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学生灾疫伦理教育的缺位与补位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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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1998年长江洪灾到西南特大旱灾、南方特大雪灾,再到2013年春北方地区的雾霾;从2003年“非典”到甲型H1N1流感、手足口病,再到近年的H7N9禽流感;从2008年汶川地震到玉树地震、舟曲泥石流,再到2013年的芦山地震……当今社会灾疫频发,严重威胁人类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灾疫危害着地球上的宝贵生命,破坏了自然界的秩序,也日益消解着人类生存的安全和稳定性机制。在灾疫这一特定的时空场所里,义利关系、群己关系等涉及道德情操和道德意志、道德感召等伦理取向的问题,以一种更为集中和极端的方式呈现在人们面前。因此,全社会应该形成倡导与重视灾疫伦理的共识,政府部门当将灾疫伦理的宣教纳入日常政务,学校尤其是基础教育阶段的中小学校必须将灾疫伦理教育纳入课程教育体系,切实有效地开展学生的灾疫伦理教育和实践活动。
  一、灾疫伦理与灾疫伦理教育
  1.灾疫伦理的概念
  灾疫,就是灾害和疫情,主要指涉两类事物:一是自然灾害,二是病疫。前者如洪水、地震、泥石流、飓风、海啸和火山爆发等,是直接威胁到地球生命安全并造成人类社会生命财产巨大损失的自然现象;后者如各种突发性人畜流行性疾病,其广泛传播可引发连环性的社会灾难。
  近些年,全球范围内的频发的灾疫警醒人们检讨自身的行为,并重新从伦理视角审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灾疫之所以能够成为生命伦理学语境中的概念,关键在于:其一,今天人类承受的各种灾难,其实都与人类行为直接相关,因而,其治本之策应该是从根本上改变人类自己的存在观和生存方式[1]。其二,人以外的物种只能消极避难,而人类却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来积极面对灾害;其他种群的个体在灾害面前大多自顾奔命,而作为道德主体的人却能够共渡难关甚至作出自我牺牲[2]。这说明人类与其他物种存在着伦理道德的差异。
  2003年,孙慕义教授在国内率先提出:“创建灾疫伦理学是生命伦理学的一项使命。”“灾疫伦理学是有关突发严重疫情的伦理问题、伦理关系、应对由疫情引发的公共卫生政策以及各项制度的伦理学原则研究的生命伦理学分支学科。”[3]笔者认为,灾疫伦理的内涵应包括灾疫预防伦理、灾疫救治伦理和灾疫重建伦理等三个方面。灾疫伦理就是倡导以科学的姿态直面客观事实,致力于消除当代存在的风险,引导人类求取理性生存之道,实现生命福宁。灾疫伦理,实质上就是要对频繁爆发的灾疫现象进行伦理检讨,并在此基础上对灾疫防治进行伦理考量。
  2.灾疫伦理教育的内涵
  2008年汶川地震后,推行灾害教育的呼声日高,但公民的防灾减灾意识仍然较为淡薄,防灾素养偏低。目前,我国灾害教育尚存在感性多于理性、研究视野不够宽广、灾害教育实践大多为应景之需、缺乏科学设计的教育课程等问题[4]。
  灾疫伦理教育不同于灾害(灾疫)教育。灾害教育是为达到防灾减灾的目的,以培养公民灾害意识、防灾素养为核心的教育。灾疫伦理教育是以灾疫为主题而展开的伦理教育,它是以灾疫本身为材料、为素材、为内容而展开的一项专门化的全民性伦理教育,涉及环境科学、生态学、生物学、伦理学、社会学等多门学科。
  灾疫伦理教育需要引导全民了解灾疫、认识灾疫,具备灾疫预警、灾疫救助、灾疫后重建等方面的专门知识。涉及灾疫伦理知识教育,但灾疫伦理知识教育仅是灾疫伦理教育的起步,最重要、更根本的任务是对全民进行生存教育、生活教育、生命教育。实质上,灾疫伦理教育就是人类的存在选择教育,它最终落实在如何对待自然和以怎样的方式生存的选择教育上来[5]。可见,对学生进行灾疫伦理教育是中小学校教育,尤其是学校教育必须重视的时代课题。
  二、我国中小学生灾疫伦理教育的缺位
  我国著名教育家叶澜教授认为,教育是有意识的以影响人的身心发展为直接目标的活动,是直面人的生命,通过人的生命,为了人的生命质量的提高而进行的社会活动,是以人为本的社会中最体现生命关怀的一种事业[6]。教育的本质是培养真正的人,不是仅仅以传授知识、培养技能为根本宗旨,而是要培养具有健全人格的整全的人。教育基于生命,生命融入教育,教育是生命的诗意“栖息地”。换言之,教育是建立在每个个体生命基础之上完善人的生命的一个复杂过程。因此,中小学教育中必须有生命(灾疫)伦理教育的在场。
