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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用李悝为相进行变法，使魏国称霸中原。
战国时期，魏国是第一个崛起的大国。战国七雄中，魏文侯首先实行变法，改革政治，奖励耕战，兴修水利，发展封建经济，后来秦国商鞅变法都是以魏国为蓝本的。
魏文侯在位49年，特别善于识人用人。在他的领导下，很多平民出身的人在政治、军事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很多学者认为，这一现象标志着官僚政治开始逐步替代贵族政治。
内外都“人和”
魏国的崛起是有多种条件的：就“天时”而言，当时秦国还在沉睡，齐国国君大权旁落，楚国内乱不止，魏国四周无强敌；就“地利”而言，魏国横跨黄河南北，领地包括今山西南部、河南北部，河北、陕西的部分地区，是当时经济文化最发达的中原区域；最重要的“人和”因素在于，魏文侯在开国后数十年中积极作为、励精图治。
先说外部的“人和”。在外交政策上，魏文侯致力于三晋结盟，营造和平的环境。韩国和赵国几欲开战，皆到魏国借师，魏文侯采取了和事佬的态度。《资治通鉴》中有这样一段记载：“韩借师于魏以伐赵。文侯曰：‘寡人与赵，兄弟也，不敢闻命。’赵借师于魏以伐韩，文侯应之亦然。二国皆怒而去。”开始韩赵都不满于魏国，但得知魏文侯是希望两国和平友好，“皆朝于魏”。魏国促成三晋的结盟，因此成了盟主，“诸侯莫能与之争”。
在内部的“人和”上，魏文侯首先通过改革化解矛盾，同时注意识人用人，儒法并用。
战国的改革自三晋始，而三晋之中，魏文侯首用李悝（音同亏）为相进行变法，史称李悝变法。其宗旨是富国强兵，“尽地力之教”，鼓励垦田。李悝颁布的《法经》指出，“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古代“盗”主要指侵犯财产所有权的罪犯，“贼”主要指伤害人身及反抗朝廷的重刑罪犯。这句话的意思是王道政治最紧急的要务是惩治“盗”和“贼”，强调要保障百姓的生命权和财产权，以求国内安定和睦、百姓安居乐业。
《法经》曾被商鞅带到秦国，成为商鞅改革的起点。《晋书·刑法志》中说，“秦汉旧律，其文起自魏文侯师李悝，悝撰次诸国法，著《法经》”“商君受之以相秦”。钱穆先生在《先秦诸子系年》的序言中写道：“法家固然起源自儒家，这是有一定道理的，儒家思想若想务实，用于治国实践，就不能没有法制的手段。汉代以后号称崇儒的政治家（唐太宗）、政论家（贾谊）莫不如此，其源头则出自魏文侯的老师李悝。”
谁更适合担任国相？
《史记》和《资治通鉴》都记载了一则轶事。有一天，魏文侯向李悝请教国相的人选：“先生总是告诉寡人，家贫思良妻，国乱思良相。魏成与翟璜这两位大臣，先生觉得谁更合适担任国相呢？”李悝没有指出具体人选，而是讲了讲对识人的看法：“居视其所亲，富视其所与，达视其所举，穷视其所不为，贫视其所不取。”也就是说，用人要细致地观察他的行为：看他平时跟什么人亲近，富贵时跟什么人结交，显赫时保荐谁，困顿时何事不为，贫穷时何利不取。“凭这五条，您就足以确定国相的人选了，何必征求我的意见呢？”李悝说。魏文侯大喜道：“先生回去吧，我知道该选谁做国相了。”后来，李悝的这套识人术流衍甚广，其核心思想是：一、行胜于言；二、人以群分。
李悝刚从魏文侯那里出来，就碰到了翟璜。翟璜笑眯眯地问：“听说今天国君就选相一事征求您的意见，结果选了谁啊？”李悝说：“我猜测国君会选择魏成。”翟璜马上变了脸色，愤愤不平地说：“我哪一点比不上魏成？！”
那么，魏成与翟璜的差别到底在哪里呢？
魏成将自己的绝大部分俸禄都用来搜罗人才，向魏文侯推荐了卜子夏、段干木、田子方三位大名鼎鼎的儒门弟子。卜子夏是孔子的得意门生，以“文学”见长，甚至有人认为《论语》就是卜子夏及其门人编纂的。魏文侯师从卜子夏学习儒家经典著作，向隐居不仕的段干木请教治国之道，聘请著名儒商子贡（即孔子爱徒端木赐）的入室弟子田子方为客卿，在当时引起不小的震动，“由此得誉于诸侯”。司马迁的著作《魏世家》记载了一件事：秦人曾欲伐魏，有人提醒他：“魏君礼敬贤人，仁爱国人，上下和合，未可图也。”
