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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世界范围来看，无论东方还是西方，13世纪中叶至19世纪是女性受压迫最深重的时代，这一时段的女性开始反抗压迫、追求爱情、萌生独立意识。在这一阶段的文学作品中，反映女性生活的叙事文学更好地体现了丰富的女性形象。本文将从莎士比亚戏剧和元明清戏曲文学作品中女性形象的同质与异质进行探讨。
关键词：中西文学作品 女性形象 同质 异质
一、前言
文学大师莎士比亚在他的戏剧中以人物形象的刻画著称，在这些喜剧中，他塑造出各种各样富有鲜明个性的人物。而在这些喜剧中以描写女性形象表现得最为突出、显眼。莎士比亚善于描写女性，描写她们和封建道德、封建习俗和封建传统的冲突，最后争取到爱情与婚姻的幸福美好结局。在中国元明清时代，妇女社会地位低下，所以元明清时期的戏曲很多都塑造了叛逆性的妇女群像，如杜丽娘、崔莺莺、李香君等，她们敢于为了寻求婚姻自由和个性解放，与家长专制和封建礼教进行顽强抗争，这些女性形象的同质与异质都焕发出女性追求自由的人性光芒。
二、莎士比亚喜剧和元明清戏曲的概述
威廉·莎士比亚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世界最伟大的文学家，是戏剧史上的不朽神话。莎士比亚出生在英国中部艾汶河畔的斯特拉福镇。经历了从家庭殷实到落寞的变故过程。莎士比亚年幼时在当地的文法学校读书，13岁时家道中落，辍学经商。同时莎士比亚生活在英国封建制度解体、资本主义兴盛的社会转轨时期。这时的英国正受文艺复兴的影响，中世纪宗教的精神独裁被摧毁，古希腊罗马文化和思想中有生命的部分被汲取借以丰富和发展自己的民族文化。莎士比亚一生创作了38部经世不朽的作品，有悲剧、喜剧、历史剧、传奇剧等各种各样的形式，莎士比亚的喜剧主要是在1590年-1600年完成的。包括《错中错》、《无事生非》、《驯悍记》、《皆大欢喜》、《维洛那二绅士》、《温莎的风流娘儿们》、《爱的徒劳》、《仲夏夜之梦》、《威尼斯商人》、《第十二夜》等喜剧作品。在他的喜剧中，莎士比亚以诗人的敏锐洞察到人的灵魂和内心世界，蕴含着人文主义者的美好理想，创造了鲜活的人物和最动听的声音，展现了永恒不变的人性。
由于东西文化的差异，人类的戏剧在形成之初就已经分成了两大类型。一是西方文明所孕育的古希腊戏剧，二是东方文明所孕育的中国古典戏曲。13世纪中叶至19世纪西方文学正处于最光辉灿烂的时期，东方出现了戏曲的繁荣时期。元清明三代是我国戏曲发展的高峰期， 主要包括宋元杂剧、明传奇和清代地方戏，同时涌现出大量的杰出剧作。这些作品正产生于“穷天理，灭人欲”和“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宋明理学桎梏的缝隙里，在这样的社会意识中表现出很强的叛逆性与现代性。在《汤显祖评传》里徐朔方对中国古代戏曲进行了概括，他归纳为“金元杂剧作为世代累积型的集体创作，最具代表作家首推关汉卿。他的代表作是《西厢记》。……明清传奇的代表作家和代表作品归属到一个人身上，这就是汤显祖和他的《牡丹亭》。”其实到了清代剧坛，孔尚任的《桃花扇》和洪昇《长生殿》被认为是古代戏曲的压卷之作。在这些戏剧中，女性形象深深触动我们的心， 在这些女性形象中有劳动人民善良勤劳的品格、有贵族小姐反抗世俗的勇气、有丫鬟婢女的机智热心、有青楼女子的勇敢正义和农村少女的青涩痴情等女性形象。
三、女性形象的叛逆性与现代性的个性同质色彩
