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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日夜，位于里约热内卢的巴西国家博物馆发生火灾，持续燃烧整晚的大火使馆藏近2000万件藏品毁于一旦，包括1975年出土的美洲大陸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人类化石——“露西亚”化石消失人间，令人扼腕叹息。经初步调查，火灾原因包括博物馆建筑年久失修、经费短缺、人手不足、安防设施缺乏，且馆内还存有易燃化学物品等。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拉美的最大经济体巴西，一个具有200年历史的国家历史博物馆，年经费仅有30多万雷亚尔（约50万人民币），而2018年到账经费仅5.4万雷亚尔（约9万人民币）。联想到2016年以来，总统罗塞夫被弹劾下台、前总统卢拉被捕入狱，包括近期总统候选人博尔索纳罗又在竞选活动中遭到刀刺袭击，如此种种乱象，让人们更难理解，这样一个在过去几年曾连续举办世界杯和奥运会、经济增长率曾达到7.5%、被世界誉为“经济增长与社会可持续发展样板”的新兴大国，为何会以这种方式“跌入深渊”。
风起于青萍之末。2013年6月，因圣保罗公交车票涨价，引发了巴西左翼掌权以来最大规模游行示威。民众公开反对政府一方面花巨资举办国际大赛，一方面提高电费、交通费增加民众负担，示威者首次喊出“左派政府下台”口号。大规模的烧汽车、砸银行、堵公路等景象让世人瞠目，巴西“金砖”成色蒙上阴影。
2014年联邦警方以调查巴西石油公司与政府高层的政商勾结为重点的“洗车行动”悄然开始，“本来只想抓几个议员和企业高管”（巴西警方事后承认），但没想到追查持续4年之后，发现此案不仅涉案金额高达100多亿美元，而且涉案人物层级也越来越高。案件深入调查，导致179名高官和企业高管被指控、100多人被捕。反对派借此大做文章，以罗塞夫政府“财政违法、竞选舞弊、涉嫌贪腐”为名发起多轮弹劾，最终罗塞夫于2016年5月被弹劾下台。
就在人们还认为“巴石油弊案”已是巴西“史上最大规模贪腐丑闻”的时候，涉案规模更大、影响更广的奥德布莱希特公司行贿案再次震惊了巴西、拉美乃至全球。为获得项目，奥德布莱希特公司“成功”地将拉美多国政坛要员拉下了水。仅巴西就有260多名高官高管遭指控、调查或判刑，包括前任总统卢拉、迪尔玛、萨尔内和科洛尔、现任总统特梅尔、以及现任和前任参众议长在内上百名议员；国会三大党（民主运动党、社会民主党、劳工党）高层几近全部沦陷，特梅尔政府8名部长被公开调查，行政、立法和司法三大权力机构均遭侵蚀，多名州长市长锒铛入狱。接替罗塞夫的继任总统特梅尔也难逃弊案牵涉。2017年3月的爆发的 “JBS公司行贿案”（JBS是巴西乃至世界上最大的肉类加工企业），更是公开披露特梅尔曾“授意”JBS公司向已因受贿而被捕入狱的前众议长库尼亚每月发放“封口费”、换取其不向检方提供涉特梅尔及其所属的民主运动党高层涉腐证词。特梅尔形象一落千丈，之后在多次表示不会寻求连任以及中右翼执政联盟全力“保驾护航”下，侥幸躲过下台，但支持率已跌至个位。
进入2018年，随着大选临近，各种乱象更是此起彼伏。1月巴西联邦地区法院二审判决卢拉贪腐和洗钱罪名成立，被判刑12年零1个月，根据《清白档案法》，支持率稳居第一的卢拉无法参加巴西总统大选。之后，以右翼民粹形象登上政治舞台的前军人博尔索纳罗支持率大增，他口无遮拦，歧视女性、仇视移民、鼓励民众持枪，以“巴西特朗普自居”，公开怀念上个世纪60～80年代军事独裁政府，如此种种“政治不正确”的言行竟然获得许多民众“认同”，支持率一直在20%以上，在卢拉无法参选的情况下，其支持率甚至超过35%。在这种局面下，社会对立和“政治极化”日益严峻。9月6日，博尔索纳罗竞选时被人以刀刺腹，重伤住院，成为近年来巴西政治舞台中极为罕见的候选人遭刺杀性袭击的案例。更可怕的是，民众对巴西政治和未来开始丧失信心。最新民调显示，在10月大选中，无投票意愿或打算投空白票的比例达到16年来最高，一大批中产阶层和知识分子号召民众不要投票，表达对巴西政治体制的“绝望”和“抗议”。
