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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世宁，一位意大利传教士，从27岁来到中国一直到78岁去世，五十多年间没传递天主的福音，而是把正统的西洋绘画带到了华夏大地。一生经历充满传奇色彩，其最大的贡献就是将西画与中国画结合，创造出了独特的“郎世宁风格”。在《清史稿》里，对郎世宁的生平记述有：“郎世宁，西洋人。康熙中入值，高宗（乾隆）尤赏异。凡名马，珍禽，异草。辄命图之，无不栩栩如生。设色奇丽，非秉贞等所及。”
年轻的传教士
十七世纪的意大利仍然是欧洲文化艺术的中心。开始于十五世纪的伟大文艺复兴运动，唤醒了在中世纪中沉睡了数百年的欧洲。昏庸、腐朽的国王和教皇们为了维护其神权的不可憾，他们利用雕刻、绘画建造装饰教堂，以展示宗教的肃穆、崇高与威严。在如此情形下，意大利的绘画产生了学院派、现实主义、巴洛克美术等几个流派，绘画艺术得到空前发展。一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都会进行雕刻、绘画、建筑、数学、音乐等方面的专业培训，来为天主教的宣传、推广服务。这些年轻人中有一位叫朱塞佩·伽斯底里奥内的，他天资聪颖，十几岁就掌握了雕刻、绘画、建筑、数学等知识，特别是在绘画上表现出了过人的能力，这为他日后的绘画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他受到最多的教育是宗教方面的，宗教为他打上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以至于19岁时就加入了热那亚耶稣会，几年后他已成为了优秀的传教士。鉴于他的优异表现，欧洲耶稣会葡萄牙传道部于1714年决定派遣他远渡重洋到中国传教。
这位风华正茂的青年这年26岁，他对神秘的东方文化充满了好奇与向往，满怀为宗教献身的豪情壮志，踏上了去往东方文明古国—中国的道路。他首先到达葡萄牙殖民地澳门，这里有很多天主教堂，他少不了要发挥他的拿手技能，为教堂画几幅圣母圣子像。离开澳门后，他又来到广州，布道传教，尽显职能，当然绘画也是少不了的。为了更好地在中国传教，他为自己起了个中国名字：郎世宁。
康熙的宠幸
1715年的中国正值康熙王朝的鼎盛时期。康熙帝爱新觉罗·玄烨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嗜书好学的帝王。他一生勤奋好学，博览群书，从自然科学到人文、艺术方面，几乎都有所研究。且非常重视人才，中国本土人才自不必说，对于洋人知识分子也不排斥，朝中那时就有法国人和意大利人。郎世宁在广州的优异表现，很快就传到了京城，康熙一道圣旨把他从南国召到了北方。
当年7月，郎世宁从广州来到北京，被安排住在东华门附近。每天清晨，他都必须步行进宫，七时整向宫门禁卫报到。朝廷让他按皇上指定的题材作画，作画地点就在一间坐落于庭院与御花园之间的简陋画室内。
11月的一天，61岁的康熙召见郎世宁。经过几个月的学习，郎世宁已能说些汉语了，拜见时他用汉语对康熙说了几句“吾皇万岁”之类的话。康熙龙颜大悦，郎世宁不失时机地要宣扬天主教义，但康熙对他说：“西方的教义违反大清正统思想，只因为传教士懂得数学基本原理，我朝才予以聘用。朕封你为宫廷画师，永为大清宫廷绘画。”康熙此番用意，是让郎世宁不能再布道宣教。康熙又说道：“朕观你笔下的人物，脸部皆有阴影，好似斑点瑕疵。另外，西方油画时间一长就会模糊不清。”
皇帝的话即为圣旨，郎世宁回去后立刻改画。这个过程一开始简直寸步难行，因为使用胶质颜料在绢上作画，一笔下去就不能再加第二笔，也不容修改润饰。笔触偶有踌躇，或下笔太重，那幅画就毁了。好在宫廷里的其他欧洲籍画家不遗余力地帮助郎世宁，加上其高超的绘画天分，他很快就掌握了这一技巧。还有就是人像必须画平板板的正面，不能画阴影，一旦运用了欧洲绘画的明暗关系，就会让中国人觉得有“斑点瑕疵”。郎世宁按照欧洲籍画家以及中国画家的指点，很快画出了康熙满意的作品，经过几年的实践，他“中西合璧”的绘画风格形成了，但此时康熙突然驾崩了。
