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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独
据现存的《高密管氏家谱》记载，高密管氏世居胶东，据考证是春秋时齐国宰相管仲的后代。历史上因为从军、做官或战乱等原因，曾迁居过江苏海州、浙江龙泉及江淮一带。莫言家所在的这一支，于明洪武年间迁居到高密城东的管家苓芝。民国元年，因与人打官司败诉，莫言的曾祖父带领家口迁居到高密东北乡平安庄。
莫言是伴随着家族的衰败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小时候的莫言没少挨父亲的揍，有一次下地干活因为肚子饿极，便拔了个萝卜吃，后来被人告状，被罚跪在毛主席像前，被父亲知道后，差点把他打死，母亲和姐姐都不敢去劝，只好求助隔壁的六婶去请来爷爷才算解围。《透明的红萝卜》就是根据这一经历写成的。
作为家里的小儿子，莫言不仅有点嘴馋、偷懒，长得丑，又爱说话吹牛，为此没少惹事，在家里并不受待见。后来，在解释《四十一炮》这篇小说的篇名时，莫言自述自己这样爱说话的孩子在村里就叫“炮孩子”，意思是说话像放炮，毫无遮拦。
一个人放牛割草的日子，让他获得了与大自然亲密接触的机会。莫言坦诚，自己在小说中对自然的描写，对动植物、声音和颜色的细腻感知，就源自那段时期的生活。
虽然不能上学，但莫言并没有放弃读书。二哥管谟欣还记得，当年他和莫言常常为了争书看而闹得不可开交，大哥留下来的书读完后，兄弟俩就去借村里人的书，本村的读完就去外村借阅。为了借书看，莫言和二哥轮流给人推磨，推10圈磨才能换一页书读。断断续续几年下来，莫言已经熟读了《聊斋志异》《水浒传》《七侠五义》等古典小说和《林海雪原》等现代小说，实在没书读的日子就读《新华字典》。直到今天，二哥还保留着这本珍贵的《新华字典》，泛黄发黑的纸上透着油光，扉页上歪歪扭扭写着几个字：“大栏小学，管谟业。”这种自由散漫、天马行空般的阅读和思考，反而奠定了其日后写作的基调。
离家
饥饿，孤独，身份的自卑，以及大家庭生活中的压抑，使莫言在21岁之前所想所做的努力，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够逃离家乡，为此他尝试过各种办法。
考大学似乎是最好的出路。“文革”后期，大学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按政策莫言或许还有点机会，但现实中大学招生名额很少，不等到村一级就被瓜分完毕，莫言一直也没有真正获得过这样的机会。
1973年，在河崖棉油加工厂当会计的叔叔给莫言介绍了一份工作，让他去过磅组当季节工，每年棉花收获的季节，去干两个月，负责过磅和记账，每日工资1.4元，回去还要给生产队交一部分。这份工作虽然看不到什么前途，但最起码算是莫言第一次离开了自己的村庄。也是在这里，莫言结识了自己的妻子杜芹兰。
除了考大学，农村孩子要想跳出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还有一条路可走——当兵。但是，从17岁开始，莫言年年报名，年年体检，却从未成功，不是体检不合格，就是政审不合格。莫言的转机出现在1976年。这一年，莫言已经是第四年报名参军，为了能当上兵，他没少下工夫，碰巧当时公社武装部领导的孩子也在棉油厂上班，莫言就注意与他搞好关系。叔叔也找人帮忙，从厂里给莫言报了名。天时地利人和的结果是，这一年生产队的领导和贫农代表们都在外地出工，没了人打小报告，莫言终于如愿当了兵。
离开家乡的那一天，别的人都哭哭泣泣、恋恋不舍，只有莫言满心欢喜，他头也不回地坐上了开往军营的汽车。可是，到了黄县的部队，莫言才发现，虽然能够吃饱肚子穿暖衣服，但搞不好当几年兵还要回到那个带给他饥饿和孤独的家乡。
