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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江治污是一项巨大、系统、复杂的工程。在这项工程中，必须有科学合理的规划和布局。2011年12月9日，记者走进长沙理工大学，就如何从全局、系统、科学合理治污。不断增强湘江污染治理成效等问题，对长沙理工大学教授、湖南省绿色经济研究基地首席专家刘解龙进行了专访。
记者：众所周知，湘江污染包畲着许多复杂的问题，湘江重金属污染只是其中之一。对于湘江重金属污染问题，我们应从什么角度来看待和解决?
刘解龙：湘江的问题极其复杂，把湘江治理与整个湘江流域的发展繁荣和生态改善结合起来，才是治本之举。对于湘江治理来说，要重视从系统角度规划治理方案与评价治理成效。对于湘江重金属污染问题，我们也要从系统的角度来看待和规划。
湘江重金属污染治理虽然是一项专项战略，但也是一项综合性很强的系统工程。湘江重金属污染的直接原因是复杂的。比如，资源因素，湖南是有色金属之乡，以及区域经济发展的优势选择和国家的整体经济布局需要等，在生产力不发达和生活水平很低，发展任务很繁重的年代，沿湘江流域形成的产业结构既是必须的，也是优化选择。不能因为我们今天发现了问题，明白了不能搞先污染后治理、先破坏后恢复的道理，或得到了这样的教训，就回头指责过去的人们是如何的愚昧无知。今天的治理与当初的发展导致污染，都不是谁心血来潮。今天制定和实施湘江治理的战略，更加需要有系统观念，要避免孤军深入式的单项推进。特别是，要重视已经形成的优势产业如何在流域范围内进行新的更加科学的布局，如何通过技术创新、组织创新、布局优化等，解决湘江流域这个湖南发展的中心地带与污染治理的关键区域重合导致的矛盾。
记者：在当前大力提倡建设“四化两型”的大背景下，湘江重金属污染治理如何与建设“四化两型”彤成默契?
刘解龙：重金属污染治理要与“四化两型”建设形成互动性。重金属污染治理尽管是最为突出和困难的方面，并且已经成为国家层面的重大战略，但立足于“四化两型”建设来推进湘江污染显然是一个必须高度重视和切实处理好的问题，要千方百计培育以湘江重金属污染治理带动和提升湘江流域的“四化两型”建设，以湘江流域的“四化两型”建设保障和提高重金属污染治理成效的互动机制。而且，把湘江重金属污染治理与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这两个国家级的战略有机结合起来，互相推动，互相支撑，也是我省推进区域整体发展的重要平台与大好机遇。
“四化两型”建设更是一项湖南省经济社会发展整体推进的重大战略。两型社会不仅是发展过程与发展目标的要求，更是发达程度与发展质量的状态，离开了较高水平的发展和社会的整体现代化，直观和简单意义上的两型社会是缺乏基础，甚至是没有意义的。因此，就湘江重金属污染治理与“四化两型”建设而言，湘江污染治理必须建立在流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之上，而“四化”所要解决的问题，更是湘江流域发展中的根本性问题。
全面推进新型工业化、农业现代化、新型城镇化和信息化，主要表现为转变发展方式和创新发展模式，提升发展质量，丰富发展内涵，能够把湘江的污染治理与促进和创新湘江流域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及途径结合起来，实现污染治理与流域发展的有机统一和相互促进。
湘江重金属污染治理与“两型”社会的关系，则更加直接。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是国家发展模式创新在我省的实践探索，湘江重金属污染治理也是国家级的战略，两个战略的结合，是湖南转变发展方式和创新发展模式的紧迫任务和重大机遇。
因此，湘江重金属污染治理，以及湘江流域的全面治理，既是“四化两型”建设的客观要求，也是衡量和评价我省“四化两型”建设的主要指标。为了配合好湘江重金属污染治理，沿江各地区的“四化两型”建设应当确定不同的任务和不同的考核内容与标准，要进行量化分析与评价，而且沿江各地区之间必须进行科学分工与密切合作。
记者：湘江污染问题是一个大问题，治理湘江也是一个长期巨大的工程。刘教授，从可持续发展或者绿色经济的角度来看，在治理湘江污染
过程中，如何才能选到标本兼治的目的?
