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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电视台的“同一首歌”在各地举办，把文化艺术和欢乐送到东西南北中，把好的节目和演艺明星带到基层，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受到广大观众的欢迎。可是有不少业内人士反映，央视“同一首歌”已经背离了当初的宗旨，成了公款追星的平台和演艺明星“走穴”的摇钱树了！
从去年春天起，在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不少地(县)级市举办的“同一首歌”歌舞晚会，国人颇有微词。据《中国青年报》披露，一些国家级贫困市(有县级市、地级市)的领导以公费追星，使央视“同一首歌”晚会越搞越红火，每场费用从原先的近百万元发展到一千多万元。因为“同一首歌”热销，接洽办会办节目的很多，于是歌手要价越来越高，有的歌手上场唱一首歌就是二三十万元。港台歌手也乐意来大陆赚钱，看好大陆公费追星族一掷千金的纨绔气派。如举办什么金花节、菊花节、银花节、牡丹节、玫瑰节，或什么引资招商会、投资洽谈会等等，都要让“同一首歌”助兴，热闹一番，因此纷纷与中央电视台“同一首歌”签约。东西南北中相互攀比，出钱越多越阔气，就越风光越体面，一场“同一首歌”花销竟达几千万元。据《中国青年报》2004年12月1日报道，四川贫困市万源市(县级市)领导以巨额公款追星，为纪念万源保卫战70周年，市委、市政府下发红头文件向各单位摊派纪念会门票，变相加重群众负担，造成群众不满。四川省纪委经过调查，一个贫困市耗费公款72万余元去追星，决定给市委书记以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据了解，贫困县市公款追星，第一把手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这在全国还是头一回。那么沿江沿海经济较发达的地区领导以公款追星就相安无事?南方有个地级市经济并不很发达，每年都举办招商洽谈会，而经济未见有大的发展，下岗职工众多，政府要靠拍卖土地来增加财政收入，但举办一场央视的“同一首歌”竟消耗近千万元。台湾歌手张惠妹自从被封杀之后，人气已经大不如前，可是某市请来这位落魄歌手唱一首歌，独唱后再与台下歌迷合唱一次，即卷走10万美元(据说央视“同一首歌”剧组请她时合同定的这个价)。其他港台歌手也都大捞了一把。有的下半夜或第二天一早就走人，急忙赶无锡或扬州的另一场“同一首歌”。每年春夏秋三季是“公款追星族”办会的大好季节，也是央视“同一首歌”的黄金时节。央视抓住这个良机，扩大覆盖面和影响力，不管贫困地区还是富裕地区，只要交钱，来者不拒。人们普遍反映“同一首歌”已经变味，不只是为了捞钱，更助长了公款追星的攀比，使百姓的纳税钱大量流入一批演艺人员和歌手的腰包，群众啧有烦言，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依法行政方能破解上访困局
老 石
近日新华网报道，新信访条例规定中有严惩打击报复的条款，“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打击报复信访人”的条文，也由十年前旧《信访条例》的普通条款提到“总则”，此前，条例宣传重点对象是普通群众，如今强调着重对官员做好《信访条例》宣传工作。我注意到这两个变化，为新条例的颁布而欣喜!
以前立法，极少把政府官员列为管治对象，官员法治理念的核心是治民而非治官。而前述两个变化实际是立法原则思想的变化，等于承认在官员与上访者的矛盾中，政府官员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宣传贯彻新条例的重点也是各级官员而非上访者。这才是真正的提纲挈领，抓住了解决上访难题的“牛鼻子”，提供了实事求是的思路及制度基础。如果认为上访的主因在上访者身上，那就会开错药方。不要小看这一步，解决上访的思路如果不转变，靠堵、靠打压永远也破解不了困局，即使一时消解，也是火山口上的“稳定”。前述两点其实体现了以民为本、依法行政的法治思想。这里既没深奥的学理，也没有纷纭复杂的事实。有些官员习惯于视上访者为“刁民”，采取劳教、抄家、殴打等种种非法打压手段，企图将“不稳定”的情绪压服，导致新一轮上访高潮。2003年国务院信访局局长周占顺公开披露的“四个8％”：8％以上有道理应予解决；8％以上可以通过各级政府努力加以解决等等，其实已经点出解决信访难题的主因。只要看看北京中办国办信访处，那些愁眉苦脸一肚冤屈的上访者，稍具常识的人，都不难得出谁是上访矛盾主要方面的结论。