翟璜也向魏文侯推荐了许多优秀的干才，比如西河郡守吴起，治理邺地的能臣西门豹，攻打下中山国的大将乐羊，太子的师傅屈侯鲋，甚至李悝本人都是翟璜推荐的。这些人都是杰出的文臣武将，各有所长。
但从根本上看，魏成与翟璜推荐的人才是不同的。卜子夏、段木干、田子方有道德上的优势——儒家严格自律，同时还有战略上的开阔视野，追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他们是帝王之师，“坐而论道者也”。而李悝、吴起、西门豹在不同岗位上各司其责，是分而任事者也。根据李悝的说法，魏成推荐的人，国君以之为师；翟璜推荐的人，国君以之为臣。后来，李悝告诉翟璜：“你识人的眼界，还是比魏成差一截。”翟璜认同了这一评价，为先前的失态向李悝道歉。
领袖应该更自律
国君治国理政，不仅需要各行各业的干才和辅佐之人，更需能帮其提升境界和格局的指导者。
有一次，魏文侯与田子方在一起吃饭赏乐。魏文侯说：“钟声不对称啊，左边的声音好像略高。”田子方只是笑笑，没有吱声。魏文侯不解地問：“你笑什么？难道不是这样吗？”田子方这才回答说：“臣听说，为君者致力于辨官，不着意辨音。如今主公着意辨音，臣担心您会忽略对官员的识辨啊。”他的意思是说，为君之道，无非用人任事，国君关注的重点应在用人当否，不宜即兴评论臣下的具体工作。
还有一次，魏文侯之子魏击路遇田子方，下车躬身施礼，但田子方并没有还礼，魏击很不高兴，就冲着田子方大声嚷道：“富贵者骄人乎？贫贱者骄人乎？”是富贵者值得高傲，还是贫贱者值得高傲呢？田子方平静地回应道：“当然是贫贱者可以高傲，富贵者不能。诸侯傲慢失其国，大夫傲慢失其封邑。失去了国家和封邑，再想重新获得可就没那么容易了。我是贫贱之人，言不听，计不从，拔腿就走，到哪里去不是贫贱呢？”魏击犹如被当头棒喝，赶紧向田子方谢罪。
田子方教导魏击的道理发人深省。有担当、有事业、对未来有期待的领袖人物，应该比他人更自律更克己。司马光所著的《稽古录》中论及五种不同的人君：创业之君、守成之君、陵夷之君、中兴之君、乱亡之君。历代君主的差别不全是因为才能有高下，更取决于其自我约束和自我管理能力的差异。司马光认为，同样是中等才能的国君，能够自我约束，即可守住家业不坠，是为守成之君；倘若不能约束自己，国家就会出现衰败的危机，是为陵夷之君。领导首先要学会管理自己，只有在说话、处事、为人等方面比一般人更加严格要求自己，才能在更高的平台上，管理更大的事业。
公元前396年，魏文侯去世，魏击继位，是为魏武侯。一年后，李悝去世。魏武侯开始按照父亲魏文侯及李悝制定的国策执掌朝政。好在魏文侯留下了强大的家底，经过短暂休整后，魏武侯开始一展宏图，征战天下。在作战指挥上，魏武侯与其父不相上下，但在用人方面，他大大逊色于其父。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名将吴起被逼走了。
吴起早先效力于鲁国，受到排挤后投奔到魏国。魏文侯知道吴起很有军事才能，就让他带兵。公元前409年，吴起曾用五万武卒大败五十万秦军，取西河之地，名震遐迩。但魏武侯即位后并没有用吴起为相，而是起用了平庸的田文。田文死后，魏武侯又任用公叔痤为相。公叔痤畏忌吴起，就策划了一个阴谋想挤走他。
公叔痤首先建议魏武侯试探吴起是否忠诚，他说：“吴起是大牛人啊，咱魏国小，未必能留得住他。您不妨试探一下，把公主嫁给他。如果吴起不想留在魏国，一定会推辞。”然后，他又邀请吴起到家中做客，故意让同是公主的妻子表现得像母老虎般强势，自己像个“妻管严”那样窝囊。吴起发现娶位公主老婆是这般难受，就断然拒绝了魏武侯的好意，也就引起了魏武侯的怀疑。最后，功绩卓著的吴起噙着眼泪逃离了魏国。
吴起本人确实有他的弱点，但被排挤出魏国，不能完全归因于他本人的过失。吴起是一位天才军事家，能否爱护、用好像他这样性格有缺陷、处事有不足，但确有真本事的干部，对于事业的成败至关重要，也是考验领导干部识人用人能力的试金石。吴起之后，商鞅、张仪、范雎、孙膑这些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逐渐都被排挤出魏国。
