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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音乐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音乐家协会世界民族音乐学会会长、北京乐器学会前会长、文化部乐器改革组前副组长陈自明教授，即将在9月30日迎来他的89岁生日。回望70余年的职业生涯，陈教授在世界音乐文化交流以及民族乐器改革的领域，都做出了非常杰出的贡献。为此，我们与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博士生导师张玉榛教授（陈自明教授的第一位博士生）对陈自明教授进行了这次专访。
专访期间，又恰逢中央音乐学院党委为陈自明教授颁发了“光荣在党50年”的纪念章。望着闪着金光的纪念章和满脸笑容的陈自明教授，不禁想起了他鼓励年轻一代音乐研究者的那句忠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枪林弹雨中开启音乐之路
陈自明出生在中国动荡的1932年，东三省沦陷，淞沪抗战爆发，大难当头，天下将倾，举国上下，一片哀鸿。抗日战争的1937年，他5岁，日本侵略军在南京进行大屠杀的前夕，他从南京逃到了重庆，在重庆上小学时，偶然听见了小提琴美妙的音响，于是萌生了学习小提琴的心愿。
回忆过去时，陈自明的脸庞不禁洋溢着孩子般的微笑：“当时在我居住的无线电工厂中，有一位叫叶枫的先生会拉小提琴，（我）找到他，他也愿意教我。但当时买不到儿童琴，我只好用成人琴练习，人小琴大，根本夹不住，练习了一个星期，只好放弃。”直到抗战胜利后，陈自明到南京上中学，大哥从上海大伯父那里借了一把小提琴给他练习，不久后哥哥到美囸留学，把琴留给了陈自明，他学习小提琴的梦想才得以实现。
当时，父辈、兄弟皆致力于中国电力事业，而陈自明却一心向往着音乐。纵使生存环境严峻危险，家人不认为从事音乐是很好的职业选择，陈自明都没有放弃自己的音乐梦想。最终得偿所愿，开始学习小提琴，走上了音乐道路。直到现在他仍然有空时练练琴，还常为亲友们献上一曲。
筚路蓝缕的乐改之路
上世纪60年代初，我國杰出的乐器音响学家王湘先生在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建立了中国第一个乐器制造专业。陈自明作为助手，跟随王先生学习音乐声学、做实验，带学生到钢琴厂、提琴厂、民乐厂实习，后随王湘老师去民族音乐研究所，得到李元庆所长大力支持，在“民族乐器改良研究室”工作十余年，主要任务是了解全国各地的乐器改革情况，编辑乐改刊物、推动乐改进程。60年代中期，陈自明还协助内蒙古军区文工团的桑都仍改良马头琴、协助沈阳军区文工团的吕殿生改良古筝等。
陈自明对乐器的拳拳赤子之心纯粹出于热爱与兴趣：由于历史原因（于1957年被打成右派），当时发表文章的署名不能用真名，他使用笔名“瑩星”，而且没有稿费，可以说既无名又无利;1975年，中央音乐学院在房山一个村中实行开门办学，陈自明与同事培养当地的农村青年，制作儿童小提琴，供幼儿学习使用，与此同时，他开始世界民族音乐（当时称亚非拉音乐）的学习和研究，也是从那个时期开始，陈自明先后在《乐器》杂志上发表了十余个国家和地区的有关乐器的十多篇文章。
80年代，陈自明在参加文化部科技进步奖民族乐器评审工作的十多年间，接触到丰富多彩的中国乐器，自此彻底转变了“崇拜西洋乐器看不起中国音乐和中国乐器”的思维，认为要从认识乐器音色的不同、美学观念的差异以及文化的内涵来树立“文化价值相对论”的观念……
陈自明的一生都与乐器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不断思考、探索乐器的前世今生与未来，直到现在，他在研究世界民族音乐时，仍然将乐器作为研究重点。