莎士比亚喜剧中所塑造的女子形象和元明清戏曲中的女性形象都体现了叛逆性和现代性的个性同质色彩。虽然存在社会文化背景和思想性格的迥异，但是他们聪明、美丽、知书达理，并且充满智慧。在追求爱情方面都是坚贞不渝的，敢为自己的幸福冲破禁欲主义规范和封建习俗的阻碍，追求平等自由、个性解放的精神和反抗封建伦理道德的束缚，意识，体现了很强的时代进步性。
莎士比亚作为文艺复兴时期文学创作的巨人，他的艺术作品从真实生活出发，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时代风貌和社会本质。他认为戏剧“仿佛要给自然照一面镜子：给德行看一看自己的面貌，给荒唐看一看自己的姿态，给时代和社会看一看自己的形象和印记”。而莎士比亚所塑造女性形象很多都是资产阶级现代的女性形象，这些女性从中世纪的封建礼教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具有朝气蓬勃和男子一样的能力和魄力。《仲夏夜之梦》中赫米娅和拉山德这对青年男女之间相互爱慕，他们反对家长和雅典亲王的干涉，力求摆脱宗教禁欲主义与封建伦理道德的束缚，公然与君命、父权、封建传统和法律抗衡。赫米娅为了追求真爱，不顾一切私奔，逃到离城几里的小树林中，最后才得到仙人的帮助下争取到婚姻的自由。
《第十二夜》中，少女薇奥拉是一个勇敢、热情、纯真的人，在争取幸福的权力、爱情的自由的斗争中，少女薇奥拉显示出了一个忘我无私、坚贞不渝的人品，为了帮助自己所爱的鄂西诺公爵赢得奥丽薇霞小姐，她忘我无私地奔走于期间，以移花接木的方式。既帮助自己的孪生兄弟凑合了好姻缘，最后还赢得了自己所爱的人。《温莎的风流娘儿们》的安·培琪小姐，爱上了家境贫穷的少年绅士范通。她不愿意顺从父母的安排和富家子弟夏禄法官的侄子联婚，坚决反对父母的行为，而与范通私奔出走。父母在劝说无果之下最后谅解了这对有情人，可谓是有情人终成眷属，这也蕴含着一个自由恋爱的故事情节。莎士比亚笔下这些女性以自我意识和独立精神向我们展现了长期的人性压抑必将带来自然人性逆反的过程，这也是时代发展的必然。
相比西方女性在追求幸福的婚姻而言，在封建礼教和贞洁观的精神枷锁压抑下，中国戏曲中的女性在追求自己的幸福和自由表现出需要更大的叛逆和勇气。《西厢记》中的崔莺莺是无限钟情和奋不顾身、嫉妒和痛苦、孝顺和不屈服的妇女形象，崔莺莺虽为相国千金，深受封建礼教熏陶，但是她不顺从“媒妁之言，父母之命”的包办婚姻，拒绝尚书之子的迎娶，张生隔墙高吟一诗，崔莺莺不禁依韵和上一首，词清句丽，婉转地表达出她内心寂寞闲苦，渴望寻求知心人的愿望。张生卧病，崔莺莺焦急万分，以一张蕴意颇深的药方表明心意把自己的无奈显现出来。便毅然冲破礼教的规范，以身相许。当老夫人食言赖婚时，莺莺不仅在内心里诅咒她是一个“口不应心的狠毒娘”，而且也通过“掷杯”动作明确地表示了拒不接受兄妹关系的想法。毅然抛弃了封建礼教对她的束缚，和张生私定终身。 《牡丹亭》中的杜丽娘“生于宦族，长于名门”，虽然长期深居闺阁中，接受封建社会伦理道德的熏陶，但仍免不了青春萌动，梦中与一手执柳枝的书生幽会。醒后春情难遣，后因情而死，死后与柳梦梅结婚。丽娘对爱情的渴望是那样强烈，以至“梦其人即病，病即弥连，至于手画形容，传于世而后死，已三年矣，复能溟莫中求得其所梦者而生。”与柳在人间结成夫妇。崔莺莺和杜丽娘敢于突破禁欲主义思想的禁锢，自由选择自己的婚姻和爱情，对当时的封建礼教公然背叛，从她们身上可以看出作者承载的一种超越传统的现代反叛精神，是对平等自由、个性解放的努力，是社会发展的进步意义。
四、中西方个性和共性异质特点
