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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史与别史是两种不同的概念，杂史是古代民间文人私下所著，具有“偏、杂、短、碎”等主要特点，并不拘泥于官方正统史书的写作形式与手法，各个作品参差不齐。别史则是用来著录上不至于正史，下不至于杂史的作品与书籍，在内容与体制上具有一定的正史风貌。杂史与别史也有极大的史料价值，为后世学者研究当时的历史提供了多种角度和充实的材料，这是杂史与别史的最大贡献。所以，研究杂史与别史是具有一定意义的。
一、“杂史”与“别史”的概念
“杂史”可以归结为史部目录学的文类概念，是在正统的纪传、编年、纪事本末三种体裁之外，由私人撰写的专门用于记录帝王事迹的著述，一般只是记载一事始末、一时见闻或一家私记。
《隋书·经籍志·杂史叙》在为杂史立类时阐述：“自秦拨去古文，篇籍遗散。汉初，得《战国策》，盖战国游士记其策谋。其后陆贾作《楚汉春秋》，以述诛锄秦、项之事。又有《越绝》，相承以为子贡所作。后汉赵晔，又为《吴越春秋》。其属辞比事，皆不与《春秋》《史记》《汉书》相似，盖率尔而作，非史策之正也。灵、献之世，天下大乱，史官失其常守。博达之士，憨其废绝，各记闻见，以备遗忘。是后群才景慕，作者甚众。又自后汉已来，学者多钞撮旧史，自为一书，或起自人皇，或断之近代，亦各有志，而体制不经。又有委巷之说，迁怪妄诞，真虚莫测。然其大抵皆帝王之事，通人君子，必博采广览，以酌其要，故备而存之，謂之杂史。”
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史部七·杂史类叙》明确提出：“杂史之目，肇于《隋书》。盖载籍既繁，难于条析，义取乎兼包众体，宏括殊名，故王嘉《拾遗记》《极家琐语》，得与《魏尚书》《梁实录》并列，不为嫌也。然既系史名，事殊小说，著书有体，焉可无分。今仍用旧文，立此一类。凡所著录，则务示别裁。大抵取其事系庙堂，语关军国。或但具一事之始末，非一代之全编，或但述一时之见闻，只一家之私记。要期遗文旧事，足以存掌故，资考证，备读史者之参稽云尔。若夫语神怪，供诙调，里巷琐言，稗官所述，则别有杂家、小说家存焉。”
别史，此词最早见于南宋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四库全书》在肯定了陈振孙创立“别史”此类目的重要意义的同时，并指出“义例独善”，故而援据立类。从《四库全书总目》卷五十《史部六》别史类的小序可见：“《汉艺文志》无史名，《战国策》《史记》均附见于《春秋》。厥后著作渐繁，《隋志》乃分正史、古史、霸史诸目。然梁武帝、元帝《实录》列诸杂史，义未安也。陈振孙《书录解题》创立别史一门，以处上不至于正史，下不至于杂史者，义例独蓄今特从之。盖编年不列于正史，故凡属编年，皆得类附。《史记》《汉书》以下，已列为正史矣。其歧出旁分者，《东观汉记》《东都事略》《大金国志》《契丹国志》之类，则先资草创。《逸周书》《路史》之类，则互取证明。《古史》《续后汉书》之类，则检校异同。其书皆足相辅，而其名则不可以并列。命日别史，犹大宗之有别子云尔。包罗既广，六体兼存，必以类分，转行琐屑。故今所编录，通以年代先后为叙。”
二、“杂史”的特点
杂史类典籍的内容庞杂，归纳起来所具备的特点应有以下方面。
（一）私家记录
由于杂史大多出于私人作家之手，并且作家的基数庞大，通过众人各自见闻并各抒己见，无形中就保存了大量的珍贵历史材料。因为众作家的非官方身份，可以稍少顾忌，所言所录在诸多方面可补当时史官之失，探求春秋笔法下的历史真相，为后世之人研究当时历史提供了极为珍贵的材料与范例。