找出了上访主因，就等于找到了上访解决办法——基层政府官员首先要依法行政，贯彻落实新信访条例。法治的精神是尊崇法律，法治功能的一个方面是制约公权。所以，贯彻新条例、宣传新条例，重点必然是各级政府、官员。只有官员依法行政，才能将上访难题化解。这已被无数上访的案例所证实。
何不从经济民主做起
杨建业
最近看到某报说，某省“两会”期间，老百姓要求公开“两会”的花费用度。我以为，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我们纳税人，确实应该像人家外国人那样，要经常过问自己的钱政府是怎么用的，还要时刻盯着这些血汗钱会不会被某些“守护人”挥霍浪费。
可长期以来，缺乏的恰恰是经济的透明度。例如，我们常常不知道城市建设工程为什么今天这里修了，明天那里又拆了；更不清楚单位领导为什么总是频频出国，或到那些名山大川所在地区去考察。你若是一般干部，恐怕不会清楚自己单位的收支明细；你若是国企职工，恐怕不会知道你的老总、经理们怎样经营赚钱；你若是农民，恐怕也无法过问村里的帐务。所以我们追求民主，说到底，不可能缺少经济民主。经济民主也是民主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二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就社会经济生活而言，做了这样两件事：大大增加了社会财富总量，重新分配了社会各阶层的财富。前者当然是大家都高兴的事，国家富了，综合实力也提高了。但对后者，却有点见仁见智了。因为这牵涉到富人穷人的重新洗牌。洗牌符合游戏规则，本来也没什么不好。但如果有人胡来，富了不该富的，穷了不该穷的，大伙儿的气就生出来了，而且越来越大。这，能简单地归之为“仇富”心理吗?有的人忽然暴富了，可他是怎么富的呢?他是披星戴月、胼手胝足勤劳致富的吗?先进国家造就一个百万富翁得几十年，而我们忽啦啦几年工夫，就造就了几十万个千万富翁、亿万富翁!这里面可能少不了权力资本!所以有人贪了6000万，还轻松地说：不就是弄了点喝茶钱嘛!所以也有人敢内外勾结，把一个市的3亿住房公积金席卷而去，无影无踪(见2005年1月27日 《华商报》)。都说计划经济时代缺乏监督，特别是制度性监督。可那时的财务制度还是非常完整严格的。现在的确比以前开放得多了，可经济民主未见进步。再看看现在单位一把手，哪个不是人事权、财权一支笔，上级不 查，底下哪个敢监督，哪个能监督呢?就是副手过问单位财务，在官场中也是很犯忌的事呵！
我们常常很多好的东西没有学到手，却丢掉了自己非常优秀的传统。听老一辈人说，战争年代的部队，每月都要把伙食费用公开(那时与战士们生活密切相关的就是军饷、伙食)，每一笔帐的收支、“伙食尾子”都交代得清清楚楚。所以尽管生活异常艰苦，但大家毫无怨言，因为没有人感到不公平。经济民主曾经是人民军队的一项基本制度。如今搞改革开放，经济民主更重要。经济民主了，官员们无法在钱的事情上暗箱操作，犯罪的机会就会大大减少。
前些时曾看到一则报道说，克林顿出访回来后往往得接受议员们的质询，因为议员们认为他花费超支了。我们这儿一下子还走不到这一步，所以咱也可以先不学人家。但政府各部门能否将其花费用度、收支明细，定期向各级人大代表或职工代表作出说明，搞搞“阳光财务”，并作为一项基本制度实行起来呢?虽然有“审计风暴”，但还要实行事前监督，事中监督，时时监督，事事监督。改革，都说像一场攻坚战，千头万绪，困难重重。何不先从经济民主做起呢?这应该是比较简单易行的吧！
细节的对比
耿 法
历史是由一连串真实的细节构成的，漠视细节，往往就是漠视历史。因为细节也会发出警示。生活中一些细节的对比，有助于帮助人们认识生活。
对比之一
