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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来的国家权力都没有单纯通过暴力手段真正实现对边缘人和边缘力量的控制,从来不存在纯粹的教化权力,“礼”与儒家意识形态往往是伴随着国家暴力起作用的。□“力治”是“礼治”的重要补充,它们共同构成为乡土秩序的一体两面。
传统中国社会的治理,是通过教化权力进行的,掌握这一权力的人是士绅或地方精英,普通民众则在儒家意识形态的作用下,通过“濡化”来实现对社会秩序的认同,每个人都在一定的礼仪规则下生活,是为礼治社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费孝通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48—53页)不过,教化的对象往往并不是那些循规蹈矩的普通民众,而主要是那些经常发生越轨行为的边缘人。一般的边缘人无法挑战主流意识形态,也无法真正掌握地方社会的权力,因而,“教化”往往意味着集体压力,能起到震慑作用。但是,地方社会从来不缺少那些“屡教不改”的边缘人,也不缺少试图挑战主流秩序,甚至攫取地方权力的边缘人,所谓的“坏人当道”,往往也意味着“礼崩乐坏”,礼治社会因此崩溃。因而,一个稳定的礼治社会,一定会有一种强制力量去抑制边缘人和边缘力量的崛起,从而维持礼治社会的基本面,因而,“力治”是“礼治”的重要补充,它们共同构成为乡土秩序的一体两面。
这个强制力量,最明显的是国家暴力。一个强盛的王朝,不仅需要有强大的意识形态对其核心区域“濡化”,并且,还要有能力开疆拓土,将边缘地区纳入礼治社会的轨道内,而这往往依靠的是暴力工具。即便是核心区域,也需要有暴力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唯有如此,才能有效地控制边缘力量的崛起,因而,“皇权不下县”往往并非指国家暴力有意保持一种姿态,而是因为国家能力所限,不得已而为之。黄志繁在研究宋时的赣南地区时,对当地的“教化”过程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认识,他认为,当地民众的身份长期游离于“贼”“民”之间,这种转化让中央王朝感到束手无策,通过暴力的手段将其纳入正常的治理轨道,很长时间以来并不奏效,故而才退而求其次,通过与地方精英(往往并非与国家意识形态保持一致的士绅,而是与国家正统对抗的“贼”首)合作,重建宗族,最终将该地区“教化”成一点也不亚于核心区域的深受儒家意识形态影响的文明之地。(《“贼”“民”之间:12—18世纪赣南地域社会》,三联书店,2006)实际上,大部分地区如赣南地区一样,在中央王朝的“打拉结合”下,“礼治”和“力治”齐头并进,成为了儒家的核心区域。
赣南地区的教化过程表明,历来的国家权力都没有单纯通过暴力手段真正实现对边缘人和边缘力量的控制,从来不存在纯粹的教化权力,“礼”与儒家意识形态往往是伴随着国家暴力起作用的。因此,在常态社会中,国家暴力必不可少,却不可滥用,地方社会发展出一套有点与国家暴力有所差别的合法的强制力量:家法。不过,在乱世之中,封建宗法制度对贫下中农并不利,五四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这种暴力往往被描述成旧社会的万恶之源,甚至将此看成是束缚妇女的四大绳索,因此,一定要将此打破,将广大妇女和弱者解放出来。毛泽东同志在其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号召发起一场轰轰烈烈的“痞子运动”。“痞子”显然是社会的边缘力量,也是常态社会里面最容易越轨的群体,他们的运动,首先是对地方权力的反抗,然后才是对儒家意识形态和国家暴力的颠覆。
