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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0月，国务院颁布了《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提出要用20年左右的时间，重点发展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此后，中央和地方政府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政策，全力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和发展。2012年7月，国务院又出台了《“十二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全面部署了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点发展方向、发展目标、重大行动和发展路线图。经过两年的实践，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理念、行动程度不同地在一些行业、地区得以体现和实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组在对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实施情况进行了持续调研后认为，应该加强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进程的动态跟踪，及时发现问题，准确把握动向，保证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健康有序发展。
一、加强对世界产业发展新趋势的跟踪，警惕全球产业发展的偏向和不确定性
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提出是在世界新技术、新产业迅猛发展，全球孕育着新一轮产业革命的大背景下提出的。而此前，世界发达国家也提出过类似的产业发展计划，如美国的《美国国家生物燃料行动计划》（2008年）、《一个重整美国制造业框架》（2009年）、《连接美国：国家宽带计划》（2009年）、《奥巴马—拜登新能源计划》（2009年）；英国的《英国低碳转型计划：国家气候与能源战略》（2009年）、《建设英国未来》（2009年）；日本的《日本：未来开拓战略（J复兴计划）》（2009年）、《日本：下一代汽车战略2010》（2010年）；韩国的《韩国：新增长动力规划及发展战略》（2009年）、《韩国：绿色增长的国家战略》（2009年）；欧盟的《欧洲物联网行动计划》（2009年）、《欧洲2020年战略》（2010年）等。如上述国家的计划或战略都类似于我国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都是本国抢占世界经济科技竞争制高点，力图引领未来世界产业发展趋势的重要部署。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提出并非我国的首创，它是世界产业发展新趋势和各国进行产业实力角逐、国家竞争力角逐的产物。但是，世界产业发展趋势是不确定的。新工业革命和技术革命的发生时间、发展进程也有诸多不确定因素，世界产业发展的大势不可能完全按照人们的主观意志去发展，也不可能完全符合人们的主观判断。可以肯定的是，无论是战略性产业，还是新兴产业都是动态的、变化着的。有些产业被认定为战略性新兴产业，但事实上并非如此或者实践中根本发展不起来；一些产业一段时间可能是战略性新兴产业，而另一时期则可能是夕阳产业。从目前各国产业发展的实践看，战略性产业、新兴产业的成熟度还不高，许多核心技术也不稳定；产品的市场不完备，产品认识度低，发展路径和生产经营模式也都在探索和起步阶段。所以，我们所预知的世界产业发展走势尚有许多风险和未知因素，必须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实践中高度关注世界产业发展走势的多变性和不确定性，注重选择和培育具备潜在增长优势的产业，不断调整比较优势产业和产品，谋求战略性新兴产业比较优势的动态更迭和相对竞争实力的提高，建立起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和产品的“动态比较优势”体系。
建立战略性新兴产业和产品的“动态比较优势”体系，就要求我们关注战略性新兴产业长期比较优势变化的决定因素，关注其生产要素、技术进步和其他影响因素的动态变化；通过不断创新和降低成本，生产出可以替代日益短缺的初级生产要素的材料；不断打造知名品牌，提升品牌等无形资产的价值，提高新兴产品的附加值和竞争力；适时适度地走出传统的比较优势，造就和积累高级生产要素，提升和完善经济增长模式。
二、加强对新产品市场培育的跟踪，构筑战略性新兴产品市场风险的防御体系
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关键在技术，但先导是市场。没有稳定、巨大的市场需求，产业终究难成气候、达到规模。在起步阶段，由于消费惯性、消费理念的影响，新产品的特质、优势常常不被用户认知和接受，如节能灯、节能冰箱、节能电器等，产品潜在需求难以扩大和激活，这可能导致新兴产业市场失灵，进而严重影响到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
现今，我国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技术、资金、人才的培育及引进等问题关注较多，各种激励、配套政策也较全面，这些都体现为产业的生产环节，而有关新兴产业产品市场的培育、挖掘、拓展则有所忽视。事实上，如果忽视产品市场的培育与开发，一旦产业进入发展快车道，就容易引发产业同质同构、重复建设、资金资源发散的问题。因此，有必要通过全国性的行业协会，加强对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品市场的培育和监测，加强对新产品市场走向的预测。根据市场需求、市场走向和市场的变化来组织技术的引进、产品的生产。同时，要在技术改造和产品创新上增加投入，努力使新产品适应不同市场、不同层次的需要；要实施不同的营销策略，着眼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需求，着眼于世界新产业新产品市场，深度开发市场，发展多元市场，构建起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市场风险防御体系。
