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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佩荣:祖籍上海,曾师从哲学大师方东美先生,美国耶鲁大学哲学博士,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曾获台湾地区中正文化奖、最高文艺奖奖项。1990年以来,傅教授每年应邀在世界各地开展200多场哲学讲座,近年来亦曾多次受邀在祖国大陆演讲。著作逾百部,中国大陆已出版的有《孟子的智慧》、《向庄子借智慧》、《哲学与人生》、《儒家与现代人生》等。
不懂文言文也是文盲
您从什么时候开始国学研究的呢?
傅佩荣:我接触国学很早了,我们中学教材里都有国学的内容,但真正喜欢国学是从我读硕士时开始的。那时候的老师方东美是教佛学的,《中国大圣佛学》,他讲西方的柏拉图和康德,我听起来,跟中国的儒道很能沟通嘛。
我在美国耶鲁大学念博士时发现,我们永远是跟在人家后面跑。西方随便一个年轻人你都会觉得他很厉害,因为你崇拜他的语言。这种学习太盲目了,我们为什么不发展自己的哲学呢?
国学和哲学是一回事儿吗?
傅佩荣:国学包含哲学在内,哲学在国学里属于理念的部分。国学的形式有文学知识,诉诸于想象力和感情的投射;还有史学知识,描述历史故事;还有一种就是靠理念传递,这就是中国的哲学。理念很纯粹,它不太需要借着故事或想象的情节来描写人生和价值观。你看老子庄子属于道家,道家从整体来讲道;儒家从人性去了解人与社会,这些既属于国学,又属于哲学。
美国人麦克·哈特写的《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100名人》一书,其中孔子、老子、孟子都入选了,而且孔子还排得很靠前呢,排第五。
傅佩荣:中国的哲学在西方世界的影响是很大的,比如老子的《道德经》在国外至少有40种译本。
可是听说现在学生中流传的“三怕”中,第一个就是怕文言文。
傅佩荣:学生怕文言文是有道理的。文言文是古代的白话,和我们现代隔着时空的差距呢。但是学好文言文的反馈又是最大的。你对中国的传统熟悉以后,其他的书籍就很容易入手了。现代社会你不懂电脑会觉得很难过,是科技盲,但你不懂文言文,等于是另外一种文盲。而且如果小时候不好好打下文言文的基础,以后学习起来会更困难。
朗读对于学习古文有帮助吗?
傅佩荣:朗诵是有帮助的,不过还是要先理解。文字是载体,我们通过载体来了解它要表达的思想。三岁小朋友背起古诗来很好听,琅琅上口的,但他不知道什么意思,你要教给他。生活需要的是观念,不是在表演朗诵。
台湾的中学也学习文言文吗?
傅佩荣:台湾中学基本教材里,45%是文言文,《论语》、《孟子》都有材料选进教科书里,我们也要背的。我读书时背起这些来也是苦不堪言,但是慢慢形成了习惯,讲话时使用起古语来就信手拈来了。
我负责养你,你负责快乐
您在台湾大学也开课吗?在大陆的讲座办得多吗?
傅佩荣:当然开课了,在台湾当教授必须要教书,每周8小时,我只能上完课后才安排时间过来。我在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山大学都开过讲座,有些社会人士也请我去。我觉得还是蛮幸运的,可以发挥自己的专长。学者都希望跟别人分享自己的观念,另一方面也可以普及国学,国学热是前几年我们谁都没有想到的。
大学生学国学的热情高吗?
傅佩荣:我在大学讲座时,课堂都挤得满满的。2006年在清华时,教室太小了,只能坐900人,外面的走道也挤满了人,因为还有300人等着呢。学生们提问很踊跃。台湾对国学是没这么热忱的,因为像空气一样无时无刻都存在着,你就感觉不到它的存在了。
您在中学里办过讲座吗?现在中学生学国学的兴趣和动力也很大,因为考试中有文言文阅读的题目。
傅佩荣:中学里面我去过北京四中、北师大附中、北川中学、深圳中学。北川中学是2008年地震过后去的,2009年又去了一次。
中学生没有大学生理解得多,理解得透彻,但是他们对于知识的吸取更热忱,更直接,也更乐于接受,想到什么就问什么。大学生就不同了,他们会带着批判精神来听你的讲座。他讲得对不对呢,我要批判一下。
1986年您刚从国外回来就被台湾报纸选为“台湾最热门教授”,女儿有没有因为你这么出名而有压力呢?
