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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幸这一生在最后的日子里还能继续推进残友，它没有大到我无能为力的样子。所有创新我都走在最前面。当一切全部推完了，企业就完全去掉我的影子。如果最后大家还能说，“你只要活着就是一杆旗，只要活着就是一根定海神针”，我就心怀感恩。
高福利国家把残疾人照顾得好得不得了，发展中国家做得没有那么好，但无论好与不好，谁也解决不了残疾人的就业问题。根据马斯洛需求理论，人有生理、安全、社交、尊重、自我实现五级需求，残疾人群真的不能实现第五级需求?
对残疾人来说，不让他们走入第五级，就是把他们当动物饲养。香港的残疾人朋友来我们这里参观，对我说：“大哥，看到你们，我们就想哭，我们每天活得没滋没味啊!”他们的残疾补助金足够生活了，白1打麻将，晚上就泡吧。要知道，人生是一个钟摆，老在一个摆上会断裂的。
被砥砺后才会懂得
我出身于高干家庭，父母留下些遗产，足够自己衣食无忧了。我用10年的时间上了3个电大，也算接受过高等教育，可一点成就感也没有，自卑地耗在家里，这种活法很摧毁人，把人变成行尸走肉。
每一个残疾人，无论残疾状况如何，都是在一种极其残酷的环境中成长的。上小学，人家放学后，你才能跟人交流：家人上班去了，等他们下班，你才有家的感觉。许多残疾人在家里受到过多的呵护与照顾，心智却变得更加软弱。我很幸运，“文革”十年逼着我融入主流社会。尽管进不了医院，不能接受治疗，我的身体彻底完蛋了，可即便没有这十年，身体早晚也得完蛋，血友病人就是会不断出血嘛。这十年，父亲作为走资派被关了起来，母亲也被关了几年。我到处流浪，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所以我读高尔基的《在人间》、《我的大学》特别有感觉。生活是真正的大学，人必须真正被这个社会磨炼与砥砺，才能看清这个社会。
与其他残疾人的不同是，我更加了解健全人。一般残疾人跟健全人在一起有隔阂，他们不了解主流社会。可即便我坐着轮椅和健全人呆在一起，也能感觉到他们所有的喜怒哀乐和压力。当一个人不说话，我能察觉到他讨厌你了。因为小时候寄宿别人家，家里不能给人钱，你要处处观察别人的脸色。没有这种经历的外人永远无法理解。司马迁有一篇《报任安书》，讲到自己关在监狱里的感受，也说别人没有亲身体会，是永不会明白的。
健全人走向社会，从最底层往最高层上升的过程中，心态是平衡的，自信心随着成绩的提高而建立。残疾人一生也没有这样的机会，只能寂寞地呆在家里，不停地伸手。偶尔幸运地结婚，在妻子和儿女面前也抬不起头来；永远有负罪感，觉得自己是家里的累赘。在这样的压力下，不是特别坚强的人，都想要自杀。我就自杀过三次。这是很恐怖的生活，一点儿也不人道，可到这一步也没有办法。千百年来，一个社会自己顾不了自己的时候，又怎么顾得上鳏寡孤独?所以人要学会自助，当年我们就是以此出发，尝试自救。
利万物而不争
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穷人的银行家尤努斯相信，每一个人在追求自我价值的时候，都有自雇的能力。不管他有没有文化，是聪咀还是傻子，摆摊也好，做苦力也好，都是自己愿意的。人人都有雇佣自己的能力。对残疾人来说，道理也一样。其实，人生的目的最终绝对不是为了钱，只是在当下的社会，周遭的各种事物太不安全，太不保险，逼得人们格外看重钱而已。
电脑对残疾人而言，意味着可以坐在家里只用脑袋不用四肢，网络对残疾人意味着可以坐在家里干外面的事情。我想改变原来的活法，围绕“屏幕”创业，改变残疾人的命运。残友公司正是在这样的主导思想下发展起来的。残疾人主观上耐心，客观上稳定，构成了一股强有力的力量。