中国的民族乐器改良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也可以说现在使用的中国民族乐器大都进行过改良，这是无数音乐工作者、音乐爱好者的创造。陈自明说道：“乐改工作也是有理论指导的。上世纪50年代，民族音乐研究所所长李元庆就发表文章提岀了乐器改良的原则，并在所内成立了“乐改研究室”，对全国的乐改工作进行指导。50～60年代毛继增编辑正式出版的《民族乐器改良文集》、1964年我编辑的《民族乐器改良专辑》，总结了乐改工作的经验。”中国乐改工作的成绩也引起了国外同行的重视，如李元庆所长曾受到朝鲜邀请，去平壤介绍中国乐改经验。60年代中期，陈自明参与了由民研所和北京乐器研究所组成的“几内亚乐改小组”，帮助西非的几内亚共和囯改良了他们的6件民族乐器。
“中国民族乐器的改良与组建当代民族管弦乐队的构思息息相关，产生了高、中、低音配套的芦笙、唢呐和阮;由简陋的柳叶琴改成了高音柳琴，填补了高音弹拨乐器的空缺;革胡、低音大胡、大牛腿琴则填补了低音乐器的空白。由此形成的可与西方管弦乐队相当的中国民族管弦乐队，是与中国乐器改良工作分不开的。另外，近年来广泛使用的仿生皮代替民族乐器上使用的蛇皮、蟒皮，是一种民族音乐技术革新，更是对环境保护作出的一大贡献。与此同时，还有将弓弦乐器与弹拨乐器合为一体的文琴，则是一种新的乐器，一种新的发明。”
无思，本也;思通，用也
陈自明从西洋乐器到中国乐器，再到世界乐器的研究过程中，收获、感想颇多，他说：“要从横向的全球视角和纵向的历史深度来观察、研究乐器。”
“例如乐器的起源问题，即最早的乐器是什么？这是很难回答的问题，必须借助考古学和人类学的方法和知识。”著名的德国比较音乐学家萨克斯（Sachs，Curt）在《乐器史》中提到：“在真正的乐器出现之前，远古人常用拍打自己的身体、拍手、跺脚来表达自已的情感……最早的乐器可能是用坚硬的物体（如硬壳果、种子、牙齿、蹄等）串在一起的响器，它是用在舞蹈或巫术中的。”陈自明认为他的看法是有道理的。但究竟最早的乐器是什么？产生于何处？还是一个有待解答的难题。
“又如最早的笛子产于何年、何处？”德国于1994年在布劳堡峪勒（Blaubeuren）发掘出一支骨笛，距今35000年。在斯洛文尼亚西北部伊德里亚（斯洛文尼亚语：Idrija）的一个洞穴中又发现了一支距今45000年的骨笛。陈自明语重心长：“考古工作是全世界范围的，常有新的发现和研究，我们应该密切注意新的信息，及时更新我们的知识和思维模式。” “再如中国笛子的最主要特征究竟是什么？”在对全世界的笛子进行比较研究后，陈自明发现中国笛子最独特之处在于笛膜，除了韩国的笛子“大笒”（Dea Geum）之外（可能是从中国传入的），全世界的所有笛子都没有笛膜。因此，我们不仅要站在中国看中国的民族音乐、乐器，而且要站在世界看中国，才能更全面、更深刻地认识自己。
天下之事， 闻者不如见者知之为详， 见者不如居者知之为尽。陈自明对乐器的研究、思考追本溯源，充分体现了历时性与共时性观念，在研究某一乐器时，考虑其在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发展，又思量在同一国家、相同时期的特点。横向面向世界，关注乐器内部结构因素与外部环境及其他文化背景产生的共存关系;纵向面对时间，考察研究乐器的历史构成和未来构成，探索乐器的历史演变过程和丰富的文化内涵。
有忍，其乃有济;有容，德乃大
陈自明曾多次率团出访缅甸、菲律宾、埃塞俄比亚、尼日利亚、加纳、利比亚等国，先后赴印度、西班牙、古巴、韩国、英国、墨西哥、秘鲁、印度尼西亚、越南、美国、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伊朗、泰国、柬埔寨、马来西亚等36个国家进行学术交流，曾在印度、西班牙各居住了一年，并将加勒比海的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人民创造的钢鼓乐器率先引进到中国，在八九十年代建立中国的钢鼓乐队。他不断地交流、学习、实践，拥有广阔、包容的胸怀。
