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王鹤滨,男,汉族人,1924年4月生于河北省安新县。前苏联医学博士,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38年8月参加抗日,1945年8月毕业于延安中国医科大学,1949年8月,被调任作毛主席的第三任保健医生,同时兼任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的保健医生及中南海门诊部主任,中央警卫局检验室主任、卫生技术1等2级、核工业部安防卫生局局长。1951年,被任命为毛主席秘书。1985年11月离休。
王鹤滨对于他在担任毛主席保健医生的事一直记忆忧新。虽然保健工作有纪律,保健大夫之间不能互相串门,不能互相谈论自己保健对象的情况。但在中南海里的保健大夫们,因为年龄相近,总有工作间的接触,有时还有相互替班的情况,又属于同一个小单位,开会讨论问题,言谈见解也很投契,所以大家相处得十分融洽。许多年后,他们还能追忆起一些互相关照的故事。
有一次,王鹤滨陪同毛泽东,住到了城西万寿路的新六所。到那里的第二天,王鹤滨见毛泽东尚未起床,就抽空回中南海办点事。谁知人刚到中南海,就接到汪东兴的电话:“王医生,你马上回来,李讷病了!”
王鹤滨放下电话,急忙向交通科要了车回新六所。轿车驶出了中南海的新华门后,年轻的司机邸运田问王鹤滨:“事情急不急,我想路过西单商场时买点东西。”
“要去快点去,不要耽搁,毛主席的女儿李讷病了!”王鹤滨觉得不应该,但还是有点勉强地同意了。司机把车开到西单商场门口,就下车买东西去了。王鹤滨坐在车里,不知不觉睡着了,时间究竟耽搁了多久也不知道……
等司机回来,开车赶到新六所,停在毛泽东住的那栋楼前时,王鹤滨看到汪东兴正焦急地站在那里。见王鹤滨下车,汪东兴忙不迭地对他说:“快点!怎么搞的,汽车开了这么久?打电话给交通科问,说是车子早就开走了。快进去!主席发烧了!”
王鹤滨这才知道,汪东兴在电话中说的李讷是毛泽东的代称。可这在事前没有约定过,王鹤滨并不知道这个“代称”,要是知道的话,他是绝不会答应司机在中途办事的要求的。
王鹤滨也顾不上说什么,快步进入楼里,看到了朱德的保健大夫翁永庆。翁永庆已经把抗生素吸进了针管里,正准备去毛泽东的卧室。他一见王鹤滨来了,就立即把针管递过去,说:“鹤滨,快去,等你时间很久了。主席一再问你怎么还不来,只好把我先招呼来顶替你。”
此时,王鹤滨已来不及到盥洗室去洗手了,迅速拿碘酒和酒精棉球擦了两遍手,接过注射器向毛泽东的卧室走,也没有同翁永庆说一句道谢的话。
毛泽东此刻正躺在卧室里,他见王鹤滨走进来,露出快慰面容:“哎呀呀!王医生,快点来吧!不得了啦,烧得很厉害!”毛泽东的脸因发烧而涨得通红,音调稍带些颤抖。王鹤滨听毛泽东这么一说,内心更加愧疚,眼泪也差点掉下来。他急忙给毛泽东注射了抗生素药剂。
因为患的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大病,经过及时治疗,毛泽东几天后病就痊愈了。
毛泽东喜欢卧位看书,这在有些人眼里,被视为是一种不良习惯。但王鹤滨根据自己的分析思辩,认为这恰恰是有一定科学依据合乎生理卫生要求的。这样有益于增加持续力,还有助于增加记忆力。对毛泽东而言,又是他强迫自己挤出时间,增强思维活动,增强大脑能力的一种办法。
卧位看书或许是有益的,但吸烟无论从哪个方面看,对人体都是有害的。而毛泽东多年形成了吸烟的嗜好,王鹤滨总想通过自己的努力,使毛泽东把这个不良的嗜好戒除掉。
王鹤滨觉得,烟草中的尼古丁可使毛细血管收缩,使血压升高,也使脑压升高。在这个过程中,大脑的活动处于一种亢奋的状态,产生一时的才思敏捷,思维活跃,提高创造力。但为了保持这种效果,不断吸烟甚至增加吸烟量,形成恶性循环,终将导致脑、心肺的毛细血管提早出现硬化。而且,吸烟还是患肺癌的主要元凶。
在王鹤滨担任毛泽东的保健医生期间,他策动了一场促使毛泽东戒烟的“运动”。他鼓动全体卫士,毛泽东的女儿,以及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的孩子,在毛泽东吸烟的时候,采取劝说或直接没收的方式(只有女孩子们敢于采取),阻止毛泽东吸烟。
在医务人员的解说下,毛泽东本人也知道了吸烟的危害。他也曾配合,同意工作人员在他的口袋里放一些瓜子、水果糖,在烟瘾上来的时候,以此来替代。但最终毛泽东还是感觉不可行。
毛泽东对王鹤滨说:“烟,我吸进去的并不多,大半是在手中燃烧掉的。没有香烟在手上,或吸上几口,在思考问题时,总觉得缺少点什么。有了香烟在手,就好像补充了这个不足。糖和瓜子,起不到这个作用。”
王鹤滨感到这是毛泽东的肺腑之言。他觉得作为一个保健大夫,是要通过自己的工作,让自己的保健对象身心健康和愉悦,而不该是在你做工作后,使他们感到痛苦和不适。因此,他最后不得不决定结束这场戒烟运动。
(摘自《红墙医生——我亲历的中南海往事》)
王鹤滨对于他在担任毛主席保健医生的事一直记忆忧新。虽然保健工作有纪律,保健大夫之间不能互相串门,不能互相谈论自己保健对象的情况。但在中南海里的保健大夫们,因为年龄相近,总有工作间的接触,有时还有相互替班的情况,又属于同一个小单位,开会讨论问题,言谈见解也很投契,所以大家相处得十分融洽。许多年后,他们还能追忆起一些互相关照的故事。
有一次,王鹤滨陪同毛泽东,住到了城西万寿路的新六所。到那里的第二天,王鹤滨见毛泽东尚未起床,就抽空回中南海办点事。谁知人刚到中南海,就接到汪东兴的电话:“王医生,你马上回来,李讷病了!”
