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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纪录片的人通常都没有太大的野心，只是想做点小小的时代注脚。这一次他想说的是，我们的社会急速发展背后，究竟是谁在付出代价。
我们最终成为今天的我们，是因为走在一条没有尽头也没有退路的跑道上。这条跑道是由什么铺成的？
“去北京干什么呢？”
“去逛街，玩玩，买东西。”
“不想看奥运会吗？”
“想去看奥运会。但是我的体操怎么办？”
导演干超在纪录片《红跑道》结尾抛出了一枚硬币——硬币的两面：邓彤和爸爸，面朝外滩的灯火辉煌，在回家的轮渡上对话。每天，这对穷父女都这样跨越黄浦江，来往于卢湾的体操训练馆和浦东租来的“家”里。一切都好像很近，又好像很远。
SMG旗下纪实频道导演干超在2004年和梁子合作拍出了著名纪录片《房东蒋先生》，之后一直沉寂，直到2008年拍出《红跑道》。《红跑道》讲述了上海一所少体校里一群练体操的孩子在大赛来临前半年里的成长，他们的家庭和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
这部由SMG纪实频道和德国NDR电视台联合制作的纪录片，已经席卷了11项国际大奖（包括上海国际电视节最佳社会类纪录片奖、巴塞罗那国际纪录片节最佳纪录片奖、萨格勒布国际电影节最佳纪录片奖、美国电影学院SILVERDOCS纪录片电影节评委会特别奖和美国广播电视文化成就奖等）。
孩子们爱体操吗？邓彤练体操是想给妈妈买大房子，王露凝是因为“寄养”她的上海爷爷希望她身体健康，阿南要为了完成妈妈的心愿……这样的主题，可以拍得很无望，也可以拍得很光明，但干超的《红跑道》跨过了“纪实”这条冰河。
《红跑道》更像电影，没有解说词，没有采访，甚至没有人物介绍，只有若干个场景和若干个对话。训练、生活和家庭，在画面上得到了有节制的呈现。干超继续了他的CINEMATIC（电影化）风格，静止的镜头，多层次的含意，残酷又温情，真实又荒谬。《红跑道》把硬币的两面——欲望和恐惧，幸福和苦难——砸碎了，揉扁了，让我们看个了透彻。
爱体操？
小朋友是天真烂漫的，体操专业训练却是枯燥甚至残忍的。《红跑道》的第一个镜头就是孩子们一个接一个地在做最基本的体操动作，可是没有一个人能成功地完成。站在一边做指导的教练始终没有露面，但“恨铁不成钢”的训斥之声荡气回肠。孩子们的脸上只剩下了茫然，不知所措。
他们爱体操吗？一个孩子训练时蹲着哭，他手上的皮肤破得一塌糊涂。干超和孩子对话，“这么痛，为什么还要练呢？”“我喜欢体操。”干超也问过其他孩子们，好几个人都说“爱”。和孩子们相处了大半年，完成了《红跑道》的后期制作，还在国际影展上兜了好大一圈后，干超依然说不清这种感受，“是小孩们也形成了一种惯性思维，还是他们真的爱体操？就好像我们说‘我爱中国’，这中间的感情是非常丰富和复杂的，不像回答‘开不开心’那样简单的。”
干超第一次见到这群孩子时，并没有拍摄纪录片的打算。2007年初，他和该片摄像龚卫一起去体校打羽毛球，先在电梯旁看见了姚明，然后在电梯旁的大房间里看到了一群练体操的孩子，内心立刻就涌出了一种奇怪的东西。“我忽然闯入了一个世界，整个房间里全是红色的（就是后来在纪录片里出现的那些红垫子），我想到了为国争光之类的。”在一片红色里，有七八支队伍在训练。有些明显是刚刚开始练，他们在镜子里梳辫子，蹦蹦跳跳的像小兔子，教练根本管不住；有些已经练得相当不错了，不停地重复一个动作。干超当场就和摄像说，以后再来看看吧。