一般而言，新兴产业发展初期，产品的需求规模小，经营模式游离，加之基础设施不完善，产业链配套条件不成熟，所以市场成长慢，经济性能欠佳。加强市场风险防御，就需要注重生产成本分析和生产效益分析，编制成本效益分析框架，对拟上项目一方面要进行科学论证和资源评估，另一方面还要对其财务和经济预期收益进行测度，考虑社会成本效益的平衡，降低项目的机会成本。同时，也要注意发展与市场开拓相结合，警惕地方保护主义对创新型企业和优势企业规模化发展的钳制。
三、加强对现行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效果的评估和跟踪，适时进行政策的进入与退出
自国务院的《决定》颁布以来，国家相关部门和地方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激励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政策，形成了以核心技术、金融税收、人才引进、企业主体、创新工程等为主要内容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支撑体系。这些政策已付诸实施，但政策的实施效果却未受到应有的重视。
应该认识到，每一项政策都有一个目标指向。有些政策的目标指向是局部利益，有些政策的目标指向是整体利益；有些政策考虑的是企业利益，有些政策考虑的则是国家效益；有些考虑的是长远利益，有些考虑的则是短期利益。单个政策的目标指向是独立的，但一个政策系统中的多个目标指向则是相依的，这就可能产生冲突，如中央政策和地方政策，行业政策和企业政策。实践证明，多项政策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政策的“冲突效应”，甚至形成“政策悖论”和“博弈困境”。 政策体系的实施效果不是单一政策效果的简单总和，某些政策的良性效应可能会受到相关政策效应的冲抵。因此，有必要根据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实践进行相关政策的梳理，加强对政策效果的监测和评估，及时调整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偏差，消除政策的负面影响，消除和减少政策的对冲力，适时进行政策的进入和退出，保证政策实施效果的最大化和最优化。
四、加强对重点企业、重要基地生产经营状况的跟踪，构建适宜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现代生产经营模式
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实行的是整体推进、重点突破的方针。一些掌握核心关键技术、拥有自主品牌、具备开展高层次分工合作的国际化企业，作为行业发展的依托，得以在某些重点领域率先发展。如已经在国际上占有一席之地的华为、中兴、联想等企业，近年都是逆势增长，产值增长率达40%甚至50%，成为带动地区增长的重要力量。随着其国际分工地位的强化，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产品和服务的国际市场份额大幅提高，这些企业有望在部分领域成为全球重要的研发和制造基地，形成市场活力大、产业链完善、辐射带动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示范基地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增长极。
随着重要企业和重要基地发展规模的不断扩大，就需要从宏观上加强产业总体布局和相关领域发展的统筹规划和分类指导，适时进行生产经营计划和策略的动态调整，保证行业和行业间的可持续协调发展。忽视这些重点、重要基地生产经营状况的跟踪，一段时期后，极易形成战略雷同和战略跟风。一方面，可能造成产品积压，供过于求，价格下降，投资收益降低；另一方面，可能导致大量资源用于重复建设，造成资源浪费，产能过剩，最终使企业在经营中面临巨大风险，落入传统产业发展困境的老套路。
要在实践中探索和完善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生产经营模式，科学确定企业的价值定位和经营宗旨，据此设计好新兴企业的业务范围、交易方式、产业链中的位置、实现价值的手段，规划好企业的设计活动、营销活动、生产活动和其他辅助活动，注重在实践中不断发展、不断完善生产经营模式，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五、加强对全球战略性新兴产业价值链、技术链、产业链形成过程的跟踪，研判嵌入全球战略性新兴产业“三链”的契合点和突破口
全球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最终要形成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价值链、技术链和上下游产业链。由于还处于起步阶段，全球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价值链、技术链以及产业链还没有最终形成，只是正处于形成的过程中。这个过程是多变的，不确定的。因此，必须跟踪全球“三链”的形成过程，寻找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嵌入全球“三链”的契合点和突破口。
