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韬奋在书刊出版方面的理念，内涵丰富全面，其中最为引起注意的是“竭诚为读者服务”、“用精神和品德来团结作者”和“人才主义的用人政策”等。其实，关于出版经营方面的理念，韬奋在他的《经历》一书中有过相当精炼的讲述。他认为，最重要的理念就是创造的精神，而创造的精神主要在于内容。在该书“几个原则”这一章里，他开宗明义强调的是“要有创造的精神”，在比较全面地谈到几个方面的原则之后，最后还是突出强调道：“但是根本还是在刊物的内容。内容如果真能使读者感到满意，或至少有相当的满意，推广的前途是不足虑的。否则推广方面愈用工夫，结果反而愈糟，因为读者感觉到宣传的名不副实，一看之后就不想再看，反而阻碍了未来的推广的效能。”（《韬奋》，三联书店二00七年版，197页）可见，在韬奋看来，他所提倡的“竭诚为读者服务”，首先要从出版物的内容上去做好服务。
韬奋接办《生活》周刊后，最重要的改革就是加强内容的趣味性，特别是加强内容的趣味性与价值性的契合。他主张尽量“多登新颖有趣之文字”，“力求精警而避陈腐”，并且开宗明义，在报头上用大字标出“有价值、有趣味的周刊”，这既是为了更多吸引读者，也是对办刊者的一种自励。那么，什么是韬奋所主张的新颖有趣的文字呢？韬奋认为，最有趣的是事实，最没趣的是空论。他说：“空论是最没有趣味的，‘雅俗共赏’是最有趣味的事实。”（《韬奋》，186页）
为此，他一再要求通讯员和作者多报道事实，少发表空论。像他如此这般期待事实，以至于在征文启事中广而告之作者，只要有值得发表的事实，不必计及文之工拙，文字润饰可以由刊物编辑担任，在报刊史上实属罕见。在韬奋的主持下，《生活》周刊不仅报道、通讯都生动有趣，内容越来越丰富，就是他自己撰写的“小言论”、“专论”等，均言之有据，坚持有感而发，文字论述生动活泼。
那么，什么才是韬奋认为最有趣的事实呢？归纳起来，主要有：
一是事实要鲜活。一九二六年七月到一九二七年五月，胡适做了十个月的欧美旅行，经日本回国不久，韬奋就在《生活》周刊上发表《胡适之先生最近回国的言论》，介绍胡适归国后发表的演说。文章写得轻松有趣：“胡适之先生最近在上海的‘美国大学俱乐部’有很重要的演说。当时中西会员到者数百人，胡先生的演辞诙谐动人，逸趣横生，听来笑声不绝。”“胡先生实将伍廷芳之诙谐，和英国批评家吉斯得顿之辩才，冶为一炉。”他还有意识地把胡适的重要论断摘引给读者：“我们要改变生活，唯一的途径是要改变生活的方法。近代的生活须要物质的生活。生活上所以能有这样的变化，是由于利用科学和工业技术的功效。”这些内容对于读者而言无疑是很鲜活的。同样鲜活的事实还有，胡适在一九三二年十月九日出版的《独立评论》上发表文章，赞扬公然鼓吹“满洲自治”和“国际共管”的国联调查报告，韬奋立即在十月十五日出版的《生活》周刊撰文，严厉批评国联调查报告，发表了与胡适截然不同的意见，表达了对国联调查报告极大的反感。又如，《生活》周刊发表了《丹麦改良农村之基本方法》、《革新潮流中之日本妇女》、《震动世界的一个小孩子》、《宋美龄女士婚史的片段》、《蒋前司令的离婚问题》、《潘公展先生在北京入狱记》等，都是一些读者感兴趣的鲜活的事实。经过几年的改革和实践，《生活》周刊逐渐被改造成为以新闻评述性质为主的周报，更为注意事实的新闻性，以至于“九一八事变”后，周刊最先发声，最先评论，发出抗日救亡的强烈呼声。
二是事实要吸引人。凡吸引人的事实，无不是人们感兴趣的东西。因此，韬奋认为，新闻出版工作最需要了解哪些事情是当前读者最关心的，哪些是读者最想知道的，而且，这些读者所最关心的事情还总是在不断变化的，没有什么公式可以规定出来的。还在他接办《生活》周刊之初，当时的读者主要是职业青年，他们的阅读比较侧重于职业修养、职业教育。仅一九二六年十月到一九二七年十月，《生活》周刊就发表了几十篇论述服务的“条件”（才干、学问、德性、见识、态度、体魄）、服务所需要的“性情”（耐劳苦、有礼貌、负责、服从、合作、俭朴、无恶嗜好、无奢望）和与此相关的其他文章。这些问题对于准备踏上工作岗位和刚刚走上工作岗位的青年来说，是很新鲜，也是很需要了解的。所以《生活》周刊很快就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