  然而,我国现实的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由于长期受应试教育模式的影响,无论是从教育的价值取向,还是从相应的教育实践来审视,不难发现,都缺乏对生命自身的关注,表现出对生命个体的漠视与异化,以致善待自然、尊爱生命、敬畏生命和感恩生命的理念并未有效形成。质言之,教育的一切目的都是为了当下,为了实用,或者更直接地说,是为了考试,为了就业[7]。这种应试教育模式不但欠缺(灾疫)生命伦理教育的健全体系,而且连基本的(灾疫)生命教育也重视不够。学校教育欠缺有关人生幸福、生命价值与尊严、生命伦理、生态伦理方面的教育,即便有限开设的生命伦理教育相关课程或讲座,也往往缺失灾疫伦理教育。如今中小学生在一道难题上的思考,远比他们对生命价值的思考多得多。虽然有无数的学校标榜着自己的“素质教育”,宣传着自己的“办学特色”,但是在应试强权的压制下,又有多少实质性的效果呢?显然,当前的中小学教育普遍存在灾疫生命伦理教育的缺位现状。
  教育是减灾的重要手段,而学校正是开展灾疫伦理教育的最佳场所。因此,开展中小学生的灾疫伦理教育,理应成为当代灾疫防治之基本国策的奠基性构成内容。
  三、我国中小学生灾疫伦理教育的补位思考
  结合我国中小学教育现状,笔者认为,我国中小学校开展学生的灾疫伦理教育目标应该在于:通过教育,培养中小学生的灾疫生命伦理观,增强善待自然、尊重生命、爱惜生命、敬畏生命和感恩生命的自觉意识,并内化为行为自觉。灾疫伦理教育的核心理念就是关爱、尊重、宽容、生命至上等。因此,我国中小学生灾疫伦理教育可着重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   1.灾疫预防伦理教育
  灾疫虽无法消灭,但可预防。学校教育工作者,在传授中小学生知识和培养其技能的同时,要重视对学生环境生态伦理的教育,教育学生善待自然,尊爱生命,注意公共环境卫生等。托马斯·莫尔在《乌托邦》一书中,以非常显著的篇幅告诫乌托邦人要“把卫生健康当作大事来抓”;他还强调应“注意维持公共环境卫生,以防止空气污染,防止疾病流传。”[8]当代人类面临种种存在危机与生存困境,而频频爆发的灾疫,其实就是这种存在危机和生存困境的实际敞开。
  因此,学校领导、行政管理人员、班主任、教师和宿舍管理人员都有责任和义务强化灾疫预防伦理的宣传教育。学校可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的优势,通过编印灾疫科普宣传读物、举办灾疫伦理教育专题讲座、开展灾疫伦理教育主题班会活动等多种形式加强灾疫预防伦理的宣传教育。学校要将灾疫预防伦理教育融入教育教学环节,覆盖到每一位师生,构建灾疫预防伦理专题宣传活动与日常灾疫伦理教育活动相结合的长效机制。还要切实做好灾疫预防的演练工作,制定切实可行的演练计划和保障措施,根据当地易发自然灾害,有针对性地组织师生进行演练,强化紧急疏散、灾害救助、逃生自救及生存训练等专题演练,并认真总结分析和评估演练中出现的伦理问题,以培养学生危机意识,增强个体生存能力和提升其道德情怀。
  目前,我国的灾疫预警机制尚未建立健全,灾疫防御系统尚未健全完备,民众的灾疫危机意识尚显淡漠。媒体动辄出现的“百年一遇”、“百年不遇”等词汇,凸显了社会大众灾疫预警意识的缺失;疫情的大面积扩散,也表明社会群体缺乏有效的预警信息沟通。因此,学校教育工作者要教育广大中小学生在日常生活中,以严谨、科学、审慎的态度对待灾情和疫情,恪守责任伦理规范,遵守社会道德规范和国家相关条例,对身边流传的灾疫信息切不可以讹传讹;不得随意在网络或生活领域发布虚假不实的灾疫信息,以免影响人们的正常生活和社会秩序。
  2.灾疫救治伦理教育
  灾疫救治伦理就是在对灾疫中的生命进行救治的过程中包括各级政府部门、行为当事人和志愿者所应遵循的伦理准则和道德规范。在灾疫中,对于教育工作者来说,应该首先考虑学生的安危,必须有一种坚守岗位的坚定信念作为支撑!正如韦伯所说:既然在社会分工的专业化和职业化中我们选定了某种职业,就应当树立“天职”观念,全身心地、不计名利地去献身于工作,在任何时候都没有理由放弃自己的岗位责任。故在灾疫降临的当头,正是考验主体职业道德和意志的时刻,此时恪尽职守。忠于内心信念,“这……才构成一个真正的人……一个能够担当‘政治使命’的人”[9]。
