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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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人乐》的整个创生过程,是在“外来的同志”主导下展开的.在未进入具体创作过程之前,他们就萌发了“演出他们自己的事”的创意.酝酿构思阶段,在选择题材、提炼主题(以及安排结构)时,他们改变了当地群众提出的新旧社会对比的主题思路,而将重点置放于大生产运动的表现方面.在“把创作过程和演出过程相结合”问题上,他们不但提出了要将二者结合起来的构想,而且有效地付之于行动.在排演时,他们在继续发挥自己的创造作用的同时,更是以导演的身份发挥了重要的组织、指导作用.因此,以演出补创作的过程,也同样是由其主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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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人乐》的整个创生过程,是在“外来的同志”主导下展开的.在未进入具体创作过程之前,他们就萌发了“演出他们自己的事”的创意.酝酿构思阶段,在选择题材、提炼主题(以及安排结构)时,他们改变了当地群众提出的新旧社会对比的主题思路,而将重点置放于大生产运动的表现方面.在“把创作过程和演出过程相结合”问题上,他们不但提出了要将二者结合起来的构想,而且有效地付之于行动.在排演时,他们在继续发挥自己的创造作用的同时,更是以导演的身份发挥了重要的组织、指导作用.因此,以演出补创作的过程,也同样是由其主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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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式批判被公认为投枪匕首,常常一击致命,从修辞学上分析,可证其批判具有“透底”的特质.从概念内涵上讲,“透底”与“批判”同中有异,异在“透底”乃批判中有认同、否定中有肯定、怀疑中有持守,异在透底是为了抵达,抵达点正是事物存在的底基,即事物形态学的规定质,或者说哲学根基.“透底”与“立人”,乃鲁迅修辞论中相互依存、互为前提条件的两大理论基石,立人是透底的灵魂,而“透底之底”却是立人的安身立命之所.“透底之底”可证鲁迅既是伟大的批判者,也是伟大的建设者.
丸山昇的鲁迅研究不仅在日本鲁迅学发展史上处于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也与冷战时代的日本思想史有着共振关系.针对既往左翼文艺运动对“政治”的狭隘理解,丸山昇试图扩充“政治”的内涵,他所建构的“革命人”鲁迅形象,与竹内好的“文学者”概念有着方法论层面的差异,包含对昭和以来日本的“文学主义”的批评,强调政治相对于文学的“外部性”,从而更加历史化地理解中国革命.他提出“中间项”概念,也是为了在一种有别于“永远革命论”的更具现实性的政治力学中理解鲁迅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
1931年初“鲁迅被捕”谣言由上海传播至全国,对鲁迅本人的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谣言的大规模流布也折射出鲁迅与左翼文化运动之间的独特关系.而“鲁迅被捕”谣言的产生与几乎同时发生的“左联五烈士”事件密切相关,由此可以发现鲁迅的“横站”与左翼内部抵制“立三路线” “王明路线”的政治派别之间的关联性.通过对鲁迅与“左联五烈士”之间共通的政治理念的追问,以及中共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实践之间的对比,可以发现鲁迅的“横站”是在1930年代中国左翼运动独特的历史背景中发生,以实际精神作为基点,依托对政治理念真诚性及现实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著名小说家太宰治与尚未成名的中国思想史家岛田虔次分别以“鲁迅”与“李贽”为线索撰写了一部文学作品与一篇史学论文.小说因“国策”与“鲁迅”而受到注目,论文乃岛田成名作之基石.因此,我国学界均对“本事”进行过不同程度的“言说”,然结论亦趋于一致.本文试图将两件近乎同时期的“本事”参互考察,以探寻理解八十年前日本知识分子的历史处境与主体真实,剥离“本事”与“言说”的纠缠.
《求乞者》行文最突出的特征就是“重复”.这种一再出现的重复叙事构成了对某种情绪、事件的强化与突出,值得深入关注.本文以《求乞者》重复的关键词语、句子与意象为重点,尝试对其中蕴含的某些意味作出辨析,对文本中的某些盲点给予合乎情理的阐释,以还原作者内心的本相.从《野草》整体来看,尽管《求乞者》着重于负面情绪的释放而非人生价值意义的建构,但它又成为鲁迅“反抗绝望”价值重构的逻辑起点.
卢那察尔斯基与中国左翼文学有密切关联.其文艺阶级论、能动反映论和大众文艺论对左翼文学产生重要影响.文艺阶级论不仅促发了左翼理论家从革命、阶级的角度品评与估衡文艺价值,而且提供了反对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与人道主义思想的重要理论依据;能动反映论使左翼学界意识到应该充分注意文学的功能学价值与意义,即发挥文学介入和影响现实生活的主观能动作用;大众文艺论则使左翼学界认识到大众文艺审美形式的重要性.
鲁迅与徐志摩本是晨报副镌同人和北大同事,但双方的关系随着泰戈尔访华、《我的失恋》撤稿、争夺报刊阵地、女师大风潮、首都革命等一系列事件,最终陷入了分裂骂战和互造流言的状态.双方的冲突看似都是一些“小事情”和“无聊的东西”,但鲁迅对此的“执滞”,不但反映出他“骂之为战”的思想革命理念,也开启了他“杂文自觉”的新文体革命.而更深层次上,鲁迅与徐志摩的论争实际是新知识阶级后五四分裂的一个表征,双方的文化分歧和派系冲突,从公共领域深入到了私人生活,污名化和革命性交织在一起,最终发展为革命与反革命的政治对立.
鲁迅的语言观联系着特殊的声音观,在鲁迅的早期和中晚期发生过重大转变,如何理解这一转变长期以来是鲁迅研究中的难题.本文以重新解读《狂人日记》为出发点,提出鲁迅在《狂人日记》中设置了极为复杂的语言层次和机制,它同时质疑了文言和白话,而将理想的语言的核心置于主体“立诚”的强烈意志.这样的语言观和声音观不仅有别于胡适、陈独秀的白话论,而且构成了鲁迅从早期的文言复古转向白话乃至大众语背后一以贯之的逻辑.
当代作家对《阿Q正传》进行续写与重写的小说有近20部之多.其中续写之作中,既有承续鲁迅原著精神的成功之作,也有与鲁迅原著精神相差甚远的失败之作.而“重写之作”则进行了多元化的创新性尝试,作家根据自己的创作目的 ,塑造了以下几类生动的阿Q形象:摩登阿Q、创业者阿Q、官场(职场)阿Q、南洋阿Q.《阿Q正传》能作为“前文本”被当代作家不断地续写与重写,凸显了它作为一部不朽文学经典的巨大生命力,也显示它逐渐走向古典化的文学地位和兼具当下性的当代价值.
以鲁迅等人的作品为代表的新文学并未预设关于法治的主题表达,但在其中描绘的时代沉浮、人生百态中,法治虽然缺席,却能侧面透露法治信息,如实呈现现实与法治的背道而驰,在对法律高高在上的同时又被束之高阁、平等难以实现、权利缺乏保障的批判中完成了对法治未完成的摹写,充满人文关怀.新文学作家肩负时代使命,他们以现实主义姿态,在批评和反思中,使人们得以接近时代真相,作家将对法治缺席的省思与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思考紧密联系在一起,预言了国家的前进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