文化做为一种历史现象，是每一个社会都有与其相适应的文化，而中西方在地域上的差距，使得中西方在思想文化、宗教文化、地域文化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莎士比亚的喜剧和元明清戏曲虽然在作品上都有思想上的根本相似，莎士比亚和元明清戏曲家很多都站在被压迫的青年男女一边，但是他们地域上与文化传统上存在着差异，决定着他们塑造的这些叛逆女性是异质的。莎士比亚创作喜剧的时期正值英国经济繁荣昌盛，政权稳定、社会安宁，莎士比亚的思想处于一个精神积极进取的乐观主义阶段。因此对于这个时期的社会不同的矛盾，作品满腔热情地描绘了一群女性主动战胜传统的道德束缚来争取自己的婚姻自由，尤其在面临“情”和“理”的冲突时她们顽强地维护自己的尊严与个性。《温莎的风流娘儿们》中的安痕坚决反对母亲强加给她的婚姻时说“要让我嫁给那个医生，我宁愿让你们把我活埋了！”随后又是安痕和爱人范通一起逃婚，父母拗不过他们，也只好将就过去。莎士比亚也坚信爱情的能量是巨大的，而当时作为英国的社会是一片繁荣，爱情能够冲破旧的伦理道德和法规教条对她们的束缚，实现有情人终成眷属。
元明清戏曲家笔下的新女性与莎士比亚喜剧中的这些女性相比，就要显得含蓄、被动，其原因资产阶级思想正处在萌芽阶段，在人们头脑中传统的封建道德观念根深蒂固，反封建的思想家、艺术家本身没有脱离封建的藩篱。《西厢记》中西厢事发后，老夫人为了遮羞才同意崔张的婚事，但是在送别张生赴试时，老夫人明确地向张生“下达”严令，最后是以张生高中状元为条件。完全体现出了中国文化重共性轻个性的传统思想。
无论是莎士比亚喜剧还是元明清戏曲，都是充满魅力的艺术载体、对自然人性的肯定。戏曲家们在描绘青年女性在追求婚姻自由和自身解放时，展现了她们对封建礼教的叛逆和对婚姻平等自由的渴望，但是她们凭借个体的力量却无法战胜现实的法理，没有脱离忠、孝、节、义、善恶报应那一套“明道救世”的传统，最后又不得不臣服于社会规范，或是从佛道出世思想来化解一些矛盾和冲突，形成了一整套固定的思想模式和伦理道德规范，使个体失去了它的主体性，这又凸显出传统文化观念侧重于共性对个性的规范和制约。
参考文献
[1]段海霞.莎士比亚喜剧中的女性地位分析[J]. 重庆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05）.
[2]吴春彦.明末清初常州地区戏曲活动与创作研究[D]. 南京师范大学，2011.
关键词：中西文学作品 女性形象 同质 异质
一、前言
文学大师莎士比亚在他的戏剧中以人物形象的刻画著称，在这些喜剧中，他塑造出各种各样富有鲜明个性的人物。而在这些喜剧中以描写女性形象表现得最为突出、显眼。莎士比亚善于描写女性，描写她们和封建道德、封建习俗和封建传统的冲突，最后争取到爱情与婚姻的幸福美好结局。在中国元明清时代，妇女社会地位低下，所以元明清时期的戏曲很多都塑造了叛逆性的妇女群像，如杜丽娘、崔莺莺、李香君等，她们敢于为了寻求婚姻自由和个性解放，与家长专制和封建礼教进行顽强抗争，这些女性形象的同质与异质都焕发出女性追求自由的人性光芒。
二、莎士比亚喜剧和元明清戏曲的概述
威廉·莎士比亚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世界最伟大的文学家，是戏剧史上的不朽神话。莎士比亚出生在英国中部艾汶河畔的斯特拉福镇。经历了从家庭殷实到落寞的变故过程。莎士比亚年幼时在当地的文法学校读书，13岁时家道中落，辍学经商。同时莎士比亚生活在英国封建制度解体、资本主义兴盛的社会转轨时期。这时的英国正受文艺复兴的影响，中世纪宗教的精神独裁被摧毁，古希腊罗马文化和思想中有生命的部分被汲取借以丰富和发展自己的民族文化。莎士比亚一生创作了38部经世不朽的作品，有悲剧、喜剧、历史剧、传奇剧等各种各样的形式，莎士比亚的喜剧主要是在1590年-1600年完成的。包括《错中错》、《无事生非》、《驯悍记》、《皆大欢喜》、《维洛那二绅士》、《温莎的风流娘儿们》、《爱的徒劳》、《仲夏夜之梦》、《威尼斯商人》、《第十二夜》等喜剧作品。在他的喜剧中，莎士比亚以诗人的敏锐洞察到人的灵魂和内心世界，蕴含着人文主义者的美好理想，创造了鲜活的人物和最动听的声音，展现了永恒不变的人性。