韬奋《对国事的呼吁》手迹
随着青年生活的发展，青年的注意力逐步扩展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应着时代的要求，社会不公和社会黑暗面，很快引起广大青年特别是底层青年的强烈关注，青年们可谓“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社会问题、政治问题、国家大事必然成为《生活》周刊要及时反映的内容。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前夕，战争的腥风血雨正在日日逼近，中日关系越来越受到广大读者的强烈关注，韬奋在这方面是与人民大众同仇敌忾的，他在《生活》周刊上连续发表多篇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罪恶行为的文章。“九一八事变”发生及“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生活》周刊的抗日和救亡的呐喊声响彻中华大地的上空，韬奋的文章牵动了全社会的神经，人人先睹为快，《生活》周刊一时洛阳纸贵，发行量飙升至十五万份。
三是事实要有价值。韬奋强调刊物要有趣味，也强调要有价值，主张二者要契合起来。他反对纯粹的趣味性。他说：“材料的内容，仅有‘有趣味’的事实还不够，同时还须‘有价值’。”（《韬奋》，187页）当时上海滩小报盛行，常有一些小报以“淫辞秽语，引诱青年”，韬奋是坚决反对的。他剖析道：“小报之所以盛行，‘闲时消遣’确是大原因;其次的原因，就是小报里面多说‘俏皮话’，或不易听见的‘秘密消息’，大足以‘寻开心’;再次的便是极不好的原因了。这原因就是近于‘诲淫诲盗’的材料，迎合一般卑下的心理……那就无疑的应在‘打倒’之列！”（《韬奋全集》第一卷，694页）韬奋也反对有价值而无趣味。他对《生活》周刊的内容，无论长文还是短论、标题还是插图，都多方设计，多方推敲，可谓殚精竭虑，呕心沥血。
韬奋接办《生活》周刊后，最重要的改革就是加强内容的趣味性，特别是加强内容的趣味性与价值性的契合。他主张尽量“多登新颖有趣之文字”，“力求精警而避陈腐”，并且开宗明义，在报头上用大字标出“有价值、有趣味的周刊”，这既是为了更多吸引读者，也是对办刊者的一种自励。那么，什么是韬奋所主张的新颖有趣的文字呢？韬奋认为，最有趣的是事实，最没趣的是空论。他说：“空论是最没有趣味的，‘雅俗共赏’是最有趣味的事实。”（《韬奋》，186页）
为此，他一再要求通讯员和作者多报道事实，少发表空论。像他如此这般期待事实，以至于在征文启事中广而告之作者，只要有值得发表的事实，不必计及文之工拙，文字润饰可以由刊物编辑担任，在报刊史上实属罕见。在韬奋的主持下，《生活》周刊不仅报道、通讯都生动有趣，内容越来越丰富，就是他自己撰写的“小言论”、“专论”等，均言之有据，坚持有感而发，文字论述生动活泼。
那么，什么才是韬奋认为最有趣的事实呢？归纳起来，主要有：
