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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中国人素不尊重版权，而且作者也不甚介意，既然抄袭是最隆重的赞美。”——张爱玲·《更衣记》
“山寨货”，是我们一直以来对仿冒品的戏谑和调侃。然而，这三个字背后折射出的却是知识产权保护意识缺失的现象。作家张爱玲的《更衣记》尽管描述的是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时装流变，但这句关于版权的点评恰好如实反映了国人对于知识产权的淡漠。甚至，这种淡漠还一度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和诟病。
不过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也在不断提升。相应的，有关部门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也在不断加强。2014年12月28日，全国首家跨行政区划检察院——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以下简称“三分院”）正式挂牌成立，其管辖范围就包括了上海知识产权法院审理的知识产权类诉讼案件。
挂牌成立之后，三分院于2015年1月成立了知识产权检察处，明确了包括对上海知识产权法院审理的知识产权民事、行政案件同步监督；对上海市公安局立案侦查的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进行批捕、审查起诉；对全市知识产权刑事二审案件进行审理等在内的工作职责。
据了解，三分院近年来共计受理刑事一审案件41件，二审案件34件，审查逮捕14件，批准延长侦查羁押期限1件，提请批准延长羁押期限案件2件，指定管辖198件，民事案件4件，书面请示1件。有力打击了犯罪行为，捍卫了法律的尊严。近日，本刊记者走访三分院，与该院谈信友副检察长以及知识产权处处长房长缨面对面，共同探讨了三分院自成立以来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的经验与心得。
2016年9月，三分院知识产权处实行民行刑“三合一”的办案机制，成为全国首家分院层级“三合一”专业化的知识产权检察部门。谈信友副检察长告诉记者，长期以来检察机关在办理知识产权相关案件时采取的是刑事和民事、行政案件分开办理的模式。
不过，由于知识产权案件专业化程度较高，且民行刑案件的审理原则、方法以及理念存在很大差异，分开办理会存在相互间融合度不够的问题。房长缨处长也表示，自己过去在办理刑事案件的过程中，很少也很难同时兼顾案件附带的民事纠纷以及行政方面的问题。可以说，民行刑三种检察工作各有各的侧重性，也各有各的局限性。
“一般来说，当事人受到侵权之后会选择刑事报案或者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以此寻求司法保护。”谈信友副检察长向记着解释道，“但是在一些案件中，其证据标准并不构成刑事犯罪，如果选择刑事报案，侦查机关可能无法立案；反之，还有一些案件在已经构成刑事犯罪的情况下，当事人却选择了民事诉讼，即便胜诉也往往无法收到严厉打击侵权行为的效果。”
因此，针对这样的情况，三分院在办理知识产权类案件时率先实行了“三合一”模式。这样也有利于统一执法思路和尺度，做到办案思路互补。同时，积极推进民行刑三种检察工作方法相互融合、参照及借鉴，也可以提高检察监督工作的能力和水平，更好地保护权利人的利益。
记者从三分院处了解到，从知识产权案件整体来看，缓刑率普遍较高。这样的惩处力度是否可以达到有效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的效果呢？
对此，房长缨处长表示，对侵权行为打击效果的判断，不能仅仅以缓刑率高低为标准。毕竟侵犯知识产权的犯罪行为与其他的恶性犯罪案件还是有很大区别的，检察机关在办理相关案件时还是本着修复社会关系为主的态度。
谈信友副检察长认为，缓刑率较高是目前知识产权案件的司法现状。不仅仅是上海，北京、江苏以及广州等地亦是如此。“究其原因，首先从法定刑的角度来讲，知识产权案件的最高量刑就是七年；其次，知识产权犯罪的涉案金额相比于其他經济类犯罪来说也不是那么高；第三，自首、坦白、立功等酌定量刑情节比较多。但是从法律本身来说，均是在量刑幅度以内，很难说判决本身有问题。”
那么如何解决这一现状呢？谈信友副检察长表示，目前三分院正在考虑在量刑的规范下再做一些具体的分析，哪些案件可以适用缓刑，哪些案件不能适用。其次，在判处缓刑的情况下，提高罚金的比例，同时重点对罚金刑的执行进行监督；第三，尝试从赔偿被害人损失的角度尝试做更多的工作，比如对于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的财产查封扣押，促成双方的调解，是否能够先行赔付到位等等。在办理刑事案件的过程中适当运用民事赔偿的手段，以达到打击侵权，保护权利人权益的目的。
同时，检察机关也在考虑建议立法机构，是否能够借鉴食药案件中实施的从业禁止令。如果行为人实施了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应当在一定的时间内禁止从事相关行业的工作，使其失去再犯的机会，以达到加强打击的作用。
当然，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源头的预防比后期的打击更重要。三分院一方面仔细分析侵权案件前期发生的手段和形态，并与行业协会联手，正确指导企业在保护措施上做得更合规，避免侵权行为产生；另一方面一旦发生侵权行为之后，也会引导企业采取最合适的方式来维权，切实保障权利人的利益。
成立三年多以来，三分院立足检察职能，高度重视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以强化知识产权的“三合一”机制的综合效应为契机，充分发挥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主导作用，优化科技创新营商环境，为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有力的司法服务。就像谈信友副检察长说的那样，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是“使命光荣、责任重大、大有可为”的一项工作。