刘解龙：对于如何既保持湘江流域生态平衡，又要湘江流域地区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我还强调这样几点。
一是湘江污染的系统性，这要求对湘江污染的整体情况有一个准确全面系统的把握，了解各种污染之间的影响及其相互性。治理上就有一个标本结构与关系的问题，既要强调治理的共同性，也要重视治理的秩序性。而且由于系统性污染的形成，必须导致治理具有更加突出的复杂性与长期性。
二是要重视湘江流域的生态系统能力建设。目前大家所看到的问题，大多比较直观、严重、紧迫，比如各种污染，特别是重金属污染、农业面源污染和流域居民生活污染等，但湘江更加根本的问题可能是流域生态环境的问题。流域生态出现的问题比工业污染更加具有根本性。湘江重金属污染的形成加剧和治理困难，一方面固然是污染严重，积重难返，但另一方面是治理能力的限制。而治理能力的不足，则不仅是治理技术、资金等方面的问题，更加深刻的问题是湘江流域的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水平，难以达到湘江治理所要求的产业结构与产业布局要求。
众所周知，一个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是相当困难的，而且必须是一个过程，对于湘江流域来说，沿江经济、人口、社会、生态等方面，都对湖南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也就是说，湘江污染治理必须与沿江的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和整个湘江流域的产业布局相结合，与湖南的城市化进程相结合。我省的城市化进程在“十二五”期间会相对加快，无论走怎样的新型城市化道路，湘江流域都会成为城市化的重点区域。流域生态植被退化，导致流域生态水源容纳性与持续性下降，下雨就瞬间暴涨，几天不下雨就暴跌见底。所以标本结合很重要。
对于湘江流域生态问题的认识，应当承认，湘江流域生态系统受到破坏的重要原因，与流域的工业化与城市化更加相关。也就是说，湘江流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范围与程度，超过了湘江生态系统的支撑或承载能力或净化能力。我们对湘江流域工业化与城市化的承载或支撑能力要有比较科学全面的计算，以便于在湘江流域科学安排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布局规划。而湘江生态环境改善或能力提升，无论是难度还是时间长度，都是一时无法实现的，如果继续沿着湘江流域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目前的态势则正是湘江流域确实产生了集聚效应)，则湘江的压力会持续增加，那么如何应对与克服这一问题，事关全局与战略，应当把湘江流域的工业化与城市化的改进(即新型工业化与新型城市化)作为基本战略，与湘江承载能力结合起来。否则，如果湘江流量下降，不仅污染治理更加困难，而且会引发生态灾难。
三是要高度重视湘江流域居民的污染防治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识与能力培养，加强宣传教育。要千方百计地增强流域居民的生态环境责任意识、知识、能力，强化生态伦理观，把生态环保教育纳入公民素质与各层次教育体系之中。目前，特别要注重建立民间生态环境污染监督主体与举报机制，还有非政府组织(NGO)等。
四是对于流域各段来说，政府要在广泛调研与科学论证的基础上，建立有效(一定要有效，不能搞形式主义)的生态补偿机制，对于湘江流域经济欠发达地区来说，离开经济利益谈生态环保是不现实的。
五是湘江治理和保护是与湘江开发结合在一起的。对于湘江的治理，不仅要恢复和提升它的生态承载能力与经济发展能力，而且要提升它的文化内涵与文明程度，彰显湖湘文化与两型文明的魅力。
记者：谢谢刘教授接受我的采访!
记者：众所周知，湘江污染包畲着许多复杂的问题，湘江重金属污染只是其中之一。对于湘江重金属污染问题，我们应从什么角度来看待和解决?
刘解龙：湘江的问题极其复杂，把湘江治理与整个湘江流域的发展繁荣和生态改善结合起来，才是治本之举。对于湘江治理来说，要重视从系统角度规划治理方案与评价治理成效。对于湘江重金属污染问题，我们也要从系统的角度来看待和规划。
湘江重金属污染治理虽然是一项专项战略，但也是一项综合性很强的系统工程。湘江重金属污染的直接原因是复杂的。比如，资源因素，湖南是有色金属之乡，以及区域经济发展的优势选择和国家的整体经济布局需要等，在生产力不发达和生活水平很低，发展任务很繁重的年代，沿湘江流域形成的产业结构既是必须的，也是优化选择。不能因为我们今天发现了问题，明白了不能搞先污染后治理、先破坏后恢复的道理，或得到了这样的教训，就回头指责过去的人们是如何的愚昧无知。今天的治理与当初的发展导致污染，都不是谁心血来潮。今天制定和实施湘江治理的战略，更加需要有系统观念，要避免孤军深入式的单项推进。特别是，要重视已经形成的优势产业如何在流域范围内进行新的更加科学的布局，如何通过技术创新、组织创新、布局优化等，解决湘江流域这个湖南发展的中心地带与污染治理的关键区域重合导致的矛盾。
记者：在当前大力提倡建设“四化两型”的大背景下，湘江重金属污染治理如何与建设“四化两型”彤成默契?
