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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及明末农民战争,人们感慨李自成推翻明朝腐朽统治历史功绩的同时,也感慨其溃败之迅速。细究起来,李自成败亡的原因固然很多,但知识分子政策的失误,不能不说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
【只用下层知识分子:埋下败亡的祸根】
说到李自成知识分子政策的失误,不妨先从他任用的谋士顾问谈起。
李自成生于陕西米脂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崇祯三年(1630年),他带领本村一批饥民投奔起义。不过,直到崇祯十三年攻入河南之前,他始终不曾吸收一名儒士,遇到重大问题,只能同身边的起义将领商议解决。
崇祯十三年秋,李自成率少数人马,从被官军围困的商洛山杀出,攻入河南淅川、内乡一带,从五十骑迅速发展至数万人,于翌年正月占领了洛阳重镇。随着起义势力的复兴,牛金星等几个失意知识分子前来投奔,李自成随即任命他们充当谋士顾问。他们对农民军军纪的整顿、人才的招聘和政权的建设等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特别是帮助李自成制订“均田免粮”的口号和“五年不征”、“不当差,不纳粮”、“平买平卖”的政策。正如郑廉的《豫变纪略》所指出:“彼其在商洛坐困时,几颠踣不振,死在呼吸间,无复有海阔天空之望。由宁南一线而纵之壑,出于柙矣。及得牛金星而用之,则鱼冲骇浪,雅闪残阳,两凶相济,搏其翼而拚以飞,其势遂不可复禁。”
不过,李自成起用的这些知识分子,大都是些下层的失意文人。如牛金星,天启七年举人,“通天官风角诸书,亦颇讲孙吴兵法”,曾做过塾师。因儿媳之死,与姻翁王士俊反目兴讼,被官绅合谋诬陷,逮进大牢,革去功名。河南人宋献策,连个秀才都不是,但粗通文墨,“精于六壬奇门遁法及图谶诸数学”。崇祯十四年,经牛金星引荐加入起义队伍后,向李自成献上“十八子主神器”的谶语。还有一位流传很广的所谓李自成的“谋主”——河南杞县的李岩,自清代以来就有不少人考证其为“乌有先生”,就算实有其人,也不过是个举人。后来,随着起义势力的不断壮大,李自成还任用了其他谋士,但层次都不高。这些下层知识分子,长期生活在乡野或江湖之间,不仅缺乏带兵打仗、从政治国的经验,而且视野狭隘,不能准确把握全国形势及其走向。他们的出谋划策,也就不免出现这样那样的偏差与失误,从而埋下日后败亡的祸根。
首先,是“均田免粮”口号和“不当差,不纳粮”、“五年不征”的政策问题。在当时,平均主义口号和政策的发布,毋庸置疑会赢得广大农民的热烈拥护,“从自成者日众”,短短一年时间,李自成的队伍就发展为百万大军。但绝对平均主义在现实中是不可能真正实现的。赋税是国家机器存在的基础,在农业社会,不征赋、不派役,百万起义大军就没有粮饷,大顺政权的机器就无法运转。没收官府库存和明宗室的大量财物,只能救一时之急,无法解长期之需。农民军虽曾实行屯田,也曾颁布一个征粮的办法,但并没有普遍推行于所有占领区,也没有长期坚持下去。所以,收入不足以支付庞大的支出。因此,攻占西安之后,大顺政权就采取追赃助饷的办法,严刑拷打迫使官绅交出财产,以充军费。在关中的渭南,乡绅南氏曾被责“饷百六十”;在河南,大顺政权的官员“下车即追比助饷。凡有身家,莫不破碎,衣冠之族,骚然不得安生。甚则具五刑,而死者比比也”。这种做法,不仅造成社会混乱,人心动荡,更严重的是将明朝的官绅乃至士大夫推向绝路,坚决站到明王朝一边,与大顺政权顽抗到底。攻占北京后,大顺政权不仅没有进行政策调整,反而将追赃助饷推向高潮,“其输饷之数,中堂十万,部院、京堂、锦衣七万,或五万、三万,科道、吏部五万、三万,翰林三万、二万、一万,部属而下,则各以千计矣。勋戚之家无定数,人财两尽而后已”,此举更使明朝大批官绅士大夫倒向清王朝或南明的弘光朝廷。吴三桂之所以在投降大顺政权后又叛清,重要原因就在于其父吴襄在北京城破后被逮捕“索饷二十万”,加上怒闻其爱妾被李自成部将刘宗敏掠去。