魏国的衰落，就这样开始了。
战国时期，魏国是第一个崛起的大国。战国七雄中，魏文侯首先实行变法，改革政治，奖励耕战，兴修水利，发展封建经济，后来秦国商鞅变法都是以魏国为蓝本的。
魏文侯在位49年，特别善于识人用人。在他的领导下，很多平民出身的人在政治、军事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很多学者认为，这一现象标志着官僚政治开始逐步替代贵族政治。
内外都“人和”
魏国的崛起是有多种条件的：就“天时”而言，当时秦国还在沉睡，齐国国君大权旁落，楚国内乱不止，魏国四周无强敌；就“地利”而言，魏国横跨黄河南北，领地包括今山西南部、河南北部，河北、陕西的部分地区，是当时经济文化最发达的中原区域；最重要的“人和”因素在于，魏文侯在开国后数十年中积极作为、励精图治。
先说外部的“人和”。在外交政策上，魏文侯致力于三晋结盟，营造和平的环境。韩国和赵国几欲开战，皆到魏国借师，魏文侯采取了和事佬的态度。《资治通鉴》中有这样一段记载：“韩借师于魏以伐赵。文侯曰：‘寡人与赵，兄弟也，不敢闻命。’赵借师于魏以伐韩，文侯应之亦然。二国皆怒而去。”开始韩赵都不满于魏国，但得知魏文侯是希望两国和平友好，“皆朝于魏”。魏国促成三晋的结盟，因此成了盟主，“诸侯莫能与之争”。
在内部的“人和”上，魏文侯首先通过改革化解矛盾，同时注意识人用人，儒法并用。
战国的改革自三晋始，而三晋之中，魏文侯首用李悝（音同亏）为相进行变法，史称李悝变法。其宗旨是富国强兵，“尽地力之教”，鼓励垦田。李悝颁布的《法经》指出，“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古代“盗”主要指侵犯财产所有权的罪犯，“贼”主要指伤害人身及反抗朝廷的重刑罪犯。这句话的意思是王道政治最紧急的要务是惩治“盗”和“贼”，强调要保障百姓的生命权和财产权，以求国内安定和睦、百姓安居乐业。
《法经》曾被商鞅带到秦国，成为商鞅改革的起点。《晋书·刑法志》中说，“秦汉旧律，其文起自魏文侯师李悝，悝撰次诸国法，著《法经》”“商君受之以相秦”。钱穆先生在《先秦诸子系年》的序言中写道：“法家固然起源自儒家，这是有一定道理的，儒家思想若想务实，用于治国实践，就不能没有法制的手段。汉代以后号称崇儒的政治家（唐太宗）、政论家（贾谊）莫不如此，其源头则出自魏文侯的老师李悝。”
谁更适合担任国相？
《史记》和《资治通鉴》都记载了一则轶事。有一天，魏文侯向李悝请教国相的人选：“先生总是告诉寡人，家贫思良妻，国乱思良相。魏成与翟璜这两位大臣，先生觉得谁更合适担任国相呢？”李悝没有指出具体人选，而是讲了讲对识人的看法：“居视其所亲，富视其所与，达视其所举，穷视其所不为，贫视其所不取。”也就是说，用人要细致地观察他的行为：看他平时跟什么人亲近，富贵时跟什么人结交，显赫时保荐谁，困顿时何事不为，贫穷时何利不取。“凭这五条，您就足以确定国相的人选了，何必征求我的意见呢？”李悝说。魏文侯大喜道：“先生回去吧，我知道该选谁做国相了。”后来，李悝的这套识人术流衍甚广，其核心思想是：一、行胜于言；二、人以群分。
李悝刚从魏文侯那里出来，就碰到了翟璜。翟璜笑眯眯地问：“听说今天国君就选相一事征求您的意见，结果选了谁啊？”李悝说：“我猜测国君会选择魏成。”翟璜马上变了脸色，愤愤不平地说：“我哪一点比不上魏成？！”
那么，魏成与翟璜的差别到底在哪里呢？
魏成将自己的绝大部分俸禄都用来搜罗人才，向魏文侯推荐了卜子夏、段干木、田子方三位大名鼎鼎的儒门弟子。卜子夏是孔子的得意门生，以“文学”见长，甚至有人认为《论语》就是卜子夏及其门人编纂的。魏文侯师从卜子夏学习儒家经典著作，向隐居不仕的段干木请教治国之道，聘请著名儒商子贡（即孔子爱徒端木赐）的入室弟子田子方为客卿，在当时引起不小的震动，“由此得誉于诸侯”。司马迁的著作《魏世家》记载了一件事：秦人曾欲伐魏，有人提醒他：“魏君礼敬贤人，仁爱国人，上下和合，未可图也。”
翟璜也向魏文侯推荐了许多优秀的干才，比如西河郡守吴起，治理邺地的能臣西门豹，攻打下中山国的大将乐羊，太子的师傅屈侯鲋，甚至李悝本人都是翟璜推荐的。这些人都是杰出的文臣武将，各有所长。