恢复高考后，部队里还曾想推荐他去参加高考，莫言非常珍惜，跑到黄县中学去借书、听课，但最后却被告知，名额没有了。无奈，莫言想到了写作，若是能在军旅刊物上发表几篇文章，说不定能够获得提干的机会。看上去，这是他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了。刚开始大哥还有些担心，“从来写文章都是个危险的差事，家里成分又不好，生怕出问题，但却又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那段时间，莫言写得很苦，但并没有什么收获，投出去的稿子都是石沉大海。由于压力大，他开始大把大把地掉头发，被胃病和鼻炎折磨着。虽然后来调往保定当教导员，但他仍焦虑无比，如果作品不能发表，就几乎没有提干的希望。在1980年5月份一封写给大哥的信中，莫言让大哥寄来他认为有参考价值的各类书籍，他说：“这是我能否达到目标的最后一次‘垂死挣扎’，是破釜沉舟的背水一战，成败在此一举。”
1981年10月7日，莫言又给大哥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他的提干已经有眉目了，暑假里写了一篇小说，发表在保定的新刊物《莲池》上。“真是瞎猫碰了死耗子，这篇东西费力最少，一上午写成，竟成功了，有好多‘呕心沥血’之作竟篇篇流产，不知是何道理。”
这就是他公开发表的第一篇小说《春夜雨霏霏》，有了这篇作品，如果提干能够顺利通过，最起码莫言不用再担心回家务农了。“往事不堪回首，几十年，一场梦幻。我马上也要30岁了，再不努力真的就完了。”
故乡
诺贝尔评选委员会评价莫言“用魔幻般的现实主义将民间故事、历史和现代融为一体。”
据大哥管谟贤回忆，莫言剛开始写作的时候，也深受传统军旅文学的影响。他甚至有意回避着那个让他伤心的故乡，宁肯写海浪、写山峦。莫言自己大概也有感觉，他写信给大哥自我批评：“浓厚的小资情调，明显的模仿，都是非常露骨的毛病。”直到1983年的短篇小说《民间音乐》，才算摆脱了一些以往的主题式创作习惯，开始有了超越现实的文学味道。
第二年，莫言在《白狗秋千架》的开篇写道：“高密东北乡原产白色温顺的大狗，绵延数代之后，很难再见一匹纯种。”这是“高密东北乡”第一次出现在莫言的小说里，自此一发不可收拾，后来他自己回忆道：“以前总觉得没东西可写，但自从用了这个之后，仿佛打开了一道闸门，发现自己少年时期的生活被激活了，要写的东西源源不断地奔涌而来。”
说想象力是一个小说家的生命力，大概并不为过。今天人们往往用马尔克斯和福克纳来评说莫言叙事风格里的“魔幻现实主义”，但他自己却并不这么看。莫言的家乡山东高密，深受齐文化的“泛神论”影响，至今在民间仍流传着五花八门的神怪故事。人们把蛇称作“神虫”，把黄鼠狼、乌鸦、猫头鹰当作不吉利之物，相信各种动植物都有各自的灵验。在莫言的村子里，仍然流行各种“叫魂”、驱邪、祈雨的仪式。传得最神乎的是一种叫“画怀”的仪式——坐月子的女人碰到挤住奶的情况，去找一个神婆，用锥子和炊帚在女人胸前比画几个圈就能下奶。虽同处山东，但这种齐文化与崇尚正统、克制周正的“鲁文化”有着很大区别。莫言小说里描写的各种鬼怪故事，在当地百姓看来，“就是代代流传的街头故事，并不稀奇”。
胶河平原地势低洼，河道密集，常常水涝成灾，莫言老屋对岸就是当地唯一一个滞洪区。高杆的高粱不怕淹，逐步普及开来，不仅可以酿出好酒，也是英雄好汉们行侠仗义的理想舞台，又为土匪窃贼们提供了杀人越货的天然屏障。尤其是近代以来，地处胶东半岛和山东内陆结合部的高密，既是德国等殖民者进驻青岛的必经之地，又是日本侵略者的重点扫荡区，上演了一出出惊心动魄的大戏。二哥管谟欣回忆，当年胶东地区出了120个土匪头子，仅大栏乡就有三四个。小时候，莫言最爱干的事儿就是缠着爷爷和叔叔们给他讲故事，不仅有真人真事，也有神仙鬼怪。与严肃的历史记载不同，这种口口相传的故事往往带有夸张修饰的成分，为莫言的写作插上了想象的翅膀。
寻找故乡，超越故乡，莫言把天南海北的故事和人物都拉到自己创建的“高密东北乡”里，在这里展开一幅当代中国社会的宏伟画卷，任由他书写，任由他批判。故乡的概念，早已超出地理范畴了。
小时候的莫言，曾听一个被打成“右派”的大学生邻居讲，济南一位写小说的作家，生活非常腐败，一天可以吃三顿饺子，从此莫言便在心中埋下了写作的愿望，他祈愿自己有一天也能发表小说，也能顿顿吃上肥得流油的肉饺子。今天，他终于如愿了。