应该说,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精准地抓住了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阶级之间的对立,并且,也准确地判断出了这一矛盾在常态社会中的主要表现形式——教化权力的拥有者与社会边缘群体之间的对立。不过,毛泽东没有具体论述的是,真正的“痞子”与一般的社会弱者有本质差别,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痞子”其实并不弱,恰恰相反,他们是社会横暴权力的拥有者,甚至因此而取代了教化权力,所谓的恶霸地主往往即是恃强凌弱之人。因此,教化权力其实并没有错,有错的是拥有这个权力的人。黄宗智和杜赞奇等人在关于近代华北农村的研究中,对痞子们最终掌握地方权力的过程有颇多关注,黄的分析指出,那些较为分散,社会团结程度不高的村庄,村庄权力往往容易为村级混混攫取,相反,那些社会团结程度较高的村庄,村庄权力则仍掌握在地方士绅手中。杜赞奇认为,国家政权建设对地方代理人产生了巨大的压力,那些保护型经纪往往无法抗拒这一压力而为赢利型经纪所取代,而这其中的一大部分是村级混混或恶霸地主。(《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美]黄宗智著,中华书局,1986;《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美]杜赞奇著,王福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黄宗智和杜赞奇共同揭示了村级混混等社会边缘人崛起的条件:社会巨变或者说乱世,只不过,前者主要从“社会”的角度解读,后者则主要从“国家”的视角出发。
在这个意义上,对普通老百姓而言,可怕的并不是乡土社会中“力治”的存在,而是“力治”掌握在边缘人手中。事实上,国家暴力及封建宗法力量的施受对象并不主要是普通民众,恰恰是那些对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造成巨大压力的社会边缘人,尤其是拥有横暴权力的乡村混混。也因此,社会的弱者在治平天下的时候,是欢迎“力治”的,正因为有“力治”的存在,才使得那些边缘力量不至于横行乡里,礼治秩序才得以维系。毛泽东所言的“痞子运动”,实际上是在乱世之时,当真正的痞子们掌握地方权力时,横暴权力就会横行乡里,这时,普通老百姓就不得不采取“痞子”行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简言之,痞子当道的时代,所有人都会被迫成为痞子,“力治”而非“礼治”社会就此来临。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人民从乱世进入了治天下的时代,“痞子运动”取得了成功。我这几年的调查发现,新中国成立初期真正被狠狠地打压的其实并不是所谓的封建宗法,而是那些滥用暴力的恶霸地主和乡村痞子。从实际的效果来看,新中国在恢复常态社会的秩序上是相当成功的,她让教化权力重新回到了那些有道统思想的人手中,只不过,这个“道统”并不纯粹是儒家的意识形态,而在更大意义上是党的意识形态,好人而非坏人主导了当时的社会。很多人在讨论毛时代时,总是借字面上的“革命”来指责那个时代的“非常态”,殊不知,硬邦邦的“革命”背后,其实是在恢复礼治秩序。
我在很多地区调查时发现,并不存在单独的横暴权力,它往往与地方权力结构相结合,附属于村庄内部各个家族和派系斗争。倒是那些并不横暴,但却与主流社会秩序格格不入的边缘人大量存在,并几乎成为全社会的“公敌”。闽西客家地区称此类人为“吊儿郎当”,意为不服管理,总是为着自己的私利想尽办法占集体和他人的便宜,这很像是现在的父母骂那些不听话的未成年少年的话。仔细琢磨这一说法,很有意思,干部与边缘人之间的关系,被类比成是严父和逆子之间的关系,也因此,干部天然地占据了道德优势,可以对这些边缘人进行“管教”。而江汉平原称此类人为“滑稽”人,这一说法也蛮有趣,它甚至不含明显的贬义的意思,尽道出人们对这一类人的无可奈何之意。尽管如此,如对此类人群无动于衷,就将对集体和社会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对“吊儿郎当”的人和“滑稽”人进行“教化”就成为各级干部的日常工作。生产队开会的时候,一本正经地“学习”实际上并非本本主义,而是有所指,甚至还有可能专门针对这些人办“学习班”,此类人甚至成为历次运动的主要批斗对象。在这种情况下,“吊儿郎当”的人和“滑稽”人是相当有压力的,他们不可能对主流社会真正构成挑战。
