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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理论中的视觉，[英]安东尼·伍迪维斯，魏典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英国学者安东尼·伍迪维斯所著的《社会理论中的视觉》上架建议为“社会理论”，但同时，它也称得上是一本视觉文化研究方面的书。视觉文化，依照米尔佐夫所言，是将“视觉”聚焦为意义生产和竞争的场所，
“看”并非如人们所想的那样是一种直截了当的活动，“看”是阐释，阐释观者浸润于其中的文化、观者以为天然如此的观念体系。因而，视觉文化研究人们观看事物的方式。人们是以何种方式看?这种观看方式又是如何被塑造、被改变?《社会理论中的视觉》延续了这样一种思路，本书着力探讨的正是社会理论和理论家看待事物的方式。视觉文化研究覆盖了绘画、雕塑、摄影、广告、影视等等艺术领域和旅游等社会交流活动，另外和城市文化研究也存在交叉。而 《社会理论中的视觉》则试图在社会理论中为视觉文化研究拓展新的疆域。
在伍迪维斯看来，社会理论进入了一个“理论之后”的时代，理论旺盛的生产能力开始衰退了，但我们依然被名目繁多的理论和概念所包围。而伍迪维斯要做的是，回顾社会理论的历史与现状，反思社会学的学科视域。他将社会理论和理论家如何看待事物作为考察的切入点，因为在某种意义上，理论中存在的问题正是在于理论家看世界的方式。如果理论家在建构社会理论的过程中具有对“视觉中心主义”的自反意识并能够将其尽力避免，那么这种理论对社会结构的描绘才有希望抵达真实，反之，这种理论只能被视为理论家个人创造的社会生活的幻景。
本书所谈论的“视觉中心主义”并不限于视觉比之其他感官和理智的等级优越，其意在指出，视觉中的视觉性常常为人所遗忘。视觉性是视觉无法逃离的社会属性，视觉性是建构视觉的文化和具体历史时空，人们常常因身陷其中而不自知，从而导致了“视觉中心主义”。对“视觉中心主义”的自反意识就是要凸显视觉的视觉性，就是要反省“我”怎样才看到了这一切?这显然不仅仅是生物学的一个命题。理论家获得这种自反意识，需要赖特-米尔斯所说的“社会学的想象力”，去把握一个更为广阔的历史发展的进程，一方面是观察、认识和理解世界，另一方面却要反过来观察自己对世界的观察，这个观察何以可能，又怎样实现?依据理论家是否具有这种自反意识，伍迪维斯重新编码了西方社会理论史。古典社会理论的开创者马克思、韦伯以及涂尔干最终能够防范自身的“视觉中心主义”，他们所发明的概念才真实地表征了社会关系与结构，当下的理论理应延续这一宝贵的传统。但是当代社会理论家，诸如吉登斯、霍尔则完全失去了自反意识，他们的理论沦为对旧有概念的学理意义上的演绎。后现代以来，古典抑或当代体系化的社会理论都遭到了批判，因为追求体系化的理论建构无异于追求某种深度模式来构造理论的宏大叙事。然而大多数后现代主义者却仍然未能冲破“视觉中心主义”的藩篱，没有自反意识，这导致他们的理论仅提供了破碎现实的寓言。显然，伍迪维斯对一些理论家的“审判”有失公允，但是，伍迪维斯认为，理论家唯有能够反思其“视觉中心主义”，才能够使其所建构的理论符实合理，这一点是极富启发意义的，它适用的不惟社会理论，而是所有试图把握事实，探求规律的理论。
可以说，这本书告诉我们，具有自反意识的理论家就赋予了理论一双内视之眼——看到进而承认自身的局限。时间、空间、种种现实生活中的立场促成了理论家看世界的方式，理论家通过理论阐释现实，而理论本身也就成为现实的一部分，因而理论必然是有局限的，它不是对世界的终极解释。
大學或者学院作为学术知识场域，不断进行学术知识的再生产。研究者以提供客观真实的理论为使命，却不肯反思自己的“上帝位置”，那么，没有内视之眼的理论又怎么能够呈现客观真实的事物呢?研究者试图分离学术与政治，这恰恰是通过“去政治化”的方式达成隐形的政治功能——丧失对现实进行反思与批判的能力。