陈自明作为小提琴演奏者和世界民族音乐学会会长，肯定了欧洲音乐文化对中国、对世界产生重要影响这一历史事实，另一方面，针对欧洲乐器传播到世界各地与当地文化融合，并在此过程中发生变化或变异这一问题，表达了自己的见解：“乐器在不同文化之间的传播产生了很多有趣的现象，也常常使我们产生很多疑问，需要进一步思考。”
“例如西班牙的吉他传播到拉丁美洲后岀现了很多变种，其中多数为小尺寸的高音吉他：如安第斯高原的恰朗戈（Charango）、古巴德累斯（Tres）、委内瑞拉的瓜德罗（Curtro）、墨西哥哈拉纳（Jarana）、巴西的卡瓦金诺（Cavakihno）等。”
“又如吉他传到墨西哥后又产生了另一种变化，创造出一种低音大吉他——吉他隆（Guitarron），并与吉他、小提琴、小号组成了墨西哥的国宝——马里阿奇（Mariachi）乐队。”
“再如欧洲的小提琴传到世界各地以后都有了不少的变化，尤其是传到印度之后产生了较大的变异。印度风格的小提琴演奏艺术现在已形成一种独特的体系，有自己的一套系统、方法、技巧、教材。西方小提琴在印度的变异说明了印度传统音乐文化的深厚和强大的生命力。”
不同的乐器在不同文化中传播、吸收、融合，与其他诸多自然、社会、历史等复杂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形成具有各国本土化的风格特征，并用来自世界各地的不同乐器演绎属于自己国家的音乐故事。
陈自明教授已近鲐背之年，但他依旧奋斗在世界民族音乐研究的第一线。作为乐器改革的参与者、实践者，他对未来中国乐器改革工作还有一些期待和建议：“民族乐器的改良是渐进的，是经过长期实践一点一滴得来的。民族乐器的改良不仅应保留原有的音色、演奏手法等，对原有的装饰、色彩也不要随意改动。各国的文化传统各不相同，应注意、尊重不同民族的风俗习惯、美学趣味;乐器的研究、改良应尊重客观规律、科学依据，而且最可贵的是具有创新思维。”
百年风雨征程，百载峥嵘岁月，陈自明教授始终坚守初心、历久彌坚，与党同心、与祖国同心，把世界当作教科书，用实践的脚步丈量世界，回报祖国、回报自己终身热爱的音乐事业。
专访期间，又恰逢中央音乐学院党委为陈自明教授颁发了“光荣在党50年”的纪念章。望着闪着金光的纪念章和满脸笑容的陈自明教授，不禁想起了他鼓励年轻一代音乐研究者的那句忠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枪林弹雨中开启音乐之路
陈自明出生在中国动荡的1932年，东三省沦陷，淞沪抗战爆发，大难当头，天下将倾，举国上下，一片哀鸿。抗日战争的1937年，他5岁，日本侵略军在南京进行大屠杀的前夕，他从南京逃到了重庆，在重庆上小学时，偶然听见了小提琴美妙的音响，于是萌生了学习小提琴的心愿。
回忆过去时，陈自明的脸庞不禁洋溢着孩子般的微笑：“当时在我居住的无线电工厂中，有一位叫叶枫的先生会拉小提琴，（我）找到他，他也愿意教我。但当时买不到儿童琴，我只好用成人琴练习，人小琴大，根本夹不住，练习了一个星期，只好放弃。”直到抗战胜利后，陈自明到南京上中学，大哥从上海大伯父那里借了一把小提琴给他练习，不久后哥哥到美囸留学，把琴留给了陈自明，他学习小提琴的梦想才得以实现。
当时，父辈、兄弟皆致力于中国电力事业，而陈自明却一心向往着音乐。纵使生存环境严峻危险，家人不认为从事音乐是很好的职业选择，陈自明都没有放弃自己的音乐梦想。最终得偿所愿，开始学习小提琴，走上了音乐道路。直到现在他仍然有空时练练琴，还常为亲友们献上一曲。
筚路蓝缕的乐改之路