一是事实要鲜活。一九二六年七月到一九二七年五月，胡适做了十个月的欧美旅行，经日本回国不久，韬奋就在《生活》周刊上发表《胡适之先生最近回国的言论》，介绍胡适归国后发表的演说。文章写得轻松有趣：“胡适之先生最近在上海的‘美国大学俱乐部’有很重要的演说。当时中西会员到者数百人，胡先生的演辞诙谐动人，逸趣横生，听来笑声不绝。”“胡先生实将伍廷芳之诙谐，和英国批评家吉斯得顿之辩才，冶为一炉。”他还有意识地把胡适的重要论断摘引给读者：“我们要改变生活，唯一的途径是要改变生活的方法。近代的生活须要物质的生活。生活上所以能有这样的变化，是由于利用科学和工业技术的功效。”这些内容对于读者而言无疑是很鲜活的。同样鲜活的事实还有，胡适在一九三二年十月九日出版的《独立评论》上发表文章，赞扬公然鼓吹“满洲自治”和“国际共管”的国联调查报告，韬奋立即在十月十五日出版的《生活》周刊撰文，严厉批评国联调查报告，发表了与胡适截然不同的意见，表达了对国联调查报告极大的反感。又如，《生活》周刊发表了《丹麦改良农村之基本方法》、《革新潮流中之日本妇女》、《震动世界的一个小孩子》、《宋美龄女士婚史的片段》、《蒋前司令的离婚问题》、《潘公展先生在北京入狱记》等，都是一些读者感兴趣的鲜活的事实。经过几年的改革和实践，《生活》周刊逐渐被改造成为以新闻评述性质为主的周报，更为注意事实的新闻性，以至于“九一八事变”后，周刊最先发声，最先评论，发出抗日救亡的强烈呼声。
二是事实要吸引人。凡吸引人的事实，无不是人们感兴趣的东西。因此，韬奋认为，新闻出版工作最需要了解哪些事情是当前读者最关心的，哪些是读者最想知道的，而且，这些读者所最关心的事情还总是在不断变化的，没有什么公式可以规定出来的。还在他接办《生活》周刊之初，当时的读者主要是职业青年，他们的阅读比较侧重于职业修养、职业教育。仅一九二六年十月到一九二七年十月，《生活》周刊就发表了几十篇论述服务的“条件”（才干、学问、德性、见识、态度、体魄）、服务所需要的“性情”（耐劳苦、有礼貌、负责、服从、合作、俭朴、无恶嗜好、无奢望）和与此相关的其他文章。这些问题对于准备踏上工作岗位和刚刚走上工作岗位的青年来说，是很新鲜，也是很需要了解的。所以《生活》周刊很快就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
随着青年生活的发展，青年的注意力逐步扩展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应着时代的要求，社会不公和社会黑暗面，很快引起广大青年特别是底层青年的强烈关注，青年们可谓“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社会问题、政治问题、国家大事必然成为《生活》周刊要及时反映的内容。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前夕，战争的腥风血雨正在日日逼近，中日关系越来越受到广大读者的强烈关注，韬奋在这方面是与人民大众同仇敌忾的，他在《生活》周刊上连续发表多篇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罪恶行为的文章。“九一八事变”发生及“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生活》周刊的抗日和救亡的呐喊声响彻中华大地的上空，韬奋的文章牵动了全社会的神经，人人先睹为快，《生活》周刊一时洛阳纸贵，发行量飙升至十五万份。
三是事实要有价值。韬奋强调刊物要有趣味，也强调要有价值，主张二者要契合起来。他反对纯粹的趣味性。他说：“材料的内容，仅有‘有趣味’的事实还不够，同时还须‘有价值’。”（《韬奋》，187页）当时上海滩小报盛行，常有一些小报以“淫辞秽语，引诱青年”，韬奋是坚决反对的。他剖析道：“小报之所以盛行，‘闲时消遣’确是大原因;其次的原因，就是小报里面多说‘俏皮话’，或不易听见的‘秘密消息’，大足以‘寻开心’;再次的便是极不好的原因了。这原因就是近于‘诲淫诲盗’的材料，迎合一般卑下的心理……那就无疑的应在‘打倒’之列！”（《韬奋全集》第一卷，694页）韬奋也反对有价值而无趣味。他对《生活》周刊的内容，无论长文还是短论、标题还是插图，都多方设计，多方推敲，可谓殚精竭虑，呕心沥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