  的确,在不期而遇的灾疫这一特定的时空场所里,义利关系、群己关系等涉及道德情操和道德意志、道德感召等伦理取向问题,以一种更为集中和极端的方式呈现在人们面前。在灾疫救助中,有时遭遇生与死的考验,在缺乏监督的情况下,救灾主体常常会面临是否要做出有利于自身的行为的选择。事实上,各个群体在灾疫中的行为都应受到伦理道德的约束。受灾群体也应担负起一定的救灾责任,遵守自救互助伦理、管护者责任优先和弱势群体优先的伦理原则,努力开展抗灾减灾工作[10]。在地震等突发灾难发生时,中小学生群体在逃生避害的过程中,涉及优先逃生、合作自救以及困境中是舍己救人还是自我保全等伦理层面的问题。灾疫发生后往往有一些大中学生志愿者,作为志愿者要遵守尊重和敬畏生命的伦理道德,注重人文关怀、稳定民心,为抗震救灾贡献出一份力,而不是添乱。中学阶段正是价值观与人生观形成的重要时期,所以对学生灾疫救助教育,就不能只关涉知识、技术和方法,也不能满足于每年一次的疏散演练,应注重伦理层面的教育。
  3.灾疫重建伦理教育
  灾疫后重建伦理实际涉及赈灾赈疫和灾疫后重建两方面的伦理。灾疫后的赈灾赈疫必须全面贯彻“生命重于一切”和“生命价值至高无上”的伦理公理,把拯救生命作为唯一任务和最高使命,并达成普遍的赈灾共识。灾疫后重建必须遵守的行动原则,只能是唯生命的价值导向原则,普遍平等和全面公正的社会行动原则和唯生命完整与生存健康的目标实现原则[11]。灾疫后重建必须符合全球生态化的和可持续生存式发展要求的伦理引导与规训。在灾疫后的环境生境和家园精神重建过程中,应教育学生学会尊爱生命、敬畏生命和感恩生命,学会善待自然。
  在灾疫后救助安置和重建过程中,教育广大中小学生不要把爱心当作是理所应当,更不要把受灾受疫当成是索取的理由,要遵守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原则,不等、不靠、不依赖,调整好心态,积极投入灾后重建工作。此外,对于很多受灾群体来说,完成精神的重建也是非常迫切的。精神的重建应是包括信仰、道德、伦理以及为未来参与社会公共事务建立基础的公益精神和公民精神等多方面的重建。道德关怀是实现精神重建的有效策略[12]。精神重建不是灾区个体(尤其是小学生)自行能够完成的,需要教育工作者及全社会的道德关照和热情扶助。显然,灾疫后的重建伦理教育同样不可或缺。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把重视生命教育作为国家教育发展的战略主题。生命教育本该是涵盖自然生命教育、精神生命教育和社会生命教育的整全人的教育[13]。生命伦理教育就是指向人的终极关怀的教育理念,灾疫伦理教育的实质是人格教育。因此,我国学校教育应注重以生命至上的核心价值体系引领中小学生的灾疫伦理教育,并充分利用教育资源,立足整全生命教育层面,在教育实践活动中注重培养学生的灾疫伦理意识。总之,中小学生的灾疫伦理教育不可或缺。
  参考文献
  [1] 唐代兴.灾疫伦理学:当代应用伦理研究新领域.道德与文明,2010(2).
  [2] 徐建龙等.伦理学理论与应用.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9.
  [3] 孙慕义.生命伦理与制度伦理冲突的终结——“非典”事件的伦理学审读.医学与哲学,2003,24(6).
  [4] 张英.我国灾害教育研究基本问题综述.教育学报,2012(5).
  [5] 唐代兴.灾疫伦理教育:作为一种发展国策的整体性设计.全国第三次医学人文社会科学高峰论坛[C].2011.
  [6] 叶澜.教育概论.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
  [7] 赵跃利.大学生生命伦理教育探析.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高教版),2012(6).
  [8] 托马斯·莫尔.乌托邦.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9] 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冯克利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
  [10] 黄璐,薛恒.灾害中互助自救的伦理原则.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25(5).
  [11] 唐代兴.灾疫伦理研究的基本内容·核心问题·多元维度——灾疫伦理学:通向未来的桥梁(下).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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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冯建军.生命与教育.北京:教育科学出版杜,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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