其次,是对当时全国形势及其走向的认识和把握问题。明末农民大起义爆发后,在中国辽阔的大地上,存在着农民军及其建立的政权(包括大顺政权和大西政权)、明王朝和清王朝三股势力的角逐。不论是明王朝镇压了农民起义军还是起义军推翻明王朝,获胜的一方最终还得与清王朝展开一场生死搏杀。而此时的李自成眼里,敌人只有明,而没有清,对形势缺乏准确的判断,未能预见到在推翻明王朝之后还将面临着与清王朝的决战。而李自成身边的那些谋士顾问,也缺乏统揽全局的眼光。进京之前,李自成拥有百万大军,却将大批主力部队分布在西北、湖广、河南、山西、畿辅等地,只带了大约8万(一说10万)部队进京。攻占北京后,对畿辅周围战略要地的防守、部署也欠妥当。京东山海关一带未派嫡系大将镇守,却寄希望于招降撤入关内的明辽东总兵吴三桂、辽东巡抚黎玉田和关门总兵高第。在辽东和关门的明朝官军受降后,李自成又只派几天前刚归顺的明总兵唐通率领原部8000人接管山海关防务,命吴三桂率部进京,根本没有预防清军入关、问鼎中原的准备,终致败亡。
【“我剪尔辈如刈草”:大顺政权的士人命运】
李自成为什么要用低层次而不是高层次的知识分子充当谋士呢?这就触及到李自成的知识分子政策问题了。
李自成出生于贫苦农民家庭,从小没有受过教育,没什么文化,并不熟知前朝开国皇帝如刘邦、朱元璋等任用知识分子夺取天下的历史经验。加上在那个“学而优则仕”的时代,读书人一旦高中,到衙门里做官,就摆起架子,作威作福,欺压百姓,李自成对此不免心生厌恶。以至起义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对知识分子采取一概拒斥的态度。崇祯十五年甚至还发生劓(削去鼻子)、刖(砍去双足)襄城诸生的事件。这种粗暴的做法,无异于为渊驱鱼,把知识分子都推向敌对营垒。此后,李自成三围开封,开封的士大夫都站到官军一边,同起义军对抗到底。二围开封期间,推官黄澍便在曹门竖起白旗,上书:“汴梁豪杰,愿从吾游者,立此旗下。”开封城里“郡王、乡绅、士民、商贾无不愿入社”,其中的“士民”就包括不少士大夫。
崇祯十五年夏秋,起义军已基本在占领的各个府县设置地方政权,急需大批文化人充当行政官员。当年年底,李自成“始议开科河北(指河南黄河以北地区)”,“一、二等者,送吏政府选官”。但这时的开科取士带有强迫性质,士子没有拒绝参加科举的自由。崇祯十六年正月,湖北德安府“遍拘诸生”参加考试,就有“宁投水不赴者”;在河南汝宁县,“伪官金有章下令考试茂才授职,规避者,处以极刑”;在陕西,应试者若“不应,则逼而致之”。河南人李模回忆他参加农民军的科举说:“……先期榜示曰:‘有不预试者,屠其家。’不得已皆出。试之日,有激愤为文大骂者,有感伤为文痛哭者,有畏祸勉应故不成章者,自成怒曰:‘我剪尔辈如刈草,但我方施仁义,且杀之不武,只杀其骂与哭者,其故不成章者皆裁去耳鼻,俟一统开科禁锢终身。’”李模大概属于“故不成章者”,结果“鼻耳皆裁去”。
除了开科取士,李自成虽也依靠牛金星等人陆续招募一些明朝进士,担任中央机构的官职,但也只是让这些归顺的进士担任具体的行政职务,未曾任用他们充当谋士顾问,说明他对高层次的知识分子还是心存疑忌。即使崇祯十七年攻占北京后,李自成也只录用四品以下的明朝降官,“三品以上独用故侍郎侯恂”,那是因为侯恂被崇祯关进了监狱,以为他必定恨透明王朝,可为农民军所用。不仅如此,李自成还规定,所有大顺政权的文官一概受武将即起义农民将领的节制。就是这些被任用的明朝降官中,李自成也从未认真征询过他们对天下大势及治国治军的意见。其实,这三千名降官中,不乏对全国形势有清醒认识并具治国治军才干者,其中有的后来降清,就被清廷擢任六部尚书甚至大学士,为清廷剿灭农民军和南明的抗清武装、确立统治地位立下了汗马功劳。