原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是个小有名气的书法家，写得一手好字，南昌市不少店铺的招牌就是重金请他书写的。胡省长的办公室里挂着一幅他亲笔题写的用上好宣纸精心装裱的条幅：“澹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出自诸葛亮的《诫子书》，旨在自勉，实在够高雅的了。然而，这位标榜清心寡欲、志向坚定的胡省长却是江西第一巨贪，因此结局既非澹泊也不宁静。
前不久因公殉职的贵阳市白云区优秀女法官蒋庆，办公桌玻璃板下也压着一张格言。那是一张发黄的信纸，上面是她亲笔抄写的“九不可”：“钱不可贪、文不可抄、师不可骂、友不可卖、官不可讨、上不可媚、下不可慢、风不可追、天不可欺。”内容浅近易懂，字也写得极普通。可这写在普通信纸上的36个字，却是蒋庆恪守一生的做人准则，她以行动实践了自己的座右铭，被老百姓赞为铁面无私的“蒋铁锤”。
如今，许多官员的办公室或家里都时兴挂起装裱精致的古今名人格言、诗词条幅，且不少是名家所题。这显示了一种文化修养，不是什么坏事。但千万不要成为纯粹的时髦装饰。因为将人生格言写在纸上或贴在墙上是容易的，但像蒋庆那样长期地一丝不苟地付诸行动是极难的。而对于像胡长清那样以沽名钓誉为目的者，再好的格言再美的书法也只是一种鬼脸上的脂粉。
对比之二
大概是从1997年新年开的头，著名的苏州寒山寺首开拍卖新年钟声之先河。张家港某酿酒公司以十万元价格买断三年新年撞钟权。接着，镇江金山寺、南京栖霞寺等一些名寺古刹纷纷开始拍卖新年钟声。
于是，新年祈福求吉祥的撞钟权利也渐渐被一些有钱人垄断，与穷人无缘了。佛祖本来强调“众生平等”、“普渡众生”，可是现今在孔方兄的诱惑下，佛祖也只得让步，听由各寺院嫌贫爱富的住持们去奋力追求经济效益了。新年的钟声开始走样，演变成了一种聚财的法宝。
然而，不是所有的名寺古刹都拜倒在金钱脚下的，南京毗卢寺法师传义明确表示毗卢寺的新年钟声不会出卖，无论谁出多大的价钱也不卖。2004年12月31日下午，毗卢寺向市民免费发放新年撞钟票，市民凭票有序地进入寺院大殿撞钟祈福。真可谓佛有慧眼，终于在新年撞钟祈福上，穷人和富人站到了同一起跑线上，体现了“普渡众生”的精神。
看来，远离红尘的佛教寺庙也和尘世间一样，有着鲜明的对比。
“官赌”背后的潜规则
孙信成
几千年来，随着社会的发展，有一只怪物如影随形，无空不钻，无孔不入。它凌驾于法律和道德之上，操纵着人们的意志和命运；它滋生着五花八门的腐败，促成了一桩桩肮脏的交易。它就是“潜规则”。绿茵场上的“黑哨”，演艺圈里的“先上床后上戏”，人际间的“先给好处后办事”等等，都是“潜规则”在作祟。
这种“潜规则”的实质就是“关系学”。中国人“重人情、轻法度”的传统根深蒂固，因而拉关系成了国人日常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如今，人若犯了法，首先想到的不是去请一个律师，而是“找一个熟人”。“有关系就是没关系，没关系就是有关系”，这句像《红楼梦》中空空道人疯疯癫癫的话，恰恰道出了“关系”的玄妙。
官场就是一个小社会，同样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关系，同样需要拉关系才能使自己处于相对优势的地位。拉关系当然不能空口说白话，否则关系铁不了，于是便产生了行贿受贿。在反腐力度不断加大的今天，一种既隐蔽又似有人情味的行贿受贿方式应运而生，这便是赌博：几个人围坐在一起，热热闹闹，其乐融融，拉近了感情，达成了交易，皆大欢喜。因此，在某些官员那里，赌博并非像他们口口声声所表白的那样是“娱乐娱乐”，而是一种“交易游戏”。他们在打牌、搓麻将的过程中，悄悄地进行着“感情投资”、“权力投资”和“金钱投资”。因而牌桌上上演的往往都是上级赢下级、干部赢老板、老板赢利益的诱人场面。说穿了，这种赌场的输赢，实质是“阳光下”的行贿受贿，牌友间的输赢关系，掩盖了官民间的权钱交易。可怕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现象很有可能在一些地方形成一种官场“潜规则”，形成一种官场文化。
不妨看看人事工作领域，有人把干部选拔任用条件总结成三句话：年龄是个宝，学历不可少，关系最重要。这“关系”便是“潜规则”，它反映了用人方面的不正之风。
问题是，为什么人事部门的“潜规则”能起作用?这说明我们的干部选拔任用制度还有不完善的地方。比如，选拔任用干部的权力主要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干部的升迁是少数人可以决定的，这在客观上就使得“活动活动”成为可能。