（二）率尔而作
由于杂史的作者甚众，写作能力参差不齐，在指导思想方面、体制义例等方面并非都受到封建正统史学观的严格约束，所写作品大多轻率自由、任性散漫，在“属辞比事”方面，与《春秋》《史记》《汉书》等正史作品是无法等量齐观的。
（三）兼包众体
杂史作者基数庞大，其中不可避免地存在博闻广记的文人学者，他们或于正史撰写模式不甚精通，往往自由发挥，言之成理，杂糅较多，导致“体制不经”的弊端，无形中促使杂史囊括了多种体裁形式。故而，偏、杂、短、碎是杂史类典籍的一大特点。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杂史是史书类别的名称并不是史书体裁的名称。
（四）语关军国
杂史的内容多是记载历史，可称为“事系庙堂，语关军国”。故而在史料取信方面，必须坚持“足以存掌故、资考证”，不过，杂史类的一些典籍作品也确实存在“迁怪妄诞，真虚莫测”的“里巷之语”，甚至还有“收披鄙细而通于小说者”，所以，必须以谨慎待之，并且不能和“语神怪，供诙叨，里巷所言，稗官所述”的杂家、小说家相混淆。
（五）宏括殊名
《四库全书总目》杂史类中，正目收书二十三部，存目收书一百七十九部，共二百零一部，其中不少作品典籍，体例内容特点显著，并非都是“难于条析”，由于编辑者为求省力，“宏括殊名”，合为一类，类虽强立而实难统属，这是其弊端。
三、“别史”的特点
别史类典籍的内容庞杂，归纳起来所具备的特点应有以下方面。
（一）义例独善
南宋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首创“别史”，也是为增广完善《隋志》中的史部分类而创立，其位置处于正史和杂史中间，用来著录上不至于正史，下不至于杂史的作品与书籍。由于解释和用例都别具特色，所以它得到了清修《四库全书》的肯定。
（二）上不至于正史
别史中的一些作品典籍，在内容体制等方面本质上都与正史相差无几，但是没有如同正史那样是经历了“哀断”而“悬诸令典”（《四库总目正史类叙》），没有被当时的官方以正式的诏书形式公之于众。因此，其处境是“上不至于正史”，同样也可以理解为，别史之名是派生于正史。
（三）下不至于杂史
别史中的一些作品典籍，如古史《逸周书》等，在内容的充盈性和体制的合理性上都比杂史更为完善清晰，是明显高于杂史一二档次的作品典籍，但又和正史有较远距离，故而由旧目录学家定义为“别史”，用以区分档次。别史处于“上不至于正史”且“下不至于杂史”的地位。
（四）兼包众体
此特点与杂史相若，包含了多种体裁形式，均是史书类别的名称，而非史书体裁的名称。别史的作品典籍，“包罗既广，六体兼存，必以类分，转形琐屑”，这是别史同样重要的一个特点。但这个特点违反了中国古代目录学按单项史体分类立目的基本原则，使得别史与杂史两者在立类方面显得非常不稳定。
从杂史与别史的各自的定义与特点可以明显看出，杂史与别史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概念，杂史以“偏、杂、短、碎”为主要特点，是古代民间文人私下所著，并不遵循于官方正统的史书，故而在形式与内容上都有较多不同，并且格调参差，语言文字把控能力相差较大。通过杂史的补充，人们可以窥探历史真相，对于正史中某些历史事件的模糊与曲笔，其可以加以佐证或揭露，是后世文人学者研究历史的重要资料。别史则是用来著录“上不至于正史，下不至于杂史”的作品与书籍，在内容与体制上都较杂史丰富且合理，具有一定的正史风貌。特别是一些诸如《逸周书》《战国策》《国语》等受到极大肯定且备受推崇的经典著作，这是完全有别于杂史的。
四、结语
