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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探讨女性农民工抑郁症状与工作和社会压力的关系.方法 整群随机抽取福州市两家大型鞋厂1 414名女性农民工进行问卷调查.问卷内容包括抑郁自评量表(CES-D)、付出—回报失衡量表(ERI)、生活压力问卷等.采用协方差分析、卡方检验、Pearson相关矩阵分析等方法进行分析.结果 福州市鞋厂女性农民工抑郁症状的总平均分(15.5±7.1)高于全国城市女性常模(13.4±10.5)和对照人群(14.0±6.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工作压力各因素评分(“下班后放松”除外)在不同抑郁症状组间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且各因素的评分均随抑郁症状程度的增加呈剂量—反应关系;肯定抑郁症状组的生活压力因素得分高于无抑郁症状和可能抑郁症状组,得分随抑郁症状程度加重而增加(F=43.61,P＜0.01);工作压力和生活压力与抑郁症状均呈一定的正相关(r=0.36、0.32,P＜0.01).结论 工作压力和生活压力可能是女性农民工抑郁症状的危险因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