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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官员财产是一本糊涂账，他们就总有瞒天过海的条件、机会和动力。因此，实施官员财产公开申报制度，不仅必要而且紧迫，同时还要尽快从道德层面过渡到法律层面
有“表哥”之称的陕西省安监局长杨达才刚被神通广大的网民扳倒，56岁的广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番禺分局政委蔡彬又紧跟着“中枪”。有网友晒出蔡彬及其家庭成员名下拥有21处房产的“个人名下房地产登记情况查询证明”，经权威渠道查证，这份“查询证明”属实。粗略估算，这21处房产总计7203.33平方米，总价至少4000万元（除两处厂房）。虽然在事发当天，蔡大政委像当初的杨局长一样矢口否认，并貌似幽默地表示“如果自己真有那么多房子，肯定很高兴”，但没过几天，上级部门就证明他的幽默是真正的黑色幽默，他因严重瞒报财产而被停职。
至此，似乎从未偏靶的网络爆料又一次验证了它的威力。网民们更是热情高涨地投入到了舆论狂欢、道德围观和有罪推论之中，并将新一轮的关注转移到对下一个落马贪官的期待中。
但只要冷静思考，就不难发现，这种点射式的网络反腐绝非长久之计。且不说网民们的三板斧很容易有针对性地丰富和完善贪官们的“反侦察教材”，以至于一个“表哥”倒下后，更多的“表哥、帽姐、包姨、房叔”们吃一堑长一智，全线收敛言行和降低配置，使得贪腐之举向更隐蔽、更安全的地界转移；而更令人担忧的是，这类被戏称为“隔墙扔砖头、砸谁谁倒霉”的肃贪根本无法破解如何由小概率事件到大范围约束的难题。
月薪万元的正处级官员蔡彬的21套房产并不是贪官囤房的纪录。盘点一下近年来曝光的贪官业绩，比如浙江省药监局原局长黄萌拥有房产84套，山东省原副省长黄胜拥有房产46套，广东茂名市原市委书记罗荫国名下拥有房产67套，杭州市原副市长许迈永拥有房产25套，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原州长杨红卫拥有房产23套……不难发现，作为大宗财产的住房，已经成为贪官贪腐的主要目标和载体，他们动辄几十套的豪宅与普通百姓一房难求的现状形成鲜明对比，公众有理由质问，是什么样的忽略和纵容才使得这些“公仆”的黑金由零积累到了惊人的天文数字？难怪人民论坛对此评论称：谁还敢相信腐败分子是“极少数”？
于是，严峻的现实又在千呼万唤着官员财产公开申报制度的尽快实施。不受制约的权力必定导致腐败早已成为全民共识。只要官员财产是一本糊涂账，他们就总有瞒天过海的条件、机会和动力。物欲的巨大诱惑和监督的形同虚设让他们的理智远远地退到了情感的背后，留下的，是一个个似乎永远填不饱的胃口。
今年早些时候，徐州市贾汪区政府的600多名科级干部因自晒家底而被看做官员公布财产的里程碑之举。但随后的结果注定了其活报剧的性质：在抽查的100名干部个人公开信息中，96人的申报内容如出一辙——住房1套；除工资外无其他非正当收入。这种走过场似的申报令人遗憾地传递出两股负能量，一是仅限于科级干部的申报飘散着浓浓的“刑不上大夫”的余味；二是有申报无核实的操作反倒为隐藏的贪官发了一张冠冕堂皇的通行证。因此，从这个维度来看，实施官员财产公开申报制度，不仅必要而且紧迫，同时还要尽快从道德层面过渡到法律层面，只是有个前提：一定要全覆盖和全天候，不能有死角和盲区，更不能让官员自说自话轻易过关，还要辅以行之有效的后续手段，否则，公众仍将无法看到官员们的真实面孔，仍然只能在他们某一天落马时感叹“这不就是当初反腐口号喊得山响的那位吗”？
（链接）
点射式的网络反腐绝非长久之计，被戏称为“隔墙扔砖头、砸谁谁倒霉”的肃贪无法破解如何由小概率事件到大范围约束的难题，严峻的现实又在呼唤着官员财产公开申报制度的实施