如此说来，“潜规则”是一种不按正常游戏规则行事的规则，是一种让人们对社会产生不信任情绪的规则，是一种导致腐败的规则，说到底，是与法治社会格格不入的规则。问题如何解决?我看关键是要完善并严格执行“明规则”，从而使“潜规则”失去市场，失去实效。比如说在干部的选拔任用上，一是扩大民主，杜绝“靠少数人选人，在少数人中选人”的做法；二是提高透明度，变“暗箱操作”为“阳光操作”；三是建立科学的干部考核任用体系，确立评价干部的“硬指标”，从而杜绝人情提拔、有偿提拔；四是严格程序，严肃用人 纪律，杜绝用人的随意性。如此，方能从根本上刹住用人上的不正之风，也才能从源头上堵住“官赌”现象的滋生蔓延。
“瓮中捉鳖”为上策
齐 人
如何防止大贪官携巨款外逃，是目前反腐败斗争急需解决的一个大问题。公安部2004年5月底一次新闻发布会宣布，我国外逃的经济犯罪嫌疑人尚有500多人。涉案金额700多亿元人民币，形势十分严峻，国际影响极坏。
据《东方今报》年头报道，美国联邦调查局国际执行局局长近日表示，美国会遣返每一个中国外逃贪官。这对外逃贪官无疑是当头一棒，对我们的追逃工作则是佳音。美国是我国外逃贪官最多的国家，但我们也不能太乐观，因为真正执行起来难度很大。虽然，美国政府官员说：“对余振东这样的腐败官员，我们会来一个，查一个，遣返一个。”但实际上，外逃的与遣返的太不成比例，原因在于追逃工作执行起来存在很多障碍和困难。
首先是找不到罪犯。引渡首先要确定犯罪嫌疑人的具体方位，才能要求当地警方协助逮捕。在以前的一些案例中，检察机关通过侦查知道了某经济犯罪嫌疑人可能已外逃，但具体藏在哪个国家的哪个地方，护照号是多少等等，却很难搞清楚。
其次是调查取证难。因为罪犯出国前转移资本的手段很隐蔽，比如不是从中国往外汇钱，而是由美方存入美国银行，或转换成房子等不动产，或通过“地下钱庄”往境外汇钱。这就给调查取证设置了诸多障碍。
法律差异也是障碍。目前，中国的相关法律没有同国际接轨，政治制度的不同也会带来争议。另外，国际通行的“死刑不引渡”原则、“政治犯不引渡”原则和“双重归罪”原则等，都给引渡工作带来困难。
引渡手续繁杂，成本极高，旷日持久。即便千辛万苦把罪犯引渡回来了，他们贪污挪用的巨款也糟蹋得差不多了。
由此可见，如果我们把外逃贪官引渡比作“亡羊补牢”，那么把贪官堵在国内解决则可称为“瓮中捉鳖”，显然，“亡羊补牢”远不如“瓮中捉鳖”有效。所以，我们欢迎美国政府关于遣返每一个中国外逃贪官的态度和行动，更应当下功夫加大自己的反腐败力度，确实健全管人管钱制度，对官员出境和资金流向进行严格监督，坚持堵住贪官外逃和资金外流的漏洞。把贪官堵在国内，关门打狗，瓮中捉鳖，使之无处逃遁，才是上策。
为何“监督等于零”
李业成
“监督等于零”是现象还是现实?最近又挖出一贪官，级别不大，可权力很大，大至“监督等于零”的程度。这就是郴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原主任李树彪(《齐鲁晚报》3月1日)此人到澳门豪赌，四年内输掉公款8000万元，是那个被判死刑的马向东到澳门豪赌输掉公款的两倍。媒体披露，李树彪在任时，他一人说了算，“公积金管理中心就等于他的提款机”，公众的钱成了李树彪个人手里的钱，想咋花就咋花。在这里，你说监督是不是“等于零”?再看最近挖出的另一个贪官，也不是什么高官，但同样权力很大。这就是成都市龙泉驿区同安镇原党委书记朱福忠。他当着行政的官，把钱和账本同时揽进个人的怀里。公家的钱财物，完全成了他个人的私产。在他那里，监督也“等于零”。
号称“三光书记”的福建省周宁县原县委书记林龙飞，近日伏法。这也是个不大的官，级别不过一县之尊。他在当地把官位卖光，把财政的钱花光，把看中的女人搞光，是为“三光”。如果监督到位，一个地方官员何至于此!听听他们的肺腑之言：胡长清说，“我当上副省长以后，天马行空来去自由”；泰安市原市委书记胡建学说，“到了我这一级，就无人监督了”；玉林市原市委书记李乘龙说，“监督机构对我形同虚设，玉林市公检法的领导都是我任命的”。这个现象，仅仅体现在这几个贪官身上吗?我与一个老同学喝酒，他谈起他自己，感慨地说“全靠自律”。他的官也不大，不过一个正科级干部。但他是个“一把手”，他就感觉到监督对他不起作用。在我们的官员队伍中，到底有多少人有这样的感觉?
