居高不下以及农产品进口价格不断上涨所引发的输入性通胀，资源价格持续攀升、物流成本以及税收成本等也从成本角度推升物价。
上述引致物价上涨及通胀的因素有些是短期的，但更多是长期的，所以，问题还不在于今年，而在未来。从整个“十二五”时期看，物价怕是不能过于乐观。可以从以下角度进行分析。
从全球经济来看，受欧债、美债的影响，全球经济特别是几个主要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在未来几年难有大的起色，这就决定了它们必须不断释放流动性来刺激经济，其货币政策会在较长时间处于一个宽松状态，多余的流动性到哪儿去？最后必然流入到商品市场，带动国际大宗商品上涨，而中国经济高度依赖国际大宗商品，由此导致的输入性通胀只会越来越严重。
从人口因素看，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也势必会抬升未来物价涨幅的长期平均水平。人口红利的消失意味着支撑中国多年的低成本劳动力、低水平的城市服务的两个因素出现了根本性变化，除非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出现跃升，否则直接的结果是抬升通胀的中枢。
从资源价改看，资源和原材料也必然存在一个价格回归过程。煤、油、气、水等资源既与生产密切相关，也与百姓生活密不可分，由于其先天的稀缺性，再加上中国对于环境问题的重视、经济发展能耗的降低要求等，它们总的趋势也是上涨，并将引起其他生产资料价格进一步上涨，从而也将从结构上推高未来中国通胀。
此外，连年外贸顺差导致的天量外汇占款，财政、基建投资较大，新增贷款的规模依然较大，以及流通领域的顽疾难治等因素在未来几年不会有本质的改变，以上因素综合起来，相互影响和作用，因此，几乎可以断定，未来若干年，真实物价处于5%左右的温和通胀将是中国经济的大概率事件，想再回到过去几年的低物价状态，是一种奢望。
这就需要我们未雨绸缪，一方面，引导民众对“高物价时代”的到来抱着一份平常心，并主动去适应；另一方面，政府自身要做到心里有数，宁可使经济发展的速度慢一点，也不能使通胀问题演化成一个大的社会问题，影响社会稳定。要从根本上化解通胀压力，必须改革收入分配体制，缩小分配差距，完善物价上涨过程中的民生保障体系，加大公共服务的力度；同时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提高经济体系的生产效率，减少对外部的需求，防止外部通胀传到国内。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时报》副编审）
高物价时代 2011年9月9日，江苏省南京市，市民在一家大型超市选购商品。温和通胀意味着一个“高物价时代”的到来。
2011年已经进入扫尾阶段。回顾全年经济形势，一个突出特点是物价和通胀处于高位运行。年初确立的全年物价控制目标是4%，但从一开始，这一目标就被突破。到了5月，达到5.9%，6月破6%，达到6.4%，7月创下年内新高，达到6.5%，此后几月逐月回落，8月为6.2%，9月为6.1%，10月重回5%的范畴，降至5.5%，如果不出意外，随着翘尾因素的进一步走低，余下的后两月物价会继续回落，在5%上下徘徊。由此来看，全年物价呈现一个前高后低的走势， CPI估计在5.4%左右。从通胀的衡量标准来看，这属于温和通胀的范围。
尽管5.4%左右的通胀率比起其他一些国家百分之十几的水平不算高，也远低于改革以来的历次通胀水平，但其实一点都不让人轻松。因为这个通胀率是略去了其他一些重要因素，只具有统计意义，而恰恰是那些被略去的因素，对相关群体影响重大。这些因素包括：
首先，8月以后的物价走低是拜翘尾因素所“赐”，而翘尾因素影响的是统计数据，并不是真实的物价，换言之，即使物价水平没变，随着翘尾因素的上升或下降，CPI也会跟着上升或下降。这也就是CPI逐月回落而人们并未感到物价下降多少的原因之一。
其次，我们的CPI是不计算房价在内的，虽然CPI的权重在2月调整后加重了居住类——表现为房租——的占比，但未把房价囊括进CPI内总是个遗憾。众所周知，今年的房价涨幅要远超CPI，因此，若把房价也统计在通胀率中，以房价所占权重，真实的物价水平恐怕在现有基础上还会有一个大的提高。
