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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去成都旅游,从酒店出来要打车去景点,由于景点比较远,为了防止司机兜圈绕远路,上车之前一般都要谈谈价钱,而侃价就是生活中最典型的博弈游戏。
司机首先提出了40块的价格,按照以往的经验,我们自然按照70％的比例进行侃价,谁知司机毫不犹豫地拒绝了我们的报价。于是我们威胁他说,如果不同意我们就换乘别的出租车,司机不为所动:“换就换吧,反正不能降价。”提出选择替代品一般是讨价还价的必杀技,但是这一招起作用的前提条件是存在能够替代的产品。所以当司机一口拒绝我的报价绝尘而去的时候,我立刻发现自己犯了致命性的错误,因为博弈对手方给出的信号已经透露出了他占有我所没有的某些信息,而我没有能够充分地吸纳、利用这些信息,而信息不对称正是构成博弈的基础。
果然在之后的将近半个小时的时间里,没有看到一辆空的出租车。以至于在我们用近乎抢的方式终于打到一辆车的时候,已经“自觉地”将我们的初始报价从30块提高到40块,并完全做好了司机进一步抬价的心理准备。
在短短的30分钟内为什么会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原因就是在前一次的博弈失败过程中我们掌握到了新的信息。
首先,前一个司机之所以毅然决然地拒绝减价是因为他知道在这个时间、这个区域根本不存在可替代的产品,作为本地人,他比游客更熟悉这个城市的规律,掌握更多的信息。而我们却从他释放的坚决的信号当中忽视了这一点,当时最优的选择是在他回绝我们的报价之后立刻和他达成协议,然而出于一致性的原则,我们已经威胁他不减价就离开,但出尔反尔是我们难以接受的,即使我们知道后果可能非常惨重。其次,我们之所以在第二次打车的时候主动提高了报价不仅是因为掌握了新的信息,同时也是因为我们意识到对于我们来说,在时间成本上我们又处于劣势。对于游客,时间往往比金钱更加重要,所以在重新整合和评估了所有的信息之后,我们立刻做出了新的报价,以促使博弈向着我们觉得更容易达到均衡的方向发展。
以上的整个过程就是一个信息不完全条件下的对手方博弈,是博弈论当中一种常见的情况。从中我们不难明白,所谓的博弈论,就是双方根据自己所具有的信息做出相应的决策,同时根据对方的反应来不断调整自己的判断、整合新的信息,最终达到均衡的过程。博弈主体之间的互动, 宛如一盘棋局、一场游戏,所以才叫Game Theory。
通过博弈的过程,我们可以接触到我们原本不具备任何信息的事物的真相,当然也可能相反。在成都打车的过程和博弈的失败源于我们对成都市区人多车少的现实缺乏了解,而更多的时候我们是通过讨价还价的方式了解到产品的真实价格。
我家住在上海举世闻名的襄阳路小商品市场附近,在它没有被拆迁之前这里可能是全世界讨价还价最频繁和激烈的地方。这里和成都的出租车市场恰恰相反,由于存在大量的替代产品,侃价的幅度有时高达惊人的80％－90％。一件仿制的LV包包可能报价在几千,由于你不了解它的真实价值,只能通过侃价去接近事情的真相。于是连老外都学会了这一招,双方操着乌里哇啦仿佛外星球的语言进行着博弈。但就算你再疯狂的杀价,商家依然能够获利,原因有两个,一个依然是信息不对称,另一个是差别定价原理。
对信息掌握最完全的人最占有博弈优势,卖家显然是这种人,除了襄阳路拆迁的最后一周内发生的交易之外,低于成本的价格是基本不会成交的;而本地的顾客是次优者,他们更了解内情,有更多的时间去选择,所以他们给出的价格肯定最低;外国游客肯定是最吃亏的,当然他们也应该吃亏,因为他们掌握的信息最少。通过这种差别定价,卖方最大限度地剥夺了消费者剩余。
在传统经济学理论当中,消费者剩余是一个重要的命题。由于消费者对于同一件商品愿意支付的心理价格是不同的,而企业对于单一产品只能单一定价,因此产品实际价格和不同消费者愿意支付的心理价格之间的差异,就是“消费者剩余”。如果能够对每一个消费者进行差别定价,企业就能最大程度地提高利润。这一在传统经济学当中无法解决的悖论在博弈论当中,或者说在我们的襄阳路市场得到了解决。