现在众声呼吁监督机制，就是因为腐败蔓延不可遏止。让群体监督权力，群众只有举报的权利。这个“权利”与实际权力较量，常常是鸡蛋碰石头。他们所遭遇的磨难和挫折说明，如果让权力凌驾于监督机制之上，监督也就形同虚设。
从去年春天起，在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不少地(县)级市举办的“同一首歌”歌舞晚会，国人颇有微词。据《中国青年报》披露，一些国家级贫困市(有县级市、地级市)的领导以公费追星，使央视“同一首歌”晚会越搞越红火，每场费用从原先的近百万元发展到一千多万元。因为“同一首歌”热销，接洽办会办节目的很多，于是歌手要价越来越高，有的歌手上场唱一首歌就是二三十万元。港台歌手也乐意来大陆赚钱，看好大陆公费追星族一掷千金的纨绔气派。如举办什么金花节、菊花节、银花节、牡丹节、玫瑰节，或什么引资招商会、投资洽谈会等等，都要让“同一首歌”助兴，热闹一番，因此纷纷与中央电视台“同一首歌”签约。东西南北中相互攀比，出钱越多越阔气，就越风光越体面，一场“同一首歌”花销竟达几千万元。据《中国青年报》2004年12月1日报道，四川贫困市万源市(县级市)领导以巨额公款追星，为纪念万源保卫战70周年，市委、市政府下发红头文件向各单位摊派纪念会门票，变相加重群众负担，造成群众不满。四川省纪委经过调查，一个贫困市耗费公款72万余元去追星，决定给市委书记以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据了解，贫困县市公款追星，第一把手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这在全国还是头一回。那么沿江沿海经济较发达的地区领导以公款追星就相安无事?南方有个地级市经济并不很发达，每年都举办招商洽谈会，而经济未见有大的发展，下岗职工众多，政府要靠拍卖土地来增加财政收入，但举办一场央视的“同一首歌”竟消耗近千万元。台湾歌手张惠妹自从被封杀之后，人气已经大不如前，可是某市请来这位落魄歌手唱一首歌，独唱后再与台下歌迷合唱一次，即卷走10万美元(据说央视“同一首歌”剧组请她时合同定的这个价)。其他港台歌手也都大捞了一把。有的下半夜或第二天一早就走人，急忙赶无锡或扬州的另一场“同一首歌”。每年春夏秋三季是“公款追星族”办会的大好季节，也是央视“同一首歌”的黄金时节。央视抓住这个良机，扩大覆盖面和影响力，不管贫困地区还是富裕地区，只要交钱，来者不拒。人们普遍反映“同一首歌”已经变味，不只是为了捞钱，更助长了公款追星的攀比，使百姓的纳税钱大量流入一批演艺人员和歌手的腰包，群众啧有烦言，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依法行政方能破解上访困局
老 石
近日新华网报道，新信访条例规定中有严惩打击报复的条款，“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打击报复信访人”的条文，也由十年前旧《信访条例》的普通条款提到“总则”，此前，条例宣传重点对象是普通群众，如今强调着重对官员做好《信访条例》宣传工作。我注意到这两个变化，为新条例的颁布而欣喜!
以前立法，极少把政府官员列为管治对象，官员法治理念的核心是治民而非治官。而前述两个变化实际是立法原则思想的变化，等于承认在官员与上访者的矛盾中，政府官员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宣传贯彻新条例的重点也是各级官员而非上访者。这才是真正的提纲挈领，抓住了解决上访难题的“牛鼻子”，提供了实事求是的思路及制度基础。如果认为上访的主因在上访者身上，那就会开错药方。不要小看这一步，解决上访的思路如果不转变，靠堵、靠打压永远也破解不了困局，即使一时消解，也是火山口上的“稳定”。前述两点其实体现了以民为本、依法行政的法治思想。这里既没深奥的学理，也没有纷纭复杂的事实。有些官员习惯于视上访者为“刁民”，采取劳教、抄家、殴打等种种非法打压手段，企图将“不稳定”的情绪压服，导致新一轮上访高潮。2003年国务院信访局局长周占顺公开披露的“四个8％”：8％以上有道理应予解决；8％以上可以通过各级政府努力加以解决等等，其实已经点出解决信访难题的主因。只要看看北京中办国办信访处，那些愁眉苦脸一肚冤屈的上访者，稍具常识的人，都不难得出谁是上访矛盾主要方面的结论。