（转载自《三联生活周刊》）
据现存的《高密管氏家谱》记载，高密管氏世居胶东，据考证是春秋时齐国宰相管仲的后代。历史上因为从军、做官或战乱等原因，曾迁居过江苏海州、浙江龙泉及江淮一带。莫言家所在的这一支，于明洪武年间迁居到高密城东的管家苓芝。民国元年，因与人打官司败诉，莫言的曾祖父带领家口迁居到高密东北乡平安庄。
莫言是伴随着家族的衰败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小时候的莫言没少挨父亲的揍，有一次下地干活因为肚子饿极，便拔了个萝卜吃，后来被人告状，被罚跪在毛主席像前，被父亲知道后，差点把他打死，母亲和姐姐都不敢去劝，只好求助隔壁的六婶去请来爷爷才算解围。《透明的红萝卜》就是根据这一经历写成的。
作为家里的小儿子，莫言不仅有点嘴馋、偷懒，长得丑，又爱说话吹牛，为此没少惹事，在家里并不受待见。后来，在解释《四十一炮》这篇小说的篇名时，莫言自述自己这样爱说话的孩子在村里就叫“炮孩子”，意思是说话像放炮，毫无遮拦。
一个人放牛割草的日子，让他获得了与大自然亲密接触的机会。莫言坦诚，自己在小说中对自然的描写，对动植物、声音和颜色的细腻感知，就源自那段时期的生活。
虽然不能上学，但莫言并没有放弃读书。二哥管谟欣还记得，当年他和莫言常常为了争书看而闹得不可开交，大哥留下来的书读完后，兄弟俩就去借村里人的书，本村的读完就去外村借阅。为了借书看，莫言和二哥轮流给人推磨，推10圈磨才能换一页书读。断断续续几年下来，莫言已经熟读了《聊斋志异》《水浒传》《七侠五义》等古典小说和《林海雪原》等现代小说，实在没书读的日子就读《新华字典》。直到今天，二哥还保留着这本珍贵的《新华字典》，泛黄发黑的纸上透着油光，扉页上歪歪扭扭写着几个字：“大栏小学，管谟业。”这种自由散漫、天马行空般的阅读和思考，反而奠定了其日后写作的基调。
离家
饥饿，孤独，身份的自卑，以及大家庭生活中的压抑，使莫言在21岁之前所想所做的努力，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够逃离家乡，为此他尝试过各种办法。
考大学似乎是最好的出路。“文革”后期，大学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按政策莫言或许还有点机会，但现实中大学招生名额很少，不等到村一级就被瓜分完毕，莫言一直也没有真正获得过这样的机会。
1973年，在河崖棉油加工厂当会计的叔叔给莫言介绍了一份工作，让他去过磅组当季节工，每年棉花收获的季节，去干两个月，负责过磅和记账，每日工资1.4元，回去还要给生产队交一部分。这份工作虽然看不到什么前途，但最起码算是莫言第一次离开了自己的村庄。也是在这里，莫言结识了自己的妻子杜芹兰。
除了考大学，农村孩子要想跳出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还有一条路可走——当兵。但是，从17岁开始，莫言年年报名，年年体检，却从未成功，不是体检不合格，就是政审不合格。莫言的转机出现在1976年。这一年，莫言已经是第四年报名参军，为了能当上兵，他没少下工夫，碰巧当时公社武装部领导的孩子也在棉油厂上班，莫言就注意与他搞好关系。叔叔也找人帮忙，从厂里给莫言报了名。天时地利人和的结果是，这一年生产队的领导和贫农代表们都在外地出工，没了人打小报告，莫言终于如愿当了兵。
离开家乡的那一天，别的人都哭哭泣泣、恋恋不舍，只有莫言满心欢喜，他头也不回地坐上了开往军营的汽车。可是，到了黄县的部队，莫言才发现，虽然能够吃饱肚子穿暖衣服，但搞不好当几年兵还要回到那个带给他饥饿和孤独的家乡。