有“表哥”之称的陕西省安监局长杨达才刚被神通广大的网民扳倒，56岁的广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番禺分局政委蔡彬又紧跟着“中枪”。有网友晒出蔡彬及其家庭成员名下拥有21处房产的“个人名下房地产登记情况查询证明”，经权威渠道查证，这份“查询证明”属实。粗略估算，这21处房产总计7203.33平方米，总价至少4000万元（除两处厂房）。虽然在事发当天，蔡大政委像当初的杨局长一样矢口否认，并貌似幽默地表示“如果自己真有那么多房子，肯定很高兴”，但没过几天，上级部门就证明他的幽默是真正的黑色幽默，他因严重瞒报财产而被停职。
至此，似乎从未偏靶的网络爆料又一次验证了它的威力。网民们更是热情高涨地投入到了舆论狂欢、道德围观和有罪推论之中，并将新一轮的关注转移到对下一个落马贪官的期待中。
但只要冷静思考，就不难发现，这种点射式的网络反腐绝非长久之计。且不说网民们的三板斧很容易有针对性地丰富和完善贪官们的“反侦察教材”，以至于一个“表哥”倒下后，更多的“表哥、帽姐、包姨、房叔”们吃一堑长一智，全线收敛言行和降低配置，使得贪腐之举向更隐蔽、更安全的地界转移；而更令人担忧的是，这类被戏称为“隔墙扔砖头、砸谁谁倒霉”的肃贪根本无法破解如何由小概率事件到大范围约束的难题。
月薪万元的正处级官员蔡彬的21套房产并不是贪官囤房的纪录。盘点一下近年来曝光的贪官业绩，比如浙江省药监局原局长黄萌拥有房产84套，山东省原副省长黄胜拥有房产46套，广东茂名市原市委书记罗荫国名下拥有房产67套，杭州市原副市长许迈永拥有房产25套，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原州长杨红卫拥有房产23套……不难发现，作为大宗财产的住房，已经成为贪官贪腐的主要目标和载体，他们动辄几十套的豪宅与普通百姓一房难求的现状形成鲜明对比，公众有理由质问，是什么样的忽略和纵容才使得这些“公仆”的黑金由零积累到了惊人的天文数字？难怪人民论坛对此评论称：谁还敢相信腐败分子是“极少数”？
于是，严峻的现实又在千呼万唤着官员财产公开申报制度的尽快实施。不受制约的权力必定导致腐败早已成为全民共识。只要官员财产是一本糊涂账，他们就总有瞒天过海的条件、机会和动力。物欲的巨大诱惑和监督的形同虚设让他们的理智远远地退到了情感的背后，留下的，是一个个似乎永远填不饱的胃口。
今年早些时候，徐州市贾汪区政府的600多名科级干部因自晒家底而被看做官员公布财产的里程碑之举。但随后的结果注定了其活报剧的性质：在抽查的100名干部个人公开信息中，96人的申报内容如出一辙——住房1套；除工资外无其他非正当收入。这种走过场似的申报令人遗憾地传递出两股负能量，一是仅限于科级干部的申报飘散着浓浓的“刑不上大夫”的余味；二是有申报无核实的操作反倒为隐藏的贪官发了一张冠冕堂皇的通行证。因此，从这个维度来看，实施官员财产公开申报制度，不仅必要而且紧迫，同时还要尽快从道德层面过渡到法律层面，只是有个前提：一定要全覆盖和全天候，不能有死角和盲区，更不能让官员自说自话轻易过关，还要辅以行之有效的后续手段，否则，公众仍将无法看到官员们的真实面孔，仍然只能在他们某一天落马时感叹“这不就是当初反腐口号喊得山响的那位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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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射式的网络反腐绝非长久之计，被戏称为“隔墙扔砖头、砸谁谁倒霉”的肃贪无法破解如何由小概率事件到大范围约束的难题，严峻的现实又在呼唤着官员财产公开申报制度的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