傅佩荣:没有。我女儿曾和我说,她在美国上大学时,同学知道她爸爸是教授,就问是不是你爸爸会盼着你做出一番大成就呢?我女儿想了半天,说,从小爸爸只对我说,你活着就好了。
父母的能力就是让儿女活着,但活得快乐不快乐就要他们自己负责了。我如果说让女儿快乐那太难了,父母老师再帮忙都不能让你快乐。
您的女儿有特别学习国学吗?
傅佩荣:没有,她的专业是电影配乐。现在专做音乐剪辑、电影剪辑等。她有时也担心自己的技能太单一,怕将来没发展,我告诉她,获得快乐最重要,做名人压力很大,那些明星、模特、球员不一定都过得轻松,出名要付代价。所以不要羡慕名人,社会也要均衡,只要自己快乐,用其所学就不错了。
大学时我是猜题王
您最希望拥有哪一种才华?
傅佩荣:说话。不能说是才华吧,是能力。我小时候说话口吃,从小学三年级到高二都不怎么说话。开始是好奇,就学别人口吃,结果自己也变口吃了。到了高二矫正过来了,从那时就觉得能说话真幸运,我很珍惜这个机会,也明白了说话不在多,而在说得好,对别人有帮助。
人不是生下来就能说话,也不是生下来就会走路。小时候受的挫折可以培养自己的潜能,也让我们对一切心怀感恩。正常也是一种幸福。
最能形容您的三个关键词是什么?
傅佩荣:一是明快。这是我在美国念书时,我老师对我的评价。我答应别人的事情不拖延,做事快,下笔快。第二个是专注。一次只做一件事。如果要写一篇文章,我好像活着就只为写这一篇文章似的。第三是真诚。没有复杂的心机,很坦白。孔子说“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你把怨恨藏起来跟别人做朋友是可耻的。
您最怀念什么时候?
傅佩荣:最怀念大学读哲学系的时候,哲学很难,同学们几乎一上课就打瞌睡。我是班长,我就组织合唱团,在音乐的旋律里寻找生活的美,大学4年我们都是在音乐和唱歌中度过的。既然来到了这个地方,你喜不喜欢都要过4年,那为何不开心一点儿呢?同学们担心考试,所以每到考试之前,我就给大家补习。我还擅长猜题目,老师考10题我能猜对8题,看来那时就注定了我要当老师。
父母对您影响最大的是什么?
傅佩荣:第一个是给我一个有宗教信仰的环境,父母信天主教。我从小看西方圣经,长大后西方哲学入手得很快,学起来也比较迅速自然。第二个,父母的感情很好,互相护持,相依为命,令我佩服。母亲50岁半身不遂,我父亲提前退休,照顾了她23年,从来没抱怨过。我曾经问父亲,你每天给母亲翻身,不累吗?父亲说:如果今天是我生病了,你妈妈也会这样照顾我。
针对《启迪》的年轻读者,您认为我们怎样传播国学?
傅佩荣:你们可以单独讲一个寓言故事,比如那个粘蝉的老汉,技术那么娴熟,只要是他想粘的知了,没有一个能逃脱的,孔子很好奇,老汉说,世间万物五光十色,而我的眼睛里只有知了的翅膀。没有什么能分散我的注意力,影响我对知了翅膀的关注,怎么会粘不到呢?这就是“用志不分,乃凝于神”的道理。再比如一个成语,“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甘若醴”是怎么回事?这些给青少年们讲一讲,是很有意义的。
为《启迪》的年轻读者们提点建议吧?