从被政治化、被意识形态化的程度而言,由古到今的中国知识分子,从来就不是一个独立的群体。他们隶属或依附于哪个政权或势力,便用所掌握的文化知识来为哪个政权或势力服务。如果李自成能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在站稳脚根之后,像刘邦、朱元璋那样礼贤下士,广泛网罗知识分子,特别是吸纳具有真知灼见,能准确判断全国形势并提出相应对策的高层次知识分子,在制定重大战略方针和政策措施时注意倾听他们的意见,是可以少犯或不犯错误,使大顺政权的统治稳定下来,阻遏、击败清王朝的进攻,进而统一全国的。
人们或许会问,如果李自成那样做,岂不要由农民领袖转化为地主阶级的代表,使其建立的农民政权转变为封建政权,从而背离下层百姓要求摆脱压迫剥削的愿望了吗?但我们切莫忘记,农民起义虽然可以给予封建统治以沉重打击,却不可能带来高于封建制度的新的社会制度,最后无不以失败告终,要么被地主阶级残酷镇压下去,要么成为地主阶级改朝换代的工具。
当然,假设不能代替历史。当年农民军、明王朝和清王朝角逐的历史,早已随风飘逝。现今我们重温历史,既应铭记李自成的历史功绩,也不应忘记其知识分子政策失误留下的深刻教训: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任何革命都将走向失败;没有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任何政权都会走向败亡。
(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明史学会理事、北京市历史学会理事)
【只用下层知识分子:埋下败亡的祸根】
说到李自成知识分子政策的失误,不妨先从他任用的谋士顾问谈起。
李自成生于陕西米脂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崇祯三年(1630年),他带领本村一批饥民投奔起义。不过,直到崇祯十三年攻入河南之前,他始终不曾吸收一名儒士,遇到重大问题,只能同身边的起义将领商议解决。
崇祯十三年秋,李自成率少数人马,从被官军围困的商洛山杀出,攻入河南淅川、内乡一带,从五十骑迅速发展至数万人,于翌年正月占领了洛阳重镇。随着起义势力的复兴,牛金星等几个失意知识分子前来投奔,李自成随即任命他们充当谋士顾问。他们对农民军军纪的整顿、人才的招聘和政权的建设等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特别是帮助李自成制订“均田免粮”的口号和“五年不征”、“不当差,不纳粮”、“平买平卖”的政策。正如郑廉的《豫变纪略》所指出:“彼其在商洛坐困时,几颠踣不振,死在呼吸间,无复有海阔天空之望。由宁南一线而纵之壑,出于柙矣。及得牛金星而用之,则鱼冲骇浪,雅闪残阳,两凶相济,搏其翼而拚以飞,其势遂不可复禁。”