在残友，理科毕业的残疾大学生就做软件，因为软件的工程量最大，也最赚钱，我们一单合同最高达到过600万元：文科类的残疾大学生就做动漫，他们能够熟练使用大型3D、动画制作软件：没有文化，可以走出门的残疾人，就生产山寨机、笔记本，实现就业：重残出不了门的人就在淘宝上帮人看店，挂个QQ卖货，也能自养：还有一些残疾人文化程度不太高，就去现代服务业的呼叫中心(声谷通讯)。呼叫中心的最大问题是员工频繁跳槽，残疾人一来，跳槽问题解决了，他们坐在那里，每天回答600个同样的问题，一点都不烦。
我们这12年最辉煌的是两个“没有”，第一没有贷过款，第二没有领过政府的民生补助。弱势群体依靠高科技强势就业，不是别人可怜我们。这与我的个人性格及企业文化有关，我们想向主流社会证明，残疾人在这些行业是优质的劳动力。这话可不是轻易喊的，既然是优质人力资源，就别找政府要钱。
我们走到今天，各产业相互配套，形成了“三位一体”的格局。我们给了残疾人(包括健全人)空间。这里的每一个人必须不停地有自己的空间。一个人的能力超过了现在的职务，一定要给他／她空间，给不了就说明我们的制度出了问题，企业方向出了问题。
残友是一个“社会运动”：我们有一条商业的腿，围绕“屏幕”，软件、动漫、电子商务，残疾人爱下到哪就下到哪；我们有社会组织，残疾人爱干什么就干什么：我们欢迎创新，“社会运动”就是要包纳宽容，只要证明方法可行，我们就采纳，所以残友利万物而不争。有员工说，我就愿意和国外机构打交道，我们就让他去募款(基金会有募款活动)。他募来款项，有了业绩，想做募款部的主管，我们就成立一个募款部，让他去做。
12年前，5个人，1台电脑，从我家中起步，没有银行贷款，残友发展得比一般企业快。无论残疾人还是健全人，为什么在这里每个人的幸福感都这么强?我的同事刘敬文(残友集团副总经理)就是健全人，以前是《晶报》的首席记者，月收入2万多元：在残友，他每月只拿3500元。为什么愿意留在这，里?这里能够实现自我价值，离开残友，很多年轻人走到社会上是愤怒的。
我只能追求光荣
我为我的死作好了全部准备。总部很快要搬到新场地去了，我就守在老地方，跟集团完全脱离开，这里(指残友集团现所在地)改成郑卫宁办事处。我死了，办事处就撤销。我活着是他们的一杆旗，他们需要我出差、出国，我就去做，让残友的平台广为人知，让更多的残疾人过上新的生活。我把事业传承给了一个制度，这个制度目前可能在全世界都是相对好的一个制度。以制度应对危机，比一个人应对好很多。
我想对做企业的人说，别说企业困难就不能和谐了。能，怎么不能?论困难，谁有我们企业困难，一分钱款没贷过，经常处在缺钱的状态。有两年，包括我在内的所有员工没有拿过工资。即便现在，我们拿的也是半饥半饱的工资。然而大家每一次自我价值的实现都能跟企业愿景的实现形成共振，每个人都愿意牺牲。
我们没有关于企业文化的书和守则，没有工作规章，什么都没有。大家一走进来，全部看得见。人在做，天在看，就这么简单。包括我自己，我是为了什么?没那么多伟大思想，我就是追求我的个人价值。仅仅由于我短命，我无法享受物质生活，我不能抠女(粤语，拍拖女生)，我不能唱K，我不能逛街，我不能旅游世界。我不能，我出去了都不安全，因为经常要输血。那我就追求光荣，就这样。
罗曼·罗兰说：“人生是艰苦的，对那些不甘于平庸鄙俗的人，是一种每日的战斗。”战斗首先是为了自己，个人价值实现的路径跟企业愿景结合就更好了。孤军奋战很少能成功，那就照企业的要求来，大家一起用力，每一次成功都是自个儿的实现。
我是一个幸运儿，千百年来被压抑的群体，我这一代能够引爆一种趋势，够幸运的了。一个人精力有限、学识有限、能力有限，做好一件事情不容易，我有幸这一生在最后的日子里还能继续推进残友，它没有大到我无能为力的样子，没有大到我仅仅想要把握权力和影响力。所有创新，我都走在最前面。当一切全部推完了，我在企业什么都不是了，就完全去掉我的影子。如果最后大家还能说，“你只要活着就是一杆旗，只要活着就是一根定海神针”，我就心怀感恩了。
高福利国家把残疾人照顾得好得不得了，发展中国家做得没有那么好，但无论好与不好，谁也解决不了残疾人的就业问题。根据马斯洛需求理论，人有生理、安全、社交、尊重、自我实现五级需求，残疾人群真的不能实现第五级需求?