巴西也曾有过“好日子”。2003年左翼卢拉政府上任后，充分利用了世界经济整体增长、国际原材料价格上涨等利好外部条件，采取稳健务实的经济政策，推进财税改革，实行财政和货币紧缩政策，控制通胀和财政赤字，大力促进出口，鼓励企业增加生产性投资和工农业发展，拉动内需，取得了良好成效。面对2008年金融危机，巴西政府选择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同步推进的发展模式，通过投资和刺激消费来拉动经济发展。2010年同为左翼阵营的罗塞夫在总统选举中获胜，延续卢拉政府的经济和社会政策。2003～2013年间，巴西经济平均增速4%左右，尤其是2010年经济增速高达7.5%，成为“耀眼新星”。2010年，巴西人均GDP已达到10866万美元，2011年底巴西国内生产总值达到2.4万亿美元，经济规模首次超过英国成为全球第六大经济体，人均GDP突破1.2万美元。更为靓丽的是巴西的社会发展成就：通过“家庭补助金”计划和最低工资制度等社会政策，十年间创造了1200万个就业机会，家庭平均收入增长30%，2800万巴西人脱离了贫困，实现了90%的入学率，中产阶层人群增加3600万，中产阶级消费活力空前，使巴西经济在面临国际金融危机以及大宗商品需求减速的困境下依然保持稳定。当时，巴西被很多人认为是新兴经济体中“率先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样板。
但从2013年下半年以来，巴西经济形势逆转，消费、出口、投资“三驾马车”失速，纷创近年来最低。2014年经济仅增0.15%，2015年和2016年巴西经济分别萎缩3.8%和3.6%，成为自1930年来持续时间最长的衰退。2014年出现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的首次贸易逆差。同时失业率不断攀升，2016年失业率高达9%，2017年第二季度失业人口数高达1300万，失业率达到80年代以来最高峰的9.3%。惠誉、标普、穆迪先后将巴信用等级由稳定下调为负面。“金砖之父”奥尼尔警告“巴若无法重振经济，2020年可能被踢出金砖”。与此同时，巴西国内政治斗争持续激化。“巴西石油公司贪腐案”“奥德布莱希特建筑公司弊案”重创左翼政府，2017年初的“JBS肉企行贿案”又重创特梅尔政府。政治动荡加剧的同时，社会动荡风险也持续拉高，政治失序、经济失速和社会失控“三重压力”共同作用，巴西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步入发达国家的尝试再次受挫。
巴西有200年历史博物馆的大火、政坛的“你死我活”、社会上大规模示威游行看上去是因为政府缺钱、政治上左右博弈加剧以及民众生活水平的下降。但究其深刻原因，是巴西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时未能处理好关键的几对矛盾。政治上，没有处理好传统政治体制与新中产阶级诉求之间的矛盾。随着“新中产”的崛起，利益集团已经固化、权力在传统政治家族分肥的原有政治权力分配模式难以为继，新中产无法在体制内满足诉求，只能通过非体制的手段表达不满。而传统政治力量，不管是老牌的中间派政党、还是已经脱离底层民众的左翼政党，在得不到民众支持的情况下，只能被民众抛弃。经济上，没能处理好发增长和发展的关系，也就是生产与分配、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在左翼的高福利政策下，巴西多年来的经济增长无法满足日益增长而且属于“刚性支出”的福利诉求，一方面只有拨出更多的钱才能获得选民支持，另一方面在经济遇到困难时也无法减少福利开支，只能采取高赤字、高债务模式“寅吃卯粮”，或是减少各种非福利的社会开支。