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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王朝建立于唐末五代长期社会动荡之后。鉴于前代历史教训，宋太祖立国之初即推行佑文政策，陆续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提高文官地位的措施。后世皇帝均奉行祖宗之法，大都对文人士大夫采取优容政策，士大夫的社会地位有了很大提高。这些不同于前代官僚群体的宋代士大夫所具有的从政精神，对宋代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
宋仁宗年间，范仲淹系国之安危、时之众望于一身，怀着强烈的忧患意识，推动了“庆历新政”改革。他提出“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等十项改革纲领，主要内容包括：严明官吏的升降，抑制做官的侥幸途径，防止任人唯亲，避免官员冗滥，均衡官吏职田分配收入，杜绝违法乱纪，以及重视农桑、整治军备、减轻百姓负担等。其中，廉洁吏治是改革的重点，也是推动改革的焦点。庆历三年（1043年）新政正式实施，朝廷派员对地方官的德才政绩进行考察，一批庸碌贪财、不称其职的官员被裁撤，一些勤政廉洁、贤能务实的官员得到提拔。虽然遭到守旧官僚的激烈反对，“庆历新政”很快就结束了，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当时的政风，并对王安石领导的规模更为宏大的“熙宁变法”产生了直接影响。
在政治风云变幻之中，更有一些士大夫即便仕途失意，依然能够坚持匡世济民的治国理念，这种百折不回的精神尤为难能可贵。例如：范仲淹曾经三次被贬官，始终“不以毁誉累其心，不以宠辱更其守”。王安石两次被罢相，仍然“以文章节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经济为己任”。欧阳修因支持改革新政而屡遭贬官，并被诬为朋党，他作《朋党论》明示自己的忧国忧民之心：“（君子）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此后30余年，欧阳修逢人所谈，主要就是以前的士大夫所不屑的包括司法审判和行政管理等“吏事”，对当时及南宋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种身处逆境仍不改忧国忧民之志的精神，值得后世传承。
两宋之世经由科举从政的士大夫，往往具有很高的知识水平和道德修养，他们长年浸润“性理之学”、“心性之学”，十分注重自觉地完善自身德行。这种集人生哲学与道德修为于一体的政治伦理，深刻塑造了士大夫廉洁自重的从政精神。南宋大儒朱熹说：“君子所以为君子，以其仁也。若贪富贵而厌贫贱，则是自离其仁，而无君子之实矣，何所成其名乎？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他把传统士大夫倡导的“仁”阐释为做人应遵守的基本道义，为官者只有坚守道义，才能戒掉贪欲，做到清廉从政。宋末名士罗大经在《鹤林玉露》中，品评两宋政治人物和史事时精辟概括“士大夫若爱一文，不值一文”，可以说是许多士大夫的从政信条。
一批士大夫以古今圣贤为榜样，不仅自己清廉自重，而且勇于与危害国家和平民利益的贪腐行为作坚决的斗争。宋仁宗在位时，包拯曾7次上书弹劾担任过知州和转运使的贪官王逵，终于使王逵受到惩治。在至今可见的《包孝肃公奏议》中，大都是要求惩治贪污腐败等犯罪行为的奏折。天圣二年（1024年），梓州路提点刑狱王继明按劾知梓州王世昌“昏耄不治”，王世昌被罢免。至和年间（1054年—1056年），淮西地区发生蝗灾，山阳县尉李宗因残害请求治蝗的百姓，被提点刑狱孙锡奏劾而罢职。孝宗时期，朱熹任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曾6次上书弹劾贪赃枉法的知台州唐仲友，唐仲友终被免职。士大夫对贪腐行为的斗争无所畏惧，甚至连皇帝本人如有“违于礼而妄作”的情形，也会被士大夫们抵制。张尧佐是宋仁宗宠妃张贵妃的伯父，因贵妃之力而被越级升迁，殿中侍御史唐介等士大夫得知后极力反对，宋仁宗最后也只得取消这一任命。由此可见，在宋代士大夫的制约之下，皇帝也不能凭一己喜怒而随意赏赐任免，士大夫跟种种贪腐行为的强烈斗争，对吏治清明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宋代有大量长期饱受儒家义理思想熏陶的士大夫进入官场，他们不仅自觉提高克己戒贪、清正廉洁的个人操守，而且还怀着强烈的关心民生疾苦、维护社会公正的社会责任感。
天圣八年（1030年）进士陈希亮在地方和中央先后任官30余年，为人刚直寡欲，大公无私，王公贵人也很忌惮他。嘉祐二年（1057年），陈希亮担任开封府判官。朝廷因三司事务冗繁，簿书留滞，又命他兼理开拆司。地方三司簿书滞留成百上千件，他日夜考核属吏督促审理，9个月时间完成了三分之二，并严厉惩罚了不称职的官吏。当时荣州18口盐井，由于年份较长，几近枯竭，但地方官仍然课税如初，导致300余家盐户破产抵税。陈希亮得知后，退还了盐户被没收的财物，减免赋税30余万斤。陈希亮严而不残的为官之道，得到世人的尊敬。
宋代立国300余年，虽然面临来自内部与周边的诸多新问题与新挑战，但仍然造就了中国历史上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又一个高峰。它在物质文明、人文精神方面的突出成就，在政治文明、制度建设方面的独到建树，使其无愧为历史上文明昌盛的辉煌阶段。这些成就的取得，与宋代士大夫勤政爱民、反腐倡廉、清明公正的从政精神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这种精神作为中国古代優良的政治文化传统，对于复兴中华文明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摘自七一网 七一客户端/《北京日报》）