我国产业发展的历史证明，知名企业角逐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瓶颈通常是核心技术和高端领军技术人才的缺乏，这往往使企业对关键技术存在较大的外部依赖性，如目前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中的核心产品集成电路芯片，笔记本电脑操作系统，智能终端操作系统等，主要靠国外的技术主导，企业被迫锁定在价值链的低端，转型升级困难。因此，在全球战略性新兴产业“三链”形成的过程中，我国行业协会和宏观管理部门要分析国际产业分工的特点和规律，加强对“三链”阶段、形态、结构等的跟踪监测，追寻其“节点”、“断点”和“拐点”，分析对比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比较优势。惟有如此，才能及时指导我国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知名品牌的国际化企业组织跨国生产和跨国经营，提升其产品的国际化发展水平，抢占技术链竞争、价值链竞争的制高点，抢占先机，抢占“三链”的高端，避免被锁定在“三链”的低端。
一、加强对世界产业发展新趋势的跟踪，警惕全球产业发展的偏向和不确定性
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提出是在世界新技术、新产业迅猛发展，全球孕育着新一轮产业革命的大背景下提出的。而此前，世界发达国家也提出过类似的产业发展计划，如美国的《美国国家生物燃料行动计划》（2008年）、《一个重整美国制造业框架》（2009年）、《连接美国：国家宽带计划》（2009年）、《奥巴马—拜登新能源计划》（2009年）；英国的《英国低碳转型计划：国家气候与能源战略》（2009年）、《建设英国未来》（2009年）；日本的《日本：未来开拓战略（J复兴计划）》（2009年）、《日本：下一代汽车战略2010》（2010年）；韩国的《韩国：新增长动力规划及发展战略》（2009年）、《韩国：绿色增长的国家战略》（2009年）；欧盟的《欧洲物联网行动计划》（2009年）、《欧洲2020年战略》（2010年）等。如上述国家的计划或战略都类似于我国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都是本国抢占世界经济科技竞争制高点，力图引领未来世界产业发展趋势的重要部署。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提出并非我国的首创，它是世界产业发展新趋势和各国进行产业实力角逐、国家竞争力角逐的产物。但是，世界产业发展趋势是不确定的。新工业革命和技术革命的发生时间、发展进程也有诸多不确定因素，世界产业发展的大势不可能完全按照人们的主观意志去发展，也不可能完全符合人们的主观判断。可以肯定的是，无论是战略性产业，还是新兴产业都是动态的、变化着的。有些产业被认定为战略性新兴产业，但事实上并非如此或者实践中根本发展不起来；一些产业一段时间可能是战略性新兴产业，而另一时期则可能是夕阳产业。从目前各国产业发展的实践看，战略性产业、新兴产业的成熟度还不高，许多核心技术也不稳定；产品的市场不完备，产品认识度低，发展路径和生产经营模式也都在探索和起步阶段。所以，我们所预知的世界产业发展走势尚有许多风险和未知因素，必须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实践中高度关注世界产业发展走势的多变性和不确定性，注重选择和培育具备潜在增长优势的产业，不断调整比较优势产业和产品，谋求战略性新兴产业比较优势的动态更迭和相对竞争实力的提高，建立起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和产品的“动态比较优势”体系。
建立战略性新兴产业和产品的“动态比较优势”体系，就要求我们关注战略性新兴产业长期比较优势变化的决定因素，关注其生产要素、技术进步和其他影响因素的动态变化；通过不断创新和降低成本，生产出可以替代日益短缺的初级生产要素的材料；不断打造知名品牌，提升品牌等无形资产的价值，提高新兴产品的附加值和竞争力；适时适度地走出传统的比较优势，造就和积累高级生产要素，提升和完善经济增长模式。
二、加强对新产品市场培育的跟踪，构筑战略性新兴产品市场风险的防御体系
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关键在技术，但先导是市场。没有稳定、巨大的市场需求，产业终究难成气候、达到规模。在起步阶段，由于消费惯性、消费理念的影响，新产品的特质、优势常常不被用户认知和接受，如节能灯、节能冰箱、节能电器等，产品潜在需求难以扩大和激活，这可能导致新兴产业市场失灵，进而严重影响到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
现今，我国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技术、资金、人才的培育及引进等问题关注较多，各种激励、配套政策也较全面，这些都体现为产业的生产环节，而有关新兴产业产品市场的培育、挖掘、拓展则有所忽视。事实上，如果忽视产品市场的培育与开发，一旦产业进入发展快车道，就容易引发产业同质同构、重复建设、资金资源发散的问题。因此，有必要通过全国性的行业协会，加强对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品市场的培育和监测，加强对新产品市场走向的预测。根据市场需求、市场走向和市场的变化来组织技术的引进、产品的生产。同时，要在技术改造和产品创新上增加投入，努力使新产品适应不同市场、不同层次的需要；要实施不同的营销策略，着眼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需求，着眼于世界新产业新产品市场，深度开发市场，发展多元市场，构建起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市场风险防御体系。
一般而言，新兴产业发展初期，产品的需求规模小，经营模式游离，加之基础设施不完善，产业链配套条件不成熟，所以市场成长慢，经济性能欠佳。加强市场风险防御，就需要注重生产成本分析和生产效益分析，编制成本效益分析框架，对拟上项目一方面要进行科学论证和资源评估，另一方面还要对其财务和经济预期收益进行测度，考虑社会成本效益的平衡，降低项目的机会成本。同时，也要注意发展与市场开拓相结合，警惕地方保护主义对创新型企业和优势企业规模化发展的钳制。