不过,李自成起用的这些知识分子,大都是些下层的失意文人。如牛金星,天启七年举人,“通天官风角诸书,亦颇讲孙吴兵法”,曾做过塾师。因儿媳之死,与姻翁王士俊反目兴讼,被官绅合谋诬陷,逮进大牢,革去功名。河南人宋献策,连个秀才都不是,但粗通文墨,“精于六壬奇门遁法及图谶诸数学”。崇祯十四年,经牛金星引荐加入起义队伍后,向李自成献上“十八子主神器”的谶语。还有一位流传很广的所谓李自成的“谋主”——河南杞县的李岩,自清代以来就有不少人考证其为“乌有先生”,就算实有其人,也不过是个举人。后来,随着起义势力的不断壮大,李自成还任用了其他谋士,但层次都不高。这些下层知识分子,长期生活在乡野或江湖之间,不仅缺乏带兵打仗、从政治国的经验,而且视野狭隘,不能准确把握全国形势及其走向。他们的出谋划策,也就不免出现这样那样的偏差与失误,从而埋下日后败亡的祸根。
首先,是“均田免粮”口号和“不当差,不纳粮”、“五年不征”的政策问题。在当时,平均主义口号和政策的发布,毋庸置疑会赢得广大农民的热烈拥护,“从自成者日众”,短短一年时间,李自成的队伍就发展为百万大军。但绝对平均主义在现实中是不可能真正实现的。赋税是国家机器存在的基础,在农业社会,不征赋、不派役,百万起义大军就没有粮饷,大顺政权的机器就无法运转。没收官府库存和明宗室的大量财物,只能救一时之急,无法解长期之需。农民军虽曾实行屯田,也曾颁布一个征粮的办法,但并没有普遍推行于所有占领区,也没有长期坚持下去。所以,收入不足以支付庞大的支出。因此,攻占西安之后,大顺政权就采取追赃助饷的办法,严刑拷打迫使官绅交出财产,以充军费。在关中的渭南,乡绅南氏曾被责“饷百六十”;在河南,大顺政权的官员“下车即追比助饷。凡有身家,莫不破碎,衣冠之族,骚然不得安生。甚则具五刑,而死者比比也”。这种做法,不仅造成社会混乱,人心动荡,更严重的是将明朝的官绅乃至士大夫推向绝路,坚决站到明王朝一边,与大顺政权顽抗到底。攻占北京后,大顺政权不仅没有进行政策调整,反而将追赃助饷推向高潮,“其输饷之数,中堂十万,部院、京堂、锦衣七万,或五万、三万,科道、吏部五万、三万,翰林三万、二万、一万,部属而下,则各以千计矣。勋戚之家无定数,人财两尽而后已”,此举更使明朝大批官绅士大夫倒向清王朝或南明的弘光朝廷。吴三桂之所以在投降大顺政权后又叛清,重要原因就在于其父吴襄在北京城破后被逮捕“索饷二十万”,加上怒闻其爱妾被李自成部将刘宗敏掠去。
其次,是对当时全国形势及其走向的认识和把握问题。明末农民大起义爆发后,在中国辽阔的大地上,存在着农民军及其建立的政权(包括大顺政权和大西政权)、明王朝和清王朝三股势力的角逐。不论是明王朝镇压了农民起义军还是起义军推翻明王朝,获胜的一方最终还得与清王朝展开一场生死搏杀。而此时的李自成眼里,敌人只有明,而没有清,对形势缺乏准确的判断,未能预见到在推翻明王朝之后还将面临着与清王朝的决战。而李自成身边的那些谋士顾问,也缺乏统揽全局的眼光。进京之前,李自成拥有百万大军,却将大批主力部队分布在西北、湖广、河南、山西、畿辅等地,只带了大约8万(一说10万)部队进京。攻占北京后,对畿辅周围战略要地的防守、部署也欠妥当。京东山海关一带未派嫡系大将镇守,却寄希望于招降撤入关内的明辽东总兵吴三桂、辽东巡抚黎玉田和关门总兵高第。在辽东和关门的明朝官军受降后,李自成又只派几天前刚归顺的明总兵唐通率领原部8000人接管山海关防务,命吴三桂率部进京,根本没有预防清军入关、问鼎中原的准备,终致败亡。
【“我剪尔辈如刈草”:大顺政权的士人命运】
李自成为什么要用低层次而不是高层次的知识分子充当谋士呢?这就触及到李自成的知识分子政策问题了。
李自成出生于贫苦农民家庭,从小没有受过教育,没什么文化,并不熟知前朝开国皇帝如刘邦、朱元璋等任用知识分子夺取天下的历史经验。加上在那个“学而优则仕”的时代,读书人一旦高中,到衙门里做官,就摆起架子,作威作福,欺压百姓,李自成对此不免心生厌恶。以至起义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对知识分子采取一概拒斥的态度。崇祯十五年甚至还发生劓(削去鼻子)、刖(砍去双足)襄城诸生的事件。这种粗暴的做法,无异于为渊驱鱼,把知识分子都推向敌对营垒。此后,李自成三围开封,开封的士大夫都站到官军一边,同起义军对抗到底。二围开封期间,推官黄澍便在曹门竖起白旗,上书:“汴梁豪杰,愿从吾游者,立此旗下。”开封城里“郡王、乡绅、士民、商贾无不愿入社”,其中的“士民”就包括不少士大夫。