找出了上访主因，就等于找到了上访解决办法——基层政府官员首先要依法行政，贯彻落实新信访条例。法治的精神是尊崇法律，法治功能的一个方面是制约公权。所以，贯彻新条例、宣传新条例，重点必然是各级政府、官员。只有官员依法行政，才能将上访难题化解。这已被无数上访的案例所证实。
何不从经济民主做起
杨建业
最近看到某报说，某省“两会”期间，老百姓要求公开“两会”的花费用度。我以为，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我们纳税人，确实应该像人家外国人那样，要经常过问自己的钱政府是怎么用的，还要时刻盯着这些血汗钱会不会被某些“守护人”挥霍浪费。
可长期以来，缺乏的恰恰是经济的透明度。例如，我们常常不知道城市建设工程为什么今天这里修了，明天那里又拆了；更不清楚单位领导为什么总是频频出国，或到那些名山大川所在地区去考察。你若是一般干部，恐怕不会清楚自己单位的收支明细；你若是国企职工，恐怕不会知道你的老总、经理们怎样经营赚钱；你若是农民，恐怕也无法过问村里的帐务。所以我们追求民主，说到底，不可能缺少经济民主。经济民主也是民主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二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就社会经济生活而言，做了这样两件事：大大增加了社会财富总量，重新分配了社会各阶层的财富。前者当然是大家都高兴的事，国家富了，综合实力也提高了。但对后者，却有点见仁见智了。因为这牵涉到富人穷人的重新洗牌。洗牌符合游戏规则，本来也没什么不好。但如果有人胡来，富了不该富的，穷了不该穷的，大伙儿的气就生出来了，而且越来越大。这，能简单地归之为“仇富”心理吗?有的人忽然暴富了，可他是怎么富的呢?他是披星戴月、胼手胝足勤劳致富的吗?先进国家造就一个百万富翁得几十年，而我们忽啦啦几年工夫，就造就了几十万个千万富翁、亿万富翁!这里面可能少不了权力资本!所以有人贪了6000万，还轻松地说：不就是弄了点喝茶钱嘛!所以也有人敢内外勾结，把一个市的3亿住房公积金席卷而去，无影无踪(见2005年1月27日 《华商报》)。都说计划经济时代缺乏监督，特别是制度性监督。可那时的财务制度还是非常完整严格的。现在的确比以前开放得多了，可经济民主未见进步。再看看现在单位一把手，哪个不是人事权、财权一支笔，上级不 查，底下哪个敢监督，哪个能监督呢?就是副手过问单位财务，在官场中也是很犯忌的事呵！
我们常常很多好的东西没有学到手，却丢掉了自己非常优秀的传统。听老一辈人说，战争年代的部队，每月都要把伙食费用公开(那时与战士们生活密切相关的就是军饷、伙食)，每一笔帐的收支、“伙食尾子”都交代得清清楚楚。所以尽管生活异常艰苦，但大家毫无怨言，因为没有人感到不公平。经济民主曾经是人民军队的一项基本制度。如今搞改革开放，经济民主更重要。经济民主了，官员们无法在钱的事情上暗箱操作，犯罪的机会就会大大减少。
前些时曾看到一则报道说，克林顿出访回来后往往得接受议员们的质询，因为议员们认为他花费超支了。我们这儿一下子还走不到这一步，所以咱也可以先不学人家。但政府各部门能否将其花费用度、收支明细，定期向各级人大代表或职工代表作出说明，搞搞“阳光财务”，并作为一项基本制度实行起来呢?虽然有“审计风暴”，但还要实行事前监督，事中监督，时时监督，事事监督。改革，都说像一场攻坚战，千头万绪，困难重重。何不先从经济民主做起呢?这应该是比较简单易行的吧！
细节的对比
耿 法
历史是由一连串真实的细节构成的，漠视细节，往往就是漠视历史。因为细节也会发出警示。生活中一些细节的对比，有助于帮助人们认识生活。
对比之一
原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是个小有名气的书法家，写得一手好字，南昌市不少店铺的招牌就是重金请他书写的。胡省长的办公室里挂着一幅他亲笔题写的用上好宣纸精心装裱的条幅：“澹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出自诸葛亮的《诫子书》，旨在自勉，实在够高雅的了。然而，这位标榜清心寡欲、志向坚定的胡省长却是江西第一巨贪，因此结局既非澹泊也不宁静。