“山寨货”，是我们一直以来对仿冒品的戏谑和调侃。然而，这三个字背后折射出的却是知识产权保护意识缺失的现象。作家张爱玲的《更衣记》尽管描述的是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时装流变，但这句关于版权的点评恰好如实反映了国人对于知识产权的淡漠。甚至，这种淡漠还一度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和诟病。
不过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也在不断提升。相应的，有关部门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也在不断加强。2014年12月28日，全国首家跨行政区划检察院——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以下简称“三分院”）正式挂牌成立，其管辖范围就包括了上海知识产权法院审理的知识产权类诉讼案件。
挂牌成立之后，三分院于2015年1月成立了知识产权检察处，明确了包括对上海知识产权法院审理的知识产权民事、行政案件同步监督；对上海市公安局立案侦查的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进行批捕、审查起诉；对全市知识产权刑事二审案件进行审理等在内的工作职责。
据了解，三分院近年来共计受理刑事一审案件41件，二审案件34件，审查逮捕14件，批准延长侦查羁押期限1件，提请批准延长羁押期限案件2件，指定管辖198件，民事案件4件，书面请示1件。有力打击了犯罪行为，捍卫了法律的尊严。近日，本刊记者走访三分院，与该院谈信友副检察长以及知识产权处处长房长缨面对面，共同探讨了三分院自成立以来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的经验与心得。
“三合一”工作机制显成效
2016年9月，三分院知识产权处实行民行刑“三合一”的办案机制，成为全国首家分院层级“三合一”专业化的知识产权检察部门。谈信友副检察长告诉记者，长期以来检察机关在办理知识产权相关案件时采取的是刑事和民事、行政案件分开办理的模式。
不过，由于知识产权案件专业化程度较高，且民行刑案件的审理原则、方法以及理念存在很大差异，分开办理会存在相互间融合度不够的问题。房长缨处长也表示，自己过去在办理刑事案件的过程中，很少也很难同时兼顾案件附带的民事纠纷以及行政方面的问题。可以说，民行刑三种检察工作各有各的侧重性，也各有各的局限性。
“一般来说，当事人受到侵权之后会选择刑事报案或者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以此寻求司法保护。”谈信友副检察长向记着解释道，“但是在一些案件中，其证据标准并不构成刑事犯罪，如果选择刑事报案，侦查机关可能无法立案；反之，还有一些案件在已经构成刑事犯罪的情况下，当事人却选择了民事诉讼，即便胜诉也往往无法收到严厉打击侵权行为的效果。”
因此，针对这样的情况，三分院在办理知识产权类案件时率先实行了“三合一”模式。这样也有利于统一执法思路和尺度，做到办案思路互补。同时，积极推进民行刑三种检察工作方法相互融合、参照及借鉴，也可以提高检察监督工作的能力和水平，更好地保护权利人的利益。
打击知识产权犯罪仍然以修复社会关系为主
记者从三分院处了解到，从知识产权案件整体来看，缓刑率普遍较高。这样的惩处力度是否可以达到有效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的效果呢？
对此，房长缨处长表示，对侵权行为打击效果的判断，不能仅仅以缓刑率高低为标准。毕竟侵犯知识产权的犯罪行为与其他的恶性犯罪案件还是有很大区别的，检察机关在办理相关案件时还是本着修复社会关系为主的态度。
谈信友副检察长认为，缓刑率较高是目前知识产权案件的司法现状。不仅仅是上海，北京、江苏以及广州等地亦是如此。“究其原因，首先从法定刑的角度来讲，知识产权案件的最高量刑就是七年；其次，知识产权犯罪的涉案金额相比于其他經济类犯罪来说也不是那么高；第三，自首、坦白、立功等酌定量刑情节比较多。但是从法律本身来说，均是在量刑幅度以内，很难说判决本身有问题。”
那么如何解决这一现状呢？谈信友副检察长表示，目前三分院正在考虑在量刑的规范下再做一些具体的分析，哪些案件可以适用缓刑，哪些案件不能适用。其次，在判处缓刑的情况下，提高罚金的比例，同时重点对罚金刑的执行进行监督；第三，尝试从赔偿被害人损失的角度尝试做更多的工作，比如对于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的财产查封扣押，促成双方的调解，是否能够先行赔付到位等等。在办理刑事案件的过程中适当运用民事赔偿的手段，以达到打击侵权，保护权利人权益的目的。
同时，检察机关也在考虑建议立法机构，是否能够借鉴食药案件中实施的从业禁止令。如果行为人实施了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应当在一定的时间内禁止从事相关行业的工作，使其失去再犯的机会，以达到加强打击的作用。
使命光荣，责任重大
当然，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源头的预防比后期的打击更重要。三分院一方面仔细分析侵权案件前期发生的手段和形态，并与行业协会联手，正确指导企业在保护措施上做得更合规，避免侵权行为产生；另一方面一旦发生侵权行为之后，也会引导企业采取最合适的方式来维权，切实保障权利人的利益。
成立三年多以来，三分院立足检察职能，高度重视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以强化知识产权的“三合一”机制的综合效应为契机，充分发挥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主导作用，优化科技创新营商环境，为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有力的司法服务。就像谈信友副检察长说的那样，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是“使命光荣、责任重大、大有可为”的一项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