“先忧后乐”的忧患意识
宋仁宗年间，范仲淹系国之安危、时之众望于一身，怀着强烈的忧患意识，推动了“庆历新政”改革。他提出“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等十项改革纲领，主要内容包括：严明官吏的升降，抑制做官的侥幸途径，防止任人唯亲，避免官员冗滥，均衡官吏职田分配收入，杜绝违法乱纪，以及重视农桑、整治军备、减轻百姓负担等。其中，廉洁吏治是改革的重点，也是推动改革的焦点。庆历三年（1043年）新政正式实施，朝廷派员对地方官的德才政绩进行考察，一批庸碌贪财、不称其职的官员被裁撤，一些勤政廉洁、贤能务实的官员得到提拔。虽然遭到守旧官僚的激烈反对，“庆历新政”很快就结束了，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当时的政风，并对王安石领导的规模更为宏大的“熙宁变法”产生了直接影响。
在政治风云变幻之中，更有一些士大夫即便仕途失意，依然能够坚持匡世济民的治国理念，这种百折不回的精神尤为难能可贵。例如：范仲淹曾经三次被贬官，始终“不以毁誉累其心，不以宠辱更其守”。王安石两次被罢相，仍然“以文章节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经济为己任”。欧阳修因支持改革新政而屡遭贬官，并被诬为朋党，他作《朋党论》明示自己的忧国忧民之心：“（君子）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此后30余年，欧阳修逢人所谈，主要就是以前的士大夫所不屑的包括司法审判和行政管理等“吏事”，对当时及南宋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种身处逆境仍不改忧国忧民之志的精神，值得后世传承。
“重义轻利”的精神世界
两宋之世经由科举从政的士大夫，往往具有很高的知识水平和道德修养，他们长年浸润“性理之学”、“心性之学”，十分注重自觉地完善自身德行。这种集人生哲学与道德修为于一体的政治伦理，深刻塑造了士大夫廉洁自重的从政精神。南宋大儒朱熹说：“君子所以为君子，以其仁也。若贪富贵而厌贫贱，则是自离其仁，而无君子之实矣，何所成其名乎？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他把传统士大夫倡导的“仁”阐释为做人应遵守的基本道义，为官者只有坚守道义，才能戒掉贪欲，做到清廉从政。宋末名士罗大经在《鹤林玉露》中，品评两宋政治人物和史事时精辟概括“士大夫若爱一文，不值一文”，可以说是许多士大夫的从政信条。
一批士大夫以古今圣贤为榜样，不仅自己清廉自重，而且勇于与危害国家和平民利益的贪腐行为作坚决的斗争。宋仁宗在位时，包拯曾7次上书弹劾担任过知州和转运使的贪官王逵，终于使王逵受到惩治。在至今可见的《包孝肃公奏议》中，大都是要求惩治贪污腐败等犯罪行为的奏折。天圣二年（1024年），梓州路提点刑狱王继明按劾知梓州王世昌“昏耄不治”，王世昌被罢免。至和年间（1054年—1056年），淮西地区发生蝗灾，山阳县尉李宗因残害请求治蝗的百姓，被提点刑狱孙锡奏劾而罢职。孝宗时期，朱熹任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曾6次上书弹劾贪赃枉法的知台州唐仲友，唐仲友终被免职。士大夫对贪腐行为的斗争无所畏惧，甚至连皇帝本人如有“违于礼而妄作”的情形，也会被士大夫们抵制。张尧佐是宋仁宗宠妃张贵妃的伯父，因贵妃之力而被越级升迁，殿中侍御史唐介等士大夫得知后极力反对，宋仁宗最后也只得取消这一任命。由此可见，在宋代士大夫的制约之下，皇帝也不能凭一己喜怒而随意赏赐任免，士大夫跟种种贪腐行为的强烈斗争，对吏治清明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为民请命”的民本思想
宋代有大量长期饱受儒家义理思想熏陶的士大夫进入官场，他们不仅自觉提高克己戒贪、清正廉洁的个人操守，而且还怀着强烈的关心民生疾苦、维护社会公正的社会责任感。
天圣八年（1030年）进士陈希亮在地方和中央先后任官30余年，为人刚直寡欲，大公无私，王公贵人也很忌惮他。嘉祐二年（1057年），陈希亮担任开封府判官。朝廷因三司事务冗繁，簿书留滞，又命他兼理开拆司。地方三司簿书滞留成百上千件，他日夜考核属吏督促审理，9个月时间完成了三分之二，并严厉惩罚了不称职的官吏。当时荣州18口盐井，由于年份较长，几近枯竭，但地方官仍然课税如初，导致300余家盐户破产抵税。陈希亮得知后，退还了盐户被没收的财物，减免赋税30余万斤。陈希亮严而不残的为官之道，得到世人的尊敬。
宋代立国300余年，虽然面临来自内部与周边的诸多新问题与新挑战，但仍然造就了中国历史上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又一个高峰。它在物质文明、人文精神方面的突出成就，在政治文明、制度建设方面的独到建树，使其无愧为历史上文明昌盛的辉煌阶段。这些成就的取得，与宋代士大夫勤政爱民、反腐倡廉、清明公正的从政精神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这种精神作为中国古代優良的政治文化传统，对于复兴中华文明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摘自七一网 七一客户端/《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