倒是“礼治”和“力治”衰弱为边缘人的成长创造了空间,改革开放初期,是边缘人相当活跃的时期。非常吊诡的是,这种活跃,一般都被解读成是社会有活力的表现。这也很容易理解,只有那些“滑稽”的人,或者说“吊儿郎当”的人,才有不择手段发家致富的强烈冲动,恰恰是循规蹈矩者容易保守。因而,如果说变革的推动力量主要在国家的话,那么,社会的内在动力则在于这些边缘人。一部分边缘人可能因为运气好,成了暴发户,并改邪归正,但却同样存在一些运气不好的人,甚至因为过于大胆走上犯罪道路的人,因而,与社会活力伴随而来的必然是混乱。陈柏峰研究两湖平原上的乡村江湖,发现20世纪80年代的乡村混混们,几乎只是因为“无聊”而做一些出格的事,一旦他们成年且有事可干,很容易退出江湖。真正长期混迹江湖的人,要么是无法退出江湖者,要么是混出头的人,他们因为真正够“吊儿郎当”,也够“滑稽”,从而适应了时代变化,在市场中如鱼得水。这个时候,尝试通过“严打”等非常态的暴力工具对这些边缘人进行日常治理,显然不可能达到效果,几年以后,新一代的乡村江湖重新崛起,并以更加隐蔽的方式侵蚀了乡村社会。(《乡村混混与农村社会灰色化》,陈柏峰,华中科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
这种隐蔽性,表现在边缘力量成为乡村治理的一个重要的社会基础,甚至替代常规的强制性力量,统治着乡村社会的各种力量。我在荆门农村调查时,当地人在描述现在乡村干部的众生相时,几乎十分肯定地认定,一个足够老练的村干部,尤其是主要干部,一定要够狠。这意思是说,村干部必须霸道,否则就无法面对已经高度分化的复杂社会,压制住各种挑战力量——有一个村支书,打遍全村各小组,尽管遭来不少怨声,却莫名其妙地稳当地做了多任支书。不仅如此,村干部还必须和乡村混混保持良好的关系,甚至需要借重这种灰色势力来保证自身的权威。近年来,连普通民众也习惯于利用灰色势力来谋得自身利益,邻里之间发生纠纷时,甚至不惜将乡村混混引入村中从而赢得保护,从而“黑吃黑”。非常规的横暴性权力的崛起,已经不是两湖平原这样的社会团结程度并不高的地区的特例,甚至社会团结程度较高的北方地区和南方农村也发生了类似的状况,我在豫东平原调查的时候,只有霸道的人才能当村组干部这一原则,在10年前就已是普遍状况,而近年来南方农村的乡村混混的势力也慢慢由集镇进入了村庄。
与“毛式干部”或传统的士绅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种“滑稽”且霸道的干部,并不依靠以德服人、密切联系群众来实现日常社会的治理,也不主要通过常规的强制性力量和强大的意识形态来压制那些边缘人,而是依靠隐蔽的非常规暴力和投机取巧来赢得社会的短暂稳定。一旦如此,基层社会就会变得异常不同,一方面,农村社会获得了表面的平静,似乎各种力量都处于一个相对平衡的态势中,尤其是社会的边缘力量赢得了相对安全的生存空间,社会“和谐”了,另一方面,那些真正的社会弱者处于高度的压力之下,不安全感越来越强烈。这真有点像毛泽东当年所言了,阶级矛盾已经开始固化,乡村权力精英与边缘力量相结合,对普通民众尤其是社会弱势群体构成了巨大的压力,因而,一旦星星之火燃起,就必将不可避免地燎原。
当代中国乡村社会距“礼治社会”越来越远已是不争的事实,所幸的是,通过百年的国家政权建设,国家暴力有能力将边缘力量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也因此,“乱世”的可能性并不大。但是,如果国家暴力有意无意地从乡村社会中退出,那么,“力治”就会失去一个重要支撑;更加可怕的是,类似于“封建宗法”的另一种常规暴力,也慢慢随着社会团结程度的降低而变得不可能,“力治”就变得更加不可能。这并不是一个很好的迹象,尤其是在“礼治”已崩溃的时候,边缘力量尤其是非常规暴力崛起,几乎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结局。一个有良心的研究者应该清楚,一味对国家权力进行鞭笞,尤其是对横暴权力心存偏见,几乎可以算得上是患了“权力诋毁症”,对于普通民众而言,“力治”并不可怕,相反是必须的,可怕的是,“力治”失去了“礼治”的依托,并且,非常规的横暴力量成为“常态社会”的主导,这对弱者而言,是真正的灾难。
