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今年，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层面首次明确“结构性”“体制性”问题是中国经济下行压力的主因，中央高度强调结构性、体制性问题，意味着未来中国将加大结构性和体制性等深层次改革，从而提升和扩展增长潜力。今年以来，习总书记也多次指出，要进行结构性和体制性改革。
结构性矛盾、体制性障碍，不仅仅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其实也是制约我国媒体融合发展、建设全媒体进程的最大掣肘。
媒体融合发展、建设全媒体过程中的结构性矛盾，主要集中在存量与增量、新旧业态、供给与需求等关系的处理上。首先是存量与增量的关系。习总书记在2018年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要“使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变成事业发展的最大增量”，这句话其实已经指明了处理存量增量关系的基本原则，即一方面增量一定是来自互联网的，因此，要大力发展基于互联网的所有可能的业务，形成事业发展的最大动能和最大增长空间;另一方面增量也一定是在压缩传统存量的基础上才可能释放的，将传统的人财物资源存量配置到基于互联网的增量业务上。这样才能够转化为新动力与新业态。
其次是新旧业态关系，习总书记在今年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要坚持移动优先策略，建设好自己的移动传播平台”。旧有业态其实要大力压缩，如传统广播电视、报纸杂志的业态战线过长，效益低下，需要大力布局和尽早尽快建设自有移动平台建设。同时，从单一运营模式，即广告向多元化运营模式转化和升级，从政务、商务和服务中拓展业态分布，增强造血机能，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
再次也是最重要的是供给与需求关系。结构性矛盾最为突出的就是供给与需求的脱节。用户为中心的互联网思维还没有真正影响到传统媒体的媒体融合中。大量供给仍然是以传者为中心的产品，习总书记说过：“我多次说过，正能量是总要求，管得住是硬道理，现在还要加一条，用得好是真本事。”供给侧要用得好，就说明需求侧得到了满足，这样才能叫“用得好”。特别可喜的是看到了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大刀阔斧地进行的这种结构性改革。传统子报子刊、电视频道、广播频率都可以进行存量改革，乃至网站和客户端都可以缩减;大量布局新业态，压缩传统经营业态;集中资源配置到供给侧有效供给上，乃至进行了体制性改革，如人力资源配置等。
媒体融合发展、建设全媒体过程中的体制性障碍，主要集中在人事薪酬、事业与企业、平台再造、流程优化等方面。首先是人事与薪酬体制，这个是关键。事业都是人干出来的，特别都是人才干出来。如何改革事业单位的薪酬体制，留住并且激励人才，是很多地方媒体融合发展的当务之急。
其次是事业与企业的关系，越到基层，媒体越是纯粹的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随着媒体融合推进，全媒体建设越加需要大量的新服务、新业态，必然会有事业单位的治理局限，导致很多业务无法开展，比如内容与产品、服务无法打通经营，线上线下无法共享用户与市场等。习总书记要求，“主流媒体必须紧跟时代，大胆运用新技术、新机制、新模式”，事业如何创新机制，企业如何创新模式，是很多媒体融合中继续突破但又非常难以跨越的障礙。
再次是平台再造、流程优化，这个就需要真正的体制性改革。最近，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组建的新闻中心已经能够看出这种大刀阔斧的体制性改革，它整合了原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和新闻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中心和中国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中心部分和环球资讯频率等，既是流程优化与增效，更是彻底的平台再造与打通。可喜的是地方的媒体融合与全媒体建设也已经可以看到这种深层次的体制性改革，如浙江绍兴市将报纸与广播电视台进行化学融合，结构重组，体系再造，流程优化，平台打通。
期待着省、市、县的媒体融合都能够探索并创新出适用于自身的结构性和体制性模式。
结构性矛盾、体制性障碍，不仅仅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其实也是制约我国媒体融合发展、建设全媒体进程的最大掣肘。
媒体融合发展、建设全媒体过程中的结构性矛盾，主要集中在存量与增量、新旧业态、供给与需求等关系的处理上。首先是存量与增量的关系。习总书记在2018年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要“使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变成事业发展的最大增量”，这句话其实已经指明了处理存量增量关系的基本原则，即一方面增量一定是来自互联网的，因此，要大力发展基于互联网的所有可能的业务，形成事业发展的最大动能和最大增长空间;另一方面增量也一定是在压缩传统存量的基础上才可能释放的，将传统的人财物资源存量配置到基于互联网的增量业务上。这样才能够转化为新动力与新业态。
其次是新旧业态关系，习总书记在今年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要坚持移动优先策略，建设好自己的移动传播平台”。旧有业态其实要大力压缩，如传统广播电视、报纸杂志的业态战线过长，效益低下，需要大力布局和尽早尽快建设自有移动平台建设。同时，从单一运营模式，即广告向多元化运营模式转化和升级，从政务、商务和服务中拓展业态分布，增强造血机能，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
再次也是最重要的是供给与需求关系。结构性矛盾最为突出的就是供给与需求的脱节。用户为中心的互联网思维还没有真正影响到传统媒体的媒体融合中。大量供给仍然是以传者为中心的产品，习总书记说过：“我多次说过，正能量是总要求，管得住是硬道理，现在还要加一条，用得好是真本事。”供给侧要用得好，就说明需求侧得到了满足，这样才能叫“用得好”。特别可喜的是看到了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大刀阔斧地进行的这种结构性改革。传统子报子刊、电视频道、广播频率都可以进行存量改革，乃至网站和客户端都可以缩减;大量布局新业态，压缩传统经营业态;集中资源配置到供给侧有效供给上，乃至进行了体制性改革，如人力资源配置等。
媒体融合发展、建设全媒体过程中的体制性障碍，主要集中在人事薪酬、事业与企业、平台再造、流程优化等方面。首先是人事与薪酬体制，这个是关键。事业都是人干出来的，特别都是人才干出来。如何改革事业单位的薪酬体制，留住并且激励人才，是很多地方媒体融合发展的当务之急。
其次是事业与企业的关系，越到基层，媒体越是纯粹的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随着媒体融合推进，全媒体建设越加需要大量的新服务、新业态，必然会有事业单位的治理局限，导致很多业务无法开展，比如内容与产品、服务无法打通经营，线上线下无法共享用户与市场等。习总书记要求，“主流媒体必须紧跟时代，大胆运用新技术、新机制、新模式”，事业如何创新机制，企业如何创新模式，是很多媒体融合中继续突破但又非常难以跨越的障礙。
再次是平台再造、流程优化，这个就需要真正的体制性改革。最近，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组建的新闻中心已经能够看出这种大刀阔斧的体制性改革，它整合了原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和新闻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中心和中国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中心部分和环球资讯频率等，既是流程优化与增效，更是彻底的平台再造与打通。可喜的是地方的媒体融合与全媒体建设也已经可以看到这种深层次的体制性改革，如浙江绍兴市将报纸与广播电视台进行化学融合，结构重组，体系再造，流程优化，平台打通。
期待着省、市、县的媒体融合都能够探索并创新出适用于自身的结构性和体制性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