恢复高考后，部队里还曾想推荐他去参加高考，莫言非常珍惜，跑到黄县中学去借书、听课，但最后却被告知，名额没有了。无奈，莫言想到了写作，若是能在军旅刊物上发表几篇文章，说不定能够获得提干的机会。看上去，这是他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了。刚开始大哥还有些担心，“从来写文章都是个危险的差事，家里成分又不好，生怕出问题，但却又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那段时间，莫言写得很苦，但并没有什么收获，投出去的稿子都是石沉大海。由于压力大，他开始大把大把地掉头发，被胃病和鼻炎折磨着。虽然后来调往保定当教导员，但他仍焦虑无比，如果作品不能发表，就几乎没有提干的希望。在1980年5月份一封写给大哥的信中，莫言让大哥寄来他认为有参考价值的各类书籍，他说：“这是我能否达到目标的最后一次‘垂死挣扎’，是破釜沉舟的背水一战，成败在此一举。”
1981年10月7日，莫言又给大哥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他的提干已经有眉目了，暑假里写了一篇小说，发表在保定的新刊物《莲池》上。“真是瞎猫碰了死耗子，这篇东西费力最少，一上午写成，竟成功了，有好多‘呕心沥血’之作竟篇篇流产，不知是何道理。”
这就是他公开发表的第一篇小说《春夜雨霏霏》，有了这篇作品，如果提干能够顺利通过，最起码莫言不用再担心回家务农了。“往事不堪回首，几十年，一场梦幻。我马上也要30岁了，再不努力真的就完了。”
故乡
诺贝尔评选委员会评价莫言“用魔幻般的现实主义将民间故事、历史和现代融为一体。”
据大哥管谟贤回忆，莫言剛开始写作的时候，也深受传统军旅文学的影响。他甚至有意回避着那个让他伤心的故乡，宁肯写海浪、写山峦。莫言自己大概也有感觉，他写信给大哥自我批评：“浓厚的小资情调，明显的模仿，都是非常露骨的毛病。”直到1983年的短篇小说《民间音乐》，才算摆脱了一些以往的主题式创作习惯，开始有了超越现实的文学味道。
第二年，莫言在《白狗秋千架》的开篇写道：“高密东北乡原产白色温顺的大狗，绵延数代之后，很难再见一匹纯种。”这是“高密东北乡”第一次出现在莫言的小说里，自此一发不可收拾，后来他自己回忆道：“以前总觉得没东西可写，但自从用了这个之后，仿佛打开了一道闸门，发现自己少年时期的生活被激活了，要写的东西源源不断地奔涌而来。”
说想象力是一个小说家的生命力，大概并不为过。今天人们往往用马尔克斯和福克纳来评说莫言叙事风格里的“魔幻现实主义”，但他自己却并不这么看。莫言的家乡山东高密，深受齐文化的“泛神论”影响，至今在民间仍流传着五花八门的神怪故事。人们把蛇称作“神虫”，把黄鼠狼、乌鸦、猫头鹰当作不吉利之物，相信各种动植物都有各自的灵验。在莫言的村子里，仍然流行各种“叫魂”、驱邪、祈雨的仪式。传得最神乎的是一种叫“画怀”的仪式——坐月子的女人碰到挤住奶的情况，去找一个神婆，用锥子和炊帚在女人胸前比画几个圈就能下奶。虽同处山东，但这种齐文化与崇尚正统、克制周正的“鲁文化”有着很大区别。莫言小说里描写的各种鬼怪故事，在当地百姓看来，“就是代代流传的街头故事，并不稀奇”。
胶河平原地势低洼，河道密集，常常水涝成灾，莫言老屋对岸就是当地唯一一个滞洪区。高杆的高粱不怕淹，逐步普及开来，不仅可以酿出好酒，也是英雄好汉们行侠仗义的理想舞台，又为土匪窃贼们提供了杀人越货的天然屏障。尤其是近代以来，地处胶东半岛和山东内陆结合部的高密，既是德国等殖民者进驻青岛的必经之地，又是日本侵略者的重点扫荡区，上演了一出出惊心动魄的大戏。二哥管谟欣回忆，当年胶东地区出了120个土匪头子，仅大栏乡就有三四个。小时候，莫言最爱干的事儿就是缠着爷爷和叔叔们给他讲故事，不仅有真人真事，也有神仙鬼怪。与严肃的历史记载不同，这种口口相传的故事往往带有夸张修饰的成分，为莫言的写作插上了想象的翅膀。
寻找故乡，超越故乡，莫言把天南海北的故事和人物都拉到自己创建的“高密东北乡”里，在这里展开一幅当代中国社会的宏伟画卷，任由他书写，任由他批判。故乡的概念，早已超出地理范畴了。
小时候的莫言，曾听一个被打成“右派”的大学生邻居讲，济南一位写小说的作家，生活非常腐败，一天可以吃三顿饺子，从此莫言便在心中埋下了写作的愿望，他祈愿自己有一天也能发表小说，也能顿顿吃上肥得流油的肉饺子。今天，他终于如愿了。
（转载自《三联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