但从根本上看，魏成与翟璜推荐的人才是不同的。卜子夏、段木干、田子方有道德上的优势——儒家严格自律，同时还有战略上的开阔视野，追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他们是帝王之师，“坐而论道者也”。而李悝、吴起、西门豹在不同岗位上各司其责，是分而任事者也。根据李悝的说法，魏成推荐的人，国君以之为师；翟璜推荐的人，国君以之为臣。后来，李悝告诉翟璜：“你识人的眼界，还是比魏成差一截。”翟璜认同了这一评价，为先前的失态向李悝道歉。
领袖应该更自律
国君治国理政，不仅需要各行各业的干才和辅佐之人，更需能帮其提升境界和格局的指导者。
有一次，魏文侯与田子方在一起吃饭赏乐。魏文侯说：“钟声不对称啊，左边的声音好像略高。”田子方只是笑笑，没有吱声。魏文侯不解地問：“你笑什么？难道不是这样吗？”田子方这才回答说：“臣听说，为君者致力于辨官，不着意辨音。如今主公着意辨音，臣担心您会忽略对官员的识辨啊。”他的意思是说，为君之道，无非用人任事，国君关注的重点应在用人当否，不宜即兴评论臣下的具体工作。
还有一次，魏文侯之子魏击路遇田子方，下车躬身施礼，但田子方并没有还礼，魏击很不高兴，就冲着田子方大声嚷道：“富贵者骄人乎？贫贱者骄人乎？”是富贵者值得高傲，还是贫贱者值得高傲呢？田子方平静地回应道：“当然是贫贱者可以高傲，富贵者不能。诸侯傲慢失其国，大夫傲慢失其封邑。失去了国家和封邑，再想重新获得可就没那么容易了。我是贫贱之人，言不听，计不从，拔腿就走，到哪里去不是贫贱呢？”魏击犹如被当头棒喝，赶紧向田子方谢罪。
田子方教导魏击的道理发人深省。有担当、有事业、对未来有期待的领袖人物，应该比他人更自律更克己。司马光所著的《稽古录》中论及五种不同的人君：创业之君、守成之君、陵夷之君、中兴之君、乱亡之君。历代君主的差别不全是因为才能有高下，更取决于其自我约束和自我管理能力的差异。司马光认为，同样是中等才能的国君，能够自我约束，即可守住家业不坠，是为守成之君；倘若不能约束自己，国家就会出现衰败的危机，是为陵夷之君。领导首先要学会管理自己，只有在说话、处事、为人等方面比一般人更加严格要求自己，才能在更高的平台上，管理更大的事业。
公元前396年，魏文侯去世，魏击继位，是为魏武侯。一年后，李悝去世。魏武侯开始按照父亲魏文侯及李悝制定的国策执掌朝政。好在魏文侯留下了强大的家底，经过短暂休整后，魏武侯开始一展宏图，征战天下。在作战指挥上，魏武侯与其父不相上下，但在用人方面，他大大逊色于其父。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名将吴起被逼走了。
吴起早先效力于鲁国，受到排挤后投奔到魏国。魏文侯知道吴起很有军事才能，就让他带兵。公元前409年，吴起曾用五万武卒大败五十万秦军，取西河之地，名震遐迩。但魏武侯即位后并没有用吴起为相，而是起用了平庸的田文。田文死后，魏武侯又任用公叔痤为相。公叔痤畏忌吴起，就策划了一个阴谋想挤走他。
公叔痤首先建议魏武侯试探吴起是否忠诚，他说：“吴起是大牛人啊，咱魏国小，未必能留得住他。您不妨试探一下，把公主嫁给他。如果吴起不想留在魏国，一定会推辞。”然后，他又邀请吴起到家中做客，故意让同是公主的妻子表现得像母老虎般强势，自己像个“妻管严”那样窝囊。吴起发现娶位公主老婆是这般难受，就断然拒绝了魏武侯的好意，也就引起了魏武侯的怀疑。最后，功绩卓著的吴起噙着眼泪逃离了魏国。
吴起本人确实有他的弱点，但被排挤出魏国，不能完全归因于他本人的过失。吴起是一位天才军事家，能否爱护、用好像他这样性格有缺陷、处事有不足，但确有真本事的干部，对于事业的成败至关重要，也是考验领导干部识人用人能力的试金石。吴起之后，商鞅、张仪、范雎、孙膑这些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逐渐都被排挤出魏国。
魏国的衰落，就这样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