傅佩荣:如果选择比较会念书还是比较会找乐子,那我宁肯你会找乐子。如果念书压力大,不开心,一定要自己培养其他的兴趣,比如打篮球,下象棋,唱歌。
台湾中学生娱乐活动特别多,舞会,化妆舞会,游园活动,他们很能想办法自得其乐。我们要成为解决别人麻烦的人,不把麻烦带给别人。这样的人成熟而稳健,希望每个年轻人都朝这个方向走。
不懂文言文也是文盲
您从什么时候开始国学研究的呢?
傅佩荣:我接触国学很早了,我们中学教材里都有国学的内容,但真正喜欢国学是从我读硕士时开始的。那时候的老师方东美是教佛学的,《中国大圣佛学》,他讲西方的柏拉图和康德,我听起来,跟中国的儒道很能沟通嘛。
我在美国耶鲁大学念博士时发现,我们永远是跟在人家后面跑。西方随便一个年轻人你都会觉得他很厉害,因为你崇拜他的语言。这种学习太盲目了,我们为什么不发展自己的哲学呢?
国学和哲学是一回事儿吗?
傅佩荣:国学包含哲学在内,哲学在国学里属于理念的部分。国学的形式有文学知识,诉诸于想象力和感情的投射;还有史学知识,描述历史故事;还有一种就是靠理念传递,这就是中国的哲学。理念很纯粹,它不太需要借着故事或想象的情节来描写人生和价值观。你看老子庄子属于道家,道家从整体来讲道;儒家从人性去了解人与社会,这些既属于国学,又属于哲学。
美国人麦克·哈特写的《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100名人》一书,其中孔子、老子、孟子都入选了,而且孔子还排得很靠前呢,排第五。
傅佩荣:中国的哲学在西方世界的影响是很大的,比如老子的《道德经》在国外至少有40种译本。
可是听说现在学生中流传的“三怕”中,第一个就是怕文言文。
傅佩荣:学生怕文言文是有道理的。文言文是古代的白话,和我们现代隔着时空的差距呢。但是学好文言文的反馈又是最大的。你对中国的传统熟悉以后,其他的书籍就很容易入手了。现代社会你不懂电脑会觉得很难过,是科技盲,但你不懂文言文,等于是另外一种文盲。而且如果小时候不好好打下文言文的基础,以后学习起来会更困难。
朗读对于学习古文有帮助吗?
傅佩荣:朗诵是有帮助的,不过还是要先理解。文字是载体,我们通过载体来了解它要表达的思想。三岁小朋友背起古诗来很好听,琅琅上口的,但他不知道什么意思,你要教给他。生活需要的是观念,不是在表演朗诵。
台湾的中学也学习文言文吗?
傅佩荣:台湾中学基本教材里,45%是文言文,《论语》、《孟子》都有材料选进教科书里,我们也要背的。我读书时背起这些来也是苦不堪言,但是慢慢形成了习惯,讲话时使用起古语来就信手拈来了。
我负责养你,你负责快乐
您在台湾大学也开课吗?在大陆的讲座办得多吗?
傅佩荣:当然开课了,在台湾当教授必须要教书,每周8小时,我只能上完课后才安排时间过来。我在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山大学都开过讲座,有些社会人士也请我去。我觉得还是蛮幸运的,可以发挥自己的专长。学者都希望跟别人分享自己的观念,另一方面也可以普及国学,国学热是前几年我们谁都没有想到的。
大学生学国学的热情高吗?
傅佩荣:我在大学讲座时,课堂都挤得满满的。2006年在清华时,教室太小了,只能坐900人,外面的走道也挤满了人,因为还有300人等着呢。学生们提问很踊跃。台湾对国学是没这么热忱的,因为像空气一样无时无刻都存在着,你就感觉不到它的存在了。
您在中学里办过讲座吗?现在中学生学国学的兴趣和动力也很大,因为考试中有文言文阅读的题目。
傅佩荣:中学里面我去过北京四中、北师大附中、北川中学、深圳中学。北川中学是2008年地震过后去的,2009年又去了一次。
中学生没有大学生理解得多,理解得透彻,但是他们对于知识的吸取更热忱,更直接,也更乐于接受,想到什么就问什么。大学生就不同了,他们会带着批判精神来听你的讲座。他讲得对不对呢,我要批判一下。
1986年您刚从国外回来就被台湾报纸选为“台湾最热门教授”,女儿有没有因为你这么出名而有压力呢?