王鹤滨放下电话,急忙向交通科要了车回新六所。轿车驶出了中南海的新华门后,年轻的司机邸运田问王鹤滨:“事情急不急,我想路过西单商场时买点东西。”
“要去快点去,不要耽搁,毛主席的女儿李讷病了!”王鹤滨觉得不应该,但还是有点勉强地同意了。司机把车开到西单商场门口,就下车买东西去了。王鹤滨坐在车里,不知不觉睡着了,时间究竟耽搁了多久也不知道……
等司机回来,开车赶到新六所,停在毛泽东住的那栋楼前时,王鹤滨看到汪东兴正焦急地站在那里。见王鹤滨下车,汪东兴忙不迭地对他说:“快点!怎么搞的,汽车开了这么久?打电话给交通科问,说是车子早就开走了。快进去!主席发烧了!”
王鹤滨这才知道,汪东兴在电话中说的李讷是毛泽东的代称。可这在事前没有约定过,王鹤滨并不知道这个“代称”,要是知道的话,他是绝不会答应司机在中途办事的要求的。
王鹤滨也顾不上说什么,快步进入楼里,看到了朱德的保健大夫翁永庆。翁永庆已经把抗生素吸进了针管里,正准备去毛泽东的卧室。他一见王鹤滨来了,就立即把针管递过去,说:“鹤滨,快去,等你时间很久了。主席一再问你怎么还不来,只好把我先招呼来顶替你。”
此时,王鹤滨已来不及到盥洗室去洗手了,迅速拿碘酒和酒精棉球擦了两遍手,接过注射器向毛泽东的卧室走,也没有同翁永庆说一句道谢的话。
毛泽东此刻正躺在卧室里,他见王鹤滨走进来,露出快慰面容:“哎呀呀!王医生,快点来吧!不得了啦,烧得很厉害!”毛泽东的脸因发烧而涨得通红,音调稍带些颤抖。王鹤滨听毛泽东这么一说,内心更加愧疚,眼泪也差点掉下来。他急忙给毛泽东注射了抗生素药剂。
因为患的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大病,经过及时治疗,毛泽东几天后病就痊愈了。
毛泽东喜欢卧位看书,这在有些人眼里,被视为是一种不良习惯。但王鹤滨根据自己的分析思辩,认为这恰恰是有一定科学依据合乎生理卫生要求的。这样有益于增加持续力,还有助于增加记忆力。对毛泽东而言,又是他强迫自己挤出时间,增强思维活动,增强大脑能力的一种办法。
卧位看书或许是有益的,但吸烟无论从哪个方面看,对人体都是有害的。而毛泽东多年形成了吸烟的嗜好,王鹤滨总想通过自己的努力,使毛泽东把这个不良的嗜好戒除掉。
王鹤滨觉得,烟草中的尼古丁可使毛细血管收缩,使血压升高,也使脑压升高。在这个过程中,大脑的活动处于一种亢奋的状态,产生一时的才思敏捷,思维活跃,提高创造力。但为了保持这种效果,不断吸烟甚至增加吸烟量,形成恶性循环,终将导致脑、心肺的毛细血管提早出现硬化。而且,吸烟还是患肺癌的主要元凶。
在王鹤滨担任毛泽东的保健医生期间,他策动了一场促使毛泽东戒烟的“运动”。他鼓动全体卫士,毛泽东的女儿,以及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的孩子,在毛泽东吸烟的时候,采取劝说或直接没收的方式(只有女孩子们敢于采取),阻止毛泽东吸烟。
在医务人员的解说下,毛泽东本人也知道了吸烟的危害。他也曾配合,同意工作人员在他的口袋里放一些瓜子、水果糖,在烟瘾上来的时候,以此来替代。但最终毛泽东还是感觉不可行。
毛泽东对王鹤滨说:“烟,我吸进去的并不多,大半是在手中燃烧掉的。没有香烟在手上,或吸上几口,在思考问题时,总觉得缺少点什么。有了香烟在手,就好像补充了这个不足。糖和瓜子,起不到这个作用。”
王鹤滨感到这是毛泽东的肺腑之言。他觉得作为一个保健大夫,是要通过自己的工作,让自己的保健对象身心健康和愉悦,而不该是在你做工作后,使他们感到痛苦和不适。因此,他最后不得不决定结束这场戒烟运动。
(摘自《红墙医生——我亲历的中南海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