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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2月27日，韩国民众在日本驻韩大使馆门前举行示威活动，谴责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参拜靖国神社。
2013年12月26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其执政一周年之际悍然参拜供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将其否认殖民统治及军国主义侵略的“历史观”充分暴露在国际社会面前，也将在历史问题上对周边国家的挑衅推到了极至，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而其在历史问题上的“侵略定义未定论”，则受到了国际舆论的普遍质疑和强烈谴责。
保守派政治家“历史观”的养成
包括安倍在内的生于战后的日本保守派政治家群体，在成长过程中，未能得到正确而足够的历史教育，因而普遍缺乏历史负罪感。这与该群体的家庭、教育和社会影响有关。
右翼政治世家的思想传承是保守派政治家群体“历史观”养成的关键。出身于右翼政治世家的安倍晋三，童年时深受其外祖父、“鹰派”前首相岸信介的影响。岸信介因其在二战中的侵华罪行，战后被定为甲级战犯入狱，获释后仍念念不忘“大东亚共荣圈”的美梦，在1957年至1960年出任日本首相期间多次发表强硬的反华言论，其言行受到当时日本“和平主义”团体的强烈反对。但是，安倍晋三却不以为然，他在其著作《致美丽的祖国》中回忆道：“从幼年时起，外公在我心目中就是一位只考虑国家未来的赤诚政治家。他能毅然面对社会上喧嚣的非难而泰然处之的态度，令我全身心地为之自豪。”由此可见安倍对于岸信介政治思想的认同与承接。安倍本人也承认，“由于是在外公、父亲都是政治家这样的家庭里长大，长期耳濡目染，我与同辈人相比总还是对‘国家’有更多的意识”。同样，2009年去世的“世袭议员”中川昭一，其父中川一郎也是有名的右翼政治家，是自民党派阀“中川集团”的领袖。而当今日本最有名的右翼政治人物石原慎太郎正是“中川集团”的成员，其子石原伸晃（历任规制改革担当大臣、国土交通大臣、自民党政务调查会长、自民党干事长、环境大臣）也深受其思想的影响。
学校教育对于保守派政治家“历史观”的形成作用很大。在日本参众两院议员中，有差不多一半左右的人毕业于东京大学、早稻田大学、庆应义塾大学和中央大学。其中，庆应义塾大学毕业的政治家中，出过桥本龙太郎和小泉纯一郎两名首相，而这两人均以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的身份参拜过靖国神社。庆应义塾大学由日本著名思想家福泽谕吉创立，其所著《文明论之概略》《福翁自传》《学问的规劝》是日本政治家的三本必读书。福泽在《文明论之概略》中写道，“在国际交往中认为靠的是天地间的公道，这种想法如何呢。糊涂至极。简直是自欺欺人”。在“历史问题”上态度强硬的自民党保守派政治家高市早苗也宣称，“教育就是让国民意识到，维护国家主权和荣誉是国民的义务和责任。就是要有爱国心和道德。如果是这样的话，教育本身就是符合国家利益的，是国策的一部分。这样，对教科书特别是义务教育所使用的教科书的审查，其内容是否符合宪法另当别论，一定要使教科书所叙述的内容更多地与国家挂起钩来”。这样的“国家主义”观点表明，日本保守派政治家的历史观养成，与日本长期的、有针对性的“指导”教育有关。
日本极右翼势力的言行和“民族主义”政治环境，是保守派政治家“历史观”养成的社会根源。冷战以来，日本国内美化军国主义、否认侵略历史的皇国史观死灰复燃。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日本文部科学省则屡次审议通过“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新编的历史教科书，进一步强化了否认侵略历史的“皇国史观”。1995年，东京大学几名教授提出了以“自由主义史观”来研究日本近现代史的论调，自民党随即成立“历史研究委员会”，并推动政界、舆论界和学术界的极右翼势力炮制出了《大东亚战争的总结》一书。该书大肆抨击日本战后以来所有的历史结论及历史教育为“反日史观”和“自虐史观”，指责这样的历史观使日本人丧失了“自豪感”和“爱国心”，呼吁教育界重新“反思”并重编一部具有“民族精神”的日本近现代史教科书。
保守派政治家在历史问题上的“政治诉求”