前不久因公殉职的贵阳市白云区优秀女法官蒋庆，办公桌玻璃板下也压着一张格言。那是一张发黄的信纸，上面是她亲笔抄写的“九不可”：“钱不可贪、文不可抄、师不可骂、友不可卖、官不可讨、上不可媚、下不可慢、风不可追、天不可欺。”内容浅近易懂，字也写得极普通。可这写在普通信纸上的36个字，却是蒋庆恪守一生的做人准则，她以行动实践了自己的座右铭，被老百姓赞为铁面无私的“蒋铁锤”。
如今，许多官员的办公室或家里都时兴挂起装裱精致的古今名人格言、诗词条幅，且不少是名家所题。这显示了一种文化修养，不是什么坏事。但千万不要成为纯粹的时髦装饰。因为将人生格言写在纸上或贴在墙上是容易的，但像蒋庆那样长期地一丝不苟地付诸行动是极难的。而对于像胡长清那样以沽名钓誉为目的者，再好的格言再美的书法也只是一种鬼脸上的脂粉。
对比之二
大概是从1997年新年开的头，著名的苏州寒山寺首开拍卖新年钟声之先河。张家港某酿酒公司以十万元价格买断三年新年撞钟权。接着，镇江金山寺、南京栖霞寺等一些名寺古刹纷纷开始拍卖新年钟声。
于是，新年祈福求吉祥的撞钟权利也渐渐被一些有钱人垄断，与穷人无缘了。佛祖本来强调“众生平等”、“普渡众生”，可是现今在孔方兄的诱惑下，佛祖也只得让步，听由各寺院嫌贫爱富的住持们去奋力追求经济效益了。新年的钟声开始走样，演变成了一种聚财的法宝。
然而，不是所有的名寺古刹都拜倒在金钱脚下的，南京毗卢寺法师传义明确表示毗卢寺的新年钟声不会出卖，无论谁出多大的价钱也不卖。2004年12月31日下午，毗卢寺向市民免费发放新年撞钟票，市民凭票有序地进入寺院大殿撞钟祈福。真可谓佛有慧眼，终于在新年撞钟祈福上，穷人和富人站到了同一起跑线上，体现了“普渡众生”的精神。
看来，远离红尘的佛教寺庙也和尘世间一样，有着鲜明的对比。
“官赌”背后的潜规则
孙信成
几千年来，随着社会的发展，有一只怪物如影随形，无空不钻，无孔不入。它凌驾于法律和道德之上，操纵着人们的意志和命运；它滋生着五花八门的腐败，促成了一桩桩肮脏的交易。它就是“潜规则”。绿茵场上的“黑哨”，演艺圈里的“先上床后上戏”，人际间的“先给好处后办事”等等，都是“潜规则”在作祟。
这种“潜规则”的实质就是“关系学”。中国人“重人情、轻法度”的传统根深蒂固，因而拉关系成了国人日常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如今，人若犯了法，首先想到的不是去请一个律师，而是“找一个熟人”。“有关系就是没关系，没关系就是有关系”，这句像《红楼梦》中空空道人疯疯癫癫的话，恰恰道出了“关系”的玄妙。
官场就是一个小社会，同样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关系，同样需要拉关系才能使自己处于相对优势的地位。拉关系当然不能空口说白话，否则关系铁不了，于是便产生了行贿受贿。在反腐力度不断加大的今天，一种既隐蔽又似有人情味的行贿受贿方式应运而生，这便是赌博：几个人围坐在一起，热热闹闹，其乐融融，拉近了感情，达成了交易，皆大欢喜。因此，在某些官员那里，赌博并非像他们口口声声所表白的那样是“娱乐娱乐”，而是一种“交易游戏”。他们在打牌、搓麻将的过程中，悄悄地进行着“感情投资”、“权力投资”和“金钱投资”。因而牌桌上上演的往往都是上级赢下级、干部赢老板、老板赢利益的诱人场面。说穿了，这种赌场的输赢，实质是“阳光下”的行贿受贿，牌友间的输赢关系，掩盖了官民间的权钱交易。可怕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现象很有可能在一些地方形成一种官场“潜规则”，形成一种官场文化。
不妨看看人事工作领域，有人把干部选拔任用条件总结成三句话：年龄是个宝，学历不可少，关系最重要。这“关系”便是“潜规则”，它反映了用人方面的不正之风。
问题是，为什么人事部门的“潜规则”能起作用?这说明我们的干部选拔任用制度还有不完善的地方。比如，选拔任用干部的权力主要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干部的升迁是少数人可以决定的，这在客观上就使得“活动活动”成为可能。