“原来他们最初是这样的，后来变成了那样，这里天然就有一种东西吧。”干超拍到過一个场面，后来却没放进纪录片里：体操房里有一面很大的镜子，两个刚来队里的小女孩在镜子前互相为对方扎辫子，红扑扑的脸上带着欢笑。通过镜子，远处，邓彤在平衡木上跳跃，在教练的严厉指点下，一边做动作，一边哭泣。每一个孩子最初都有过蹦蹦跳跳，鲜艳夺目，充满童真的时刻。
2007年5月，法国戛纳电视节给干超颁发了一个“国际纪录片开拓者奖”（全球一共8人获奖），发布会后德国DNR电视台的人找到了干超，寻找合作机会。担任纪实频道副总监职位的干超，想到了这群练体操的孩子，“我平时行政工作比较忙，只能乘周末休息时间拍片，所以不太可能去拍一些需要天天盯着的曲折的故事。这些孩子10月份就要参加市运会，从5月开始，只要拍五六个月就可以了。而且我以前看过很多这类体育纪录片，心里有底。”
后来干超陆续又去观察了几次，两个非常有性格的教练跃入了他们的视线——就是后来在纪录片中出现的俞指导和黄指导。俞教练是学院派出身，很多人会拿“他自己都没练过体操”来说事，但他带队成绩却非常好，而且还会时不时地和孩子、家长们如亲人般的聊天，也陪孩子们挨英语老师的批评；黄指导是传统意义上的那种中国教练，从小受过艰苦的训练，进过市队，她的训练方式就是她过去经历过的那些。即使有家长提出，你训练时是否过于严厉了？她还是坚持，只有经过严格训练才能出成绩。
“纪录片创作者不能带有太多感情，但这两个人却肯定能塑造出很好的人物（角色），就这样我打算开始创作的。”干超说，当初就是因为龚卫没用过高清摄像机，而他自己在主题上也有一种追求，所以两人追求了，从没有想过结果。
成长
在《红跑道》里，干超特别喜欢其中一个场景：邓彤拿着图画课老师奖励的假金牌，偷偷走到隔壁的房间照镜子。她的体操成绩在队里不太好，经常受到教练的批评，小邓彤也很没有自信。那天的图画课上，老师让孩子们画“得了金牌后你想得到的东西”，邓彤拿到了第一名。这个奖其实是干超向老师提议的，“她之前一直在挨骂，特别可怜。事后我不经意地发现她在那里照镜子，我想这个金牌是一种温暖和幸福。”看着镜子里的金牌，邓彤内心正慢慢被湮没的希望被触动了。
干超也喜欢双胞胎兄弟“剪”辫子那场戏。兄弟俩跟着爷爷奶奶生活，家境不好，他们成了这个家庭唯一的指望。兄弟俩的小辫从出生后就一直留着了，比赛前教练要求剪了，怕影响比赛时的打分。去理发店的路上，老大忽然说，“我不要冠军，我要辫子”。原来孩子们也不是不会反抗的，只是表现形式不像成年人那么直接，或者说他们的反抗还没有力量。
这些孩子的成熟，有时让干超也觉得吃惊。孩子们坐在阳光下缠绷带，一个男孩说，昨天自己的牙齿动了，就拔下来扔了。另一个孩子说，不能这么干的。第一个男孩说，这是爷爷说的，拔了才能长得更稳一些。第二个孩子反问，你怎么知道你爷爷说的就一定是对的？这一幕原本会是《红跑道》的第一个镜头，但后来干超改变了主意，拿掉了这场戏。
艰苦的训练，以及训练之外的东西，也会在孩子们幼小的心灵里留下痕迹。阿南在孩子们中不太起眼，长得没特点，也不太说话，但干超和摄像还是注意到了他。“有一次他从单杠上下来，我们的摄像夸他，阿南，你的肌肉很发达。俞指导就让他把衣服拉起来，让我们看看腹肌。没想到他立刻哭了，而且一哭就是两个小时，没人知道为什么。”
“阿南不是因为训练不好而哭的，其他小孩练得好了他哭，被同伴们摸一下屁股他也哭。是不是因为家庭压力这么大，所以小孩的心理特别敏感和脆弱？”干超是慢慢发现这个家庭的故事的：阿南父母在高档小区里开小超市，天天凌晨3点进货，晚上12点才能睡下。三个孩子的学习情况都不太好，往学业上发展肯定没戏。阿南的两个哥哥也都练体操，进了市体操队却因为家里穷，被退回来了。父母现在就希望阿南还能再拼一下。这么喜欢体操吗？可能不是，阿南的两个哥哥都拿过市里的冠军，但妈妈完全找不到那两块金牌了。