第三，还应看到，这一轮物价上涨与过去几次背景有明显不同。2000年之前的历次通胀，虽然创下了改革之最，但那时的城市居民还普遍享有计划体制福利，类似住房、教育、医疗等公共产品大部分还都由国家提供，尽管福利水平普遍不高，但失业现象也不太严重，且收入增速相对较快。另外，当时的物价起点较低，整体处于一个低水平。但今天这些条件几乎都不存在。工资虽然相对那时有较大增长，但同时物价也在相应增长甚至更快增长；更重要的是过去由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现在几乎都需要人们去市场上购买，尤其是住房，花去了广大中低收入家庭的大半积蓄，这必然要挤占其他支出。所有这些因素，使人们在面对高涨的物价时，不得不精打细算。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今年的通胀呈现出明显的结构性特征，也即食品类、医疗保健类和居住类的价格上涨显著超过其他消费品价格，特别是食品类价格持续快速上涨。以猪肉、蔬菜和粮食为代表的食品类价格，从去年下半年以来，其涨幅都超过了一半至一倍以上。在CPI中，食品的权重最大，影响物价涨幅至少2个百分点。什么人受食品价格影响最大？无疑是中低收入家庭尤其是低收入者，而这部分人主要是城市贫民和农民，从绝对数来说，这是个庞大群体，应该有五六亿人。
这也就是国家为什么要把抗通胀作为今年宏观调控最重要任务的理由。
那么，既然通胀问题不能掉以轻心，要解决通胀问题就必须搞清楚它的成因。从经济学来看，通胀不论具体成因如何，总表现为一个货币问题，是流通中的货币量发行过多所致。从这一角度而言，本轮通胀是在前期反危机的情况下，实行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结果。而且，由于实体经济缺乏投资热点，巨大的增量资金纷纷涌向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原材料市场等，导致资产价格轮番上涨。也就是说，在积极财政政策和宽松货币政策的条件下，虽然经济增长得到了保证，但也诱发了严重通胀。
除货币因素外，这几年工资成本不断上升、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居高不下以及农产品进口价格不断上涨所引发的输入性通胀，资源价格持续攀升、物流成本以及税收成本等也从成本角度推升物价。
上述引致物价上涨及通胀的因素有些是短期的，但更多是长期的，所以，问题还不在于今年，而在未来。从整个“十二五”时期看，物价怕是不能过于乐观。可以从以下角度进行分析。
从全球经济来看，受欧债、美债的影响，全球经济特别是几个主要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在未来几年难有大的起色，这就决定了它们必须不断释放流动性来刺激经济，其货币政策会在较长时间处于一个宽松状态，多余的流动性到哪儿去？最后必然流入到商品市场，带动国际大宗商品上涨，而中国经济高度依赖国际大宗商品，由此导致的输入性通胀只会越来越严重。
从人口因素看，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也势必会抬升未来物价涨幅的长期平均水平。人口红利的消失意味着支撑中国多年的低成本劳动力、低水平的城市服务的两个因素出现了根本性变化，除非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出现跃升，否则直接的结果是抬升通胀的中枢。
从资源价改看，资源和原材料也必然存在一个价格回归过程。煤、油、气、水等资源既与生产密切相关，也与百姓生活密不可分，由于其先天的稀缺性，再加上中国对于环境问题的重视、经济发展能耗的降低要求等，它们总的趋势也是上涨，并将引起其他生产资料价格进一步上涨，从而也将从结构上推高未来中国通胀。
此外，连年外贸顺差导致的天量外汇占款，财政、基建投资较大，新增贷款的规模依然较大，以及流通领域的顽疾难治等因素在未来几年不会有本质的改变，以上因素综合起来，相互影响和作用，因此，几乎可以断定，未来若干年，真实物价处于5%左右的温和通胀将是中国经济的大概率事件，想再回到过去几年的低物价状态，是一种奢望。
这就需要我们未雨绸缪，一方面，引导民众对“高物价时代”的到来抱着一份平常心，并主动去适应；另一方面，政府自身要做到心里有数，宁可使经济发展的速度慢一点，也不能使通胀问题演化成一个大的社会问题，影响社会稳定。要从根本上化解通胀压力，必须改革收入分配体制，缩小分配差距，完善物价上涨过程中的民生保障体系，加大公共服务的力度；同时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提高经济体系的生产效率，减少对外部的需求，防止外部通胀传到国内。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时报》副编审）
高物价时代 2011年9月9日，江苏省南京市，市民在一家大型超市选购商品。温和通胀意味着一个“高物价时代”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