巴西的博物馆、大学和研究机构等目前面临的正是这样的窘境。总之，巴西经济和社会已经发生重大变化，但是原有的政治和经济体制还是沿着老路线前进，这种巨大失序和矛盾在得不到妥善解决的情况下，只能以乱局的方式不断“爆发”，这正是巴西当前乱象丛生的根本原因。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拉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巴西乱象”层出不穷
风起于青萍之末。2013年6月，因圣保罗公交车票涨价，引发了巴西左翼掌权以来最大规模游行示威。民众公开反对政府一方面花巨资举办国际大赛，一方面提高电费、交通费增加民众负担，示威者首次喊出“左派政府下台”口号。大规模的烧汽车、砸银行、堵公路等景象让世人瞠目，巴西“金砖”成色蒙上阴影。
2014年联邦警方以调查巴西石油公司与政府高层的政商勾结为重点的“洗车行动”悄然开始，“本来只想抓几个议员和企业高管”（巴西警方事后承认），但没想到追查持续4年之后，发现此案不仅涉案金额高达100多亿美元，而且涉案人物层级也越来越高。案件深入调查，导致179名高官和企业高管被指控、100多人被捕。反对派借此大做文章，以罗塞夫政府“财政违法、竞选舞弊、涉嫌贪腐”为名发起多轮弹劾，最终罗塞夫于2016年5月被弹劾下台。
就在人们还认为“巴石油弊案”已是巴西“史上最大规模贪腐丑闻”的时候，涉案规模更大、影响更广的奥德布莱希特公司行贿案再次震惊了巴西、拉美乃至全球。为获得项目，奥德布莱希特公司“成功”地将拉美多国政坛要员拉下了水。仅巴西就有260多名高官高管遭指控、调查或判刑，包括前任总统卢拉、迪尔玛、萨尔内和科洛尔、现任总统特梅尔、以及现任和前任参众议长在内上百名议员；国会三大党（民主运动党、社会民主党、劳工党）高层几近全部沦陷，特梅尔政府8名部长被公开调查，行政、立法和司法三大权力机构均遭侵蚀，多名州长市长锒铛入狱。接替罗塞夫的继任总统特梅尔也难逃弊案牵涉。2017年3月的爆发的 “JBS公司行贿案”（JBS是巴西乃至世界上最大的肉类加工企业），更是公开披露特梅尔曾“授意”JBS公司向已因受贿而被捕入狱的前众议长库尼亚每月发放“封口费”、换取其不向检方提供涉特梅尔及其所属的民主运动党高层涉腐证词。特梅尔形象一落千丈，之后在多次表示不会寻求连任以及中右翼执政联盟全力“保驾护航”下，侥幸躲过下台，但支持率已跌至个位。
进入2018年，随着大选临近，各种乱象更是此起彼伏。1月巴西联邦地区法院二审判决卢拉贪腐和洗钱罪名成立，被判刑12年零1个月，根据《清白档案法》，支持率稳居第一的卢拉无法参加巴西总统大选。之后，以右翼民粹形象登上政治舞台的前军人博尔索纳罗支持率大增，他口无遮拦，歧视女性、仇视移民、鼓励民众持枪，以“巴西特朗普自居”，公开怀念上个世纪60～80年代军事独裁政府，如此种种“政治不正确”的言行竟然获得许多民众“认同”，支持率一直在20%以上，在卢拉无法参选的情况下，其支持率甚至超过35%。在这种局面下，社会对立和“政治极化”日益严峻。9月6日，博尔索纳罗竞选时被人以刀刺腹，重伤住院，成为近年来巴西政治舞台中极为罕见的候选人遭刺杀性袭击的案例。更可怕的是，民众对巴西政治和未来开始丧失信心。最新民调显示，在10月大选中，无投票意愿或打算投空白票的比例达到16年来最高，一大批中产阶层和知识分子号召民众不要投票，表达对巴西政治体制的“绝望”和“抗议”。
“三重危机”导致巴西“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再次失败
