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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10月，我被任命为五航校副校长。在干部体检时，因我的身体符合飞行条件，我正式向校党委提出了学习飞行的要求。
要求一提出，立即遭到了各种非议和阻力。有人说：“你连小学的校门都没进过，怎么能学会飞行呢？”还有人说：“你这么大岁数了，老胳膊老腿的，在空中能应付紧急情况吗？要是飞不出来，岂不更丢面子？”苏联顾问也劝我：“世界上还没有32岁才开始学飞行的。你已经这么高的职位了，就算我们敢带你飞，你要是真摔死了，岂不可惜？”就在人们议论纷纷之时，空军党委给了我很大的支持，刘亚楼听到这件事后说：“我们共产党人就是专干别人没干过的事。岁数大一点是事实，但身体好，有决心，为什么不能学一学呢？将来能飞出来更好，就是飞不出来，也可以多掌握一些空中飞行的知识，对管理部队有好处嘛！我们需要一些懂飞行的老同志，这个学费我出。”
可真正学起飞行来，困难远比我预想的多。我仅有的那一点文化是在十几年戎马生涯的空隙中学到的。要从头学习数理化比登天还难。白天要上八个小时的课，晚上还要用五六个小时复习消化当天学过的課程。尽管这样，有些课程如几何、代数很难弄懂，只好死记硬背。连走路、吃饭都不放过，有时连睡觉说梦话也在背公式。经过四个多月的艰苦努力，终于结束了飞行理论课。
而进入学习飞行驾驶技术阶段后困难更多，教官是苏联人，翻译常常把关键的地方译错，我因此受到不少惩罚，飞行中我的两条腿常常被驾驶杆打得青一块紫一块，有时几个起落下来，走路都一瘸一拐的。有一次飞螺旋练习，飞机进入螺旋，要带点油门，因为这是中队长教的，没想到刹那间飞机像脱缰的野马翻滚着直往下冲，把教官的脸都吓白了，好不容易才把飞机改平，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事后才知道，飞机进入螺旋后，要把油门收完才对。
当时正是人民空军刚刚起步的时候，飞行事故比较多，一天，我们另一个大队发生了一起空中双机相撞，造成两名学员、两名教员同时遇难的严重事故。不久又发生了地面氧气瓶爆炸，伤亡多人。同时又传来了从陆军来学飞行后当了师长的张庆和、马勇两位同志在飞行中失事的消息。老战友的牺牲固然令我非常难过，但更激励了我以最大的勇气和毅力去克服飞行中的种种困难，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杨琳摘编自《空军回忆史料》，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
要求一提出，立即遭到了各种非议和阻力。有人说：“你连小学的校门都没进过，怎么能学会飞行呢？”还有人说：“你这么大岁数了，老胳膊老腿的，在空中能应付紧急情况吗？要是飞不出来，岂不更丢面子？”苏联顾问也劝我：“世界上还没有32岁才开始学飞行的。你已经这么高的职位了，就算我们敢带你飞，你要是真摔死了，岂不可惜？”就在人们议论纷纷之时，空军党委给了我很大的支持，刘亚楼听到这件事后说：“我们共产党人就是专干别人没干过的事。岁数大一点是事实，但身体好，有决心，为什么不能学一学呢？将来能飞出来更好，就是飞不出来，也可以多掌握一些空中飞行的知识，对管理部队有好处嘛！我们需要一些懂飞行的老同志，这个学费我出。”
可真正学起飞行来，困难远比我预想的多。我仅有的那一点文化是在十几年戎马生涯的空隙中学到的。要从头学习数理化比登天还难。白天要上八个小时的课，晚上还要用五六个小时复习消化当天学过的課程。尽管这样，有些课程如几何、代数很难弄懂，只好死记硬背。连走路、吃饭都不放过，有时连睡觉说梦话也在背公式。经过四个多月的艰苦努力，终于结束了飞行理论课。
而进入学习飞行驾驶技术阶段后困难更多，教官是苏联人，翻译常常把关键的地方译错，我因此受到不少惩罚，飞行中我的两条腿常常被驾驶杆打得青一块紫一块，有时几个起落下来，走路都一瘸一拐的。有一次飞螺旋练习，飞机进入螺旋，要带点油门，因为这是中队长教的，没想到刹那间飞机像脱缰的野马翻滚着直往下冲，把教官的脸都吓白了，好不容易才把飞机改平，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事后才知道，飞机进入螺旋后，要把油门收完才对。
当时正是人民空军刚刚起步的时候，飞行事故比较多，一天，我们另一个大队发生了一起空中双机相撞，造成两名学员、两名教员同时遇难的严重事故。不久又发生了地面氧气瓶爆炸，伤亡多人。同时又传来了从陆军来学飞行后当了师长的张庆和、马勇两位同志在飞行中失事的消息。老战友的牺牲固然令我非常难过，但更激励了我以最大的勇气和毅力去克服飞行中的种种困难，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杨琳摘编自《空军回忆史料》，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