《社会理论中的视觉》赋予我们一种新的视野来考量形形色色的理论，也提醒我们反观自身看待世界的方式。正如伊格尔顿所说的，没有理论就没有反省的人生。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 刘昕亭)
英国学者安东尼·伍迪维斯所著的《社会理论中的视觉》上架建议为“社会理论”，但同时，它也称得上是一本视觉文化研究方面的书。视觉文化，依照米尔佐夫所言，是将“视觉”聚焦为意义生产和竞争的场所，
“看”并非如人们所想的那样是一种直截了当的活动，“看”是阐释，阐释观者浸润于其中的文化、观者以为天然如此的观念体系。因而，视觉文化研究人们观看事物的方式。人们是以何种方式看?这种观看方式又是如何被塑造、被改变?《社会理论中的视觉》延续了这样一种思路，本书着力探讨的正是社会理论和理论家看待事物的方式。视觉文化研究覆盖了绘画、雕塑、摄影、广告、影视等等艺术领域和旅游等社会交流活动，另外和城市文化研究也存在交叉。而 《社会理论中的视觉》则试图在社会理论中为视觉文化研究拓展新的疆域。
在伍迪维斯看来，社会理论进入了一个“理论之后”的时代，理论旺盛的生产能力开始衰退了，但我们依然被名目繁多的理论和概念所包围。而伍迪维斯要做的是，回顾社会理论的历史与现状，反思社会学的学科视域。他将社会理论和理论家如何看待事物作为考察的切入点，因为在某种意义上，理论中存在的问题正是在于理论家看世界的方式。如果理论家在建构社会理论的过程中具有对“视觉中心主义”的自反意识并能够将其尽力避免，那么这种理论对社会结构的描绘才有希望抵达真实，反之，这种理论只能被视为理论家个人创造的社会生活的幻景。
本书所谈论的“视觉中心主义”并不限于视觉比之其他感官和理智的等级优越，其意在指出，视觉中的视觉性常常为人所遗忘。视觉性是视觉无法逃离的社会属性，视觉性是建构视觉的文化和具体历史时空，人们常常因身陷其中而不自知，从而导致了“视觉中心主义”。对“视觉中心主义”的自反意识就是要凸显视觉的视觉性，就是要反省“我”怎样才看到了这一切?这显然不仅仅是生物学的一个命题。理论家获得这种自反意识，需要赖特-米尔斯所说的“社会学的想象力”，去把握一个更为广阔的历史发展的进程，一方面是观察、认识和理解世界，另一方面却要反过来观察自己对世界的观察，这个观察何以可能，又怎样实现?依据理论家是否具有这种自反意识，伍迪维斯重新编码了西方社会理论史。古典社会理论的开创者马克思、韦伯以及涂尔干最终能够防范自身的“视觉中心主义”，他们所发明的概念才真实地表征了社会关系与结构，当下的理论理应延续这一宝贵的传统。但是当代社会理论家，诸如吉登斯、霍尔则完全失去了自反意识，他们的理论沦为对旧有概念的学理意义上的演绎。后现代以来，古典抑或当代体系化的社会理论都遭到了批判，因为追求体系化的理论建构无异于追求某种深度模式来构造理论的宏大叙事。然而大多数后现代主义者却仍然未能冲破“视觉中心主义”的藩篱，没有自反意识，这导致他们的理论仅提供了破碎现实的寓言。显然，伍迪维斯对一些理论家的“审判”有失公允，但是，伍迪维斯认为，理论家唯有能够反思其“视觉中心主义”，才能够使其所建构的理论符实合理，这一点是极富启发意义的，它适用的不惟社会理论，而是所有试图把握事实，探求规律的理论。
可以说，这本书告诉我们，具有自反意识的理论家就赋予了理论一双内视之眼——看到进而承认自身的局限。时间、空间、种种现实生活中的立场促成了理论家看世界的方式，理论家通过理论阐释现实，而理论本身也就成为现实的一部分，因而理论必然是有局限的，它不是对世界的终极解释。
大學或者学院作为学术知识场域，不断进行学术知识的再生产。研究者以提供客观真实的理论为使命，却不肯反思自己的“上帝位置”，那么，没有内视之眼的理论又怎么能够呈现客观真实的事物呢?研究者试图分离学术与政治，这恰恰是通过“去政治化”的方式达成隐形的政治功能——丧失对现实进行反思与批判的能力。
《社会理论中的视觉》赋予我们一种新的视野来考量形形色色的理论，也提醒我们反观自身看待世界的方式。正如伊格尔顿所说的，没有理论就没有反省的人生。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 刘昕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