巴西也曾有过“好日子”。2003年左翼卢拉政府上任后，充分利用了世界经济整体增长、国际原材料价格上涨等利好外部条件，采取稳健务实的经济政策，推进财税改革，实行财政和货币紧缩政策，控制通胀和财政赤字，大力促进出口，鼓励企业增加生产性投资和工农业发展，拉动内需，取得了良好成效。面对2008年金融危机，巴西政府选择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同步推进的发展模式，通过投资和刺激消费来拉动经济发展。2010年同为左翼阵营的罗塞夫在总统选举中获胜，延续卢拉政府的经济和社会政策。2003～2013年间，巴西经济平均增速4%左右，尤其是2010年经济增速高达7.5%，成为“耀眼新星”。2010年，巴西人均GDP已达到10866万美元，2011年底巴西国内生产总值达到2.4万亿美元，经济规模首次超过英国成为全球第六大经济体，人均GDP突破1.2万美元。更为靓丽的是巴西的社会发展成就：通过“家庭补助金”计划和最低工资制度等社会政策，十年间创造了1200万个就业机会，家庭平均收入增长30%，2800万巴西人脱离了贫困，实现了90%的入学率，中产阶层人群增加3600万，中产阶级消费活力空前，使巴西经济在面临国际金融危机以及大宗商品需求减速的困境下依然保持稳定。当时，巴西被很多人认为是新兴经济体中“率先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样板。
但从2013年下半年以来，巴西经济形势逆转，消费、出口、投资“三驾马车”失速，纷创近年来最低。2014年经济仅增0.15%，2015年和2016年巴西经济分别萎缩3.8%和3.6%，成为自1930年来持续时间最长的衰退。2014年出现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的首次贸易逆差。同时失业率不断攀升，2016年失业率高达9%，2017年第二季度失业人口数高达1300万，失业率达到80年代以来最高峰的9.3%。惠誉、标普、穆迪先后将巴信用等级由稳定下调为负面。“金砖之父”奥尼尔警告“巴若无法重振经济，2020年可能被踢出金砖”。与此同时，巴西国内政治斗争持续激化。“巴西石油公司贪腐案”“奥德布莱希特建筑公司弊案”重创左翼政府，2017年初的“JBS肉企行贿案”又重创特梅尔政府。政治动荡加剧的同时，社会动荡风险也持续拉高，政治失序、经济失速和社会失控“三重压力”共同作用，巴西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步入发达国家的尝试再次受挫。
巴西有200年历史博物馆的大火、政坛的“你死我活”、社会上大规模示威游行看上去是因为政府缺钱、政治上左右博弈加剧以及民众生活水平的下降。但究其深刻原因，是巴西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时未能处理好关键的几对矛盾。政治上，没有处理好传统政治体制与新中产阶级诉求之间的矛盾。随着“新中产”的崛起，利益集团已经固化、权力在传统政治家族分肥的原有政治权力分配模式难以为继，新中产无法在体制内满足诉求，只能通过非体制的手段表达不满。而传统政治力量，不管是老牌的中间派政党、还是已经脱离底层民众的左翼政党，在得不到民众支持的情况下，只能被民众抛弃。经济上，没能处理好发增长和发展的关系，也就是生产与分配、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在左翼的高福利政策下，巴西多年来的经济增长无法满足日益增长而且属于“刚性支出”的福利诉求，一方面只有拨出更多的钱才能获得选民支持，另一方面在经济遇到困难时也无法减少福利开支，只能采取高赤字、高债务模式“寅吃卯粮”，或是减少各种非福利的社会开支。巴西的博物馆、大学和研究机构等目前面临的正是这样的窘境。总之，巴西经济和社会已经发生重大变化，但是原有的政治和经济体制还是沿着老路线前进，这种巨大失序和矛盾在得不到妥善解决的情况下，只能以乱局的方式不断“爆发”，这正是巴西当前乱象丛生的根本原因。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拉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