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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凯文指出，衿谷宪昭凸显“批判哲学”对抗“场所哲学”的意义，旨在遏止“西欧思想（场所哲学）流入日本”，免使佛教“非佛教化”而不再具有公开的、客观的知识批判以及具有公义的社会实践能力。吴可为提出，松本史朗强调如来藏或本觉思想作为东亚大乘佛教的主流和基础，是一种非批判性的“界论”、一元论的基体主义、彻底的“我论”。其实，如来藏佛教不但不缺乏批判性，甚至可能提供一切佛教中最全面和最深刻的批判力；松本的解读基本上依照西方哲学的框架、角度和方法，隐含着一种理性主义和西方中一心论的视角。刘宇光认为，“批判佛教”首度尝试把当代日本佛教中各种抵抗现代实体论的零碎的异议声音整合为一体，一方面在传统教义的论辩中凸现出代脉络中的新向度，另一方面又能把对现代实体的批判定为教义的必然要求；但是，他们存在着本质主义的倾向、论证与修辞上对各种“本土思想”的排他态度以及在方法论上自相矛盾等诸多问题。周贵华认为，“批判佛教”将佛教精神定为批判性，相当程度上是正确的，但佛教作为在漫长历史中由众多教派形成的复杂思想传统，不可能只有一种单面化的衡量与裁定，所以，“批判佛教”对佛教思想特质的归纳颇为片面；从历史与文献的角度看，其不少论断相当武断；其将日本社会的不平等状况、种族问题以及日本文化的弊端直接归咎于本觉思想，在逻辑上亦不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