作者单位: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
传统中国社会的治理,是通过教化权力进行的,掌握这一权力的人是士绅或地方精英,普通民众则在儒家意识形态的作用下,通过“濡化”来实现对社会秩序的认同,每个人都在一定的礼仪规则下生活,是为礼治社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费孝通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48—53页)不过,教化的对象往往并不是那些循规蹈矩的普通民众,而主要是那些经常发生越轨行为的边缘人。一般的边缘人无法挑战主流意识形态,也无法真正掌握地方社会的权力,因而,“教化”往往意味着集体压力,能起到震慑作用。但是,地方社会从来不缺少那些“屡教不改”的边缘人,也不缺少试图挑战主流秩序,甚至攫取地方权力的边缘人,所谓的“坏人当道”,往往也意味着“礼崩乐坏”,礼治社会因此崩溃。因而,一个稳定的礼治社会,一定会有一种强制力量去抑制边缘人和边缘力量的崛起,从而维持礼治社会的基本面,因而,“力治”是“礼治”的重要补充,它们共同构成为乡土秩序的一体两面。
这个强制力量,最明显的是国家暴力。一个强盛的王朝,不仅需要有强大的意识形态对其核心区域“濡化”,并且,还要有能力开疆拓土,将边缘地区纳入礼治社会的轨道内,而这往往依靠的是暴力工具。即便是核心区域,也需要有暴力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唯有如此,才能有效地控制边缘力量的崛起,因而,“皇权不下县”往往并非指国家暴力有意保持一种姿态,而是因为国家能力所限,不得已而为之。黄志繁在研究宋时的赣南地区时,对当地的“教化”过程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认识,他认为,当地民众的身份长期游离于“贼”“民”之间,这种转化让中央王朝感到束手无策,通过暴力的手段将其纳入正常的治理轨道,很长时间以来并不奏效,故而才退而求其次,通过与地方精英(往往并非与国家意识形态保持一致的士绅,而是与国家正统对抗的“贼”首)合作,重建宗族,最终将该地区“教化”成一点也不亚于核心区域的深受儒家意识形态影响的文明之地。(《“贼”“民”之间:12—18世纪赣南地域社会》,三联书店,2006)实际上,大部分地区如赣南地区一样,在中央王朝的“打拉结合”下,“礼治”和“力治”齐头并进,成为了儒家的核心区域。
赣南地区的教化过程表明,历来的国家权力都没有单纯通过暴力手段真正实现对边缘人和边缘力量的控制,从来不存在纯粹的教化权力,“礼”与儒家意识形态往往是伴随着国家暴力起作用的。因此,在常态社会中,国家暴力必不可少,却不可滥用,地方社会发展出一套有点与国家暴力有所差别的合法的强制力量:家法。不过,在乱世之中,封建宗法制度对贫下中农并不利,五四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这种暴力往往被描述成旧社会的万恶之源,甚至将此看成是束缚妇女的四大绳索,因此,一定要将此打破,将广大妇女和弱者解放出来。毛泽东同志在其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号召发起一场轰轰烈烈的“痞子运动”。“痞子”显然是社会的边缘力量,也是常态社会里面最容易越轨的群体,他们的运动,首先是对地方权力的反抗,然后才是对儒家意识形态和国家暴力的颠覆。