在今天的日本保守派政治家中，支持或在一定程度上赞成‘自由主义史观’者不乏其人。如2013年春秋季及日本战败日，史上人数最多的“大家一起参拜靖国神社国会议员会”或其代理人进行了集体参拜，其中有大量30岁、40岁左右的少壮派政治家。可以说，日本新一代政治家在历史问题上的“政治诉求”，明显地表现为保守主义和民族主义。2004年初，安倍晋三、中川昭一组织了歪曲历史的“考虑日本前途与历史教育议员之会”（简称教科书议联），全力推动“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所编教科书的推广。身为自民党要员的高市早苗也一贯主张日本首相要以公职身份参拜靖国神社，并认为中韩批判歪曲历史的日本教科书是“干涉内政”，是“按照现在的价值观去评判过去发生的事情”，要求日本政府“废除”对华政策的“弱腰外交”。
安倍的著述《致美丽的祖国》不仅反映了他本人的历史观，也表达了大多数保守派政治家的共同心声。安倍认为：小泉参拜靖国神社“目的是向为我们国家献出生命的人表达尊崇的心情”，并质疑“东京审判”的法理依据，认为“‘甲级战犯’存在着误解”，“因为战犯在国内法上不是罪犯”。2013年12月26日，安倍在任首相一周年之际悍然参拜靖国神社就是明证，目的是挑战“战后体制”，让日本人“对日本历史、文化有一种骄傲感”。而且，这样的“政治诉求”对于保守派的新生代政治家来说还是超党派的。早在2000年，当自民党国会议员石原伸晃、盐崎恭久与民主党国会议员前原诚司、樽床伸二进行政治对话时，“脱离战后体制”、追求“正常国家化”就是他们共同关注的话题。而且双方在修改和平宪法第九条、实现日美同盟的对等性、争取日本国家利益最大化等方面取得了相当一致的看法，表现出高度的“同质性”。
保守派政治家群体正式走上日本政坛的前台
安倍晋三是日本首个战后出生的首相，他两次问鼎首相标志着“保守派政治家群体”正式走上日本政坛的前台，开始执掌21世纪的日本。“脱离战后体制”、“行使集体自卫权”、“创建新宪法”等执政理念，正是安倍等保守派政治家“历史观”的具体表现。而他们的政治主张则是：“坚持日美同盟，提高日本地位，成为政治大国，依靠包括军事力量在内的综合国力发挥国际作用”。目的就是为了恢复因二战侵略他国“丧失”的部分国家对外职能，最终成为所谓的“正常国家”。因而，修宪、“争常”并谋求废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实现“大国化战略”，就成为日本保守派政治家的政治逻辑和政治主题。而这样的执政理念和态度必然会影响日本政策的未来走向。但是，如果日本对于二战侵略历史不加反省，不彻底反思其“历史观”，日本不仅无法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而且也无法重塑其国际新形象，更难以实现其所谓的“大国化战略”。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外交室主任、研究员）
2013年12月26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其执政一周年之际悍然参拜供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将其否认殖民统治及军国主义侵略的“历史观”充分暴露在国际社会面前，也将在历史问题上对周边国家的挑衅推到了极至，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而其在历史问题上的“侵略定义未定论”，则受到了国际舆论的普遍质疑和强烈谴责。
保守派政治家“历史观”的养成
包括安倍在内的生于战后的日本保守派政治家群体，在成长过程中，未能得到正确而足够的历史教育，因而普遍缺乏历史负罪感。这与该群体的家庭、教育和社会影响有关。
右翼政治世家的思想传承是保守派政治家群体“历史观”养成的关键。出身于右翼政治世家的安倍晋三，童年时深受其外祖父、“鹰派”前首相岸信介的影响。岸信介因其在二战中的侵华罪行，战后被定为甲级战犯入狱，获释后仍念念不忘“大东亚共荣圈”的美梦，在1957年至1960年出任日本首相期间多次发表强硬的反华言论，其言行受到当时日本“和平主义”团体的强烈反对。但是，安倍晋三却不以为然，他在其著作《致美丽的祖国》中回忆道：“从幼年时起，外公在我心目中就是一位只考虑国家未来的赤诚政治家。他能毅然面对社会上喧嚣的非难而泰然处之的态度，令我全身心地为之自豪。”由此可见安倍对于岸信介政治思想的认同与承接。安倍本人也承认，“由于是在外公、父亲都是政治家这样的家庭里长大，长期耳濡目染，我与同辈人相比总还是对‘国家’有更多的意识”。同样，2009年去世的“世袭议员”中川昭一，其父中川一郎也是有名的右翼政治家，是自民党派阀“中川集团”的领袖。而当今日本最有名的右翼政治人物石原慎太郎正是“中川集团”的成员，其子石原伸晃（历任规制改革担当大臣、国土交通大臣、自民党政务调查会长、自民党干事长、环境大臣）也深受其思想的影响。