杂史与别史虽有较多不同，但均对中国古代史学发展有着重要的贡献。随着研究的深入和课题的交叉，杂史与别史的研究必将进一步受到各方面的重视，也将会为当代人和后世了解研究我国的历史提供更多的方法，还原更多的历史真相，从而在过往的历史中汲取先人的智慧，吸取前辈的经验，使得当下的生活过得更加和谐，更加幸福。
（重庆工商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一、“杂史”与“别史”的概念
“杂史”可以归结为史部目录学的文类概念，是在正统的纪传、编年、纪事本末三种体裁之外，由私人撰写的专门用于记录帝王事迹的著述，一般只是记载一事始末、一时见闻或一家私记。
《隋书·经籍志·杂史叙》在为杂史立类时阐述：“自秦拨去古文，篇籍遗散。汉初，得《战国策》，盖战国游士记其策谋。其后陆贾作《楚汉春秋》，以述诛锄秦、项之事。又有《越绝》，相承以为子贡所作。后汉赵晔，又为《吴越春秋》。其属辞比事，皆不与《春秋》《史记》《汉书》相似，盖率尔而作，非史策之正也。灵、献之世，天下大乱，史官失其常守。博达之士，憨其废绝，各记闻见，以备遗忘。是后群才景慕，作者甚众。又自后汉已来，学者多钞撮旧史，自为一书，或起自人皇，或断之近代，亦各有志，而体制不经。又有委巷之说，迁怪妄诞，真虚莫测。然其大抵皆帝王之事，通人君子，必博采广览，以酌其要，故备而存之，謂之杂史。”
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史部七·杂史类叙》明确提出：“杂史之目，肇于《隋书》。盖载籍既繁，难于条析，义取乎兼包众体，宏括殊名，故王嘉《拾遗记》《极家琐语》，得与《魏尚书》《梁实录》并列，不为嫌也。然既系史名，事殊小说，著书有体，焉可无分。今仍用旧文，立此一类。凡所著录，则务示别裁。大抵取其事系庙堂，语关军国。或但具一事之始末，非一代之全编，或但述一时之见闻，只一家之私记。要期遗文旧事，足以存掌故，资考证，备读史者之参稽云尔。若夫语神怪，供诙调，里巷琐言，稗官所述，则别有杂家、小说家存焉。”
别史，此词最早见于南宋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四库全书》在肯定了陈振孙创立“别史”此类目的重要意义的同时，并指出“义例独善”，故而援据立类。从《四库全书总目》卷五十《史部六》别史类的小序可见：“《汉艺文志》无史名，《战国策》《史记》均附见于《春秋》。厥后著作渐繁，《隋志》乃分正史、古史、霸史诸目。然梁武帝、元帝《实录》列诸杂史，义未安也。陈振孙《书录解题》创立别史一门，以处上不至于正史，下不至于杂史者，义例独蓄今特从之。盖编年不列于正史，故凡属编年，皆得类附。《史记》《汉书》以下，已列为正史矣。其歧出旁分者，《东观汉记》《东都事略》《大金国志》《契丹国志》之类，则先资草创。《逸周书》《路史》之类，则互取证明。《古史》《续后汉书》之类，则检校异同。其书皆足相辅，而其名则不可以并列。命日别史，犹大宗之有别子云尔。包罗既广，六体兼存，必以类分，转行琐屑。故今所编录，通以年代先后为叙。”
二、“杂史”的特点
杂史类典籍的内容庞杂，归纳起来所具备的特点应有以下方面。
（一）私家记录
由于杂史大多出于私人作家之手，并且作家的基数庞大，通过众人各自见闻并各抒己见，无形中就保存了大量的珍贵历史材料。因为众作家的非官方身份，可以稍少顾忌，所言所录在诸多方面可补当时史官之失，探求春秋笔法下的历史真相，为后世之人研究当时历史提供了极为珍贵的材料与范例。
（二）率尔而作
由于杂史的作者甚众，写作能力参差不齐，在指导思想方面、体制义例等方面并非都受到封建正统史学观的严格约束，所写作品大多轻率自由、任性散漫，在“属辞比事”方面，与《春秋》《史记》《汉书》等正史作品是无法等量齐观的。
（三）兼包众体