雍正的赞赏
1722年康熙驾崩后，雍正即位。雍正反对西方宗教，因此在华的传教士皆逢厄运，唯有在宫廷服务的教士受到特殊礼遇。这时的郎世宁已能娴熟地驾驭他笔下中西结合的绘画，一些重要的作品也出自雍正年间。比如作于雍正元年（1723年）的《聚瑞图》轴、雍正二年（1724年）的《嵩献英芝图》轴和雍正六年（1728年）的《百骏图》卷等画幅，都显示出了郎世宁坚实的写实功底，体现了他早期绘画的特色和面貌，中式构图当中带有浓厚鲜明的欧洲绘画风格和情调。
雍正觉得西方绘画有独到的艺术特色，于是令郎世宁向中国的宫廷画家斑达里沙、八十、孙威凤、王珓、葛曙和永泰等人传授欧洲的油画技艺，从此，纯属欧洲绘画品种的油画，在清朝的宫廷内开始流行。
雍正于1724年开始大规模扩建圆明园，这为郎世宁提供了发挥其创作才能的极好机会。他有较长一段时间居住在这座东方名园内，画了许多装饰殿堂的绘画作品，其中既有欧洲风格的油画，还有在平面上表现纵深立体效果的欧洲焦点透视画。雍正皇帝对于这位洋画师的作品十分赞赏，曾经对一幅人物画的图稿朱批：“此样画得好！”
当时的满洲贵族圈子里，玩赏欧洲风味的艺术品成为一种流行的时尚。像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果亲王允礼像》、江西省博物馆收藏的《八骏图》、上海博物馆收藏的《马图》等，都是郎世宁为皇亲国戚特地创作的。
雍正时期，郎世宁没敢提宗教一事，雍正皇帝因此很欣赏他，因为郎世宁参与了圆明园内长春园欧洲式样建筑物（俗称《西洋楼》）的设计和施工，雍正还一度让他担任过掌管皇家园林工作的奉宸苑苑卿的职务，官职为正三品。
乾隆的重视
雍正在位期间，郎世宁的“中西合璧”绘画日臻成熟，雍正驾崩后，时年24岁的乾隆登基。乾隆皇帝雅好书画诗文，在位期间重视宫廷绘画的发展，所以从康熙时就入宫的画家郎世宁仍然得到重用，成为宫廷画家中的佼佼者。乾隆在即位前任宝亲王期间，就与郎世宁相识，并有颇多接触，关系甚为密切，这也是郎世宁倍受重视的原因之一。
即位后的乾隆每日必去画室看郎世宁作画，还多次颁赐赏钱和物品奖赏，与宫廷画家中的元老冷枚、唐岱等人待遇相同。乾隆皇帝还曾为郎世宁举行非常隆重的七十岁寿辰祝寿仪式，赏赐寿礼甚丰，并亲笔书写了祝词。
郎世宁与乾隆的关系很好，有一天乾隆见妃嫔环绕左右时郎世宁颇感局促不安，就问他：“卿看她们之中谁最美？”郎世宁答道：“天子的妃嫔个个都美。”乾隆又追问：“昨天那几个妃嫔中，卿最欣赏谁？”“微臣没看她们，当时正在数宫殿上的瓷瓦。”“瓷瓦有多少块？”郎世宁回答：“30块。”皇上命太监去数，果然不错。这之后郎世宁奉命描绘一幅帝后及11名妃嫔在一起的图像，画题为“心写治平”。这是郎世宁所绘百幅人物中最著名的一幅。
郎世宁身为宫廷画师，将乾隆一生中的大事都一一入画—战争的场面、壮观的狩猎、喜庆宴会等。他最好的作品之一为《哈萨克贡马图》，整幅画笔触挥洒自如，景色生动逼真。
清朝中央政权与西北蒙古族各部和维吾尔族回部争战频繁，终于在乾隆中期平定了蒙古族厄鲁特部和回部的叛乱，使得西北的边境有了一个相对安定的和平局面。1754年，乾隆皇帝特地在承德热河行宫避暑山庄举行盛大仪式表示庆贺，并在宫廷画家中挑选了以郎世宁为首的中外画家，创作了一系列史诗般的画幅。如现为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万树园赐宴图》《乾隆观马术图》。郎世宁描绘这一主题的绘画作品还有《阿玉锡持矛荡寇图》卷（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玛瑺斫阵图》卷（有两幅，台北故宫博物院和德国柏林东亚美术馆收藏）、《哈萨克贡马图》卷（法国巴黎吉美博物馆收藏）等。
其艺术在中国美术史上的重要地位
1766年7月16日，郎世宁在他七十八岁生日几天后，病逝于北京，死后被赐予侍郎之衔。