如此说来，“潜规则”是一种不按正常游戏规则行事的规则，是一种让人们对社会产生不信任情绪的规则，是一种导致腐败的规则，说到底，是与法治社会格格不入的规则。问题如何解决?我看关键是要完善并严格执行“明规则”，从而使“潜规则”失去市场，失去实效。比如说在干部的选拔任用上，一是扩大民主，杜绝“靠少数人选人，在少数人中选人”的做法；二是提高透明度，变“暗箱操作”为“阳光操作”；三是建立科学的干部考核任用体系，确立评价干部的“硬指标”，从而杜绝人情提拔、有偿提拔；四是严格程序，严肃用人 纪律，杜绝用人的随意性。如此，方能从根本上刹住用人上的不正之风，也才能从源头上堵住“官赌”现象的滋生蔓延。
“瓮中捉鳖”为上策
齐 人
如何防止大贪官携巨款外逃，是目前反腐败斗争急需解决的一个大问题。公安部2004年5月底一次新闻发布会宣布，我国外逃的经济犯罪嫌疑人尚有500多人。涉案金额700多亿元人民币，形势十分严峻，国际影响极坏。
据《东方今报》年头报道，美国联邦调查局国际执行局局长近日表示，美国会遣返每一个中国外逃贪官。这对外逃贪官无疑是当头一棒，对我们的追逃工作则是佳音。美国是我国外逃贪官最多的国家，但我们也不能太乐观，因为真正执行起来难度很大。虽然，美国政府官员说：“对余振东这样的腐败官员，我们会来一个，查一个，遣返一个。”但实际上，外逃的与遣返的太不成比例，原因在于追逃工作执行起来存在很多障碍和困难。
首先是找不到罪犯。引渡首先要确定犯罪嫌疑人的具体方位，才能要求当地警方协助逮捕。在以前的一些案例中，检察机关通过侦查知道了某经济犯罪嫌疑人可能已外逃，但具体藏在哪个国家的哪个地方，护照号是多少等等，却很难搞清楚。
其次是调查取证难。因为罪犯出国前转移资本的手段很隐蔽，比如不是从中国往外汇钱，而是由美方存入美国银行，或转换成房子等不动产，或通过“地下钱庄”往境外汇钱。这就给调查取证设置了诸多障碍。
法律差异也是障碍。目前，中国的相关法律没有同国际接轨，政治制度的不同也会带来争议。另外，国际通行的“死刑不引渡”原则、“政治犯不引渡”原则和“双重归罪”原则等，都给引渡工作带来困难。
引渡手续繁杂，成本极高，旷日持久。即便千辛万苦把罪犯引渡回来了，他们贪污挪用的巨款也糟蹋得差不多了。
由此可见，如果我们把外逃贪官引渡比作“亡羊补牢”，那么把贪官堵在国内解决则可称为“瓮中捉鳖”，显然，“亡羊补牢”远不如“瓮中捉鳖”有效。所以，我们欢迎美国政府关于遣返每一个中国外逃贪官的态度和行动，更应当下功夫加大自己的反腐败力度，确实健全管人管钱制度，对官员出境和资金流向进行严格监督，坚持堵住贪官外逃和资金外流的漏洞。把贪官堵在国内，关门打狗，瓮中捉鳖，使之无处逃遁，才是上策。
为何“监督等于零”
李业成
“监督等于零”是现象还是现实?最近又挖出一贪官，级别不大，可权力很大，大至“监督等于零”的程度。这就是郴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原主任李树彪(《齐鲁晚报》3月1日)此人到澳门豪赌，四年内输掉公款8000万元，是那个被判死刑的马向东到澳门豪赌输掉公款的两倍。媒体披露，李树彪在任时，他一人说了算，“公积金管理中心就等于他的提款机”，公众的钱成了李树彪个人手里的钱，想咋花就咋花。在这里，你说监督是不是“等于零”?再看最近挖出的另一个贪官，也不是什么高官，但同样权力很大。这就是成都市龙泉驿区同安镇原党委书记朱福忠。他当着行政的官，把钱和账本同时揽进个人的怀里。公家的钱财物，完全成了他个人的私产。在他那里，监督也“等于零”。
号称“三光书记”的福建省周宁县原县委书记林龙飞，近日伏法。这也是个不大的官，级别不过一县之尊。他在当地把官位卖光，把财政的钱花光，把看中的女人搞光，是为“三光”。如果监督到位，一个地方官员何至于此!听听他们的肺腑之言：胡长清说，“我当上副省长以后，天马行空来去自由”；泰安市原市委书记胡建学说，“到了我这一级，就无人监督了”；玉林市原市委书记李乘龙说，“监督机构对我形同虚设，玉林市公检法的领导都是我任命的”。这个现象，仅仅体现在这几个贪官身上吗?我与一个老同学喝酒，他谈起他自己，感慨地说“全靠自律”。他的官也不大，不过一个正科级干部。但他是个“一把手”，他就感觉到监督对他不起作用。在我们的官员队伍中，到底有多少人有这样的感觉?
现在众声呼吁监督机制，就是因为腐败蔓延不可遏止。让群体监督权力，群众只有举报的权利。这个“权利”与实际权力较量，常常是鸡蛋碰石头。他们所遭遇的磨难和挫折说明，如果让权力凌驾于监督机制之上，监督也就形同虚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