杂史作者基数庞大，其中不可避免地存在博闻广记的文人学者，他们或于正史撰写模式不甚精通，往往自由发挥，言之成理，杂糅较多，导致“体制不经”的弊端，无形中促使杂史囊括了多种体裁形式。故而，偏、杂、短、碎是杂史类典籍的一大特点。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杂史是史书类别的名称并不是史书体裁的名称。
（四）语关军国
杂史的内容多是记载历史，可称为“事系庙堂，语关军国”。故而在史料取信方面，必须坚持“足以存掌故、资考证”，不过，杂史类的一些典籍作品也确实存在“迁怪妄诞，真虚莫测”的“里巷之语”，甚至还有“收披鄙细而通于小说者”，所以，必须以谨慎待之，并且不能和“语神怪，供诙叨，里巷所言，稗官所述”的杂家、小说家相混淆。
（五）宏括殊名
《四库全书总目》杂史类中，正目收书二十三部，存目收书一百七十九部，共二百零一部，其中不少作品典籍，体例内容特点显著，并非都是“难于条析”，由于编辑者为求省力，“宏括殊名”，合为一类，类虽强立而实难统属，这是其弊端。
三、“别史”的特点
别史类典籍的内容庞杂，归纳起来所具备的特点应有以下方面。
（一）义例独善
南宋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首创“别史”，也是为增广完善《隋志》中的史部分类而创立，其位置处于正史和杂史中间，用来著录上不至于正史，下不至于杂史的作品与书籍。由于解释和用例都别具特色，所以它得到了清修《四库全书》的肯定。
（二）上不至于正史
别史中的一些作品典籍，在内容体制等方面本质上都与正史相差无几，但是没有如同正史那样是经历了“哀断”而“悬诸令典”（《四库总目正史类叙》），没有被当时的官方以正式的诏书形式公之于众。因此，其处境是“上不至于正史”，同样也可以理解为，别史之名是派生于正史。
（三）下不至于杂史
别史中的一些作品典籍，如古史《逸周书》等，在内容的充盈性和体制的合理性上都比杂史更为完善清晰，是明显高于杂史一二档次的作品典籍，但又和正史有较远距离，故而由旧目录学家定义为“别史”，用以区分档次。别史处于“上不至于正史”且“下不至于杂史”的地位。
（四）兼包众体
此特点与杂史相若，包含了多种体裁形式，均是史书类别的名称，而非史书体裁的名称。别史的作品典籍，“包罗既广，六体兼存，必以类分，转形琐屑”，这是别史同样重要的一个特点。但这个特点违反了中国古代目录学按单项史体分类立目的基本原则，使得别史与杂史两者在立类方面显得非常不稳定。
从杂史与别史的各自的定义与特点可以明显看出，杂史与别史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概念，杂史以“偏、杂、短、碎”为主要特点，是古代民间文人私下所著，并不遵循于官方正统的史书，故而在形式与内容上都有较多不同，并且格调参差，语言文字把控能力相差较大。通过杂史的补充，人们可以窥探历史真相，对于正史中某些历史事件的模糊与曲笔，其可以加以佐证或揭露，是后世文人学者研究历史的重要资料。别史则是用来著录“上不至于正史，下不至于杂史”的作品与书籍，在内容与体制上都较杂史丰富且合理，具有一定的正史风貌。特别是一些诸如《逸周书》《战国策》《国语》等受到极大肯定且备受推崇的经典著作，这是完全有别于杂史的。
四、结语
杂史与别史虽有较多不同，但均对中国古代史学发展有着重要的贡献。随着研究的深入和课题的交叉，杂史与别史的研究必将进一步受到各方面的重视，也将会为当代人和后世了解研究我国的历史提供更多的方法，还原更多的历史真相，从而在过往的历史中汲取先人的智慧，吸取前辈的经验，使得当下的生活过得更加和谐，更加幸福。
（重庆工商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