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千年的尘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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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窑为宋代五大名窑之一,与汝、钧、官、哥窑齐名,同时也是中国八大窑系之一,以烧造白瓷驰名。窑址在今河北省曲阳县涧磁村及东西燕山村一带,因曲阳县宋代隶属定州,故得名。据考证,定窑创烧于中晚唐,极盛于北宋,至元代因战乱逐渐消失,定窑生产工艺遂成为不解之谜。
  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被称为中国近代古陶瓷研究先驱的叶麟趾先生,为寻找定窑遗址走向田野,根据实地调查,在1934年印行的《古今中外陶瓷汇编》一书中首次提出定窑遗址在河北省曲阳县剪子村(涧磁村)和仰泉村(燕川村)一带,沉睡近千年之久的历史名窑终于被首次披露于世。
  随后的70余年中,中外古陶瓷学者多次对定窑遗址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考古调查,河北省文物部门于1960年至1962年、1985年至1987年、2009年至2010年先后三次对定窑遗址进行了主动性的考古发掘,出土了数量巨大的定窑各时期瓷器和窑具,为全面了解定窑的生产历史和工艺发展的全过程提供了丰富翔实的第一手资料。
  依据考古发掘及墓葬出土实物佐证,专家学者对定窑的烧制历史做出推测:定窑自唐代创烧,曾烧制与邢窑类似的白瓷产品。五代时期定窑瓷业兴盛,烧制技术日臻成熟,出现了刻花、划花、剔花等纹饰。宋代时,定窑瓷业达到鼎盛,技术不断创新,烧制水平、造型、装饰艺术完全成熟,已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因此能取代唐代邢窑的白瓷窑宗地位。北宋初年始,定窑开始贡御,后成为贡御时间最长的窑址。金代定瓷承宋余韵,有的甚至超越了宋瓷,也曾入贡宫廷,但总的来说已逐渐走向衰落,烧制质量日益粗陋,至元代废灭。
  新西兰中国古陶瓷专家路易·艾黎先生在《瓷国游历记》一书中由衷地喟叹:“回顾在中国所见到的许多古窑窑址,没有一个能比得上古定窑窑址能提供这样多的、反映宋代人民生活与文化的实际情况。”毋庸置疑,中国定窑在河北曲阳一带发祥并兴隆六七百年,必定有其深层次的原因,我们的前辈在开创定窑事业时也必定是付出了艰苦卓绝的劳动,而我们在感叹前辈艺术大师所留下的风华绝代的艺术作品的同时,对脚下所裸露和深藏的历史千年的文化积淀,更多的是感到了一份责任,一种担当。如果说研究恢复定窑传统生产工艺是历史赋予当代的一项重任,那么将这些研究成果以文字著录的形式保留下来,为后人研究发展定窑艺术提供资料借鉴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基于此,我们历时三年之久推出大型文献类图书《中国定窑》。该书分上、下两卷,上卷从《定窑概论》到《成型工艺》《装饰工艺》再到《考古发掘与研究》凡十一个篇章,下卷从《定窑研究及恢复》到《当代定窑工艺研究》再到《当代定窑发展》凡八个篇章,依据考古全方位阐释中国定窑崛起的社会背景、文化风貌、艺术借鉴等,全书对文献记载的考证、对发掘遗址遗迹的分析、对定窑各时期产品造型、装饰风格的论述,尽可能做到阐述科学、全面和翔实,并附清晰的图片给予充分的论证;同时,对定窑拉坯成型工艺、刻划花工艺、施釉工艺、覆烧工艺等都做了细致的解读和分析,将生产过程中之要领、难点及创作手法一一解析并作以示范。示范图片分解到位,工艺连续性强,画面清晰干净,具有很强的指导性。如拉坯工艺中对定窑“薄如纸”艺术特色的技术把握,对竹丝刷痕、底方口圆的手工诠释:刻划花工艺中可看出一招一式的刀锋走向和一花一叶的组合过程;印花工艺中制范、描稿、拓印、奏刀、拍印等过程细节一一展示……一张张精美的图片把定窑传统生产工艺淋漓尽致地予以解读,令述说更为直观、易懂。
  该书的另外一个亮点,则是在图录部分收入大量古代、当代定瓷精品、珍品,尤其是古代定瓷部分,不仅包括定窑当地出土的大量精品,还收入了包括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首都博物馆、上海博物馆等国内各大博物馆以及英国、法国、美国、日本等国外博物馆收藏的定瓷珍品。每件藏品尽量从不同角度全方位呈现中国定瓷的艺术特色和史料价值,是目前出版的同类书中收录最为全面的。
  翻开《中国定窑》一页页印制精美的图片,定瓷艺术的灿烂辉煌与一脉相承如同一幅优美的历史画卷,徐徐展现在我们面前,美轮美奂。