对残疾人来说，不让他们走入第五级，就是把他们当动物饲养。香港的残疾人朋友来我们这里参观，对我说：“大哥，看到你们，我们就想哭，我们每天活得没滋没味啊!”他们的残疾补助金足够生活了，白1打麻将，晚上就泡吧。要知道，人生是一个钟摆，老在一个摆上会断裂的。
被砥砺后才会懂得
我出身于高干家庭，父母留下些遗产，足够自己衣食无忧了。我用10年的时间上了3个电大，也算接受过高等教育，可一点成就感也没有，自卑地耗在家里，这种活法很摧毁人，把人变成行尸走肉。
每一个残疾人，无论残疾状况如何，都是在一种极其残酷的环境中成长的。上小学，人家放学后，你才能跟人交流：家人上班去了，等他们下班，你才有家的感觉。许多残疾人在家里受到过多的呵护与照顾，心智却变得更加软弱。我很幸运，“文革”十年逼着我融入主流社会。尽管进不了医院，不能接受治疗，我的身体彻底完蛋了，可即便没有这十年，身体早晚也得完蛋，血友病人就是会不断出血嘛。这十年，父亲作为走资派被关了起来，母亲也被关了几年。我到处流浪，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所以我读高尔基的《在人间》、《我的大学》特别有感觉。生活是真正的大学，人必须真正被这个社会磨炼与砥砺，才能看清这个社会。
与其他残疾人的不同是，我更加了解健全人。一般残疾人跟健全人在一起有隔阂，他们不了解主流社会。可即便我坐着轮椅和健全人呆在一起，也能感觉到他们所有的喜怒哀乐和压力。当一个人不说话，我能察觉到他讨厌你了。因为小时候寄宿别人家，家里不能给人钱，你要处处观察别人的脸色。没有这种经历的外人永远无法理解。司马迁有一篇《报任安书》，讲到自己关在监狱里的感受，也说别人没有亲身体会，是永不会明白的。
健全人走向社会，从最底层往最高层上升的过程中，心态是平衡的，自信心随着成绩的提高而建立。残疾人一生也没有这样的机会，只能寂寞地呆在家里，不停地伸手。偶尔幸运地结婚，在妻子和儿女面前也抬不起头来；永远有负罪感，觉得自己是家里的累赘。在这样的压力下，不是特别坚强的人，都想要自杀。我就自杀过三次。这是很恐怖的生活，一点儿也不人道，可到这一步也没有办法。千百年来，一个社会自己顾不了自己的时候，又怎么顾得上鳏寡孤独?所以人要学会自助，当年我们就是以此出发，尝试自救。
利万物而不争
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穷人的银行家尤努斯相信，每一个人在追求自我价值的时候，都有自雇的能力。不管他有没有文化，是聪咀还是傻子，摆摊也好，做苦力也好，都是自己愿意的。人人都有雇佣自己的能力。对残疾人来说，道理也一样。其实，人生的目的最终绝对不是为了钱，只是在当下的社会，周遭的各种事物太不安全，太不保险，逼得人们格外看重钱而已。
电脑对残疾人而言，意味着可以坐在家里只用脑袋不用四肢，网络对残疾人意味着可以坐在家里干外面的事情。我想改变原来的活法，围绕“屏幕”创业，改变残疾人的命运。残友公司正是在这样的主导思想下发展起来的。残疾人主观上耐心，客观上稳定，构成了一股强有力的力量。
在残友，理科毕业的残疾大学生就做软件，因为软件的工程量最大，也最赚钱，我们一单合同最高达到过600万元：文科类的残疾大学生就做动漫，他们能够熟练使用大型3D、动画制作软件：没有文化，可以走出门的残疾人，就生产山寨机、笔记本，实现就业：重残出不了门的人就在淘宝上帮人看店，挂个QQ卖货，也能自养：还有一些残疾人文化程度不太高，就去现代服务业的呼叫中心(声谷通讯)。呼叫中心的最大问题是员工频繁跳槽，残疾人一来，跳槽问题解决了，他们坐在那里，每天回答600个同样的问题，一点都不烦。