传统经济学是在各种给定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供需决定的均衡;而新经济学是在传统经济学的基础上添加了动态变化的因素。在襄阳路,我们的传统经济学和新经济学得到了完美的交汇。
不过说到这里,我们发现,在新经济学当中, 老实人总是吃亏的。这从所有博弈论教科书都会引用的一则例子来看会更加清晰:两个罪犯被警察抓了,两个人都认罪则各判刑两年,两个都不认罪则都无罪释放,其中一个人认罪而另一个不认, 则认罪的释放,不认罪的判刑五年。结果是什么,可能出乎很多人的预料,均衡点是两个人都认罪, 各坐两年的牢。这就是著名的“囚徒困境”。无论是没认罪的那个罪犯还是不擅长讨价还价的顾客都是被惩罚的对象,聪明人赢得游戏,这本来就是游戏的原则。
当然聪明与否是相对的,这同样也与我们掌握信息的多少有关。一个在某方面出类拔萃的人到了另外一个领域可能就会变得笨嘴拙舌,一切都源于你对自己相对熟悉行业的比较优势:每个人或者国家都因为从事自己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通过分工和交换来实现生产力的最大化,这种优势包括更充分的信息,更低廉的成本等等。也就是说,如果你是个驾驶水平不凡又了解本地出租车供需水平的成都出租车司机,你就可以从像我们这样对当地不熟悉的游客那里获得溢价;如果你是一个熟悉资本市场而又具有一定文字功底的人,你就应该像我这样通过写一些生活化的经济学文章来挣点稿费。
所以完全的市场经济并不一定造成贫富差距的加大,如果每个人都能从事自己具有比较优势的工作的话。当然这种理想只有在理论上成立的可能。不过奇妙的是博弈论在这里又解释了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上的一个基本理论,即“比较优势”理论。
回到文章的最初,从景点出来回到成都市区, 琳琅满目的美食正在等待着我们品尝,可是到底应该选择哪一家酒店才能得到性价比最高的享受呢？最简单的方法是,去人最多的那家:根据别人的决定而非自己掌握的信息去做出决策,而不管别人的决定是否正确。这里涉及到博弈论里另外的一个重要主题——羊群效应,我们下期再聊。
司机首先提出了40块的价格,按照以往的经验,我们自然按照70％的比例进行侃价,谁知司机毫不犹豫地拒绝了我们的报价。于是我们威胁他说,如果不同意我们就换乘别的出租车,司机不为所动:“换就换吧,反正不能降价。”提出选择替代品一般是讨价还价的必杀技,但是这一招起作用的前提条件是存在能够替代的产品。所以当司机一口拒绝我的报价绝尘而去的时候,我立刻发现自己犯了致命性的错误,因为博弈对手方给出的信号已经透露出了他占有我所没有的某些信息,而我没有能够充分地吸纳、利用这些信息,而信息不对称正是构成博弈的基础。
果然在之后的将近半个小时的时间里,没有看到一辆空的出租车。以至于在我们用近乎抢的方式终于打到一辆车的时候,已经“自觉地”将我们的初始报价从30块提高到40块,并完全做好了司机进一步抬价的心理准备。
在短短的30分钟内为什么会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原因就是在前一次的博弈失败过程中我们掌握到了新的信息。
首先,前一个司机之所以毅然决然地拒绝减价是因为他知道在这个时间、这个区域根本不存在可替代的产品,作为本地人,他比游客更熟悉这个城市的规律,掌握更多的信息。而我们却从他释放的坚决的信号当中忽视了这一点,当时最优的选择是在他回绝我们的报价之后立刻和他达成协议,然而出于一致性的原则,我们已经威胁他不减价就离开,但出尔反尔是我们难以接受的,即使我们知道后果可能非常惨重。其次,我们之所以在第二次打车的时候主动提高了报价不仅是因为掌握了新的信息,同时也是因为我们意识到对于我们来说,在时间成本上我们又处于劣势。对于游客,时间往往比金钱更加重要,所以在重新整合和评估了所有的信息之后,我们立刻做出了新的报价,以促使博弈向着我们觉得更容易达到均衡的方向发展。