  曲阳县涧磁村出土的白釉凤首壶,是流行于唐代的一种陶瓷器,其造型模仿古波斯萨珊银壶的风格,壶口捏塑成前窄后宽的鸭嘴形,上面配有凤首形壶盖,壶颈细长,瓜形腹,壶柄采用定窑执壶通常所用的结带双泥条柄,下呈喇叭形高足。这件凤首壶造型优美,胎釉洁白细腻,在保持了萨珊银壶总体风格的基础上,融人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带有明显的自身特色,堪称中外文化完美结合的典范,是晚唐定窑白瓷中罕见的精品。我国瓷器制造业之所以能够长期不断推陈出新,繁荣发展,或许正是这样兼容并蓄,善于学习的风格使然吧。
  经过唐代的不断改进烧造工艺,时至五代时期,定窑迎来烧瓷史上的第一个高峰。这个时期窑器通常胎体洁白,光洁莹润,釉色品质达到历史上的巅峰,出现了大量融观赏、实用于一体的精美器皿。如现藏于曲阳县文物保管所的定窑白釉敛口碗就是一件五代时期的定窑器。此碗高4.6厘米,口径14.5厘米,底径3.9厘米。口内敛,直腹下收,平底小足。胎体坚质,釉色乳白,光洁莹润,对光有透影感。这件敛口碗釉面如同和田玉一般,光泽温润含蓄而不刺目,仔细端详,就好似一不施粉黛的素衣女子,天然不饰雕琢,不过却是气质天成。正是因了这种淡雅清素的风格,因而成就了定瓷的欣赏观念,世人也就有了“定瓷天下白”的说法。
  进入北宋时期的定窑,不仅在装饰纹饰上发生了转变,成型工艺亦更显成熟。故宫博物院藏定窑刻花梅瓶,高37.1厘米,口径4.7厘米,足径7.8厘米。瓶小口折沿,短颈,丰肩,肩下渐收敛,圈足,是宋代定窑梅瓶的标准式样。此瓶通体施白釉,釉色柔和,白中闪黄。肩部一周刻菊瓣纹,腹部刻缠枝莲纹,下部刻上仰蕉叶纹,刻花清晰婉转,深浅有致,莲花简洁典雅,线条流畅,显示出这一时期定窑刻花技术的娴熟。这件定窑刻花梅瓶造型挺拔、优美,极具典雅气质,宛若一翩翩仙子,观之令人生出无限遐思,却又无丝毫狎昵之心。   另一件故宫博物院藏定窑白釉孩儿枕,亦反映出这一时期定窑成型工艺的成熟。这件孩儿枕长30厘米,宽11.8厘米,高18.3厘米。枕作孩儿伏卧于榻上状,以孩儿背作枕面。孩儿双臂环抱垫起头部,右手持一绣球,两足交叉上跷,身穿长衣坎肩,长衣下部印团花纹。榻边为模印花纹,四面开光,其中一面凸起螭龙,相对的一面光素,其余两面凸起如意头纹。枕身釉面呈牙黄色,底素胎,开两孔。此件孩儿枕塑形优美,人物形态活泼、悠然,为定窑上乘之作,亦是中国古代瓷器中的珍品。枕是睡觉时垫首用具,在中国古代人们喜欢使用玉枕、瓷枕,宋代女词人李清照在《醉花阴·九日》中写道:“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销金兽。佳节又重阳,玉枕纱橱,半夜凉初透。”正是因为玉、瓷可以颐神养性,甚至有明目益睛的作用,人们才会对玉枕、瓷枕情有独钟。其实,瓷枕除了釉面可以降温,在构造上还具有优势:瓷枕比较高,内部不少都是空心的,枕下开孔可以用来散热、去潮以及通风,在天气炎热的时候保持枕头清爽,枕在上面清凉沁肤、爽脑怡神,充分显示了陶瓷艺人的聪明才智。难怪古人热情讴歌瓷枕——“一枕五更风”。
  北宋晚期,定窑首创覆烧法,这种创新的烧制方法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空位空间,既可节省燃料,又可防止器具变形,从而降低了成本,大幅度提高了产量。这一时期的器物口沿多不施釉,称为“芒口”,芒口处常常镶金、银、铜质边圈以掩饰芒口缺陷,此为定窑一大特色。故宫博物院藏定窑印花缠枝牡丹莲花盘,高5.4厘米,口径30.4厘米,足径13.6厘米。此盘侈口,浅腹,圈足。里口凸起弦纹两道,以回纹将盘内壁与内底隔开,内底饰莲花、荷叶纹各五组,内壁饰缠枝牡丹纹两周,两层牡丹上下交错,排列有序。盘内外施白釉,釉色白中泛微黄,属北宋后期典型的“牙黄色”。口沿因芒口镶铜,外壁可见旋痕及因釉下垂而形成的泪痕,具定窑瓷器的典型特征。这件印花缠枝牡丹莲花盘器型大而规整,印花繁而不乱,线条清晰流畅,充满了浓郁的艺术气息,充分显示出定窑高超的印花装饰技法,是难得的定窑珍品。
  追寻历史的脚步,再现定窑的灿烂与辉煌。《中国定窑》一书三十余万字,近两千幅图片,展示给我们的绝不仅仅是这些历久弥新的瓷器瑰宝,更有前辈大师在开创探索定窑工艺过程中所付出的艰辛努力。定窑器物的纯净大气及其所蕴含的历史文化内涵与艺术气质令我们折服,历史轮回的沧桑与恢弘令我们震撼,当定窑的发展脉络越来越清晰,当我们一步步走近定窑时,却发现它的内涵远比我们已知的更加丰富多彩。
  元代刘祁的《归潜志》有联语:“定州花瓷瓯,颜色天下白。”定窑作为继唐代邢窑白瓷之后兴起的瓷窑体系,并能后来居上历经数代辉煌,期间的风雨飘摇、坎坷沧桑我们不得而知,只能凭想象去揣测一二。要想揭开历史千年的尘封,客观再现定窑生产实践的本来面目,我们仍有很多工作要做。
  相信今后随着地下文物发掘新成果的出现,一些历史未解之谜或许会找到新的佐证,有关定窑的现有论述或许也会随之改写,但是这丝毫不会影响到我们探究定窑艺术的热情,因为定瓷的迷人之处不在于它有多少为大家所知,倒是那层未曾揭开的神秘面纱,恰恰是我们所满心期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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