学校教育对于保守派政治家“历史观”的形成作用很大。在日本参众两院议员中，有差不多一半左右的人毕业于东京大学、早稻田大学、庆应义塾大学和中央大学。其中，庆应义塾大学毕业的政治家中，出过桥本龙太郎和小泉纯一郎两名首相，而这两人均以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的身份参拜过靖国神社。庆应义塾大学由日本著名思想家福泽谕吉创立，其所著《文明论之概略》《福翁自传》《学问的规劝》是日本政治家的三本必读书。福泽在《文明论之概略》中写道，“在国际交往中认为靠的是天地间的公道，这种想法如何呢。糊涂至极。简直是自欺欺人”。在“历史问题”上态度强硬的自民党保守派政治家高市早苗也宣称，“教育就是让国民意识到，维护国家主权和荣誉是国民的义务和责任。就是要有爱国心和道德。如果是这样的话，教育本身就是符合国家利益的，是国策的一部分。这样，对教科书特别是义务教育所使用的教科书的审查，其内容是否符合宪法另当别论，一定要使教科书所叙述的内容更多地与国家挂起钩来”。这样的“国家主义”观点表明，日本保守派政治家的历史观养成，与日本长期的、有针对性的“指导”教育有关。
日本极右翼势力的言行和“民族主义”政治环境，是保守派政治家“历史观”养成的社会根源。冷战以来，日本国内美化军国主义、否认侵略历史的皇国史观死灰复燃。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日本文部科学省则屡次审议通过“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新编的历史教科书，进一步强化了否认侵略历史的“皇国史观”。1995年，东京大学几名教授提出了以“自由主义史观”来研究日本近现代史的论调，自民党随即成立“历史研究委员会”，并推动政界、舆论界和学术界的极右翼势力炮制出了《大东亚战争的总结》一书。该书大肆抨击日本战后以来所有的历史结论及历史教育为“反日史观”和“自虐史观”，指责这样的历史观使日本人丧失了“自豪感”和“爱国心”，呼吁教育界重新“反思”并重编一部具有“民族精神”的日本近现代史教科书。
保守派政治家在历史问题上的“政治诉求”
在今天的日本保守派政治家中，支持或在一定程度上赞成‘自由主义史观’者不乏其人。如2013年春秋季及日本战败日，史上人数最多的“大家一起参拜靖国神社国会议员会”或其代理人进行了集体参拜，其中有大量30岁、40岁左右的少壮派政治家。可以说，日本新一代政治家在历史问题上的“政治诉求”，明显地表现为保守主义和民族主义。2004年初，安倍晋三、中川昭一组织了歪曲历史的“考虑日本前途与历史教育议员之会”（简称教科书议联），全力推动“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所编教科书的推广。身为自民党要员的高市早苗也一贯主张日本首相要以公职身份参拜靖国神社，并认为中韩批判歪曲历史的日本教科书是“干涉内政”，是“按照现在的价值观去评判过去发生的事情”，要求日本政府“废除”对华政策的“弱腰外交”。
安倍的著述《致美丽的祖国》不仅反映了他本人的历史观，也表达了大多数保守派政治家的共同心声。安倍认为：小泉参拜靖国神社“目的是向为我们国家献出生命的人表达尊崇的心情”，并质疑“东京审判”的法理依据，认为“‘甲级战犯’存在着误解”，“因为战犯在国内法上不是罪犯”。2013年12月26日，安倍在任首相一周年之际悍然参拜靖国神社就是明证，目的是挑战“战后体制”，让日本人“对日本历史、文化有一种骄傲感”。而且，这样的“政治诉求”对于保守派的新生代政治家来说还是超党派的。早在2000年，当自民党国会议员石原伸晃、盐崎恭久与民主党国会议员前原诚司、樽床伸二进行政治对话时，“脱离战后体制”、追求“正常国家化”就是他们共同关注的话题。而且双方在修改和平宪法第九条、实现日美同盟的对等性、争取日本国家利益最大化等方面取得了相当一致的看法，表现出高度的“同质性”。
保守派政治家群体正式走上日本政坛的前台
安倍晋三是日本首个战后出生的首相，他两次问鼎首相标志着“保守派政治家群体”正式走上日本政坛的前台，开始执掌21世纪的日本。“脱离战后体制”、“行使集体自卫权”、“创建新宪法”等执政理念，正是安倍等保守派政治家“历史观”的具体表现。而他们的政治主张则是：“坚持日美同盟，提高日本地位，成为政治大国，依靠包括军事力量在内的综合国力发挥国际作用”。目的就是为了恢复因二战侵略他国“丧失”的部分国家对外职能，最终成为所谓的“正常国家”。因而，修宪、“争常”并谋求废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实现“大国化战略”，就成为日本保守派政治家的政治逻辑和政治主题。而这样的执政理念和态度必然会影响日本政策的未来走向。但是，如果日本对于二战侵略历史不加反省，不彻底反思其“历史观”，日本不仅无法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而且也无法重塑其国际新形象，更难以实现其所谓的“大国化战略”。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外交室主任、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