上世纪60年代初，我國杰出的乐器音响学家王湘先生在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建立了中国第一个乐器制造专业。陈自明作为助手，跟随王先生学习音乐声学、做实验，带学生到钢琴厂、提琴厂、民乐厂实习，后随王湘老师去民族音乐研究所，得到李元庆所长大力支持，在“民族乐器改良研究室”工作十余年，主要任务是了解全国各地的乐器改革情况，编辑乐改刊物、推动乐改进程。60年代中期，陈自明还协助内蒙古军区文工团的桑都仍改良马头琴、协助沈阳军区文工团的吕殿生改良古筝等。
陈自明对乐器的拳拳赤子之心纯粹出于热爱与兴趣：由于历史原因（于1957年被打成右派），当时发表文章的署名不能用真名，他使用笔名“瑩星”，而且没有稿费，可以说既无名又无利;1975年，中央音乐学院在房山一个村中实行开门办学，陈自明与同事培养当地的农村青年，制作儿童小提琴，供幼儿学习使用，与此同时，他开始世界民族音乐（当时称亚非拉音乐）的学习和研究，也是从那个时期开始，陈自明先后在《乐器》杂志上发表了十余个国家和地区的有关乐器的十多篇文章。
80年代，陈自明在参加文化部科技进步奖民族乐器评审工作的十多年间，接触到丰富多彩的中国乐器，自此彻底转变了“崇拜西洋乐器看不起中国音乐和中国乐器”的思维，认为要从认识乐器音色的不同、美学观念的差异以及文化的内涵来树立“文化价值相对论”的观念……
陈自明的一生都与乐器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不断思考、探索乐器的前世今生与未来，直到现在，他在研究世界民族音乐时，仍然将乐器作为研究重点。
中国的民族乐器改良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也可以说现在使用的中国民族乐器大都进行过改良，这是无数音乐工作者、音乐爱好者的创造。陈自明说道：“乐改工作也是有理论指导的。上世纪50年代，民族音乐研究所所长李元庆就发表文章提岀了乐器改良的原则，并在所内成立了“乐改研究室”，对全国的乐改工作进行指导。50～60年代毛继增编辑正式出版的《民族乐器改良文集》、1964年我编辑的《民族乐器改良专辑》，总结了乐改工作的经验。”中国乐改工作的成绩也引起了国外同行的重视，如李元庆所长曾受到朝鲜邀请，去平壤介绍中国乐改经验。60年代中期，陈自明参与了由民研所和北京乐器研究所组成的“几内亚乐改小组”，帮助西非的几内亚共和囯改良了他们的6件民族乐器。
“中国民族乐器的改良与组建当代民族管弦乐队的构思息息相关，产生了高、中、低音配套的芦笙、唢呐和阮;由简陋的柳叶琴改成了高音柳琴，填补了高音弹拨乐器的空缺;革胡、低音大胡、大牛腿琴则填补了低音乐器的空白。由此形成的可与西方管弦乐队相当的中国民族管弦乐队，是与中国乐器改良工作分不开的。另外，近年来广泛使用的仿生皮代替民族乐器上使用的蛇皮、蟒皮，是一种民族音乐技术革新，更是对环境保护作出的一大贡献。与此同时，还有将弓弦乐器与弹拨乐器合为一体的文琴，则是一种新的乐器，一种新的发明。”
无思，本也;思通，用也
陈自明从西洋乐器到中国乐器，再到世界乐器的研究过程中，收获、感想颇多，他说：“要从横向的全球视角和纵向的历史深度来观察、研究乐器。”
“例如乐器的起源问题，即最早的乐器是什么？这是很难回答的问题，必须借助考古学和人类学的方法和知识。”著名的德国比较音乐学家萨克斯（Sachs，Curt）在《乐器史》中提到：“在真正的乐器出现之前，远古人常用拍打自己的身体、拍手、跺脚来表达自已的情感……最早的乐器可能是用坚硬的物体（如硬壳果、种子、牙齿、蹄等）串在一起的响器，它是用在舞蹈或巫术中的。”陈自明认为他的看法是有道理的。但究竟最早的乐器是什么？产生于何处？还是一个有待解答的难题。