应该说,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精准地抓住了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阶级之间的对立,并且,也准确地判断出了这一矛盾在常态社会中的主要表现形式——教化权力的拥有者与社会边缘群体之间的对立。不过,毛泽东没有具体论述的是,真正的“痞子”与一般的社会弱者有本质差别,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痞子”其实并不弱,恰恰相反,他们是社会横暴权力的拥有者,甚至因此而取代了教化权力,所谓的恶霸地主往往即是恃强凌弱之人。因此,教化权力其实并没有错,有错的是拥有这个权力的人。黄宗智和杜赞奇等人在关于近代华北农村的研究中,对痞子们最终掌握地方权力的过程有颇多关注,黄的分析指出,那些较为分散,社会团结程度不高的村庄,村庄权力往往容易为村级混混攫取,相反,那些社会团结程度较高的村庄,村庄权力则仍掌握在地方士绅手中。杜赞奇认为,国家政权建设对地方代理人产生了巨大的压力,那些保护型经纪往往无法抗拒这一压力而为赢利型经纪所取代,而这其中的一大部分是村级混混或恶霸地主。(《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美]黄宗智著,中华书局,1986;《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美]杜赞奇著,王福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黄宗智和杜赞奇共同揭示了村级混混等社会边缘人崛起的条件:社会巨变或者说乱世,只不过,前者主要从“社会”的角度解读,后者则主要从“国家”的视角出发。
在这个意义上,对普通老百姓而言,可怕的并不是乡土社会中“力治”的存在,而是“力治”掌握在边缘人手中。事实上,国家暴力及封建宗法力量的施受对象并不主要是普通民众,恰恰是那些对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造成巨大压力的社会边缘人,尤其是拥有横暴权力的乡村混混。也因此,社会的弱者在治平天下的时候,是欢迎“力治”的,正因为有“力治”的存在,才使得那些边缘力量不至于横行乡里,礼治秩序才得以维系。毛泽东所言的“痞子运动”,实际上是在乱世之时,当真正的痞子们掌握地方权力时,横暴权力就会横行乡里,这时,普通老百姓就不得不采取“痞子”行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简言之,痞子当道的时代,所有人都会被迫成为痞子,“力治”而非“礼治”社会就此来临。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人民从乱世进入了治天下的时代,“痞子运动”取得了成功。我这几年的调查发现,新中国成立初期真正被狠狠地打压的其实并不是所谓的封建宗法,而是那些滥用暴力的恶霸地主和乡村痞子。从实际的效果来看,新中国在恢复常态社会的秩序上是相当成功的,她让教化权力重新回到了那些有道统思想的人手中,只不过,这个“道统”并不纯粹是儒家的意识形态,而在更大意义上是党的意识形态,好人而非坏人主导了当时的社会。很多人在讨论毛时代时,总是借字面上的“革命”来指责那个时代的“非常态”,殊不知,硬邦邦的“革命”背后,其实是在恢复礼治秩序。
我在很多地区调查时发现,并不存在单独的横暴权力,它往往与地方权力结构相结合,附属于村庄内部各个家族和派系斗争。倒是那些并不横暴,但却与主流社会秩序格格不入的边缘人大量存在,并几乎成为全社会的“公敌”。闽西客家地区称此类人为“吊儿郎当”,意为不服管理,总是为着自己的私利想尽办法占集体和他人的便宜,这很像是现在的父母骂那些不听话的未成年少年的话。仔细琢磨这一说法,很有意思,干部与边缘人之间的关系,被类比成是严父和逆子之间的关系,也因此,干部天然地占据了道德优势,可以对这些边缘人进行“管教”。而江汉平原称此类人为“滑稽”人,这一说法也蛮有趣,它甚至不含明显的贬义的意思,尽道出人们对这一类人的无可奈何之意。尽管如此,如对此类人群无动于衷,就将对集体和社会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对“吊儿郎当”的人和“滑稽”人进行“教化”就成为各级干部的日常工作。生产队开会的时候,一本正经地“学习”实际上并非本本主义,而是有所指,甚至还有可能专门针对这些人办“学习班”,此类人甚至成为历次运动的主要批斗对象。在这种情况下,“吊儿郎当”的人和“滑稽”人是相当有压力的,他们不可能对主流社会真正构成挑战。