与一说就哭的妈妈相比，干超更喜欢阿南的爸爸。妈妈在烧香祈祷阿南出成绩，爸爸就在旁边淡定地喝着功夫茶。两个儿子被市队退回来了，妈妈跑去又哭又求，爸爸一言不发就把孩子们领回了家，“求他们干什么？不让我们练，就不练吧。”爸爸很耿直，也很坚强。但干超在《红跑道》里只用了阿南爸爸的两个镜头，而且是那种一不留神就会错过的镜头。
硬币的两面
即使完全不了解孩子们身上的故事，看过《红跑道》的每个人都不会忘记一个定格镜头：3分钟的时间里，两个学龄前的小女孩手拉单杠吊着，比谁坚持得更久。一个眼看就要哭将出来，另一个咬紧牙关脸上满是坚强。地下乐队“秋天的虫子”的配乐让人喘不过气，他们唱出的歌词，“我爱你恨的，我恨你爱的，我就是你们眼中最肮脏的；我爱你恨的，我恨你爱的，我就是你们嘴里最唾弃的”，在此刻似乎也别有含意。
“这段音乐是剪辑师挑的，他是荷兰人，可能听不懂这个歌词吧。而且这段音乐的使用也很有争议，很多专业人士觉得用了音乐就会有一种强势的导向作用。但不使用音乐，就要求现场收音效果特别好，他们的呼吸和喘气声要有，手在杠上摩擦的声音也要有。但我没法现场收音。现在这样处理挺好的，我也看过无音乐版，看不下去。”干超解释说。
《红跑道》在国内外各个电影节上展映时，干超时不时会被问到，他对体育上的这种举国体制乃至奥运会的态度。“我是不喜欢这种举国体制，但现实是它比其他体制更有效，能给这个国家带来很多东西。那应该摧毁它还是保留它呢，我们只是把这个问题放在你面前而已。就好像硬币的两面，我给你展示它积极的一面，也给你展示它有问题的一面，就看你自己怎么选择。”干超说，创作纪录片的人通常都没有太大的野心，只是想做点小小的时代注脚。这一次他想说的是，我们的社会急速发展背后，究竟是谁在付出代价。
《红跑道》拍完后，学校方面曾经提出要把片名改成《希望》。干超在国内电视台播出的50分钟版本里，也主动删除了一些比较凶和严厉的镜头，“我不想造成伤害”。片中涉及到的孩子和家长们看完后，都没提出什么意见。反而是两个教练觉得《希望》这个版本“不真实，现实的训练不会嘻嘻哈哈的”。于是干超做了些改动，多加了一些严厉的训练镜头，教练们反而更喜欢现在的这个《红跑道》。
《红跑道》在俄罗斯放映时特别受欢迎，干超被观众们连续问了两个小时。俄罗斯人很关心中国体育训练的细节，比如小孩们训练多长的时间。干超想过，可能是因为两个国家之前走过的路差不多，而他们现在却辉煌不再。
《红跑道》到了美国放映，那边的观众就比较关心和奥运会相关的问题了。有人觉得中国的训练太苦，有人说这就是中国金牌背后的秘密，也有人从纪录片中看出了不公平，还有体操业内人在网上留言说，这个项目在世界各国的训练都差不多这样的。网友留言中还有这么一条，“乔良（华裔教练）也是这么训练肖恩·约翰逊（美国奥运冠军）的吗”。后来美国人一共给了《红跑道》四个国际奖——美国电影学院SILVERDOCS纪录片电影节评委会特别奖、美国广播电视文化成就奖、美国影视界骑士奖电视类节目卓越奖和汉普顿国际电影节纪录片单元特别奖。
拿第一个奖时，每个人都会很开心。但在国际上拿到第十个奖时，干超的情绪有点复杂了，“真的一点感觉都没有了，反而觉得有点对不起孩子们。我拿了那么多奖，但他们从纪录片中什么都没有得到。”
以前拍完《房东蒋先生》，蔣先生去泰国旅游都会被人认出来，干超有时会觉得对不起他。这一回，中国的孩子和家长们敞开隐私对干超说出了真心话，可是纪录片有时很主观，体操中可说的东西很多，干超拍到的内容也远远超出最后呈现出的内容。“我不知道这段经历会给孩子们的未来带来什么，但我看到这些孩子比同龄人成熟和乐观很多，我很开心。至少他们在目前这种状态中，也在痛苦中寻找一种幸福。”
就在本文截稿时，《红跑道》获得了它的第十二个国际大奖——2009休斯顿电影节白金奖（Platinum awa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