傅佩荣:没有。我女儿曾和我说,她在美国上大学时,同学知道她爸爸是教授,就问是不是你爸爸会盼着你做出一番大成就呢?我女儿想了半天,说,从小爸爸只对我说,你活着就好了。
父母的能力就是让儿女活着,但活得快乐不快乐就要他们自己负责了。我如果说让女儿快乐那太难了,父母老师再帮忙都不能让你快乐。
您的女儿有特别学习国学吗?
傅佩荣:没有,她的专业是电影配乐。现在专做音乐剪辑、电影剪辑等。她有时也担心自己的技能太单一,怕将来没发展,我告诉她,获得快乐最重要,做名人压力很大,那些明星、模特、球员不一定都过得轻松,出名要付代价。所以不要羡慕名人,社会也要均衡,只要自己快乐,用其所学就不错了。
大学时我是猜题王
您最希望拥有哪一种才华?
傅佩荣:说话。不能说是才华吧,是能力。我小时候说话口吃,从小学三年级到高二都不怎么说话。开始是好奇,就学别人口吃,结果自己也变口吃了。到了高二矫正过来了,从那时就觉得能说话真幸运,我很珍惜这个机会,也明白了说话不在多,而在说得好,对别人有帮助。
人不是生下来就能说话,也不是生下来就会走路。小时候受的挫折可以培养自己的潜能,也让我们对一切心怀感恩。正常也是一种幸福。
最能形容您的三个关键词是什么?
傅佩荣:一是明快。这是我在美国念书时,我老师对我的评价。我答应别人的事情不拖延,做事快,下笔快。第二个是专注。一次只做一件事。如果要写一篇文章,我好像活着就只为写这一篇文章似的。第三是真诚。没有复杂的心机,很坦白。孔子说“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你把怨恨藏起来跟别人做朋友是可耻的。
您最怀念什么时候?
傅佩荣:最怀念大学读哲学系的时候,哲学很难,同学们几乎一上课就打瞌睡。我是班长,我就组织合唱团,在音乐的旋律里寻找生活的美,大学4年我们都是在音乐和唱歌中度过的。既然来到了这个地方,你喜不喜欢都要过4年,那为何不开心一点儿呢?同学们担心考试,所以每到考试之前,我就给大家补习。我还擅长猜题目,老师考10题我能猜对8题,看来那时就注定了我要当老师。
父母对您影响最大的是什么?
傅佩荣:第一个是给我一个有宗教信仰的环境,父母信天主教。我从小看西方圣经,长大后西方哲学入手得很快,学起来也比较迅速自然。第二个,父母的感情很好,互相护持,相依为命,令我佩服。母亲50岁半身不遂,我父亲提前退休,照顾了她23年,从来没抱怨过。我曾经问父亲,你每天给母亲翻身,不累吗?父亲说:如果今天是我生病了,你妈妈也会这样照顾我。
针对《启迪》的年轻读者,您认为我们怎样传播国学?
傅佩荣:你们可以单独讲一个寓言故事,比如那个粘蝉的老汉,技术那么娴熟,只要是他想粘的知了,没有一个能逃脱的,孔子很好奇,老汉说,世间万物五光十色,而我的眼睛里只有知了的翅膀。没有什么能分散我的注意力,影响我对知了翅膀的关注,怎么会粘不到呢?这就是“用志不分,乃凝于神”的道理。再比如一个成语,“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甘若醴”是怎么回事?这些给青少年们讲一讲,是很有意义的。
为《启迪》的年轻读者们提点建议吧?
傅佩荣:如果选择比较会念书还是比较会找乐子,那我宁肯你会找乐子。如果念书压力大,不开心,一定要自己培养其他的兴趣,比如打篮球,下象棋,唱歌。
台湾中学生娱乐活动特别多,舞会,化妆舞会,游园活动,他们很能想办法自得其乐。我们要成为解决别人麻烦的人,不把麻烦带给别人。这样的人成熟而稳健,希望每个年轻人都朝这个方向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