崇祯十五年夏秋,起义军已基本在占领的各个府县设置地方政权,急需大批文化人充当行政官员。当年年底,李自成“始议开科河北(指河南黄河以北地区)”,“一、二等者,送吏政府选官”。但这时的开科取士带有强迫性质,士子没有拒绝参加科举的自由。崇祯十六年正月,湖北德安府“遍拘诸生”参加考试,就有“宁投水不赴者”;在河南汝宁县,“伪官金有章下令考试茂才授职,规避者,处以极刑”;在陕西,应试者若“不应,则逼而致之”。河南人李模回忆他参加农民军的科举说:“……先期榜示曰:‘有不预试者,屠其家。’不得已皆出。试之日,有激愤为文大骂者,有感伤为文痛哭者,有畏祸勉应故不成章者,自成怒曰:‘我剪尔辈如刈草,但我方施仁义,且杀之不武,只杀其骂与哭者,其故不成章者皆裁去耳鼻,俟一统开科禁锢终身。’”李模大概属于“故不成章者”,结果“鼻耳皆裁去”。
除了开科取士,李自成虽也依靠牛金星等人陆续招募一些明朝进士,担任中央机构的官职,但也只是让这些归顺的进士担任具体的行政职务,未曾任用他们充当谋士顾问,说明他对高层次的知识分子还是心存疑忌。即使崇祯十七年攻占北京后,李自成也只录用四品以下的明朝降官,“三品以上独用故侍郎侯恂”,那是因为侯恂被崇祯关进了监狱,以为他必定恨透明王朝,可为农民军所用。不仅如此,李自成还规定,所有大顺政权的文官一概受武将即起义农民将领的节制。就是这些被任用的明朝降官中,李自成也从未认真征询过他们对天下大势及治国治军的意见。其实,这三千名降官中,不乏对全国形势有清醒认识并具治国治军才干者,其中有的后来降清,就被清廷擢任六部尚书甚至大学士,为清廷剿灭农民军和南明的抗清武装、确立统治地位立下了汗马功劳。
从被政治化、被意识形态化的程度而言,由古到今的中国知识分子,从来就不是一个独立的群体。他们隶属或依附于哪个政权或势力,便用所掌握的文化知识来为哪个政权或势力服务。如果李自成能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在站稳脚根之后,像刘邦、朱元璋那样礼贤下士,广泛网罗知识分子,特别是吸纳具有真知灼见,能准确判断全国形势并提出相应对策的高层次知识分子,在制定重大战略方针和政策措施时注意倾听他们的意见,是可以少犯或不犯错误,使大顺政权的统治稳定下来,阻遏、击败清王朝的进攻,进而统一全国的。
人们或许会问,如果李自成那样做,岂不要由农民领袖转化为地主阶级的代表,使其建立的农民政权转变为封建政权,从而背离下层百姓要求摆脱压迫剥削的愿望了吗?但我们切莫忘记,农民起义虽然可以给予封建统治以沉重打击,却不可能带来高于封建制度的新的社会制度,最后无不以失败告终,要么被地主阶级残酷镇压下去,要么成为地主阶级改朝换代的工具。
当然,假设不能代替历史。当年农民军、明王朝和清王朝角逐的历史,早已随风飘逝。现今我们重温历史,既应铭记李自成的历史功绩,也不应忘记其知识分子政策失误留下的深刻教训: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任何革命都将走向失败;没有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任何政权都会走向败亡。
(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明史学会理事、北京市历史学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