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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个行为入罪需要一个标准，当这个标准明确以后，人们又会产生一个新的需求，即关于标准的标准
吴某是某汽车维修店的工作人员。这一天，他与他的几位同事一起喝了许多酒。他们借着酒兴漫无目的的游走在马路边，也许是因为与汽车有着某种割舍不下的缘分，吴某顺手掏出一枚硬币，毫无顾忌地刮划着路边汽车的油漆。
至今我们仍然怀疑，吴某刮划路边汽车的油漆，就像许多人想象的那样，是希望有人能够将汽车送到他的汽车维修店。不过出于什么动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主观上具有损毁公私财物的目的，所以，公安机关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将吴某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刑法第二百七十五条原文是，故意损毁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有意思的是，故意毁坏财物罪与盗窃罪都是用了相同的追诉标准，即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但就数额而言，盗窃罪的立案追诉标准是“数额达2000元以上（上海标准）”，而故意毁坏财物罪却是“造成公私财物损失5000元以上”。
这个问题也许可以这样理解，某个物品一旦被盗，对于被害人而言即完全丧失了财产所有权，所以以失窃时该物品的市场中间值计算。而故意毁坏财物罪则不尽然。除非吴某把这辆汽车彻底砸烂，否则这辆汽车在物理上仍然有可能修复。所以，故意毁坏财物罪无法简单的以物品的市场中间价计算，而只能以造成的财物损失而论。而财物损失，既可能是原物的市场中间价，也可能是恢复原状的物质损失。
循着这个思路，就可能并已经出现这样的情况，一辆即将报废的普通桑塔纳轿车的市场中间价只有一、二万元，而如果有幸被人损坏一下的话，修理的费用可能高达四万元，并且这并不排除车辆所有人顺便更换一下未被损坏部件。
也就是说，一辆价值一、二万元的汽车被毁坏，造成的财物损失高达四万元是可能的。如果这个前提成立，破旧车的主人真该把它开到暴徒们的面前，因为这等于间接地以旧换新了。
但无论如何，为修复被毁坏的部件而进行的以旧换新活动，毕竟是毁坏行为所付出的必要物质损失。除非被害人自愿说，这辆破车我不要了，你按市场价陪我钱得了，否则也只能如此。不过“以旧换新”活动不仅仅是以物换物，还会产生必要的人工费等费用，并且在有些情況下，人工费并不显得无足轻重。
例如吴某故意毁坏财物一案，被害人修复油漆的费用为4800元，而人工费为314元。也就是说，如果人工费也是“造成的财物损失”的话，则吴某的行为构成犯罪；如果人工费不算“造成的财物损失”的话，则吴某的行为不构成犯罪。
人工费是否属于“造成的财物损失”在许多人看来似乎并不值得讨论，但当它与犯罪与刑罚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却不能不让司法人员在这个问题面前踌躇不前。
当一个罪名被创设出来的时候，往往并不会当然地真实落地，人们眼巴巴地盼望着司法解释能够告诉我们什么叫数额较大，什么叫情节严重。而当司法解释终于告诉我们“数额较大”即为“造成财物损失5000元以上”后，人们又不得不困惑于“财物损失”包含哪些损失，“财物损失”与“直接经济损失”、“物质损失”有何不同。如果相同，为何又在这个罪名中援用“财物损失”，而在另外一个罪名中援用“物质损失”。
某个行为入罪往往需要一个标准，而当这个标准明确以后，人们似乎又会产生一个新的需求，即关于标准的标准，以及关于标准的标准的标准。所以，法律以其确定性而诞生，以其不确定性而存在。
吴某是某汽车维修店的工作人员。这一天，他与他的几位同事一起喝了许多酒。他们借着酒兴漫无目的的游走在马路边，也许是因为与汽车有着某种割舍不下的缘分，吴某顺手掏出一枚硬币，毫无顾忌地刮划着路边汽车的油漆。
至今我们仍然怀疑，吴某刮划路边汽车的油漆，就像许多人想象的那样，是希望有人能够将汽车送到他的汽车维修店。不过出于什么动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主观上具有损毁公私财物的目的，所以，公安机关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将吴某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刑法第二百七十五条原文是，故意损毁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有意思的是，故意毁坏财物罪与盗窃罪都是用了相同的追诉标准，即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但就数额而言，盗窃罪的立案追诉标准是“数额达2000元以上（上海标准）”，而故意毁坏财物罪却是“造成公私财物损失5000元以上”。
这个问题也许可以这样理解，某个物品一旦被盗，对于被害人而言即完全丧失了财产所有权，所以以失窃时该物品的市场中间值计算。而故意毁坏财物罪则不尽然。除非吴某把这辆汽车彻底砸烂，否则这辆汽车在物理上仍然有可能修复。所以，故意毁坏财物罪无法简单的以物品的市场中间价计算，而只能以造成的财物损失而论。而财物损失，既可能是原物的市场中间价，也可能是恢复原状的物质损失。
循着这个思路，就可能并已经出现这样的情况，一辆即将报废的普通桑塔纳轿车的市场中间价只有一、二万元，而如果有幸被人损坏一下的话，修理的费用可能高达四万元，并且这并不排除车辆所有人顺便更换一下未被损坏部件。
也就是说，一辆价值一、二万元的汽车被毁坏，造成的财物损失高达四万元是可能的。如果这个前提成立，破旧车的主人真该把它开到暴徒们的面前，因为这等于间接地以旧换新了。
但无论如何，为修复被毁坏的部件而进行的以旧换新活动，毕竟是毁坏行为所付出的必要物质损失。除非被害人自愿说，这辆破车我不要了，你按市场价陪我钱得了，否则也只能如此。不过“以旧换新”活动不仅仅是以物换物，还会产生必要的人工费等费用，并且在有些情況下，人工费并不显得无足轻重。
例如吴某故意毁坏财物一案，被害人修复油漆的费用为4800元，而人工费为314元。也就是说，如果人工费也是“造成的财物损失”的话，则吴某的行为构成犯罪；如果人工费不算“造成的财物损失”的话，则吴某的行为不构成犯罪。
人工费是否属于“造成的财物损失”在许多人看来似乎并不值得讨论，但当它与犯罪与刑罚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却不能不让司法人员在这个问题面前踌躇不前。
当一个罪名被创设出来的时候，往往并不会当然地真实落地，人们眼巴巴地盼望着司法解释能够告诉我们什么叫数额较大，什么叫情节严重。而当司法解释终于告诉我们“数额较大”即为“造成财物损失5000元以上”后，人们又不得不困惑于“财物损失”包含哪些损失，“财物损失”与“直接经济损失”、“物质损失”有何不同。如果相同，为何又在这个罪名中援用“财物损失”，而在另外一个罪名中援用“物质损失”。
某个行为入罪往往需要一个标准，而当这个标准明确以后，人们似乎又会产生一个新的需求，即关于标准的标准，以及关于标准的标准的标准。所以，法律以其确定性而诞生，以其不确定性而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