由于东西文化的差异，人类的戏剧在形成之初就已经分成了两大类型。一是西方文明所孕育的古希腊戏剧，二是东方文明所孕育的中国古典戏曲。13世纪中叶至19世纪西方文学正处于最光辉灿烂的时期，东方出现了戏曲的繁荣时期。元清明三代是我国戏曲发展的高峰期， 主要包括宋元杂剧、明传奇和清代地方戏，同时涌现出大量的杰出剧作。这些作品正产生于“穷天理，灭人欲”和“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宋明理学桎梏的缝隙里，在这样的社会意识中表现出很强的叛逆性与现代性。在《汤显祖评传》里徐朔方对中国古代戏曲进行了概括，他归纳为“金元杂剧作为世代累积型的集体创作，最具代表作家首推关汉卿。他的代表作是《西厢记》。……明清传奇的代表作家和代表作品归属到一个人身上，这就是汤显祖和他的《牡丹亭》。”其实到了清代剧坛，孔尚任的《桃花扇》和洪昇《长生殿》被认为是古代戏曲的压卷之作。在这些戏剧中，女性形象深深触动我们的心， 在这些女性形象中有劳动人民善良勤劳的品格、有贵族小姐反抗世俗的勇气、有丫鬟婢女的机智热心、有青楼女子的勇敢正义和农村少女的青涩痴情等女性形象。
三、女性形象的叛逆性与现代性的个性同质色彩
莎士比亚喜剧中所塑造的女子形象和元明清戏曲中的女性形象都体现了叛逆性和现代性的个性同质色彩。虽然存在社会文化背景和思想性格的迥异，但是他们聪明、美丽、知书达理，并且充满智慧。在追求爱情方面都是坚贞不渝的，敢为自己的幸福冲破禁欲主义规范和封建习俗的阻碍，追求平等自由、个性解放的精神和反抗封建伦理道德的束缚，意识，体现了很强的时代进步性。
莎士比亚作为文艺复兴时期文学创作的巨人，他的艺术作品从真实生活出发，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时代风貌和社会本质。他认为戏剧“仿佛要给自然照一面镜子：给德行看一看自己的面貌，给荒唐看一看自己的姿态，给时代和社会看一看自己的形象和印记”。而莎士比亚所塑造女性形象很多都是资产阶级现代的女性形象，这些女性从中世纪的封建礼教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具有朝气蓬勃和男子一样的能力和魄力。《仲夏夜之梦》中赫米娅和拉山德这对青年男女之间相互爱慕，他们反对家长和雅典亲王的干涉，力求摆脱宗教禁欲主义与封建伦理道德的束缚，公然与君命、父权、封建传统和法律抗衡。赫米娅为了追求真爱，不顾一切私奔，逃到离城几里的小树林中，最后才得到仙人的帮助下争取到婚姻的自由。
《第十二夜》中，少女薇奥拉是一个勇敢、热情、纯真的人，在争取幸福的权力、爱情的自由的斗争中，少女薇奥拉显示出了一个忘我无私、坚贞不渝的人品，为了帮助自己所爱的鄂西诺公爵赢得奥丽薇霞小姐，她忘我无私地奔走于期间，以移花接木的方式。既帮助自己的孪生兄弟凑合了好姻缘，最后还赢得了自己所爱的人。《温莎的风流娘儿们》的安·培琪小姐，爱上了家境贫穷的少年绅士范通。她不愿意顺从父母的安排和富家子弟夏禄法官的侄子联婚，坚决反对父母的行为，而与范通私奔出走。父母在劝说无果之下最后谅解了这对有情人，可谓是有情人终成眷属，这也蕴含着一个自由恋爱的故事情节。莎士比亚笔下这些女性以自我意识和独立精神向我们展现了长期的人性压抑必将带来自然人性逆反的过程，这也是时代发展的必然。
