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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衍曾在《戏剧抗战三年间》中写道：“有了二十年历史的‘新戏剧’，在中国始终是一种既非‘中国’的，又非‘大众’的孤立的东西。”(1)应该说，这一批评多少道出了作为舶来品的戏剧在中国的尴尬命运。但另一方面。这种大煞风景的戏剧现状之描述并不意味着在民族性和现代性道路上探索的戏剧先驱们足迹的湮灭。西方戏剧如何步人中国的土地。从而建构起具中国气派的戏剧，是历辈戏剧家的艺术梦想。在我看来，在中国现代戏剧之林中，从美学的高度揭示戏剧的诗性品格，并自觉地实践这一探寻的，余上沅可谓开山之先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