郎世宁在宫廷几十年作画期间，获得了比其他欧洲传教士及众多宫廷画家更多的荣耀，但更重要的是他把两种截然不同的艺术文化融合在一起，开创了独树一帜的西法中国画风格，为中国的绘画艺术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其艺术已经成为中国美术史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由此也确立了郎世宁在中国美术历史上举足轻重的地位。（责编：李禹默）
年轻的传教士
十七世纪的意大利仍然是欧洲文化艺术的中心。开始于十五世纪的伟大文艺复兴运动，唤醒了在中世纪中沉睡了数百年的欧洲。昏庸、腐朽的国王和教皇们为了维护其神权的不可憾，他们利用雕刻、绘画建造装饰教堂，以展示宗教的肃穆、崇高与威严。在如此情形下，意大利的绘画产生了学院派、现实主义、巴洛克美术等几个流派，绘画艺术得到空前发展。一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都会进行雕刻、绘画、建筑、数学、音乐等方面的专业培训，来为天主教的宣传、推广服务。这些年轻人中有一位叫朱塞佩·伽斯底里奥内的，他天资聪颖，十几岁就掌握了雕刻、绘画、建筑、数学等知识，特别是在绘画上表现出了过人的能力，这为他日后的绘画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他受到最多的教育是宗教方面的，宗教为他打上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以至于19岁时就加入了热那亚耶稣会，几年后他已成为了优秀的传教士。鉴于他的优异表现，欧洲耶稣会葡萄牙传道部于1714年决定派遣他远渡重洋到中国传教。
这位风华正茂的青年这年26岁，他对神秘的东方文化充满了好奇与向往，满怀为宗教献身的豪情壮志，踏上了去往东方文明古国—中国的道路。他首先到达葡萄牙殖民地澳门，这里有很多天主教堂，他少不了要发挥他的拿手技能，为教堂画几幅圣母圣子像。离开澳门后，他又来到广州，布道传教，尽显职能，当然绘画也是少不了的。为了更好地在中国传教，他为自己起了个中国名字：郎世宁。
康熙的宠幸
1715年的中国正值康熙王朝的鼎盛时期。康熙帝爱新觉罗·玄烨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嗜书好学的帝王。他一生勤奋好学，博览群书，从自然科学到人文、艺术方面，几乎都有所研究。且非常重视人才，中国本土人才自不必说，对于洋人知识分子也不排斥，朝中那时就有法国人和意大利人。郎世宁在广州的优异表现，很快就传到了京城，康熙一道圣旨把他从南国召到了北方。
当年7月，郎世宁从广州来到北京，被安排住在东华门附近。每天清晨，他都必须步行进宫，七时整向宫门禁卫报到。朝廷让他按皇上指定的题材作画，作画地点就在一间坐落于庭院与御花园之间的简陋画室内。
11月的一天，61岁的康熙召见郎世宁。经过几个月的学习，郎世宁已能说些汉语了，拜见时他用汉语对康熙说了几句“吾皇万岁”之类的话。康熙龙颜大悦，郎世宁不失时机地要宣扬天主教义，但康熙对他说：“西方的教义违反大清正统思想，只因为传教士懂得数学基本原理，我朝才予以聘用。朕封你为宫廷画师，永为大清宫廷绘画。”康熙此番用意，是让郎世宁不能再布道宣教。康熙又说道：“朕观你笔下的人物，脸部皆有阴影，好似斑点瑕疵。另外，西方油画时间一长就会模糊不清。”
皇帝的话即为圣旨，郎世宁回去后立刻改画。这个过程一开始简直寸步难行，因为使用胶质颜料在绢上作画，一笔下去就不能再加第二笔，也不容修改润饰。笔触偶有踌躇，或下笔太重，那幅画就毁了。好在宫廷里的其他欧洲籍画家不遗余力地帮助郎世宁，加上其高超的绘画天分，他很快就掌握了这一技巧。还有就是人像必须画平板板的正面，不能画阴影，一旦运用了欧洲绘画的明暗关系，就会让中国人觉得有“斑点瑕疵”。郎世宁按照欧洲籍画家以及中国画家的指点，很快画出了康熙满意的作品，经过几年的实践，他“中西合璧”的绘画风格形成了，但此时康熙突然驾崩了。
雍正的赞赏
1722年康熙驾崩后，雍正即位。雍正反对西方宗教，因此在华的传教士皆逢厄运，唯有在宫廷服务的教士受到特殊礼遇。这时的郎世宁已能娴熟地驾驭他笔下中西结合的绘画，一些重要的作品也出自雍正年间。比如作于雍正元年（1723年）的《聚瑞图》轴、雍正二年（1724年）的《嵩献英芝图》轴和雍正六年（1728年）的《百骏图》卷等画幅，都显示出了郎世宁坚实的写实功底，体现了他早期绘画的特色和面貌，中式构图当中带有浓厚鲜明的欧洲绘画风格和情调。