“又如最早的笛子产于何年、何处？”德国于1994年在布劳堡峪勒（Blaubeuren）发掘出一支骨笛，距今35000年。在斯洛文尼亚西北部伊德里亚（斯洛文尼亚语：Idrija）的一个洞穴中又发现了一支距今45000年的骨笛。陈自明语重心长：“考古工作是全世界范围的，常有新的发现和研究，我们应该密切注意新的信息，及时更新我们的知识和思维模式。” “再如中国笛子的最主要特征究竟是什么？”在对全世界的笛子进行比较研究后，陈自明发现中国笛子最独特之处在于笛膜，除了韩国的笛子“大笒”（Dea Geum）之外（可能是从中国传入的），全世界的所有笛子都没有笛膜。因此，我们不仅要站在中国看中国的民族音乐、乐器，而且要站在世界看中国，才能更全面、更深刻地认识自己。
天下之事， 闻者不如见者知之为详， 见者不如居者知之为尽。陈自明对乐器的研究、思考追本溯源，充分体现了历时性与共时性观念，在研究某一乐器时，考虑其在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发展，又思量在同一国家、相同时期的特点。横向面向世界，关注乐器内部结构因素与外部环境及其他文化背景产生的共存关系;纵向面对时间，考察研究乐器的历史构成和未来构成，探索乐器的历史演变过程和丰富的文化内涵。
有忍，其乃有济;有容，德乃大
陈自明曾多次率团出访缅甸、菲律宾、埃塞俄比亚、尼日利亚、加纳、利比亚等国，先后赴印度、西班牙、古巴、韩国、英国、墨西哥、秘鲁、印度尼西亚、越南、美国、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伊朗、泰国、柬埔寨、马来西亚等36个国家进行学术交流，曾在印度、西班牙各居住了一年，并将加勒比海的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人民创造的钢鼓乐器率先引进到中国，在八九十年代建立中国的钢鼓乐队。他不断地交流、学习、实践，拥有广阔、包容的胸怀。
陈自明作为小提琴演奏者和世界民族音乐学会会长，肯定了欧洲音乐文化对中国、对世界产生重要影响这一历史事实，另一方面，针对欧洲乐器传播到世界各地与当地文化融合，并在此过程中发生变化或变异这一问题，表达了自己的见解：“乐器在不同文化之间的传播产生了很多有趣的现象，也常常使我们产生很多疑问，需要进一步思考。”
“例如西班牙的吉他传播到拉丁美洲后岀现了很多变种，其中多数为小尺寸的高音吉他：如安第斯高原的恰朗戈（Charango）、古巴德累斯（Tres）、委内瑞拉的瓜德罗（Curtro）、墨西哥哈拉纳（Jarana）、巴西的卡瓦金诺（Cavakihno）等。”
“又如吉他传到墨西哥后又产生了另一种变化，创造出一种低音大吉他——吉他隆（Guitarron），并与吉他、小提琴、小号组成了墨西哥的国宝——马里阿奇（Mariachi）乐队。”
“再如欧洲的小提琴传到世界各地以后都有了不少的变化，尤其是传到印度之后产生了较大的变异。印度风格的小提琴演奏艺术现在已形成一种独特的体系，有自己的一套系统、方法、技巧、教材。西方小提琴在印度的变异说明了印度传统音乐文化的深厚和强大的生命力。”
不同的乐器在不同文化中传播、吸收、融合，与其他诸多自然、社会、历史等复杂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形成具有各国本土化的风格特征，并用来自世界各地的不同乐器演绎属于自己国家的音乐故事。
陈自明教授已近鲐背之年，但他依旧奋斗在世界民族音乐研究的第一线。作为乐器改革的参与者、实践者，他对未来中国乐器改革工作还有一些期待和建议：“民族乐器的改良是渐进的，是经过长期实践一点一滴得来的。民族乐器的改良不仅应保留原有的音色、演奏手法等，对原有的装饰、色彩也不要随意改动。各国的文化传统各不相同，应注意、尊重不同民族的风俗习惯、美学趣味;乐器的研究、改良应尊重客观规律、科学依据，而且最可贵的是具有创新思维。”
百年风雨征程，百载峥嵘岁月，陈自明教授始终坚守初心、历久彌坚，与党同心、与祖国同心，把世界当作教科书，用实践的脚步丈量世界，回报祖国、回报自己终身热爱的音乐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