三、加强对现行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效果的评估和跟踪，适时进行政策的进入与退出
自国务院的《决定》颁布以来，国家相关部门和地方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激励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政策，形成了以核心技术、金融税收、人才引进、企业主体、创新工程等为主要内容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支撑体系。这些政策已付诸实施，但政策的实施效果却未受到应有的重视。
应该认识到，每一项政策都有一个目标指向。有些政策的目标指向是局部利益，有些政策的目标指向是整体利益；有些政策考虑的是企业利益，有些政策考虑的则是国家效益；有些考虑的是长远利益，有些考虑的则是短期利益。单个政策的目标指向是独立的，但一个政策系统中的多个目标指向则是相依的，这就可能产生冲突，如中央政策和地方政策，行业政策和企业政策。实践证明，多项政策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政策的“冲突效应”，甚至形成“政策悖论”和“博弈困境”。 政策体系的实施效果不是单一政策效果的简单总和，某些政策的良性效应可能会受到相关政策效应的冲抵。因此，有必要根据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实践进行相关政策的梳理，加强对政策效果的监测和评估，及时调整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偏差，消除政策的负面影响，消除和减少政策的对冲力，适时进行政策的进入和退出，保证政策实施效果的最大化和最优化。
四、加强对重点企业、重要基地生产经营状况的跟踪，构建适宜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现代生产经营模式
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实行的是整体推进、重点突破的方针。一些掌握核心关键技术、拥有自主品牌、具备开展高层次分工合作的国际化企业，作为行业发展的依托，得以在某些重点领域率先发展。如已经在国际上占有一席之地的华为、中兴、联想等企业，近年都是逆势增长，产值增长率达40%甚至50%，成为带动地区增长的重要力量。随着其国际分工地位的强化，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产品和服务的国际市场份额大幅提高，这些企业有望在部分领域成为全球重要的研发和制造基地，形成市场活力大、产业链完善、辐射带动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示范基地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增长极。
随着重要企业和重要基地发展规模的不断扩大，就需要从宏观上加强产业总体布局和相关领域发展的统筹规划和分类指导，适时进行生产经营计划和策略的动态调整，保证行业和行业间的可持续协调发展。忽视这些重点、重要基地生产经营状况的跟踪，一段时期后，极易形成战略雷同和战略跟风。一方面，可能造成产品积压，供过于求，价格下降，投资收益降低；另一方面，可能导致大量资源用于重复建设，造成资源浪费，产能过剩，最终使企业在经营中面临巨大风险，落入传统产业发展困境的老套路。
要在实践中探索和完善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生产经营模式，科学确定企业的价值定位和经营宗旨，据此设计好新兴企业的业务范围、交易方式、产业链中的位置、实现价值的手段，规划好企业的设计活动、营销活动、生产活动和其他辅助活动，注重在实践中不断发展、不断完善生产经营模式，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五、加强对全球战略性新兴产业价值链、技术链、产业链形成过程的跟踪，研判嵌入全球战略性新兴产业“三链”的契合点和突破口
全球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最终要形成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价值链、技术链和上下游产业链。由于还处于起步阶段，全球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价值链、技术链以及产业链还没有最终形成，只是正处于形成的过程中。这个过程是多变的，不确定的。因此，必须跟踪全球“三链”的形成过程，寻找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嵌入全球“三链”的契合点和突破口。
我国产业发展的历史证明，知名企业角逐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瓶颈通常是核心技术和高端领军技术人才的缺乏，这往往使企业对关键技术存在较大的外部依赖性，如目前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中的核心产品集成电路芯片，笔记本电脑操作系统，智能终端操作系统等，主要靠国外的技术主导，企业被迫锁定在价值链的低端，转型升级困难。因此，在全球战略性新兴产业“三链”形成的过程中，我国行业协会和宏观管理部门要分析国际产业分工的特点和规律，加强对“三链”阶段、形态、结构等的跟踪监测，追寻其“节点”、“断点”和“拐点”，分析对比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比较优势。惟有如此，才能及时指导我国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知名品牌的国际化企业组织跨国生产和跨国经营，提升其产品的国际化发展水平，抢占技术链竞争、价值链竞争的制高点，抢占先机，抢占“三链”的高端，避免被锁定在“三链”的低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