以上的整个过程就是一个信息不完全条件下的对手方博弈,是博弈论当中一种常见的情况。从中我们不难明白,所谓的博弈论,就是双方根据自己所具有的信息做出相应的决策,同时根据对方的反应来不断调整自己的判断、整合新的信息,最终达到均衡的过程。博弈主体之间的互动, 宛如一盘棋局、一场游戏,所以才叫Game Theory。
通过博弈的过程,我们可以接触到我们原本不具备任何信息的事物的真相,当然也可能相反。在成都打车的过程和博弈的失败源于我们对成都市区人多车少的现实缺乏了解,而更多的时候我们是通过讨价还价的方式了解到产品的真实价格。
我家住在上海举世闻名的襄阳路小商品市场附近,在它没有被拆迁之前这里可能是全世界讨价还价最频繁和激烈的地方。这里和成都的出租车市场恰恰相反,由于存在大量的替代产品,侃价的幅度有时高达惊人的80％－90％。一件仿制的LV包包可能报价在几千,由于你不了解它的真实价值,只能通过侃价去接近事情的真相。于是连老外都学会了这一招,双方操着乌里哇啦仿佛外星球的语言进行着博弈。但就算你再疯狂的杀价,商家依然能够获利,原因有两个,一个依然是信息不对称,另一个是差别定价原理。
对信息掌握最完全的人最占有博弈优势,卖家显然是这种人,除了襄阳路拆迁的最后一周内发生的交易之外,低于成本的价格是基本不会成交的;而本地的顾客是次优者,他们更了解内情,有更多的时间去选择,所以他们给出的价格肯定最低;外国游客肯定是最吃亏的,当然他们也应该吃亏,因为他们掌握的信息最少。通过这种差别定价,卖方最大限度地剥夺了消费者剩余。
在传统经济学理论当中,消费者剩余是一个重要的命题。由于消费者对于同一件商品愿意支付的心理价格是不同的,而企业对于单一产品只能单一定价,因此产品实际价格和不同消费者愿意支付的心理价格之间的差异,就是“消费者剩余”。如果能够对每一个消费者进行差别定价,企业就能最大程度地提高利润。这一在传统经济学当中无法解决的悖论在博弈论当中,或者说在我们的襄阳路市场得到了解决。
传统经济学是在各种给定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供需决定的均衡;而新经济学是在传统经济学的基础上添加了动态变化的因素。在襄阳路,我们的传统经济学和新经济学得到了完美的交汇。
不过说到这里,我们发现,在新经济学当中, 老实人总是吃亏的。这从所有博弈论教科书都会引用的一则例子来看会更加清晰:两个罪犯被警察抓了,两个人都认罪则各判刑两年,两个都不认罪则都无罪释放,其中一个人认罪而另一个不认, 则认罪的释放,不认罪的判刑五年。结果是什么,可能出乎很多人的预料,均衡点是两个人都认罪, 各坐两年的牢。这就是著名的“囚徒困境”。无论是没认罪的那个罪犯还是不擅长讨价还价的顾客都是被惩罚的对象,聪明人赢得游戏,这本来就是游戏的原则。
当然聪明与否是相对的,这同样也与我们掌握信息的多少有关。一个在某方面出类拔萃的人到了另外一个领域可能就会变得笨嘴拙舌,一切都源于你对自己相对熟悉行业的比较优势:每个人或者国家都因为从事自己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通过分工和交换来实现生产力的最大化,这种优势包括更充分的信息,更低廉的成本等等。也就是说,如果你是个驾驶水平不凡又了解本地出租车供需水平的成都出租车司机,你就可以从像我们这样对当地不熟悉的游客那里获得溢价;如果你是一个熟悉资本市场而又具有一定文字功底的人,你就应该像我这样通过写一些生活化的经济学文章来挣点稿费。
所以完全的市场经济并不一定造成贫富差距的加大,如果每个人都能从事自己具有比较优势的工作的话。当然这种理想只有在理论上成立的可能。不过奇妙的是博弈论在这里又解释了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上的一个基本理论,即“比较优势”理论。
回到文章的最初,从景点出来回到成都市区, 琳琅满目的美食正在等待着我们品尝,可是到底应该选择哪一家酒店才能得到性价比最高的享受呢？最简单的方法是,去人最多的那家:根据别人的决定而非自己掌握的信息去做出决策,而不管别人的决定是否正确。这里涉及到博弈论里另外的一个重要主题——羊群效应,我们下期再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