雍正觉得西方绘画有独到的艺术特色，于是令郎世宁向中国的宫廷画家斑达里沙、八十、孙威凤、王珓、葛曙和永泰等人传授欧洲的油画技艺，从此，纯属欧洲绘画品种的油画，在清朝的宫廷内开始流行。
雍正于1724年开始大规模扩建圆明园，这为郎世宁提供了发挥其创作才能的极好机会。他有较长一段时间居住在这座东方名园内，画了许多装饰殿堂的绘画作品，其中既有欧洲风格的油画，还有在平面上表现纵深立体效果的欧洲焦点透视画。雍正皇帝对于这位洋画师的作品十分赞赏，曾经对一幅人物画的图稿朱批：“此样画得好！”
当时的满洲贵族圈子里，玩赏欧洲风味的艺术品成为一种流行的时尚。像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果亲王允礼像》、江西省博物馆收藏的《八骏图》、上海博物馆收藏的《马图》等，都是郎世宁为皇亲国戚特地创作的。
雍正时期，郎世宁没敢提宗教一事，雍正皇帝因此很欣赏他，因为郎世宁参与了圆明园内长春园欧洲式样建筑物（俗称《西洋楼》）的设计和施工，雍正还一度让他担任过掌管皇家园林工作的奉宸苑苑卿的职务，官职为正三品。
乾隆的重视
雍正在位期间，郎世宁的“中西合璧”绘画日臻成熟，雍正驾崩后，时年24岁的乾隆登基。乾隆皇帝雅好书画诗文，在位期间重视宫廷绘画的发展，所以从康熙时就入宫的画家郎世宁仍然得到重用，成为宫廷画家中的佼佼者。乾隆在即位前任宝亲王期间，就与郎世宁相识，并有颇多接触，关系甚为密切，这也是郎世宁倍受重视的原因之一。
即位后的乾隆每日必去画室看郎世宁作画，还多次颁赐赏钱和物品奖赏，与宫廷画家中的元老冷枚、唐岱等人待遇相同。乾隆皇帝还曾为郎世宁举行非常隆重的七十岁寿辰祝寿仪式，赏赐寿礼甚丰，并亲笔书写了祝词。
郎世宁与乾隆的关系很好，有一天乾隆见妃嫔环绕左右时郎世宁颇感局促不安，就问他：“卿看她们之中谁最美？”郎世宁答道：“天子的妃嫔个个都美。”乾隆又追问：“昨天那几个妃嫔中，卿最欣赏谁？”“微臣没看她们，当时正在数宫殿上的瓷瓦。”“瓷瓦有多少块？”郎世宁回答：“30块。”皇上命太监去数，果然不错。这之后郎世宁奉命描绘一幅帝后及11名妃嫔在一起的图像，画题为“心写治平”。这是郎世宁所绘百幅人物中最著名的一幅。
郎世宁身为宫廷画师，将乾隆一生中的大事都一一入画—战争的场面、壮观的狩猎、喜庆宴会等。他最好的作品之一为《哈萨克贡马图》，整幅画笔触挥洒自如，景色生动逼真。
清朝中央政权与西北蒙古族各部和维吾尔族回部争战频繁，终于在乾隆中期平定了蒙古族厄鲁特部和回部的叛乱，使得西北的边境有了一个相对安定的和平局面。1754年，乾隆皇帝特地在承德热河行宫避暑山庄举行盛大仪式表示庆贺，并在宫廷画家中挑选了以郎世宁为首的中外画家，创作了一系列史诗般的画幅。如现为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万树园赐宴图》《乾隆观马术图》。郎世宁描绘这一主题的绘画作品还有《阿玉锡持矛荡寇图》卷（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玛瑺斫阵图》卷（有两幅，台北故宫博物院和德国柏林东亚美术馆收藏）、《哈萨克贡马图》卷（法国巴黎吉美博物馆收藏）等。
其艺术在中国美术史上的重要地位
1766年7月16日，郎世宁在他七十八岁生日几天后，病逝于北京，死后被赐予侍郎之衔。
郎世宁在宫廷几十年作画期间，获得了比其他欧洲传教士及众多宫廷画家更多的荣耀，但更重要的是他把两种截然不同的艺术文化融合在一起，开创了独树一帜的西法中国画风格，为中国的绘画艺术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其艺术已经成为中国美术史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由此也确立了郎世宁在中国美术历史上举足轻重的地位。（责编：李禹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