相比西方女性在追求幸福的婚姻而言，在封建礼教和贞洁观的精神枷锁压抑下，中国戏曲中的女性在追求自己的幸福和自由表现出需要更大的叛逆和勇气。《西厢记》中的崔莺莺是无限钟情和奋不顾身、嫉妒和痛苦、孝顺和不屈服的妇女形象，崔莺莺虽为相国千金，深受封建礼教熏陶，但是她不顺从“媒妁之言，父母之命”的包办婚姻，拒绝尚书之子的迎娶，张生隔墙高吟一诗，崔莺莺不禁依韵和上一首，词清句丽，婉转地表达出她内心寂寞闲苦，渴望寻求知心人的愿望。张生卧病，崔莺莺焦急万分，以一张蕴意颇深的药方表明心意把自己的无奈显现出来。便毅然冲破礼教的规范，以身相许。当老夫人食言赖婚时，莺莺不仅在内心里诅咒她是一个“口不应心的狠毒娘”，而且也通过“掷杯”动作明确地表示了拒不接受兄妹关系的想法。毅然抛弃了封建礼教对她的束缚，和张生私定终身。 《牡丹亭》中的杜丽娘“生于宦族，长于名门”，虽然长期深居闺阁中，接受封建社会伦理道德的熏陶，但仍免不了青春萌动，梦中与一手执柳枝的书生幽会。醒后春情难遣，后因情而死，死后与柳梦梅结婚。丽娘对爱情的渴望是那样强烈，以至“梦其人即病，病即弥连，至于手画形容，传于世而后死，已三年矣，复能溟莫中求得其所梦者而生。”与柳在人间结成夫妇。崔莺莺和杜丽娘敢于突破禁欲主义思想的禁锢，自由选择自己的婚姻和爱情，对当时的封建礼教公然背叛，从她们身上可以看出作者承载的一种超越传统的现代反叛精神，是对平等自由、个性解放的努力，是社会发展的进步意义。
四、中西方个性和共性异质特点
文化做为一种历史现象，是每一个社会都有与其相适应的文化，而中西方在地域上的差距，使得中西方在思想文化、宗教文化、地域文化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莎士比亚的喜剧和元明清戏曲虽然在作品上都有思想上的根本相似，莎士比亚和元明清戏曲家很多都站在被压迫的青年男女一边，但是他们地域上与文化传统上存在着差异，决定着他们塑造的这些叛逆女性是异质的。莎士比亚创作喜剧的时期正值英国经济繁荣昌盛，政权稳定、社会安宁，莎士比亚的思想处于一个精神积极进取的乐观主义阶段。因此对于这个时期的社会不同的矛盾，作品满腔热情地描绘了一群女性主动战胜传统的道德束缚来争取自己的婚姻自由，尤其在面临“情”和“理”的冲突时她们顽强地维护自己的尊严与个性。《温莎的风流娘儿们》中的安痕坚决反对母亲强加给她的婚姻时说“要让我嫁给那个医生，我宁愿让你们把我活埋了！”随后又是安痕和爱人范通一起逃婚，父母拗不过他们，也只好将就过去。莎士比亚也坚信爱情的能量是巨大的，而当时作为英国的社会是一片繁荣，爱情能够冲破旧的伦理道德和法规教条对她们的束缚，实现有情人终成眷属。
元明清戏曲家笔下的新女性与莎士比亚喜剧中的这些女性相比，就要显得含蓄、被动，其原因资产阶级思想正处在萌芽阶段，在人们头脑中传统的封建道德观念根深蒂固，反封建的思想家、艺术家本身没有脱离封建的藩篱。《西厢记》中西厢事发后，老夫人为了遮羞才同意崔张的婚事，但是在送别张生赴试时，老夫人明确地向张生“下达”严令，最后是以张生高中状元为条件。完全体现出了中国文化重共性轻个性的传统思想。
无论是莎士比亚喜剧还是元明清戏曲，都是充满魅力的艺术载体、对自然人性的肯定。戏曲家们在描绘青年女性在追求婚姻自由和自身解放时，展现了她们对封建礼教的叛逆和对婚姻平等自由的渴望，但是她们凭借个体的力量却无法战胜现实的法理，没有脱离忠、孝、节、义、善恶报应那一套“明道救世”的传统，最后又不得不臣服于社会规范，或是从佛道出世思想来化解一些矛盾和冲突，形成了一整套固定的思想模式和伦理道德规范，使个体失去了它的主体性，这又凸显出传统文化观念侧重于共性对个性的规范和制约。
参考文献
[1]段海霞.莎士比亚喜剧中的女性地位分析[J]. 重庆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05）.
[2]吴春彦.明末清初常州地区戏曲活动与创作研究[D]. 南京师范大学，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