我们这12年最辉煌的是两个“没有”，第一没有贷过款，第二没有领过政府的民生补助。弱势群体依靠高科技强势就业，不是别人可怜我们。这与我的个人性格及企业文化有关，我们想向主流社会证明，残疾人在这些行业是优质的劳动力。这话可不是轻易喊的，既然是优质人力资源，就别找政府要钱。
我们走到今天，各产业相互配套，形成了“三位一体”的格局。我们给了残疾人(包括健全人)空间。这里的每一个人必须不停地有自己的空间。一个人的能力超过了现在的职务，一定要给他／她空间，给不了就说明我们的制度出了问题，企业方向出了问题。
残友是一个“社会运动”：我们有一条商业的腿，围绕“屏幕”，软件、动漫、电子商务，残疾人爱下到哪就下到哪；我们有社会组织，残疾人爱干什么就干什么：我们欢迎创新，“社会运动”就是要包纳宽容，只要证明方法可行，我们就采纳，所以残友利万物而不争。有员工说，我就愿意和国外机构打交道，我们就让他去募款(基金会有募款活动)。他募来款项，有了业绩，想做募款部的主管，我们就成立一个募款部，让他去做。
12年前，5个人，1台电脑，从我家中起步，没有银行贷款，残友发展得比一般企业快。无论残疾人还是健全人，为什么在这里每个人的幸福感都这么强?我的同事刘敬文(残友集团副总经理)就是健全人，以前是《晶报》的首席记者，月收入2万多元：在残友，他每月只拿3500元。为什么愿意留在这，里?这里能够实现自我价值，离开残友，很多年轻人走到社会上是愤怒的。
我只能追求光荣
我为我的死作好了全部准备。总部很快要搬到新场地去了，我就守在老地方，跟集团完全脱离开，这里(指残友集团现所在地)改成郑卫宁办事处。我死了，办事处就撤销。我活着是他们的一杆旗，他们需要我出差、出国，我就去做，让残友的平台广为人知，让更多的残疾人过上新的生活。我把事业传承给了一个制度，这个制度目前可能在全世界都是相对好的一个制度。以制度应对危机，比一个人应对好很多。
我想对做企业的人说，别说企业困难就不能和谐了。能，怎么不能?论困难，谁有我们企业困难，一分钱款没贷过，经常处在缺钱的状态。有两年，包括我在内的所有员工没有拿过工资。即便现在，我们拿的也是半饥半饱的工资。然而大家每一次自我价值的实现都能跟企业愿景的实现形成共振，每个人都愿意牺牲。
我们没有关于企业文化的书和守则，没有工作规章，什么都没有。大家一走进来，全部看得见。人在做，天在看，就这么简单。包括我自己，我是为了什么?没那么多伟大思想，我就是追求我的个人价值。仅仅由于我短命，我无法享受物质生活，我不能抠女(粤语，拍拖女生)，我不能唱K，我不能逛街，我不能旅游世界。我不能，我出去了都不安全，因为经常要输血。那我就追求光荣，就这样。
罗曼·罗兰说：“人生是艰苦的，对那些不甘于平庸鄙俗的人，是一种每日的战斗。”战斗首先是为了自己，个人价值实现的路径跟企业愿景结合就更好了。孤军奋战很少能成功，那就照企业的要求来，大家一起用力，每一次成功都是自个儿的实现。
我是一个幸运儿，千百年来被压抑的群体，我这一代能够引爆一种趋势，够幸运的了。一个人精力有限、学识有限、能力有限，做好一件事情不容易，我有幸这一生在最后的日子里还能继续推进残友，它没有大到我无能为力的样子，没有大到我仅仅想要把握权力和影响力。所有创新，我都走在最前面。当一切全部推完了，我在企业什么都不是了，就完全去掉我的影子。如果最后大家还能说，“你只要活着就是一杆旗，只要活着就是一根定海神针”，我就心怀感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