刘解龙：重金属污染治理要与“四化两型”建设形成互动性。重金属污染治理尽管是最为突出和困难的方面，并且已经成为国家层面的重大战略，但立足于“四化两型”建设来推进湘江污染显然是一个必须高度重视和切实处理好的问题，要千方百计培育以湘江重金属污染治理带动和提升湘江流域的“四化两型”建设，以湘江流域的“四化两型”建设保障和提高重金属污染治理成效的互动机制。而且，把湘江重金属污染治理与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这两个国家级的战略有机结合起来，互相推动，互相支撑，也是我省推进区域整体发展的重要平台与大好机遇。
“四化两型”建设更是一项湖南省经济社会发展整体推进的重大战略。两型社会不仅是发展过程与发展目标的要求，更是发达程度与发展质量的状态，离开了较高水平的发展和社会的整体现代化，直观和简单意义上的两型社会是缺乏基础，甚至是没有意义的。因此，就湘江重金属污染治理与“四化两型”建设而言，湘江污染治理必须建立在流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之上，而“四化”所要解决的问题，更是湘江流域发展中的根本性问题。
全面推进新型工业化、农业现代化、新型城镇化和信息化，主要表现为转变发展方式和创新发展模式，提升发展质量，丰富发展内涵，能够把湘江的污染治理与促进和创新湘江流域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及途径结合起来，实现污染治理与流域发展的有机统一和相互促进。
湘江重金属污染治理与“两型”社会的关系，则更加直接。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是国家发展模式创新在我省的实践探索，湘江重金属污染治理也是国家级的战略，两个战略的结合，是湖南转变发展方式和创新发展模式的紧迫任务和重大机遇。
因此，湘江重金属污染治理，以及湘江流域的全面治理，既是“四化两型”建设的客观要求，也是衡量和评价我省“四化两型”建设的主要指标。为了配合好湘江重金属污染治理，沿江各地区的“四化两型”建设应当确定不同的任务和不同的考核内容与标准，要进行量化分析与评价，而且沿江各地区之间必须进行科学分工与密切合作。
记者：湘江污染问题是一个大问题，治理湘江也是一个长期巨大的工程。刘教授，从可持续发展或者绿色经济的角度来看，在治理湘江污染
过程中，如何才能选到标本兼治的目的?
刘解龙：对于如何既保持湘江流域生态平衡，又要湘江流域地区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我还强调这样几点。
一是湘江污染的系统性，这要求对湘江污染的整体情况有一个准确全面系统的把握，了解各种污染之间的影响及其相互性。治理上就有一个标本结构与关系的问题，既要强调治理的共同性，也要重视治理的秩序性。而且由于系统性污染的形成，必须导致治理具有更加突出的复杂性与长期性。
二是要重视湘江流域的生态系统能力建设。目前大家所看到的问题，大多比较直观、严重、紧迫，比如各种污染，特别是重金属污染、农业面源污染和流域居民生活污染等，但湘江更加根本的问题可能是流域生态环境的问题。流域生态出现的问题比工业污染更加具有根本性。湘江重金属污染的形成加剧和治理困难，一方面固然是污染严重，积重难返，但另一方面是治理能力的限制。而治理能力的不足，则不仅是治理技术、资金等方面的问题，更加深刻的问题是湘江流域的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水平，难以达到湘江治理所要求的产业结构与产业布局要求。
众所周知，一个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是相当困难的，而且必须是一个过程，对于湘江流域来说，沿江经济、人口、社会、生态等方面，都对湖南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也就是说，湘江污染治理必须与沿江的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和整个湘江流域的产业布局相结合，与湖南的城市化进程相结合。我省的城市化进程在“十二五”期间会相对加快，无论走怎样的新型城市化道路，湘江流域都会成为城市化的重点区域。流域生态植被退化，导致流域生态水源容纳性与持续性下降，下雨就瞬间暴涨，几天不下雨就暴跌见底。所以标本结合很重要。
对于湘江流域生态问题的认识，应当承认，湘江流域生态系统受到破坏的重要原因，与流域的工业化与城市化更加相关。也就是说，湘江流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范围与程度，超过了湘江生态系统的支撑或承载能力或净化能力。我们对湘江流域工业化与城市化的承载或支撑能力要有比较科学全面的计算，以便于在湘江流域科学安排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布局规划。而湘江生态环境改善或能力提升，无论是难度还是时间长度，都是一时无法实现的，如果继续沿着湘江流域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目前的态势则正是湘江流域确实产生了集聚效应)，则湘江的压力会持续增加，那么如何应对与克服这一问题，事关全局与战略，应当把湘江流域的工业化与城市化的改进(即新型工业化与新型城市化)作为基本战略，与湘江承载能力结合起来。否则，如果湘江流量下降，不仅污染治理更加困难，而且会引发生态灾难。
三是要高度重视湘江流域居民的污染防治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识与能力培养，加强宣传教育。要千方百计地增强流域居民的生态环境责任意识、知识、能力，强化生态伦理观，把生态环保教育纳入公民素质与各层次教育体系之中。目前，特别要注重建立民间生态环境污染监督主体与举报机制，还有非政府组织(NGO)等。
四是对于流域各段来说，政府要在广泛调研与科学论证的基础上，建立有效(一定要有效，不能搞形式主义)的生态补偿机制，对于湘江流域经济欠发达地区来说，离开经济利益谈生态环保是不现实的。
五是湘江治理和保护是与湘江开发结合在一起的。对于湘江的治理，不仅要恢复和提升它的生态承载能力与经济发展能力，而且要提升它的文化内涵与文明程度，彰显湖湘文化与两型文明的魅力。
记者：谢谢刘教授接受我的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