倒是“礼治”和“力治”衰弱为边缘人的成长创造了空间,改革开放初期,是边缘人相当活跃的时期。非常吊诡的是,这种活跃,一般都被解读成是社会有活力的表现。这也很容易理解,只有那些“滑稽”的人,或者说“吊儿郎当”的人,才有不择手段发家致富的强烈冲动,恰恰是循规蹈矩者容易保守。因而,如果说变革的推动力量主要在国家的话,那么,社会的内在动力则在于这些边缘人。一部分边缘人可能因为运气好,成了暴发户,并改邪归正,但却同样存在一些运气不好的人,甚至因为过于大胆走上犯罪道路的人,因而,与社会活力伴随而来的必然是混乱。陈柏峰研究两湖平原上的乡村江湖,发现20世纪80年代的乡村混混们,几乎只是因为“无聊”而做一些出格的事,一旦他们成年且有事可干,很容易退出江湖。真正长期混迹江湖的人,要么是无法退出江湖者,要么是混出头的人,他们因为真正够“吊儿郎当”,也够“滑稽”,从而适应了时代变化,在市场中如鱼得水。这个时候,尝试通过“严打”等非常态的暴力工具对这些边缘人进行日常治理,显然不可能达到效果,几年以后,新一代的乡村江湖重新崛起,并以更加隐蔽的方式侵蚀了乡村社会。(《乡村混混与农村社会灰色化》,陈柏峰,华中科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
这种隐蔽性,表现在边缘力量成为乡村治理的一个重要的社会基础,甚至替代常规的强制性力量,统治着乡村社会的各种力量。我在荆门农村调查时,当地人在描述现在乡村干部的众生相时,几乎十分肯定地认定,一个足够老练的村干部,尤其是主要干部,一定要够狠。这意思是说,村干部必须霸道,否则就无法面对已经高度分化的复杂社会,压制住各种挑战力量——有一个村支书,打遍全村各小组,尽管遭来不少怨声,却莫名其妙地稳当地做了多任支书。不仅如此,村干部还必须和乡村混混保持良好的关系,甚至需要借重这种灰色势力来保证自身的权威。近年来,连普通民众也习惯于利用灰色势力来谋得自身利益,邻里之间发生纠纷时,甚至不惜将乡村混混引入村中从而赢得保护,从而“黑吃黑”。非常规的横暴性权力的崛起,已经不是两湖平原这样的社会团结程度并不高的地区的特例,甚至社会团结程度较高的北方地区和南方农村也发生了类似的状况,我在豫东平原调查的时候,只有霸道的人才能当村组干部这一原则,在10年前就已是普遍状况,而近年来南方农村的乡村混混的势力也慢慢由集镇进入了村庄。
与“毛式干部”或传统的士绅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种“滑稽”且霸道的干部,并不依靠以德服人、密切联系群众来实现日常社会的治理,也不主要通过常规的强制性力量和强大的意识形态来压制那些边缘人,而是依靠隐蔽的非常规暴力和投机取巧来赢得社会的短暂稳定。一旦如此,基层社会就会变得异常不同,一方面,农村社会获得了表面的平静,似乎各种力量都处于一个相对平衡的态势中,尤其是社会的边缘力量赢得了相对安全的生存空间,社会“和谐”了,另一方面,那些真正的社会弱者处于高度的压力之下,不安全感越来越强烈。这真有点像毛泽东当年所言了,阶级矛盾已经开始固化,乡村权力精英与边缘力量相结合,对普通民众尤其是社会弱势群体构成了巨大的压力,因而,一旦星星之火燃起,就必将不可避免地燎原。
当代中国乡村社会距“礼治社会”越来越远已是不争的事实,所幸的是,通过百年的国家政权建设,国家暴力有能力将边缘力量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也因此,“乱世”的可能性并不大。但是,如果国家暴力有意无意地从乡村社会中退出,那么,“力治”就会失去一个重要支撑;更加可怕的是,类似于“封建宗法”的另一种常规暴力,也慢慢随着社会团结程度的降低而变得不可能,“力治”就变得更加不可能。这并不是一个很好的迹象,尤其是在“礼治”已崩溃的时候,边缘力量尤其是非常规暴力崛起,几乎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结局。一个有良心的研究者应该清楚,一味对国家权力进行鞭笞,尤其是对横暴权力心存偏见,几乎可以算得上是患了“权力诋毁症”,对于普通民众而言,“力治”并不可怕,相反是必须的,可怕的是,“力治”失去了“礼治”的依托,并且,非常规的横暴力量成为“常态社会”的主导,这对弱者而言,是真正的灾难。
作者单位: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